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論》這篇哲學論文，時毛澤東繼《實踐論》之後為了同一的目的，即為了克服尊在於中國共產黨內的嚴重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它深刻的揭示了矛盾法則的本質，自然和社會的根本法則，和思維的根本法則。
它首先討論了兩種宇宙觀，即形而上學的見解和辯證法的見解。形而上學亦稱玄學，就是用孤立的、經這段和片面的觀點去看世界。這種思想，無論在中國，在歐洲，在很長的歷史時間內時屬於為唯心論的宇宙觀，並在人們的思想中站了統治的地位。和形而上學的宇宙觀想法，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主張從食物的內部，從一事物對他事物的關係去研究事物的發展，即把事物的發展看作是事物內部必然的自己的運動，而每一事物的運動都和他的周圍其他事物互相聯繫這和互相影響着。毛澤東對這兩種宇宙觀的分析十分透徹，使我們對這兩種觀點有了一定的瞭解和體會，特別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創造了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這個偉大的理論，和經過列寧和斯大林發展後的理論。辯證法的宇宙觀，要求我們去觀察和分析各種事物的矛盾的運動，並根據這種分析，找出解決矛盾的方法。這也是毛澤東同志藉以説明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危害性，並以此來統一全黨的思想的目的的體現。
在矛盾的普遍性方面，有兩個意義。“其一是説，矛盾存在於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其二是説，每一事物發展過程中都存在着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這就像水與火、陰與陽之間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一定的階段不會改變，不會消失。我國曆朝歷代也都存在着相權與君權、地方分權與中央集權的矛盾。這些都可以體現出矛盾的普遍性。
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首先指各種物質運動形式中的矛盾的特殊性。這種特殊的矛盾，就構成一事物區別於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的十月革命，在列寧的領導下走的是在大城市發動起義，奪取政權的方式，並最終取得勝利。而在舊中國，中國共產黨雖然領導發動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等運動，並進攻了一些城市，但卻並未取得成功。這就是由於中國社會矛盾的特殊性決定的。當時中國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同時城市敵人比較強大，中國的革命力量又比較弱小。相反，根據中國特殊的國情走出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卻取得了成功。所以毛澤東同志才説“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這是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嚴格地遵守的一個原則。”
近段時間，我閲讀了毛澤東主席所著的《矛盾論》這篇文章，更加了解了延安抗戰的艱苦，毛澤東同志為了克服黨內嚴重的教條主義思想錯誤，花費了很大的精力，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最終統一了全黨的思想，使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得以發揚和光大……
毛主席的《矛盾論》寫於1937年8月，是繼《實踐論》後的又一篇哲學論文。當時“西安事變”的爆發，使得抗日的局面即將到來，由於中國共產黨人的多方面的不懈努力，使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以形成。但是，由於在長征之前的江西中央蘇區時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的影響，使得黨內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思想得以滋生和蔓延，這種不良影響一直持續到紅軍長征到達陝北，雖然在長征途中召開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清除了以王明、博古等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者，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正確領導地位，但是，對於王明這些人在黨內所造成的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影響，不作一番大的努力是根本解決不了問題的。
為此，毛澤東同志寫出了《矛盾論》和《實踐論》這兩篇文章，藉以説明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危害性，並以此來加強統一全黨的思想。可以説，這兩篇文章是對建黨16年來中國革命經驗和教訓的哲學概括和總結。中國共產黨從她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以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但是，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不可能對任何國家的革命提供現成的公式和答案，特別是中國革命，具有極大的複雜性和特殊性。因此，不能死板教條式的生吞活剝馬列著作中的隻言片語，更不能照抄照搬蘇聯十月革命的“做法”，只能在堅持馬列主義普遍真理的基礎上，從中國的具體的實際出發尋找出適合中國革命的道路來。
不管什麼事物的發展，都存在着矛盾，可以説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這在自然界是如此，在革命事業的發展中也是如此。中國共產黨剛剛成立的時候，那些在蘇聯留過學，住過洋房，喝過洋牛奶，吃過洋麪包的布爾什維克知識分子們，不從中國的國情出發，一味聽命於共產國際那些不切合實際的指示，生硬死板地套用蘇聯十月革命的某些“經驗”，甚至聘用由共產國際派來的洋顧問李德來指揮紅軍打仗，結果致使中央蘇區的第四、五兩次反“圍剿”的失敗，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巨大的損失。所有這些都充分説明，不管幹什麼工作，都要從實際出發，不能搞形而上學那一套，因為它是不切合實際的唯心主義的理論。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所謂形而上學的或庸俗進化的宇宙觀，就是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看世界。這種宇宙觀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態和種類，都看成是永遠彼此孤立的永遠不變的。”從毛澤東同志的這段話中，我們不難看出，無論看什麼事物，我們都要從實際出發，唯物辨證地看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在堅持原則的條件下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這就是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觀。
