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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論》和《實踐論》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兩篇代表性著作，是毛澤東哲學思想形成的主要標誌，它們分別從辯證法和認識論兩個方面對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做出了哲學總結，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與認識論。
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列寧説：“就本來的意義講，辯證法是研究對象的本質自身中的矛盾。”列寧常稱這個法則為辯證法的本質。因此，我們在研究這個法則時，不得不涉及許多的哲學問題。這些問題是：兩種宇宙觀;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矛盾論》是毛澤東繼1937年7月完成《實踐論》之後，為了克服黨內存在的嚴重教條主義思想，於同年8月完成的，曾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作過演講。毛澤東的《矛盾論》精闢地闡述了唯物辯證法的核心問題--矛盾的問題，矛盾的複雜性和特殊性的關係問題，特別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就是共性和絕對性，矛盾的共性和個性的對立統一關係，是關於事物矛盾的精髓，不懂它就等於拋棄了辯證法。
在《矛盾論》中，毛澤東言簡意賅地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形而上學的宇宙觀，就是用孤立的、靜止的、片面的觀點去觀察世界，是一種庸俗進化論的觀點;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就是用聯繫的、發展的、全面的觀點去觀察世界，主張從事物的內部以及從一個事物同其它事物的關係中去研究事物的發展。
毛澤東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或絕對性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指矛盾存在於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二是指每一個事物的發展過程中都自始至終存在矛盾運動。矛盾的特殊性是指各種物質運動形式的矛盾都帶有特殊性，每一物質運動形式在其發展的不同過程中矛盾帶有特殊性，同一過程中不同發展階段上矛盾帶有特殊性，同一發展階段上矛盾雙方各有特殊性。
通過對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論述，毛澤東系統闡明瞭關於矛盾發展不平衡性的理論，即關於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的理論。矛盾的主要方面與非主要方面的轉化，使事物發生性質的變化;主要矛盾與非主要矛盾的轉化，使事物的發展呈現出階段性的差別。矛盾發展不平衡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創造性發展，使得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更加完善，具有特殊的實踐意義。
毛澤東明確指出，有條件的相對的同一性和無條件的絕對的鬥爭性相結合，構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運動。同一性中存在鬥爭性，特殊性中存在普遍性，個性中存在共性，“在相對的東西里面有着絕對的東西”，這就是矛盾同一性和鬥爭性的關係。他特別強調，對抗只是矛盾鬥爭的一種形式，但不是矛盾鬥爭的形式。矛盾和鬥爭是普遍的和絕對的，但是，解決矛盾的方法，也就是鬥爭的形式，則應該根據矛盾性質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實踐中，必須具體研究各種矛盾鬥爭的具體情況，不能不加分析地套用理論來解決具體問題。
毛澤東在文章最後以精闢的筆調對全文的主要觀點進行了總結，他強調，事物矛盾的法則就是對立統一的法則。這是自然和社會的根本法則，也是思維的根本法則。矛盾存在於一切客觀事物和主觀思維的過程中，並貫穿於一切過程的始終，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個側面各有特點，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
《矛盾論》通篇充滿了唯物辯證法的智慧，始終貫穿着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全面系統深刻論述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哲學意義，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經典文獻。《矛盾論》從辯證法角度對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做出了哲學總結，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是毛澤東思想理論體系形成的重要標誌。
《矛盾論》這篇哲學論文，時毛澤東繼《實踐論》之後為了同一的目的，即為了克服尊在於中國共產黨內的嚴重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它深刻的揭示了矛盾法則的本質，自然和社會的根本法則，和思維的根本法則。
它首先討論了兩種宇宙觀，即形而上學的見解和辯證法的見解。形而上學亦稱玄學，就是用孤立的、經這段和片面的觀點去看世界。這種思想，無論在中國，在歐洲，在很長的歷史時間內時屬於為唯心論的宇宙觀，並在人們的思想中站了統治的地位。和形而上學的宇宙觀想法，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主張從食物的內部，從一事物對他事物的關係去研究事物的發展，即把事物的發展看作是事物內部必然的自己的運動，而每一事物的運動都和他的周圍其他事物互相聯繫這和互相影響着。毛澤東對這兩種宇宙觀的分析十分透徹，使我們對這兩種觀點有了一定的瞭解和體會，特別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創造了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這個偉大的理論，和經過列寧和斯大林發展後的理論。辯證法的宇宙觀，要求我們去觀察和分析各種事物的矛盾的運動，並根據這種分析，找出解決矛盾的方法。這也是毛澤東同志藉以説明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危害性，並以此來統一全黨的思想的目的的體現。
