我們身處一個偉大的時代，這個時代在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的偉大斗爭中孕育發展而出。我們心中有陽光，腳下有力量，應該為這個時代做出自己的貢獻。但是，身處可為之世就一定能成為有為之人嗎？在可為與有為之間，我們還需要怎樣的努力？
從可為到有為，我們需要理想和信念。
理想是我們前進的目標，為我們指明方向；信念堅定我們的內心，幫助我們始終保持航向，不因沿途的紛擾而迷路。李大釗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的革命運動中，他是黨的重要領導者。他開創的偉大事業和留下的思想遺產永遠不可磨滅，他播撒的革命種子已經在中國大地上生根、開花、結果。李大釗同志光輝的一生，正是因為其具有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信念，在苦難與死亡來臨時，才能毫不畏懼，坦然面對。可見，理想信念之於偉人的重要。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擁有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以復興偉大的中華民族為己任，奮勇精進，處可為之世，做有為之人。
從可為到有為，我們需要奉獻精神。
要建設偉大的祖國，復興中華民族，我們青年人應該學習老一輩革命家，踏實苦幹，奉獻自我，把個人的命運和國家民族的命運結合在一起。時代楷模南仁東，在23年時間裏，從壯年走到暮年，把一個樸素的想法變成了國之重器，成就了中國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項目。“雖然南老師沒有能等到它產出科學成果的那一天、沒有能等到他應得的榮譽、獎勵，但我想他離去的時候心裏一定非常清楚，他畢生的事業已經成功了。”如果南仁東沒有獻身祖國科學的奉獻精神，沒有為祖國科學研究奉獻一切的偉大情操，我們怎麼會擁有洞徹宇宙的天眼？擁有奉獻精神，才能處可為之世，做有為之人。
從可為到有為，我們需要創新實踐。
前人為我們踩出了小路，我們要開拓進取，把小路拓寬為陽光大路；我們更要創新實踐，走出前人沒有走過的新路。2004年，中國正式開展月球探測工程；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號”成功發射升空；2020年11月24日，中國發射探月工程嫦娥五號探測器；2020年12月17日，嫦娥五號返回器攜帶月球樣品，在預定區域安全着陸。我們之所以能一次次從無到有，從落後到趕超，正是因為不斷實踐，不斷創新。只有不斷的創新實踐，才能讓我們處可為之世，做有為之人。
孟子云：“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時代之任，擔當者必須強；即便是起初羸弱，亦可逐漸訓練，由弱而強。
孟子此言善矣，綜觀古今中外，由弱而強者，不乏其人。藥王孫思邈，年少多病，家境貧寒，但他在鍛鍊身體的同時，探究醫學，寫成醫學名著《千金方》，自己也能年過期頤而壽終；德國孫棠，日本嘉納，從小身體羸弱，後經不懈訓練而終成為著名的體育家，不僅得享天年，而且在精神和身體雙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自我完善。自我強大，能建己功，能為社會服務，豈不美哉？
毛澤東當年在《體育之研究》一文中闡述了體育之功效，並且也表明了：“弱”，並不可怕；可怕的就是甘於弱小。一個人，立於社會，需要自信自強，這樣方可做到“滄海橫流，顯我英雄本色”。