任何事物都有着它一定的矛盾，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問題就存在於我們用什麼方法來就決矛盾。不管是自然界還是社會的變化，都是如此。因此我們不要只看表面現象，而是要從內部去挖掘、去研究、去探索，只有這樣才能找到研究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因為，“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於事物內部的矛盾性”。毛澤東主席的這段話説的真好，就拿當時的中國社會現狀來説吧，表面上看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三億多農民的力量可以説是不可忽視，但是，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所有的耕地都掌握在大官僚、大地主的手裏，而農民只能租種地主的土地，一年到頭打下的糧食除了交地租以外，所剩下的口糧是寥寥無幾，根本解決不了一家人基本的温飽問題，可以説在正常情況下都是一年糠菜半年糧，如果趕上災年就更不用説了。可以説，在遭災的情況下你的糧食歉收，交不上地租，那麼，那些殘酷剝削壓迫農民的地主老財就要收回你所租種的土地，甚至逼着你去賣兒賣女，從而導致家破人亡。老百姓實在是活不下去了，可以説是官逼民反，這樣就會產生內部矛盾，而這些矛盾的產生，必然會推動社會進步。難道不是嗎?在舊中國，由於大官僚、大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使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此時，誕生了代表全中國全體受剝削、受壓迫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它的誕生，給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希望和曙光，而中國共產黨也沒有辜負人民的希望，帶領全體中國人民，經過二十八年的浴血奮戰，終於打倒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由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這些都充分證明了毛澤東主席所説的“社會的變化，主要地是由於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由於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前進，推動了新舊社會的代謝。”毛澤東主席所講的這一席話是對的，因為，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我們只有在不斷解決矛盾的過程中才能推動社會的發展與進步。
毛澤東主席在本文中還着重指出了“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可以説，這段論述可真是精闢極了，就拿1927年大革命失敗這件事來説吧，是蔣介石背叛了孫中山先生，叛變了革命，這和當時黨內所出現的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也是分不開的。如果在當時我們擁有自己的革命武裝，硬起來，不和國民黨妥協，那麼，我們就不可能遭到大革命的失敗，更不可能發生國民黨蔣介石屠殺共產黨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同樣，在江西中央蘇區，如果我們不迷信蘇聯的某些“經驗”和聽命於共產國際的那些不符合中國實際的“指示”的話，就不可能發生第四、五兩次反“圍剿”的失敗，就算失敗也不至於那麼慘!可以説，遠在莫斯科的那些住洋房、吃洋麪包、喝洋牛奶的共產國際的“頭腦”們沒經過調查研究，擅自發布那些不切合實際的有關中國革命的“指示”，固然可惡。如果沒有黨內那些對馬列著作的條條本本和共產國際的指示奉若神靈的教條主義者，竊取中央主要領導崗位的話，也就不可能導致第四、五兩次反“圍剿”的失敗，弄得中央紅軍大搬家似的進行史無前例艱苦的二萬五千里長徵。所以説，毛澤東主席所指出的“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這句話，説得可真是太對了，由此看來，“一個政黨要引導革命到勝利，必須依靠自己政治路線的正確和組織上武裝力量的鞏固”。
恩格斯説：“運動本身就是矛盾。”是的，整個世界上從古至今幾千年的發展也都是在矛盾中度過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這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從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自始至終充滿着矛盾，可以説，按照列寧的説法，那就是“承認自然界的一切現象和過程都會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對立的趨向”。不是這樣嗎?就拿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來説吧，封建社會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發展上是比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強多了，但是，由於體制上和意識形態乃至文化方面的一些因素，使得科學技術發展不起來，這就大大地影響了社會的發展，致使人們的生活水平沒有得到提高，這就產生了矛盾，也就是落後的社會生產力和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生活需要方面的矛盾，由此，漸漸地就過渡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得到了很大發展，科學技術有了很大提高，人們在思想和文花方面的視野也有了很大的開闊。但是，由於大官僚大資本家殘酷地剝削和壓迫勞動人民，工人們是一天十幾個小時不停地做工，但仍然是吃不飽、穿不暖，一個月下來，被資本家七扣八折掙下來的那點工錢根本就沒法養家餬口，於是，就產生了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有志於社會變革的仁人志士就會首先站出來，試圖探索改變這種現狀的道路。所有這些都充分説明了整個世界幾千年的發展都是在充滿矛盾的過程中度過的，沒有矛盾就不可能有世界的發展。正如毛澤東主席所指出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賴和相互鬥爭，決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動一切事物的發展，沒有什麼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
矛盾是孕育和存在於世界上一切事物之中的，在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過程中也是如此。從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出現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致使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到江西中央蘇區時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佔據中央統治地位，致使第四、五兩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徵等，可以説中國共產黨在成長壯大的過程中也是充滿曲折，也是在充滿矛盾和解決矛盾中度過的，不然的話，能有以毛澤東主席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一次又一次地從危亡中挽救了共產黨，使中國革命這艘航船能夠撥正船頭，沿着正確的航向駛向勝利的彼岸嗎?這正如毛澤東主席所指出的“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鬥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救矛盾的思想鬥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是啊，世界上無論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斷產生矛盾和解決矛盾的過程中不斷向前發展的，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矛盾是普遍的、絕對的，存在於事物發展的一切過程中，又貫穿於一切過程的始終”。