在矛盾的普遍性方面，有兩個意義。“其一是説，矛盾存在於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其二是説，每一事物發展過程中都存在着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這就像水與火、陰與陽之間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一定的階段不會改變，不會消失。我國曆朝歷代也都存在着相權與君權、地方分權與中央集權的矛盾。這些都可以體現出矛盾的普遍性。
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首先指各種物質運動形式中的矛盾的特殊性。這種特殊的矛盾，就構成一事物區別於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的十月革命，在列寧的領導下走的是在大城市發動起義，奪取政權的方式，並最終取得勝利。而在舊中國，中國共產黨雖然領導發動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等運動，並進攻了一些城市，但卻並未取得成功。這就是由於中國社會矛盾的特殊性決定的。當時中國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同時城市敵人比較強大，中國的革命力量又比較弱小。相反，根據中國特殊的國情走出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卻取得了成功。所以毛澤東同志才説“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這是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嚴格地遵守的一個原則。”
近段時間，我閲讀了毛澤東主席所著的《矛盾論》這篇文章，讀後使我更加明白了在延安抗戰極為艱苦的時期，毛澤東同志為了克服黨內嚴重的教條主義思想錯誤，花費了很大的精力，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最終統一了全黨的思想，使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得以發揚和光大……
毛主席的《矛盾論》寫於1937年8月，是繼《實踐論》後的又一篇哲學論文。當時“西安事變”的爆發，使得抗日的局面即將到來，由於中國共產黨人的多方面的不懈努力，使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以形成。但是，由於在長征之前的江西中央蘇區時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的影響，使得黨內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思想得以滋生和蔓延，這種不良影響一直持續到紅軍長征到達陝北，雖然在長征途中召開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清除了以王明、博古等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者，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正確領導地位，但是，對於王明這些人在黨內所造成的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影響，不作一番大的努力是根本解決不了問題的。
為此，毛澤東同志寫出了《矛盾論》和《實踐論》這兩篇文章，藉以説明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危害性，並以此來加強統一全黨的思想。可以説，這兩篇文章是對建黨16年來中國革命經驗和教訓的哲學概括和總結。中國共產黨從她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以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但是，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不可能對任何國家的革命提供現成的公式和答案，特別是中國革命，具有極大的複雜性和特殊性。因此，不能死板教條式的生吞活剝馬列著作中的隻言片語，更不能照抄照搬蘇聯十月革命的“做法”，只能在堅持馬列主義普遍真理的基礎上，從中國的具體的實際出發尋找出適合中國革命的道路來。
不管什麼事物的發展，都存在着矛盾，可以説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這在自然界是如此，在革命事業的發展中也是如此。中國共產黨剛剛成立的時候，那些在蘇聯留過學，住過洋房，喝過洋牛奶，吃過洋麪包的布爾什維克知識分子們，不從中國的國情出發，一味聽命於共產國際那些不切合實際的指示，生硬死板地套用蘇聯十月革命的某些“經驗”，甚至聘用由共產國際派來的洋顧問李德來指揮紅軍打仗，結果致使中央蘇區的第四、五兩次反“圍剿”的失敗，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巨大的損失。所有這些都充分説明，不管幹什麼工作，都要從實際出發，不能搞形而上學那一套，因為它是不切合實際的唯心主義的理論。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所謂形而上學的或庸俗進化的宇宙觀，就是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看世界。這種宇宙觀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態和種類，都看成是永遠彼此孤立的永遠不變的。”從毛澤東同志的這段話中，我們不難看出，無論看什麼事物，我們都要從實際出發，唯物辨證地看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在堅持原則的條件下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這就是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觀。