個人如此，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何嘗不是如此？回首百年前的中國，“天朝”政府腐敗無能，萬千老百姓面黃肌瘦，餓殍遍地，茫茫大地，幾無生機，國不成國。隨着南湖紅船的旗幟樹立，數萬萬人一起努力，整個中華大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寫下了一首又一首華麗的詩篇！中國人也以過硬的身體素質，頻頻在世界體育大賽上爭金奪銀。從“東亞病夫”到“文明之獅”，中國的成功崛起告訴世界，中國已經完成了蜕變。
回到當代，人們不僅豐衣足食，而且生活水平越來越好，全民健身健體得到了普及，人們的精神生活也得到了極大的提高。百年的光輝歲月，不單是人民強壯起來的歷程，更是我們國家、我們民族強大起來的見證！
今天的中國，已經是外國人無法想象的富強：軍備先進、神風雄起；公路密佈、鐵路成網；FAST射電衞星監測着宇宙中複雜多樣的信息；北斗系統，為我們指引着方向；脱貧攻堅，讓中國人貧困境遇成為歷史；一帶一路，讓世界更多的人向幸福富強邁進……如今的中國，就是在一代代人的自信自強努力下，以龍騰虎躍之姿態，書寫時代偉業！
“自信人生兩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身為當代青年學子的我們，應該要有什麼作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擔當，國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身為青年，我們應秉承自信自強之要旨，牢牢地接過時代的接力棒，不止於體魄強健，還要精神品格強健。以民族復興的責任感、使命感，以龍騰虎躍之姿，成就時代的偉業。
我想，到了那個時候，孟子之言，毛澤東之夢，可以説就已經得到實現。正如馬克思所言：“那時我們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默默地、但是永恆發揮作用地存在下去……”
《匾額題名借“翼然” 恰當移用方“欣然”》
2022年大學聯考全國甲卷語文作文題取材於《紅樓夢》。在“大觀園試才題對額”中，眾人爭相為園中亭子題名，有清客直接移用歐陽修名篇《醉翁亭記》中的“翼然”二字作為匾名。這讓筆者聯想到從著作權角度進行思考：在現實中，“直接移用”行為是否必然會侵犯著作權？
直接移用的表達可能不構成作品，不侵犯著作權
直接移用的內容可能並非“作者”獨自創作。在現實中，如果直接移用的內容並非前人“獨自創作”的作品，此時直接移用行為並不會侵犯他人著作權。比如，某服飾公司參考清代短褂上的圖案設計出了波浪花邊旗袍，於是其要求出售同款旗袍的經營者承擔著作權侵權責任。最終法院認為旗袍上的波浪花邊圖案不具有獨創性，不構成作品，進而被告未侵犯原告的著作權。
表達過於簡單，往往不構成作品。獨創性不但要求作品源於作者本人，還要求達到一定的智力創造水準。具體而言，一方面，構成作品的表達應當體現作者獨特的取捨、選擇與安排。“翼然”二字在《醉翁亭記》中意為“像鳥張開翅膀一樣”，生動形象地展現出亭子四角翹起的模樣。這一表達是歐陽修進行創造性勞動而產生的成果。另一方面，具體表達不能過於簡短。與法國以作品方式保護作品的標題不同，我國司法實踐通常不認為名稱、標題等詞語或短語滿足獨創性要求。因此，對於過於簡短的表達，即便其高度凝結了創作者的個人智慧，類似直接移用“翼然”二字的創作行為通常並不會侵犯著作權。
直接移用在先作品侵權與否判定需結合具體情況
移用在先作品中非獨創性部分的，不侵犯著作權。構成作品並不意味着作品的全部內容均具有獨創性。文學作品中除具體的文字組合、遣詞造句外，還包括背景設定、主題題材、主線情節及人物之間的關係。背景與題材具有抽象概括性，一般認為屬於思想範疇，不能受到《著作權法》保護。主線情節是否具有獨創性則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文學的發展歷程中，大量的情節模板屬於公有領域的內容，如果直接移用的是不具有獨創性的情節，則不構成著作權侵權。我國《著作權法》的立法宗旨在於鼓勵作品創作和傳播，因此《著作權法》對作品的保護不會延及作品中的思想和非獨創性部分，這些內容屬於社會共同財富。