“不同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毛澤東同志的這一論斷，為我們解決不同性質的矛盾指明瞭方向，這大千世界所發生的事情，所產生的矛盾，其原因、其性質各不相同，所以，解決的方法也就各不相同，不能用“一刀切”的方法來解決。比如説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就要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來解決;黨內的矛盾，就要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在改革開放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出現了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而絕大部分人才剛剛解決了温飽問題，甚至有一部分人還處在貧困線上這樣就出現了貧富之間兩極分化的矛盾，而要想解決這個矛盾，不能靠別的，只能靠發展經濟，只有經濟發展起來了，就業的崗位增加了，人們的收入提高了，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也才能解決貧富不均的矛盾。
在不同時期有着不同的矛盾，每當歷史向前邁進了一步，舊的矛盾解決了，而新的矛盾又產生了，所以我們生活的每一天，也都是在解矛盾中度過的，而解決不同的矛盾，也要用不同的方法。例如，在計劃經濟時期，特別是1950年代至1990年代，居民們所食用的糧油實行的是定量供應，每人每月也就是半斤油和二十七、八斤的口糧，甚至還不到。特別是象大米白麪這樣的細糧，每個月加在一起也超不過那麼五六斤，可以説那個時候人們的生活過得是相當的苦，雖然每斤糧的價錢超不過兩三毛錢，價格較低，但是人們卻吃不到更多的細糧，可以説是苦不堪言。改革開放以後，經濟發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到了1990年代初期，取消了“糧食本”，糧油敞開供應，這下子人們的餐桌上可再也見不到高粱米和苞米麪這樣的粗糧了，可這好了，人們卻又開始抱怨了，抱怨什麼呢?原來是買糧食雖然不用糧食本了，可以敞開量地買，但這價格卻上來了，而且這段時間是這個價，可是過了一段時間卻又是那個價，弄得人們是人心荒荒。一個勁兒地抱怨説：這還不如有糧食本哪會兒呢!雖然人們對這件事的認識有所偏激，但是它也確實又是在新的歷史時期所產生的一個矛盾，這個矛盾就是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們的經濟沒有發展起來，人們只好吃定量供應的糧油，而且每個月根本吃不上幾斤大米和白麪;而到了市場經濟時期，這個問題雖然是解決了，但糧油的價格卻又上來了，這雖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正常的，但要想解決這個矛盾，只有在實現農業現代化，提高糧食產量上下工夫，只有這樣，才能生產出更多更好的糧食，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生活的需要，同時，還要大力發展國民經濟，提高人民收入，使老百姓的腰包鼓起來，只要這樣，才能解決老百姓收入的增長趕不上物價上漲的矛盾。這正如毛澤東主席所指出的“過程變化，舊過程和舊矛盾消滅，新過程和新矛盾發生，解決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嚴格地遵守的一個原則。”
我們在解決問題時，更要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片面地看問題，照抄照搬某些框框本本。例如，1949年建國後，我們對城市裏資本家所經營的工廠企業實行和平贖買的政策，這就和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後蘇聯政府對資本家的財產實行沒收充公大不一樣，我黨在這個問題上之所以這樣做，就是毛澤東主席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實事求是地來解決中國自己的問題，而如果按照那些教條主義者的做法，那就得照抄照搬蘇聯在這方面的做法，如果那樣做的話，就得事與願違，達不到所要達到的目的，而且沒有不出亂子的，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於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通過學習《矛盾論》這篇文章，使我更加認識到了世界上任何事物在其發展過程中自始至終都存在着矛盾，而這些矛盾又各有不同。所以，我們要做到對症下藥，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根據不同的情況解決不同的矛盾，而不要生搬硬套馬列著作中的那些死板教條。要確立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做到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生活實踐相結合。只有這樣，才能克服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使中國革命這艘航船能夠撥正船頭，乘風破浪，勇往直前。《矛盾論》這篇文章，是中國共產黨反對主觀主義特別是反對教條主義的又一重大理論成果，它不僅在過去，在全面開展社會主義小康生活和現代化建設的今天，同樣有着它極其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
今天，我學習了毛澤東同志所著的《矛盾論》這篇文章，讀後使我更加明白了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為了克服黨內嚴重的教條主義思想，花費了很大的精力，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最終統一了全黨的思想，使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得以發揚和光大。
毛主席的這篇文章寫於1937年8月，在當時，由於西安事變的爆發，使得抗日的局面得以到來，又由於中國共產黨人的不懈努力，使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以形成。但是，由於在長征之前的江西中央蘇區時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的影響，使得黨內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思想得以滋生和蔓延，這種不良影響一直持續到紅軍長征到達陝北，雖然在長征途中召開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清除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者，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但是，對於王明這些人在黨內所造成的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影響，不花費一番大的力氣是根本解決不了問題的。為此，毛澤東同志寫出了《矛盾論》和《實踐論》這兩篇文章，藉以説明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危害性，並以此來統一全黨的思想。可以説，這兩篇文章是對建黨16年來中國革命經驗和教訓的哲學概括和總結。我們黨從她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以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但是，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不可能對任何國家的革命提供現成的公式和答案，特別是中國革命，具有極大的複雜性和特殊性。因此，不能死板教條式的生吞活剝馬列著作中的片言隻語，更不能照抄照搬蘇聯十月革命的某些做法，只能在堅持馬列主義普遍真理的基礎上，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找出適合中國革命的路子來。