任何事物都有着它一定的矛盾，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問題就存在於我們用什麼方法來就決矛盾。不管是自然界還是社會的變化，都是如此。因此我們不要只看表面現象，而是要從內部去挖掘、去研究、去探索，只有這樣才能找到研究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因為，“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於事物內部的矛盾性”。毛澤東主席的這段話説的真好，就拿當時的中國社會現狀來説吧，表面上看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三億多農民的力量可以説是不可忽視，但是，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所有的耕地都掌握在大官僚、大地主的手裏，而農民只能租種地主的土地，一年到頭打下的糧食除了交地租以外，所剩下的口糧是寥寥無幾，根本解決不了一家人基本的温飽問題，可以説在正常情況下都是一年糠菜半年糧，如果趕上災年就更不用説了。可以説，在遭災的情況下你的糧食歉收，交不上地租，那麼，那些殘酷剝削壓迫農民的地主老財就要收回你所租種的土地，甚至逼着你去賣兒賣女，從而導致家破人亡。老百姓實在是活不下去了，可以説是官逼民反，這樣就會產生內部矛盾，而這些矛盾的產生，必然會推動社會進步。難道不是嗎?在舊中國，由於大官僚、大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使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此時，誕生了代表全中國全體受剝削、受壓迫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它的誕生，給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希望和曙光，而中國共產黨也沒有辜負人民的希望，帶領全體中國人民，經過二十八年的浴血奮戰，終於打倒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由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這些都充分證明了毛澤東主席所説的“社會的變化，主要地是由於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由於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前進，推動了新舊社會的代謝。”毛澤東主席所講的這一席話是對的，因為，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我們只有在不斷解決矛盾的過程中才能推動社會的發展與進步。
毛澤東主席在本文中還着重指出了“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可以説，這段論述可真是精闢極了，就拿1927年大革命失敗這件事來説吧，是蔣介石背叛了孫中山先生，叛變了革命，這和當時黨內所出現的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也是分不開的。如果在當時我們擁有自己的革命武裝，硬起來，不和國民黨妥協，那麼，我們就不可能遭到大革命的失敗，更不可能發生國民黨蔣介石屠殺共產黨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同樣，在江西中央蘇區，如果我們不迷信蘇聯的某些“經驗”和聽命於共產國際的那些不符合中國實際的“指示”的話，就不可能發生第四、五兩次反“圍剿”的失敗，就算失敗也不至於那麼慘!可以説，遠在莫斯科的那些住洋房、吃洋麪包、喝洋牛奶的共產國際的“頭腦”們沒經過調查研究，擅自發布那些不切合實際的有關中國革命的“指示”，固然可惡。如果沒有黨內那些對馬列著作的條條本本和共產國際的指示奉若神靈的教條主義者，竊取中央主要領導崗位的話，也就不可能導致第四、五兩次反“圍剿”的失敗，弄得中央紅軍大搬家似的進行史無前例艱苦的二萬五千里長徵。所以説，毛澤東主席所指出的“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這句話，説得可真是太對了，由此看來，“一個政黨要引導革命到勝利，必須依靠自己政治路線的正確和組織上武裝力量的鞏固”。
恩格斯説：“運動本身就是矛盾。”是的，整個世界上從古至今幾千年的發展也都是在矛盾中度過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這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從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自始至終充滿着矛盾，可以説，按照列寧的説法，那就是“承認自然界的一切現象和過程都會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對立的趨向”。