直接移用的表達與在先作品的獨創性部分構成實質性相似的，構成著作權侵權。實質性相似判斷包括“實質性”認定和“相似”對比兩大部分。“實質性”內容是指能夠基本展現作品核心內容，且能夠體現作者獨特個性的獨創性部分。因此，在進行侵權比對時，首先需要剔除公有領域部分和他人在先表達，以此過濾出具有獨創性的表達。“相似”包括相同和近似，如果在後內容包含在先作品足夠具體的獨創性表達，且相似內容達到一定數量、比例，則可以認定與在先作品構成實質性相似。若與在先作品相比，相似部分所佔比例不高，但從普通觀察者視角而言，足以感知到在後內容來源於在先作品，二者在精華部分高度相似，則也可以認定構成實質性相似，從而構成著作權侵權。
總而言之，社會公眾應當尊重創新，但這並不意味着在創作時畏首畏尾，不敢移用前人之作。在不超過適當比例且符合學術規範的前提下，且整體上不與在先作品核心部分構成實質性相似，通常是合法的，不會侵犯他人著作權。
時光流逝，浪潮翻滾，我們來到了一個令人欣喜的時代：政治昌明，經濟發展，文化繁榮，人民生活欣欣向榮。也正因為如此，我們也身處一個大有可為的時代：繁榮昌盛是發展的土壤，而即使是挑戰，背後也是機遇，就算是危機，當中也孕育着先機。此時此刻的我們，要立於時代潮流，必須有所作為。
回顧中國共產黨走過百年曆程，我們發現其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已經成為了成長和發展的土壤：無論是“五四”、“七一”一類的節日還是紅色歌曲，無論是經典作品還是景仰的烈士、學習的榜樣，都給予我們精神的滋養和激勵，這不僅是時代大有可為的生動表現，更是時代大有可為的根本。
正因為如此，身處這個大時代發展的我們，不能辜負這時代給予我們的成長和發展的機會，而更應該將個人的發展和社會的發展融匯在一起，讓自己成為一個有所作為的人。我們看到，非典肆虐時，鍾南山讓“重症患者都到我這裏來”，而新冠未明時，這位八十多歲的老人又火速馳往武漢；我們也看到袁隆平懷揣着兩個偉大的夢想，在水稻田裏耕耘，不僅解決了中國的糧食問題，更是造福了全人類；我們還看到許許多多的青年人深入到扶貧攻堅一線，“以我涓滴，會它千頃澄碧”；我們更看到，每一個你我，都在以自己獨特的方式，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添磚加瓦······這些，都是身處可為的時代裏的有所作為。
可為與有為，看似獨立，實則兩者關係密切，相輔相成：可為是有為的前提和條件，有為是可為的目的和根本。沒有可為的條件，雖然可能也會有“亂世出英雄”的情況，但是對於普羅大眾來説，生存已經是難事，又何來發展？然而，如果沒有有所作為之心，那麼可為的條件也是徒然。
也許，有人會説，即使這是繁榮的時代，也會有其困境，但是對於時代之難，有的人選擇精益求精，打造核心競爭力，有的人選擇另闢蹊徑，突破內卷，但是也有的人選擇了“躺平”，在激烈的社會競爭中已經磨滅了上進之心，更是丟失了作為新時代的我們所應承擔的責任與擔當啊！
所以，我們不僅要了解時代的潮流和趨勢，緊跟腳步不被落下，我們更要深知時代的優勢和不足，在享受紅利的同時更要為時代發展助一份力：讓未成年人得到更多的保護，讓老人也能跟上信息時代的腳步，讓教育資源更加公平點點滴滴，舉足輕重。
時代的鐘聲已經敲響，偉大復興的使命已然在肩，大有可為的時代裏，我們定當有作為
對於‘科技造就未來’我們耳熟能詳。科學技術的威力，讓我們的生活更加美好。自從瓦特發明了蒸汽機，整個世界就邁入科技時代；自從愛迪生髮明瞭電燈，我們就離開了黑暗並讓科技邁了一大步。雜交水稻袁隆平在世界上率先育成超高產雜交水稻——“超級稻”，為解決中國乃至全世界的糧食問題作出重要貢獻……