在世界上，不管什麼事物的發展，都存在着矛盾，可以説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這在自然界是如此，在革命事業的發展中也是如此。記得在我們黨剛剛成立的時候，那些在蘇聯留過學，住過洋房，喝過洋牛奶，吃過洋麪包的布爾什維克們，不從中國的國情出發，一味聽命於共產國際那些不切合實際的指示，生硬死板地套用蘇聯十月革命的某些“經驗”，甚至聘用由共產國際派來的洋顧問李德來指揮紅軍打仗，結果致使中央蘇區的第四、五兩次反“圍剿”的失敗，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很大的損失。所有這些都充分説明，不管幹什麼工作，都要從實際出發，不能搞形而上學那一套，因為它是不切合實際的唯心主義的理論。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所謂形而上學的或庸俗進化的宇宙觀，就是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看世界。這種宇宙觀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態和種類，都看成是永遠彼此孤立的永遠不變的。”從毛澤東同志的這段話中，我們不難看出，無論看什麼事物，我們都要從實際出發，唯物辨證地看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在堅持原則的條件下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這就是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觀。再有，任何事物都有着它一定的矛盾，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問題就存在於我們用什麼方法來就決矛盾，不管是自然界還是社會的變化，都是如此。因此我們不要只看表面現象，而是要從內部去挖掘、去研究、去探索，只有這樣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因為，“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於事物內部的矛盾性”。可以説，毛澤東同志的這段話可真是説到點子上去了，就拿當時的中國社會現狀來説吧，表面上看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三億多農民的力量可以説是不可忽視，但是，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所有的耕地都掌握在大官僚、大地主的手裏，而農民只能租種地主的土地，一年到頭打下的糧食刨掉交地租以外，所剩下的口糧是寥寥無幾，根本解決不了一家人的温飽問題，可以説在正常情況下都是一年糠菜半年糧，如果趕上災年就更不用説了，可以説，在遭災的情況下你糧食歉收，交不上地租，那麼，那些殘酷剝削壓迫農民的地主老財就要收回你所租種的土地，甚至逼着你去賣兒賣女，從而家破人亡。老百姓實在是活不下去了，可以説是官逼民反，這樣的話自然就會產生內部矛盾，而這些矛盾的產生，必然會推動社會進步。不是嗎?在舊中國，由於大官僚、大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使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此時，誕生了代表全中國全體受剝削、受壓迫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它的誕生，給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希望和曙光，而中國共產黨也沒有辜負人民的希望，帶領全體中國人民，經過二十八年的浴血奮戰，終於打倒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由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這些都充分印證了毛澤東同志所説的“社會的變化，主要地是由於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由於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前進，推動了新舊社會的代謝。”，可以説，毛澤東同志所講的這一席話真是太對了，因為，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我們只有在不斷解決矛盾的過程中才能推動社會的發展與進步。
再有，毛澤東同志在本文中還着重指出了“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可以説，這段論述可真是太精闢了，就拿1927年大革命失敗這件事來説吧，是蔣介石背叛了孫中山先生，叛變了革命;但是，這和當時黨內所出現的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也是分不開的，如果在當時我們擁有自己的革命武裝，硬起來，不和國民黨妥協，那麼，我們就不可能遭到大革命的失敗，更不可能發生國民黨蔣介石屠殺共產黨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同樣，在江西中央蘇區，如果我們不迷信蘇聯的某些“經驗”和聽命於共產國際的那些不符合中國實際的指示的話，就不可能發生第四、五兩次反“圍剿”的失敗。可以説，遠在莫斯科的那些住洋房、吃洋麪包、喝洋牛奶的共產國際的頭頭腦腦沒經過調查研究，擅自發布那些不切合實際的有關中國革命的所謂“指示”，固然可惡，但是，如果沒有黨內那些對馬列著作的條條框框和共產國際的指示奉若神靈的教條主義者，竊取中央主要領導崗位的話，也就不可能導致第四、五兩次反“圍剿”的失敗，弄得中央紅軍大搬家似的進行史無前例的二萬五千里長徵。所以説，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這句話，説得可真是太對了，由此看來，“一個政黨要引導革命到勝利，必須依靠自己政治路線的正確和組織上的鞏固”。
偉大的革命導師恩格斯説：“運動本身就是矛盾”，是啊，整個地球世界上從古至今幾千年的發展也都是在矛盾中度過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不是嗎?這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從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自始至終充滿着矛盾，可以説，按照列寧的説法，那就是“承認(發現)自然界(精神和社會兩者也在內)的一切現象和過程都會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對立的趨向”，難道不是這樣嗎?就拿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來説吧，封建社會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發展上是比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強多了，但是，由於體制上和意識形態乃至文化方面的一些因素，使得科學技術發展不起來，這就大大地影響了社會的發展，致使人們的生活水平沒有得到提高，這就產生了矛盾，也就是落後的社會生產力和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生活需要方面的矛盾，由此，逐漸逐漸地就過渡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得到了很大發展，科學技術有了很大提高，人們在思想和文花方面的視野也有了很大的開闊，但是，由於大官僚大資本家殘酷地剝削和壓迫勞動人民，工人們是一天十幾個小時不停地做工，但仍然是吃不飽穿不暖，一個月下來，被資本家七扣八扣掙下來的那點工錢根本就沒法養家餬口，於是，就產生了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有志於社會變革的仁人志士就會首先站出來，探索改變這種現狀的道路。所有這些都充分説明了整個世界幾千年的發展都是在充滿矛盾的過程中度過的，沒有矛盾就不可能有世界的發展，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賴和相互鬥爭，決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動一切事物的發展，沒有什麼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