不是這樣嗎?就拿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來説吧，封建社會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發展上是比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強多了，但是，由於體制上和意識形態乃至文化方面的一些因素，使得科學技術發展不起來，這就大大地影響了社會的發展，致使人們的生活水平沒有得到提高，這就產生了矛盾，也就是落後的社會生產力和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生活需要方面的矛盾，由此，漸漸地就過渡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得到了很大發展，科學技術有了很大提高，人們在思想和文花方面的視野也有了很大的開闊。但是，由於大官僚大資本家殘酷地剝削和壓迫勞動人民，工人們是一天十幾個小時不停地做工，但仍然是吃不飽、穿不暖，一個月下來，被資本家七扣八折掙下來的那點工錢根本就沒法養家餬口，於是，就產生了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有志於社會變革的仁人志士就會首先站出來，試圖探索改變這種現狀的道路。所有這些都充分説明了整個世界幾千年的發展都是在充滿矛盾的過程中度過的，沒有矛盾就不可能有世界的發展。正如毛澤東主席所指出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賴和相互鬥爭，決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動一切事物的發展，沒有什麼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
矛盾是孕育和存在於世界上一切事物之中的，在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過程中也是如此。從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出現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致使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到江西中央蘇區時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佔據中央統治地位，致使第四、五兩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徵等，可以説中國共產黨在成長壯大的過程中也是充滿曲折，也是在充滿矛盾和解決矛盾中度過的，不然的話，能有以毛澤東主席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一次又一次地從危亡中挽救了共產黨，使中國革命這艘航船能夠撥正船頭，沿着正確的航向駛向勝利的彼岸嗎?這正如毛澤東主席所指出的“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鬥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救矛盾的思想鬥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是啊，世界上無論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斷產生矛盾和解決矛盾的過程中不斷向前發展的，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矛盾是普遍的、絕對的，存在於事物發展的一切過程中，又貫穿於一切過程的始終”
“不同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毛澤東同志的這一論斷，為我們解決不同性質的矛盾指明瞭方向，這大千世界所發生的事情，所產生的矛盾，其原因、其性質各不相同，所以，解決的方法也就各不相同，不能用“一刀切”的方法來解決。比如説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就要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來解決;黨內的矛盾，就要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在改革開放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出現了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而絕大部分人才剛剛解決了温飽問題，甚至有一部分人還處在貧困線上這樣就出現了貧富之間兩極分化的矛盾，而要想解決這個矛盾，不能靠別的，只能靠發展經濟，只有經濟發展起來了，就業的崗位增加了，人們的收入提高了，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也才能解決貧富不均的矛盾。
在不同時期有着不同的矛盾，每當歷史向前邁進了一步，舊的矛盾解決了，而新的矛盾又產生了，所以我們生活的每一天，也都是在解矛盾中度過的，而解決不同的矛盾，也要用不同的方法。例如，在計劃經濟時期，特別是1950年代至1990年代，居民們所食用的糧油實行的是定量供應，每人每月也就是半斤油和二十七、八斤的口糧，甚至還不到。特別是象大米白麪這樣的細糧，每個月加在一起也超不過那麼五六斤，可以説那個時候人們的生活過得是相當的苦，雖然每斤糧的價錢超不過兩三毛錢，價格較低，但是人們卻吃不到更多的細糧，可以説是苦不堪言。改革開放以後，經濟發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到了1990年代初期，取消了“糧食本”，糧油敞開供應，這下子人們的餐桌上可再也見不到高粱米和苞米麪這樣的粗糧了，可這好了，人們卻又開始抱怨了，抱怨什麼呢?原來是買糧食雖然不用糧食本了，可以敞開量地買，但這價格卻上來了，而且這段時間是這個價，可是過了一段時間卻又是那個價，弄得人們是人心荒荒。一個勁兒地抱怨説：這還不如有糧食本哪會兒呢!雖然人們對這件事的認識有所偏激，但是它也確實又是在新的歷史時期所產生的一個矛盾，這個矛盾就是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們的經濟沒有發展起來，人們只好吃定量供應的糧油，而且每個月根本吃不上幾斤大米和白麪;而到了市場經濟時期，這個問題雖然是解決了，但糧油的價格卻又上來了，這雖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正常的，但要想解決這個矛盾，只有在實現農業現代化，提高糧食產量上下工夫，只有這樣，才能生產出更多更好的糧食，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生活的需要，同時，還要大力發展國民經濟，提高人民收入，使老百姓的腰包鼓起來，只要這樣，才能解決老百姓收入的增長趕不上物價上漲的矛盾。這正如毛澤東主席所指出的“過程變化，舊過程和舊矛盾消滅，新過程和新矛盾發生，解決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嚴格地遵守的一個原則。”