科學技術的成就不斷改變人們的生活，以前在古代，人民想去北京旅遊，也只能坐着馬車去北京。等趕到北京時，都過九九八十一天了。科技的出現，現在已經有了飛機、火車了。過幾個小時就到了，真方便！
以前人們做飯總是要被油煙嗆到，然後急忙開窗消除煙氣。科技的進步，於是有了油煙機，就緩解了做飯時煙霧的問題。可是油煙機雖然有換擋模式，但吊得太高，吸力還是不行。接着出現了近吸式油煙機，而近吸式油煙機雖然改善了廚房油煙問題，但是每天都要擦拭油煙機，即辛苦又耗時。蒸汽機油煙機就出現了，蒸汽式油煙機清洗非常方便，只要把水加到指定的位置，按下清洗鍵，剩下清洗的事就交給油煙機自己處理了，一會兒一個亮鋥鋥的如剛出廠的油煙機呈現在你眼前了。
隨着科技的創新，人們的生活變得日新月異。以前的人想要給遠方的親友寄信，只能通過郵局傳送，要過數天才能收到。現在互聯網的出現，微信、QQ的即時聊天，想見見親人怎麼樣了，可以用視頻聊天了。而且現在出門也可以不帶錢包了，微信，支付寶付款就可以了。如果沒時間做飯，點下外賣軟件，一、二十分鐘一份香噴噴的飯菜就出現在你家門外。
以前建房子挖基礎的工具只能是鏟子，鋤頭等人力工具。幾十個人一鏟一鏟地挖，然後“螞蟻搬家式”地搬運土泥。這樣不但累，而且效率低，建出來的房子也不牢固。隨着科技的進步，打樁機、衝擊鑽機、挖掘機和平路機等建築工具的出現，大大地改善這個問題。從打樁、放鋼筋、倒水泥成樁。打樁機、挖掘機、水泥攪拌機分工合作完成，沒多久一幢抗震能力極強的房子拔地而起。
如果沒有科技的發展，我們還在一個遠古時代，過着鑽木取火，濃濃煙霧中做飯，坐着顛簸的馬車才能到達目的地旅遊……爺爺説“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也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源泉。也是中華民族最鮮明的民族稟賦”。我們作為新一代的青少年兒童，從小應該努力學習，勤思考，愛鑽研，長大後為祖國作出貢獻！
《水上亭，花木映 渾忘象，盼姊歸》
窮形盡相的描寫、令物態生輝的刻畫，當然有一種活色生香的美。超以象外，緩緩心醉，是另一種無形無象的絕美。“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魏晉風度，遺韻猶存。有些美，有些情，很含蓄。觀“沁”字字形即知：“沁”是像水一樣滲透入心靈。“沁”的本義就是指香氣、液體等滲入或透出，內涵重在無形有意，重在心靈感覺。
世上除了死去活來的熱戀，還有温馨的親情、友情；除了一見如故的熱忱，還有相見亦無事、不來又憶君的雋永。有詞牌名曰“沁園春”，聞名即半醉。“滿園春色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美則美矣，可惜太實了，沒有想象空間。其實即使春色沒有“一枝紅杏出牆來”的顯擺，香、味、清新空氣也是關不住的。尤其是園子有了人，有了思念，不僅關不住，“春”還會主動往外面蹦呢。搭梯__、尺素傳書，古代戀人們的私奔，就是因相思而蹦出園子的常見方式。“天街小雨潤如酥”，以“酥”寫春雨，是通感，感覺也很妙，而“沁園春”則更空靈，滿園的春色春意春香浸濡着五官六髒乃至精神，哪裏還需要去細究滿園子種的是紅杏白梨，還是桃李玫瑰呢？管他“紅了櫻桃”，還是“綠了芭蕉”！我等凡人，只管緩緩淺酌或痛飲深醉就行了。
喜讀《西廂記》的賈寶玉，深得情深忘象、愛深忘我之意，所以為亭子命名卓然不羣。
“翼然”是牽強而不恰當的。平地水池的亭子哪有“翼然”之感？《醉翁亭記》“有亭翼然”，那是因為“臨於泉上”，醉翁亭的特殊位置，真的帶來了如鳥翼然的特殊感覺，歐陽修説的是大實話。大觀園這個亭子並沒有高低錯落起伏之感，以“翼然”命名就有東施效顰之嫌。賈政估計讀書不多，總在《醉翁亭記》文中轉來轉去，他盯上的是《醉翁亭記》“瀉出於兩峯之間” 這句。歐陽修筆下的“瀉”，是真瀉，是實寫瀑布。賈政身邊的逢迎附和者以“瀉玉”命名，一門心思往富貴寓意上靠、往賈政的立意上靠，與亭景不符。平地起園、園中掘湖、湖上建亭，靜景靜水，何來“瀉”？文字似雅而大俗，且“瀉玉”二字含不祥之意。鐘鳴鼎食之家、富貴祥和之氣，宜含宜斂不宜瀉，更何況“玉”是下一代家主賈寶玉的命根子，怎能“瀉”之？命此名者，其才輕浮、其心當誅！