剛才我們談到了矛盾孕育和存在於世界上一切事物之中，在我們黨的發展過程中也是如此。從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出現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致使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到江西中央蘇區時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佔據中央統治地位，致使第四、五兩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徵等等吧，可以説我們黨在成長壯大的過程中也是充滿曲折，也是在充滿矛盾和解決矛盾中度過的，不然的話，能有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一次又一次地從危亡中挽救了我們的黨，使中國革命這艘航船能夠撥正船頭，沿着正確的航向駛向勝利的彼岸。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鬥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救矛盾的思想鬥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是啊，世界上無論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斷產生矛盾和解決矛盾的過程中不斷向前發展的，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矛盾是普遍的、絕對的，存在於事物發展的一切過程中，又貫穿於一切過程的始終”。
“不同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毛澤東同志的這一論斷，為我們解決不同性質的矛盾指明瞭方向，這大千世界所發生的事情，所產生的矛盾，其原因、其性質各不相同，所以，解決的方法也就各不相同，不能用“一刀切”的方法來解決，比如説這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就要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來解決;這我們黨內的矛盾，就要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在改革開放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出現了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而絕大部分人才剛剛解決了温飽問題，甚至有一部分人還處在貧困線上這樣就出現了貧富之間兩極分化的矛盾，而要想解決這個矛盾，不能靠別的，只能靠發展經濟，只有經濟發展起來了，就業的崗位增加了，人們的收入提高了，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也才能解決貧富不均的矛盾。
另外，這不同時期有着不同的矛盾，每當歷史向前邁進了一步，舊的矛盾解決了，而新的矛盾又產生了，所以我們生活的每一天，也都是在解矛盾中度過的，而解決不同的矛盾，也要用不同的方法。例如，在計劃經濟時期，特別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我們居民所食用的糧油實行的是定量供應，每人每月也就是半斤油和二十七、八斤的口糧。特別是象大米白麪這樣的細糧，每個月加在一起也超不過那麼五六斤，可以説那個時候人們的生活過得是相當的苦，雖然每斤糧的價錢超不過兩三毛錢，價格較低，但是人們卻吃不到更多的細糧，可以説是苦不堪言。改革開放以後，經濟發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取消了“糧食本”，糧油敞開供應，這下子人們的餐桌上可再也見不到高粱米和苞米麪這樣的粗糧了，可這好了好了，人們卻又開始抱怨上了，抱怨什麼呢?原來呀，是買糧食雖然不用糧食本了，可以敞開量地買，但這價格卻上來了，而且這段時間是這個價，可是過了一段時間卻又是那個價，弄得人們是人心荒荒，一個勁兒地抱怨説：這還不如有糧食本哪會兒呢!雖然人們對這件事的認識有所偏激，但是它也確實又是在新的歷史時期所產生的一個矛盾，這個矛盾就是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們的經濟沒有發展起來，人們只好吃定量供應的糧油，而且每個月根本吃不上幾斤大米和白麪;而到了市場經濟時期，這個問題雖然是解決了，但糧油的價格卻又上來了，這雖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正常的，但要想解決這個矛盾，只有在實現農業現代化，提高糧食產量上下工夫，只有這樣，才能生產出更多更好的糧食，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生活的需要，同時，還要大力發展國民經濟，提高人民收入，使老百姓的腰包鼓起來，只要這樣，才能解決老百姓收入的增長趕不上物價上漲的矛盾。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過程變化，舊過程和舊矛盾消滅，新過程和新矛盾發生，解決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嚴格地遵守的一個原則。”
再有，我們在解決問題時，更要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片面地看問題，照抄照搬某些條條框框。例如，1949年建國後，我們對城市裏資本家所經營的工廠企業實行和平贖買的政策，這就和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後蘇聯政府對資本家的財產實行沒收充公大不一樣，我黨在這個問題上之所以這樣做，就是毛澤東同志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實事求是地來解決中國自己的問題，而如果按照那些教條主義者的做法，那就得照抄照搬蘇聯在這方面的做法，如果那樣做的話，就得事與願違，達不到我們所要達到的目的，而且沒有不出亂子的，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於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總之，通過學習《矛盾論》這篇文章，使我更加認識到了世界上任何事物在其發展過程中自始至終存在着矛盾，而這些矛盾又各有不同，所以，我們要做到對症下藥，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根據不同的情況解決不同的矛盾，而不要死摳馬列著作中的那些死板教條，要確立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做到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只有這樣，才能克服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使中國革命這艘航船能夠撥正船頭，乘風破浪，勇往直前。總之，《矛盾論》這篇文章，是我黨反對主觀主義特別是反對教條主義的又一重大理論成果，它不僅在過去，在全面開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今天，同樣有着它極其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
該書有三個特點：特點之一，全文構思嚴謹，有一個縝密的邏輯結構。作者從七個方面來論述了自己的觀點 。首先第一部分介紹了兩種宇宙觀——即形而上學的見解和辯證法的見解，這是論述矛盾的世界觀基礎。這個辯證法的宇宙觀，主要地就是教導人們要善於去觀察和分析各種事物的矛盾的運動，並根據這種分析，指出解決矛盾的方法。第二部分論述矛盾的普遍性。這一部分作者寫得比較簡略，因為作者對黨內絕大多數同志的認識水平已經作了客觀的分析，認為矛盾的普遍性已經被很多人所承認，因此，關於這個問題只需要很少的話就可以説明白……