我們在解決問題時，更要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片面地看問題，照抄照搬某些框框本本。例如，1949年建國後，我們對城市裏資本家所經營的工廠企業實行和平贖買的政策，這就和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後蘇聯政府對資本家的財產實行沒收充公大不一樣，我黨在這個問題上之所以這樣做，就是毛澤東主席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實事求是地來解決中國自己的問題，而如果按照那些教條主義者的做法，那就得照抄照搬蘇聯在這方面的做法，如果那樣做的話，就得事與願違，達不到所要達到的目的，而且沒有不出亂子的，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於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通過學習《矛盾論》這篇文章，使我更加認識到了世界上任何事物在其發展過程中自始至終都存在着矛盾，而這些矛盾又各有不同。所以，我們要做到對症下藥，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根據不同的情況解決不同的矛盾，而不要生搬硬套馬列著作中的那些死板教條。要確立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做到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生活實踐相結合。只有這樣，才能克服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使中國革命這艘航船能夠撥正船頭，乘風破浪，勇往直前。《矛盾論》這篇文章，是中國共產黨反對主觀主義特別是反對教條主義的又一重大理論成果，它不僅在過去，在全面開展社會主義小康生活和現代化建設的今天，同樣有着它極其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
記得自己在讀高中時就已經讀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矛盾，後來又讀了毛主席的《矛盾論》。初學時，以為那矛盾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所説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短”的自相矛盾。後來才漸漸發現矛盾內容更加豐富，更具有教育意義。
哲學中講到：事物自身包含的既對立又統一的關係叫矛盾。換句話説，矛盾就是對立統一。其中，“對立”是指矛盾雙方相互排斥，相互分離的屬性、趨勢，又叫“鬥爭性”。“統一”是指矛盾雙方相互吸引，相互聯結的屬性、趨勢，又叫“同一性”。
矛盾存在於一切事物中，矛盾貫穿於每一事物發展過程的始終。矛盾具有普遍性與客觀性，它是一切事物所固有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然而，在我們的生活中卻有許多人迴避矛盾，否認矛盾，找不到認識矛盾和解決矛盾的科學方法。從老子“小國寡民”的構想，到陶淵明對“世外桃源”的嚮往，都在期望發現或建設一個沒有任何矛盾的“理想世界”。其實，這樣的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古往今來，人們所處的世界都是充滿矛盾的世界。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因而我們應該承認矛盾的客觀存在性，不能迴避矛盾，否認矛盾。
矛盾論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可以説是時時可以見到，處處可以用到，無時不有，無處不在。像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辨證關係、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關係原理等，對於我們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幫助與啟發。
首先從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來説，矛盾的普遍性是事事有矛盾，時時有矛盾。而其特殊性是指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個側面各有特點。正如毛主席所説：“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無從確定一事物不同於其他事物的特殊本質，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特殊原因，或特殊的根據，也就無從辨別事物，無從區分科學研究的領域。”“對症下藥”、“量體裁衣”、“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等成語都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就是要具體地分析事物的特點。並根據事物的特點去辦事情。用哲學語言來説，就是要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我國曆代文學寶庫中歌頌祖國壯麗山河的作品可謂浩如煙海，但後人卻可以從其各不同的描述中，區分出特定的環境來。“天倉倉，野茫茫，風吹草低現牛羊”謳歌的是遼闊雄渾的北國草原;“日出江化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描繪的則是風景迤儷的江南風景。即使同樣寫江南水鄉，“落霞與孤騖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秋江晚景，則又是另一番風貌了。鴻篇鉅製《紅樓夢》中寫了四百多個有名有姓的人物，其中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典型人物不下數十個。這些人物一個個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讀者完全可以憑藉人物各自的特殊性，把他們區分開來，決不因千人一面而相互混淆。試想，如果作者們離開對山河風光和各種人物矛盾的特殊性的具體分析和深刻把握，能夠創作出這些千秋傳誦，光耀後世的文學瑰寶嗎?