而“沁”就不同了，“沁”是奔着心靈深處去的，不打扮、不矯情，也沒有高冷與傲驕。“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干”是王安石被春色“沁”惱了，他只好去靜觀月光來排遣情緒。“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粧”是蘇東坡被春色“沁”激動了，他選擇親近春色伴美而眠。經常被美、被愛、被“芳”薰陶“沁”過的人，心靈會不由發生變化，變得柔軟而晶瑩。家中的親人，或許不帥、不靚，但卻最善“沁”。甚至家中寵物，有時也在不經意間“沁”你一下，治癒你的小創傷。
在寶玉心中，元妃首先是姐姐，小時候時常抱寶玉的姐姐，寶玉自然記得姐姐沁人心脾的氣息，這個“芳”字是屬於女性的。元妃省親，其實就是寶玉的姐姐回孃家，寶玉命名園中橋上亭子為“沁芳”，不攀皇家、不彰富貴，只見親情的馨香，親情、景緻銜接得天衣無縫。寶玉的命名，非才力能勝，妙在因親情真情而來的性靈之美，親切暖人，直入靈魂。
賈府為元妃造了園、修了亭，寶玉為亭子取了一個好名，元妃何日歸？暖男弟弟寶玉盼着呢。
“碧艾香滿處處忙，誰家兒共女，慶端陽。細纏五色臂絲長，空惆悵，誰復吊湘，往事莫論量，千年忠義氣，日星光，離騷讀罷總堪傷，無人解，樹轉午陰涼。”長眠於大地的詩人啊，你是否也預料到現今端午的荒涼呢？
“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屈原，已不再是那樣光耀後世，他的清高不願與世皆濁的精神在歲月的長河中漸漸湮沒了，不少人開始不斷追求物質的享受，生活的刺激，在燈紅酒綠中浪費青春，在紙醉金迷中虛度年華，又有多少人解《離騷》之苦，又有多少人會屈原之意？端午節的背後成了是人們玩樂的假期，其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傳承早已消彌殆盡，有的只不過是閒餘飯後的談資罷了。
在漫漫華夏幾千年文化中，中國文化的傳承竟也會斷流，是文化的缺失嗎？沒錯，先是端午節被韓國申遺，主權受辱；接着清明時節議紛紛，國人庸俗，難道還要讓中國的文化從此消失嗎？雖説早將傳統節日定為國假，但對其重視程度卻僅僅停留在物質之上，文化的缺失尤為重要。清明節的接踵不正是人們庸俗的體現嗎？親人在世時無暇多盡孝心，天人相隔後，花費無謂的錢財，對逝者價值何在？掩藏背後的不正是拜金主義、攀比之風嗎？更讓人心痛的是，造別墅，造名車後又掀起了紙糊蘋果成祭品的潮流，這些都折射出了社會的病態，難道不正與屈原正直的精神背道而馳，難道還想再上演一次悲劇嗎？
文化的傳承早已刻不容緩，對文化的關心與重視不能只是在表面上，要有意地去創新，去培育。當然，創新是以文化內涵為基礎，像紙糊蘋果成祭品，這種行為萬萬不可取，這種所謂的創新更要嚴厲地打擊。其實韓國能夠成功申報江陵端午節成聯合國無形文化遺產，其背後也對它進行了很多的創造性發揮，將它所包含的精神不斷地拓展，為國人所吸收接納，相比之下的我們難道不該慚愧嗎？自己明明不去好好地珍惜愛護自己的文化，當他人成功申遺時再去爭執，一切又有何意義，難道不覺得羞愧嗎？難道我們不該好好地反思自己的文化缺失嗎？難道還要讓春節，元宵等傳統節日都被他國搶去嗎？不！對自己的文化我們要去繼承，但同樣我們也要創新，將現代文化中的多元融入其中，把文化中的意義傳承下去，這才能有效地保護我們的文化。
我相信，不，我堅信，中國的文化在不斷地傳承與創新中，定會在歷史的蒼穹中綻放光輝，睡在水中的屈原也會會心一笑吧！
《“瀉玉”化用借古 “改編”融匯新故》