當着我們分析事物矛盾的法則的時候，我們就先來分析矛盾的普遍性的問題，然後再着重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問題，最後仍歸到普遍性的問題。作者對於客觀情況有一個正確的分析，對全局有一個得心應手的把握。 接着第三部分講矛盾的特殊性。作者分了幾種情形。首先是各種物質運動形式中的矛盾。任何運動形式，其內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這種特殊的矛盾，就構成一事物區別於他事物的特殊本質。進而，不但要研究每一個大系統的物質運動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規定的本質，而且要研究每一個物質運動形式在其發展長途中的每一個過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質。進而，不但事物發展的全過程中的矛盾運動，在其相互聯結上，在其各情況上，我們必須注意其特點，而且在過程發展的各個階段中，也有其特點，也必須注意。進而，研究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須在其聯結上、在其總體上去看，而且必須從各個階段中矛盾的各個方面去看。第四部分講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作者在這一部分開頭指出在矛盾特殊性的問題中，還有兩種情形必須特別地提出來加以分析，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矛”作為一種武器的時候，已經在原始社會出現雛形，只是不夠鋒利而已。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矛”逐漸在冷兵器時代奠定其地位。人類之間的部族戰爭越來越頻繁，“矛”也逐步展現其威猛的殺傷力，部族為了贏取戰爭勝利，準備研究新式的武器來抗衡“矛”，“盾”也就應運而生，成為“矛”的剋星。關於“矛”和“盾”的鬥爭也成了冷兵器時代的一個焦點，它們從來不互相忍讓，在戰場往往是殺得死去活來。可是“矛”和“盾”還是分不出高下，各有千秋。我國曆史上還有楚人賣“矛”和“盾”的故事，一向流傳了幾千年。
而我在那裏所要所敍述的是哲學中的矛盾問題，在哲學世界裏這是一個十分嚴肅的問題，因為它涉及到形而上學、唯心主義等哲學觀。關於毛主席的《矛盾論》已有許多的學者，做出了很多的精闢的理解與分析。今日我也是對它進行了一下略讀，稍作簡單的理解。學識淺薄的我，也表達一下我的粗略見解。
矛盾是哲學世界裏的重要原理，也是重要的方法論。哲學世界裏認為，事物的對立統一就是矛盾。所謂對立，是指矛盾雙方相互排斥、互相鬥爭。所謂統一，是指如下兩種情形：第一，矛盾雙方在必須條件下相互依存，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為前提，雙方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第二，矛盾着的雙方，依據必須的條件，各向自我相反的方向轉化。它們中的一方對另一方的否定，以及在舊矛盾向新矛盾的轉化中對舊矛盾的否定，都不是單純的否定，而是辯證的否定，即否定之中有肯定，肯定之中有否定。矛盾存在於一切事物中，即事事有矛盾;矛盾貫穿每一事物發展過程的始終，即時時有矛盾。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辨證關係原理，是關於事物矛盾問題的精髓，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哲學基礎，是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依據。努力探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特殊規律的過程，就體現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統一。
?矛盾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進一步的豐富，這是毛主席結合中國國情對馬克思主義哲學觀的一種探索，更有利於我們分析當時中國的現狀以及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毛主席《矛盾論》的發表，剛好在日本全面侵華戰爭開始以後。當時中國的所有矛盾上升為中華民族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而當時的南京革命政府雖然剛剛經過“西安事變”，同意國共第二次合作，可是政治家的野心是我們無法預知的。之後國民黨的“消極抗日，進取”也正好體現了這一點。在《矛盾論》中毛主席這樣闡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決;殖民地和帝國主義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戰爭的方法去解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用農業團體化和農業機械化的方法去解決;共產黨內的矛盾，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去解決;社會和自然的矛盾，用發展生產力的方法去解決。過程變化，舊過程和舊矛盾消滅，新過程和新矛盾發生，解決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一樣”。《矛盾論》的發表，給當時的有志之士供給一個方法，去分析當時中國的局勢，也對當時的抗日起到了進取地作用。
關於矛盾，這是哲學界一個恆古不變的討論問題。從赫拉克利特，以及到老子，在他們的樸素辯證法思想中都有所體現。赫拉克利特的“生與死，夢與醒、少與老，是同樣的東西。後者變化，就成為前者，前者便回來，則稱為後者”，而老子也有“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這些觀點都體現了先哲們對世界的深刻認識。關於種.種的這些矛盾問題，哲人們之所以提出它，都是基於先驗的意念以及本能的需要。可是老子在之後的學説中也陷入了形而上學的觀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這種政治境界的出現，就是忽略了矛盾的客觀性。作為老子的後繼者，莊子也一樣陷入了形而上學的漩渦。應對戰國時期的混亂社會形態，他提出了“小國寡民”的夢想社會，繼承和發展了老子的“無為而治”的思想，在當時是獨樹一幟的。可是隨着社會的發展，也證明了沒有矛盾的社會是不存在的。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和源泉，沒有矛盾世界就會失去發展的動力，也會逐步走向滅亡。夢想社會的後繼者們，陶淵明的“世外桃源”都無不印證了這一點。
儒家的集大成者孟子、荀子，他們繼承了孔子的學説，並對其進一步發展，構成了中華禮貌幾千年的優秀文化，可是他們的相繼發展，表面上沒有互相批判，可是矛盾讓他們的學説變得更加的精闢。孟子的“學”是為了拓展人性的“善”，從內在上去剖析人性;而荀子的“學”是為了改造人性的“惡”，從外在上去塑造人性。“善”與“惡”就是矛盾的雙方的體現，由此可見矛盾觀點對我們認識的重要性。
矛盾有兩個基本屬性：同一性和鬥爭性。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矛盾雙方相互依存、相互貫通的性質和趨勢。矛盾的鬥爭性，是指矛盾着的對立面之間相互排斥、相互分離的性質和趨勢。矛盾的同一性和鬥爭性是相互聯結、相輔相成的。在事物的矛盾中，矛盾的鬥爭性是無條件的絕對的，矛盾的統一性是有條件的相對的。無條件的絕對的鬥爭性與有條件的相對的同一性相結合，構成事物的矛盾運動，推動事物的發展。針對這些因素，在今日《矛盾論》依然我們來説有着重要的現實意義。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見的統一、團結、聯合、調和、均勢、相持、僵局、靜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處在量變狀態中所顯現的面貌，而統一物的分解，團結、聯合、調和、均勢、相持、僵局、靜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狀態的破壞，變到相反的狀態，便都是事物在質變狀態中、在一種過程過渡到他種過程的變化中所顯現的面貌(《矛盾論》)”。讀過《矛盾論》以後，對矛盾也有了深刻的認識。人是矛盾的主體，最本質的東西還是來自自身。孟子曾説過“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所謂經典。人作為社會的主體，即使社會的提高力量，也是社會的阻礙力量。應對人性的雙重性質，學習《矛盾論》能夠更好分析自我的長處和短處，瞭解自我在社會中出於什麼樣的狀態。給自我的人生方向，供給必須的人生理論依據。
?矛盾論》中敍述到“一切過程都有始有終，一切過程都轉化為它們的對立物。一切過程的常住性是相對的，可是一種過程轉化為他種過程的這種變動性則是絕對的”。一言以蔽之，對《矛盾論》的學習就是一個塑造世界觀的過程，能夠建立一個合理的世界觀，點燃自我生命的亮麗火光。社會主義現代建設之中，我們還應對着許多問題，很多關於社會發展的政策還屬於“摸着石頭過河”的狀況，學習《矛盾論》能夠更好了解社會的主要矛盾，更好地提出矛盾解決矛盾，促進社會的大步發展。而針對個人，這樣能夠更好熟悉我們自身的問題，促進我們全方位地發展，也能夠更好地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大潮中去，為祖國的發展獻出我們的薄棉之力。毋寧説，這都是利國利己的好事。