在事物發展過程中處於支配地位，對事物發展起決定作用的矛盾，叫做主要矛盾;其他處於從屬地位，對事物的發展不起決定作用的矛盾，叫做次要矛盾。學習主次矛盾及其相互關係的原理，要求我們看問題，辦事情既要善於抓住重點，又要學習統籌兼顧。黨的十一界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我國的GDP取得了長遠的進步，但我們並沒有因此忽視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存在的種種矛盾、困難和問題，我們紮紮實實的加以解決，堅持經濟與社會相互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實現社會的全面進步。正所謂：“彈鋼琴要十個指頭都動作，不能有的動，有的不動。但是，十個指頭同時按下去，那也不成調子。要產生好的音樂，十個指頭的動作要有節奏，要相互配合。”
然而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他們會隨着時間、地點、場合的變化而變化。我們應該注意他們的轉變，不然就會給我們的生活和工作帶來問題和困難。就像2003年的非典一樣。自從十一界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一場非典突如其來，讓全國人民不知所措，陷入一種恐慌之中全國人民談“典”色變。這時黨中央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適時做出調整，將全國的重心放到抗擊非典上。在黨中央的正確指導下，在全國人民萬眾一心的抗擊下，我們取得了抗擊非典的勝利。
從矛盾的主次方面來説，在事物內部居於支配地位，起主導作用的矛盾方面，叫做矛盾的主要方面;處於被支配地位，不起主導作用的矛盾方面，叫做矛盾的次要方面。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相互關係的原理，要求我們看問題既要全面，又要善於分清主流和支流，分清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分清事物的主流與支流，對於我們認清形勢，正確估計工作中的成績與缺點，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對同學不應求全責備。只要一個同學的優點是主要的，就要肯定他，向他學習。一個同學即使有比較嚴重的缺點，也要團結他，幫助他。只有這樣，才能團結好我們的同學，才能建設好我們的班集體。
毛澤東的矛盾論給予我們解決問題的方法，讓我們有了正確的理論指導，讓我們從中受益匪淺。但我們並不能搞教條注意，經驗主義，本本主義，照搬照抄，而是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根據實際情況做出決定。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一樣，要在矛盾論的指導下，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堅持理論聯繫實際，把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得更好;與此同時，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也要活用矛盾論中所學的知識，讓它為我們的生活增添光彩，為我們的日常生活提供好的解決方法。
今天，我學習了毛澤東同志所著的《矛盾論》這篇文章，讀後使我更加明白了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為了克服黨內嚴重的教條主義思想，花費了很大的精力，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最終統一了全黨的思想，使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得以發揚和光大。
毛主席的這篇文章寫於1937年8月，在當時，由於西安事變的爆發，使得抗日的局面得以到來，又由於中國共產黨人的不懈努力，使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以形成。但是，由於在長征之前的江西中央蘇區時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的影響，使得黨內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思想得以滋生和蔓延，這種不良影響一直持續到紅軍長征到達陝北，雖然在長征途中召開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清除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者，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但是，對於王明這些人在黨內所造成的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影響，不花費一番大的力氣是根本解決不了問題的。為此，毛澤東同志寫出了《矛盾論》和《實踐論》這兩篇文章，藉以説明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危害性，並以此來統一全黨的思想。可以説，這兩篇文章是對建黨16年來中國革命經驗和教訓的哲學概括和總結。我們黨從她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以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但是，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不可能對任何國家的革命提供現成的公式和答案，特別是中國革命，具有極大的複雜性和特殊性。因此，不能死板教條式的生吞活剝馬列著作中的片言隻語，更不能照抄照搬蘇聯十月革命的某些做法，只能在堅持馬列主義普遍真理的基礎上，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找出適合中國革命的路子來。