2022年大學聯考全國甲卷語文作文題以《紅樓夢》中匾額題名的故事為引，其中提到了“借鑑化用”的手法。筆者由此聯想：“借鑑化用”是否屬於再創作？“借鑑化用”在什麼情況下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改編”？若構成“改編”，“借鑑化用”的法律邊界何在？
“借鑑化用”不一定構成“改編”
文學藝術領域的“化用”含義豐富，既包括借表達上的詞句，又包括借思想上的文意或語境。但並非任何一種“化用”都能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改編”。
事實上，後人的創作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難以避免地要利用前人的思想成果。倘若將思想私有化、壟斷化，會打擊創作熱情。因此，“改編”作為《著作權法》中的術語也只討論表達上的借，而不糾結思想上的借。換言之，“改編”須以原作的基本表達為創作基礎，如果後作與原作在表達上已不存在實質性的相似，只有思想上的相似，那麼此時後作可能構成“獨創”，而不再是“改編”。在“瀉玉”一題中，“瀉”字雖取自歐陽修的“瀉出於兩峯之間”，但只拈出了其中一字，難謂是原作的基本表達，而更多的是承載水流飛瀉而下之意象。
新增獨創性表達的“化用”構成“改編”。《著作權法》保護的是智力成果，獨創性則是人類精神文明之花得以綻放的智力源泉。根據我國《著作權法》第十條的規定，改編權是指“改變作品，創作出具有獨創性的新作品的權利”。這意味着改編不是毫無門檻，而是要在原作的表達基礎上進一步進行獨立的創作，且新創作的表達須擁有最低限度的創造性。
反之，如果新增表達不符合獨創性要求，則其整體仍屬於對前作的複製，不構成新的改編作品。就“瀉玉”二字而言，摘“瀉”添“玉”，雖傳達了創作者以玉比水的聯想，但是表達太短，難以完整且個性化地展現創作者的思想情感、文藝美感或是傳遞一定量的信息。故“瀉玉”之匾額題名難謂新增獨創性的表達。
構成“改編”不一定屬於合法“改編”
改編判斷獨立於侵權認定，構成改編亦可能涉嫌侵權。是否構成改編屬於作品判斷，只要後作相對於原作具有一定的獨創性，即可構成改編作品，而改編行為是否侵犯他人著作權則是侵權認定。改編者在曾接觸過原作的條件下，如果未經原作著作權人許可使用原作的表達，且增加了新的獨創性內容，在作品判斷層面，新作完全可能構成改編作品；在侵權認定層面，改編者仍然會侵犯原作著作權人的複製權和改編權。
改編的法律邊界不僅限於尊重原作者改編權，還需尊重原作者的保護作品完整權。保護作品完整權屬於著作人身權，是指保護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權利，而改編必然涉及對原作的改變。此時，二者便可能發生衝突。為平衡原作者的人格利益與文學藝術的創作自由，實踐中要求改編人的改編須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之內。
具體而言，改編人在主觀上不能帶有貶損原作或原作者聲譽的故意，在客觀上沒有造成原作或原作者聲譽受損的結果。因此，改編人應儘量在事前與原作者協商，明確改編權的行使邊界，以最大可能降低侵權風險。
綜上所述，“瀉玉”式創作，儘管沒有直接複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創作者的努力和創新，值得提倡。但是，“改編”不是簡單的小添小改，而是需要滿足獨創性的要求，且須尊重原作者的複製權、改編權與保護作品完整權。社會主義文化事業需要新內容、新血液，一方面應鼓勵改編創作，在繼承中創寫新的詩篇；另一方面也應注意權利行使的邊界，在合法、健康的環境中培養可持續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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