我在寫這篇讀後感前，仔細地讀了《矛盾論》幾次，雖然對其中的理論只能理解部分，但是依然覺得毛澤東的這篇文章的深深的哲理性，還有在當時的社會環境和革命狀況下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如今讀來，也能透過深入淺出的文字悟懂一些做人處事的道理。
?實踐論》以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為基本線索，系統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主要內容，本質特徵和重要意義，堅持和發展了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
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論》中闡述這以下四個基本問題：(1)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本觀點。(2)認識的辯證過程，即從實踐認識的過程，又從認識到實踐的過程。(3)批判“唯理論”和“經驗論”。(4)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關係。
文章提到矛盾就是對立統一。矛盾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而且兩者有着密切的聯繫。對於這點我是十分贊同的。以下就對這兩點説一下自己的觀點。
古語有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自然界有矛盾，人類社會更有矛盾。人不可能脱離矛盾而生存，矛盾是客觀存在的，人必須生活在矛盾當中。也就是説矛盾存在於一切客觀事物和主觀思維的過程中，矛盾貫穿於一切事物過程的始終，事事有矛盾，時時有矛盾。文章中説“生命也是存在於物體和過程本身中的不斷地自行產生並自行解決的矛盾;這一矛盾停止，生命亦即停止，於是死就到來”，這觀點很正確，但值得關注的是，這矛盾結束了，另外的矛盾又產生了，因為同化、異化的矛盾運動停止了，仍然存在着物理的、化學的矛盾運動。所以，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由矛盾個體組成的社會乃至整個宇宙都存在矛盾。
基於矛盾的普遍性，我們必須學會怎樣對待矛盾的普遍性，從而使我們在發展的道路上少碰釘子。
20世紀80年代，上述矛盾都實際存在着，但考慮到中國周邊的國家在中國進行大躍進到文革期間進行了快速的經濟發展，中國在原有的生產力下面臨着難以滿足温飽問題的局面，以及國際大環境美蘇冷戰仍然處於主導地位，中國實際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只有人民的物質文化需求與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樣一個問題。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鄧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開放，實行了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使中國在1990年至20xx年實現了經濟騰飛，由原來的貧窮髮展中國家發展成為一個可以在世界經濟中分得一杯羹的世界強國。
三十年過去了，我們實現了全面的小康生活，緩解了人民的物質文化需求和落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因此，另外兩個方面的矛盾由之前的沒有蹤跡轉化到了目前的比較重要的地步，但還沒有進入對抗的階段。我們現在對這兩個方面的矛盾進行一些簡單的分析，以期對中國的現狀有一個比較深入的瞭解。
首先是中國現在的國際形勢不如20世紀80年代。在越南戰爭結束之後，美蘇爭霸以及之後美國維持霸權主義的戰場分別集中在中東和東歐兩個部分，世界上發生了幾場局部的社會動盪，其中包括阿富汗戰爭、兩伊戰爭、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等多場戰爭和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這樣兩件重大政變，美國的精力一直集中在中東和東歐，無暇顧及遠東，這為中國提供了寶貴的三十年發展機遇。而在華約解體，北約東擴逐漸成為事實之後，中國成為了美國維持超級大國的最大潛在對手，因此美國提出了重返亞洲戰略，期望限制中國的發展，因此這個矛盾相比三十年前要重要很多。
其次是中國快速發展導致國內出現的一些問題，大致分為財富分配不均、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高新技術產業的匱乏、部分制度和法律阻礙社會的發展、三農問題這樣五個方面。財富分配不均主要體現在地域上的東部富裕、西部貧窮和城市富裕、農村貧窮，個體之間的收入差距過大兩個問題上;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主要體現在整個中國霧霾現象嚴重，一些地方領導為追求經濟發展指標破壞當地環境、大量消耗當地資源這樣兩個問題上;高新技術產業的匱乏是自三十年前就有的矛盾，經過科研工作者的辛勤工作，現在已經得到了部分緩解，現有的問題主要在於科技水平與經濟規模不相適應;制度和法律的問題也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中國經歷了長期的人治社會，還有相當一部分人並沒有接受法治，例如部分地方一把手領導存在山大王思想，農民工討薪採用暴力手段等等，以及在政治和經濟領域尚無一個完善的應對機制，通常在問題出現之後進行亡羊補牢，例如20xx年的非典應對和20xx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三農問題的矛盾主要體現在中國在從傳統農業大國向現代化國家的發展進程中，會有一個農業人口不斷向城市遷徙的過程，城市的高速發展與農村的傳統小農經濟構成了矛盾，怎樣保證佔中國多數的農業人口不成為發展的阻力，還要保證農業人口在逐漸轉變為工人的過程中同樣分得改革開放的紅利，是作為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必須考慮的問題。
近些年來，中央高層對以上兩個矛盾也給予了足夠的重視。對於中國的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引起的美國對中國的制裁和限制，鄧小平提出了韜光養晦的外交方針，在之前的幾十年中，這樣的外交政策為中國贏得了較為寬鬆的外部環境，美國着眼於中東的石油，放鬆了對遠東的政治經濟控制，然而隨着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期望通過韜光養晦繼續維持阻力很小的高速發展已經沒有了可能性，因此，最近幾年，我們看到了中國在一些外交問題上做出了一些強硬表態，東海航空識別區的劃定就是一個例證。
至於中國在發展中遇到的這些問題，黨中央也認識到了這些問題的重要性，提出了提高個税起徵點、施行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開展863計劃、修訂《物權法》等多項法律、加大農村基礎設施投入等一系列措施。近十年來，尤以三農問題的處理為關注的焦點。黨中央分別提出實行了免除農業税、國家投資為農村建設基礎設施、新農合公費醫療、完善農民工討薪機制等若干政策，較好地解決了中國城鎮化進程中遇到的三農問題，為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打好了基礎，同時也部分緩解了財富分配不均的矛盾。但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其他的四個方面矛盾目前都有不少令羣眾不甚滿意的地方，不妥善處理好這些問題，中國的崛起就無從談起。
從現在的一些輿論導向和一些社會現狀來看，人民的物質文化需求與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依然是中國的主要矛盾，因此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不可動搖的，但與此同時，第二個矛盾和第三個矛盾與三十年前相比正在逐漸成為制約中國發展的重要因素。矛盾具有特殊性，因此把三十年前鄧小平提出的理論作為現今的指導思想而不做修正是不符合唯物辨證法的。在xx屆三中全會上，同志首先肯定了主要矛盾並未改變，然後對國內的若干個影響重大的問題提出了改革措施，並予以施行，這是建立在對國內自基層至國務院的現狀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之上的，是針對國情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