在世界上，不管什麼事物的發展，都存在着矛盾，可以説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這在自然界是如此，在革命事業的發展中也是如此。記得在我們黨剛剛成立的時候，那些在蘇聯留過學，住過洋房，喝過洋牛奶，吃過洋麪包的布爾什維克們，不從中國的國情出發，一味聽命於共產國際那些不切合實際的指示，生硬死板地套用蘇聯十月革命的某些“經驗”，甚至聘用由共產國際派來的洋顧問李德來指揮紅軍打仗，結果致使中央蘇區的第四、五兩次反“圍剿”的失敗，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很大的損失。所有這些都充分説明，不管幹什麼工作，都要從實際出發，不能搞形而上學那一套，因為它是不切合實際的唯心主義的理論。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所謂形而上學的或庸俗進化的宇宙觀，就是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看世界。這種宇宙觀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態和種類，都看成是永遠彼此孤立的永遠不變的。”從毛澤東同志的這段話中，我們不難看出，無論看什麼事物，我們都要從實際出發，唯物辨證地看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在堅持原則的條件下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這就是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觀。再有，任何事物都有着它一定的矛盾，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問題就存在於我們用什麼方法來就決矛盾，不管是自然界還是社會的變化，都是如此。因此我們不要只看表面現象，而是要從內部去挖掘、去研究、去探索，只有這樣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因為，“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於事物內部的矛盾性”。可以説，毛澤東同志的這段話可真是説到點子上去了，就拿當時的中國社會現狀來説吧，表面上看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三億多農民的力量可以説是不可忽視，但是，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所有的耕地都掌握在大官僚、大地主的手裏，而農民只能租種地主的土地，一年到頭打下的糧食刨掉交地租以外，所剩下的口糧是寥寥無幾，根本解決不了一家人的温飽問題，可以説在正常情況下都是一年糠菜半年糧，如果趕上災年就更不用説了，可以説，在遭災的情況下你糧食歉收，交不上地租，那麼，那些殘酷剝削壓迫農民的地主老財就要收回你所租種的土地，甚至逼着你去賣兒賣女，從而家破人亡。老百姓實在是活不下去了，可以説是官逼民反，這樣的話自然就會產生內部矛盾，而這些矛盾的產生，必然會推動社會進步。不是嗎?在舊中國，由於大官僚、大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使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此時，誕生了代表全中國全體受剝削、受壓迫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它的誕生，給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希望和曙光，而中國共產黨也沒有辜負人民的希望，帶領全體中國人民，經過二十八年的浴血奮戰，終於打倒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由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這些都充分印證了毛澤東同志所説的“社會的變化，主要地是由於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由於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前進，推動了新舊社會的代謝。”，可以説，毛澤東同志所講的這一席話真是太對了，因為，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我們只有在不斷解決矛盾的過程中才能推動社會的發展與進步。
再有，毛澤東同志在本文中還着重指出了“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可以説，這段論述可真是太精闢了，就拿1927年大革命失敗這件事來説吧，是蔣介石背叛了孫中山先生，叛變了革命;但是，這和當時黨內所出現的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也是分不開的，如果在當時我們擁有自己的革命武裝，硬起來，不和國民黨妥協，那麼，我們就不可能遭到大革命的失敗，更不可能發生國民黨蔣介石屠殺共產黨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同樣，在江西中央蘇區，如果我們不迷信蘇聯的某些“經驗”和聽命於共產國際的那些不符合中國實際的指示的話，就不可能發生第四、五兩次反“圍剿”的失敗。可以説，遠在莫斯科的那些住洋房、吃洋麪包、喝洋牛奶的共產國際的頭頭腦腦沒經過調查研究，擅自發布那些不切合實際的有關中國革命的所謂“指示”，固然可惡，但是，如果沒有黨內那些對馬列著作的條條框框和共產國際的指示奉若神靈的教條主義者，竊取中央主要領導崗位的話，也就不可能導致第四、五兩次反“圍剿”的失敗，弄得中央紅軍大搬家似的進行史無前例的二萬五千里長徵。所以説，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這句話，説得可真是太對了，由此看來，“一個政黨要引導革命到勝利，必須依靠自己政治路線的正確和組織上的鞏固”。
偉大的革命導師恩格斯説：“運動本身就是矛盾”，是啊，整個地球世界上從古至今幾千年的發展也都是在矛盾中度過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不是嗎?這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從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自始至終充滿着矛盾，可以説，按照列寧的説法，那就是“承認(發現)自然界(精神和社會兩者也在內)的一切現象和過程都會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對立的趨向”，難道不是這樣嗎?就拿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來説吧，封建社會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發展上是比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強多了，但是，由於體制上和意識形態乃至文化方面的一些因素，使得科學技術發展不起來，這就大大地影響了社會的發展，致使人們的生活水平沒有得到提高，這就產生了矛盾，也就是落後的社會生產力和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生活需要方面的矛盾，由此，逐漸逐漸地就過渡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得到了很大發展，科學技術有了很大提高，人們在思想和文花方面的視野也有了很大的開闊，但是，由於大官僚大資本家殘酷地剝削和壓迫勞動人民，工人們是一天十幾個小時不停地做工，但仍然是吃不飽穿不暖，一個月下來，被資本家七扣八扣掙下來的那點工錢根本就沒法養家餬口，於是，就產生了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有志於社會變革的仁人志士就會首先站出來，探索改變這種現狀的道路。