理論只是幾張寫滿了字的紙，只有我們把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不斷髮展理論，它才能發揮它應有的作用。《矛盾論》只是毛澤東思想的一部分，在這個世界快速發展的時代，毛澤東思想仍然煥發着蓬勃的生機。我們應不斷髮展前人留下的理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記得自我在讀高中時就已經讀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矛盾，之後又讀了毛主席的《矛盾論》。初學時，以為那矛盾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所説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短”的自相矛盾。之後才漸漸發現矛盾資料更加豐富，更具有教育意義。
哲學中講到：事物自身包含的既對立又統一的關係叫矛盾。換句話説，矛盾就是對立統一。其中，“對立”是指矛盾雙方相互排斥，相互分離的屬性、趨勢，又叫“鬥爭性”。“統一”是指矛盾雙方相互吸引，相互聯結的屬性、趨勢，又叫“同一性”。
矛盾存在於一切事物中，矛盾貫穿於每一事物發展過程的始終。矛盾具有普遍性與客觀性，它是一切事物所固有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然而，在我們的生活中卻有許多人迴避矛盾，否認矛盾，找不到認識矛盾和解決矛盾的科學方法。從老子“小國寡民”的構想，到陶淵明對“世外桃源”的嚮往，都在期望發現或建設一個沒有任何矛盾的“夢想世界”。其實，這樣的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古往今來，人們所處的世界都是充滿矛盾的世界。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因而我們應當承認矛盾的客觀存在性，不能迴避矛盾，否認矛盾。86.
矛盾論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能夠説是時時能夠見到，處處能夠用到，無時不有，無處不在。像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辨證關係、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關係原理等，對於我們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幫忙與啟發。
首先從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來説，矛盾的普遍性是事事有矛盾，時時有矛盾。而其特殊性是指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個側面各有特點。正如毛主席所説：“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無從確定一事物不一樣於其他事物的特殊本質，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特殊原因，或特殊的根據，也就無從辨別事物，無從區分科學研究的領域。”“對症下藥”、“量體裁衣”、“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等成語都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就是要具體地分析事物的特點。並根據事物的特點去辦事情。用哲學語言來説，就是要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我國曆代文學寶庫中歌頌祖國壯麗山河的作品可謂浩如煙海，但後人卻能夠從其各不一樣的描述中，區分出特定的環境來。“天倉倉，野茫茫，風吹草低現牛羊”謳歌的是遼闊雄渾的北國草原;“日出江化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描繪的則是風景迤儷的江南風景。即使同樣寫江南水鄉，“落霞與孤騖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秋江晚景，則又是另一番風貌了。鴻篇鉅製《紅樓夢》中寫了四百多個有名有姓的人物，其中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典型人物不下數十個。這些人物一個個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讀者完全能夠憑藉人物各自的特殊性，把他們區分開來，決不因千人一面而相互混淆。試想，如果作者們離開對山河風
光和各種人物矛盾的特殊性的具體分析和深刻把握，能夠創作出這些千秋傳誦，光耀後世的文學瑰寶嗎
在事物發展過程中處於支配地位，對事物發展起決定作用的矛盾，叫做主要矛盾;其他處於從屬地位，對事物的發展不起決定作用的矛盾，叫做次要矛盾。學習主次矛盾及其相互關係的原理，要求我們看問題，辦事情既要善於抓住重點，又要學習統籌兼顧。黨的十一界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我國的gdp取得了長遠的提高，但我們並沒有所以忽視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存在的種.種矛盾、困難和問題，我們紮紮實實的加以解決，堅持經濟與社會相互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實現社會的全面提高。正所謂：“彈鋼琴要十個指頭都動作，不能有的動，有的不動。可是，十個指頭同時按下去，那也不成調子。要產生好的音樂，十個指頭的動作要有節奏，要相互配合。”
然而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他們會隨着時間、地點、場合的變化而變化。我們應當注意他們的轉變，不然就會給我們的生活和工作帶來問題和困難。就像2003年的非典一樣。自從十一界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一場非典突如其來，讓全國人民不知所措，陷入一種恐慌之中全國人民談“典”色變。這時黨中央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適時做出調整，將全國的重心放到抗擊非典上。 在全國人民萬眾一心的抗擊下，我們取得了抗擊非典的勝利。
從矛盾的主次方面來説，在事物內部居於支配地位，起主導作用的矛盾方面，叫做矛盾的主要方面;處於被支配地位，不起主導作用的矛盾方面，叫做矛盾的次要方面。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相互關係的原理，要求我們看問題既要全面，又要善於分清主流和支流，分清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分清事物的主流與支流，對於我們認清形勢，正確估計工作中的成績與缺點，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對同學不應求全責備。只要一個同學的優點是主要的，就要肯定他，向他學習。一個同學即使有比較嚴重的缺點，也要團結他，幫忙他。僅有這樣，才能團結好我們的同學，才能建設好我們的班團體。
毛澤東的矛盾論給予我們解決問題的方法，讓我們有了正確的理論指導，讓我們從中受益匪淺。但我們並不能搞教條注意，經驗主義，本本主義，照搬照抄，而是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根據實際情景做出決定。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一樣，要在矛盾論的指導下，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景，堅持理論聯繫實際，把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得更好;與此同時，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也要活用矛盾論中所學的知識，讓它為我們的生活增添光彩，為我們的日常生活供給好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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