所有這些都充分説明了整個世界幾千年的發展都是在充滿矛盾的過程中度過的，沒有矛盾就不可能有世界的發展，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賴和相互鬥爭，決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動一切事物的發展，沒有什麼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
剛才我們談到了矛盾孕育和存在於世界上一切事物之中，在我們黨的發展過程中也是如此。從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出現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致使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到江西中央蘇區時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佔據中央統治地位，致使第四、五兩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徵等等吧，可以説我們黨在成長壯大的過程中也是充滿曲折，也是在充滿矛盾和解決矛盾中度過的，不然的話，能有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一次又一次地從危亡中挽救了我們的黨，使中國革命這艘航船能夠撥正船頭，沿着正確的航向駛向勝利的彼岸。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鬥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救矛盾的思想鬥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是啊，世界上無論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斷產生矛盾和解決矛盾的過程中不斷向前發展的，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矛盾是普遍的、絕對的，存在於事物發展的一切過程中，又貫穿於一切過程的始終”。
“不同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毛澤東同志的這一論斷，為我們解決不同性質的矛盾指明瞭方向，這大千世界所發生的事情，所產生的矛盾，其原因、其性質各不相同，所以，解決的方法也就各不相同，不能用“一刀切”的方法來解決，比如説這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就要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來解決;這我們黨內的矛盾，就要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在改革開放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出現了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而絕大部分人才剛剛解決了温飽問題，甚至有一部分人還處在貧困線上這樣就出現了貧富之間兩極分化的矛盾，而要想解決這個矛盾，不能靠別的，只能靠發展經濟，只有經濟發展起來了，就業的崗位增加了，人們的收入提高了，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也才能解決貧富不均的矛盾。
另外，這不同時期有着不同的矛盾，每當歷史向前邁進了一步，舊的矛盾解決了，而新的矛盾又產生了，所以我們生活的每一天，也都是在解矛盾中度過的，而解決不同的矛盾，也要用不同的方法。例如，在計劃經濟時期，特別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我們居民所食用的糧油實行的是定量供應，每人每月也就是半斤油和二十七、八斤的口糧。特別是象大米白麪這樣的細糧，每個月加在一起也超不過那麼五六斤，可以説那個時候人們的生活過得是相當的苦，雖然每斤糧的價錢超不過兩三毛錢，價格較低，但是人們卻吃不到更多的細糧，可以説是苦不堪言。改革開放以後，經濟發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取消了“糧食本”，糧油敞開供應，這下子人們的餐桌上可再也見不到高粱米和苞米麪這樣的粗糧了，可這好了好了，人們卻又開始抱怨上了，抱怨什麼呢?原來呀，是買糧食雖然不用糧食本了，可以敞開量地買，但這價格卻上來了，而且這段時間是這個價，可是過了一段時間卻又是那個價，弄得人們是人心荒荒，一個勁兒地抱怨説：這還不如有糧食本哪會兒呢!雖然人們對這件事的認識有所偏激，但是它也確實又是在新的歷史時期所產生的一個矛盾，這個矛盾就是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們的經濟沒有發展起來，人們只好吃定量供應的糧油，而且每個月根本吃不上幾斤大米和白麪;而到了市場經濟時期，這個問題雖然是解決了，但糧油的價格卻又上來了，這雖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正常的，但要想解決這個矛盾，只有在實現農業現代化，提高糧食產量上下工夫，只有這樣，才能生產出更多更好的糧食，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生活的需要，同時，還要大力發展國民經濟，提高人民收入，使老百姓的腰包鼓起來，只要這樣，才能解決老百姓收入的增長趕不上物價上漲的矛盾。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過程變化，舊過程和舊矛盾消滅，新過程和新矛盾發生，解決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嚴格地遵守的一個原則。”
再有，我們在解決問題時，更要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片面地看問題，照抄照搬某些條條框框。例如，1949年建國後，我們對城市裏資本家所經營的工廠企業實行和平贖買的政策，這就和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後蘇聯政府對資本家的財產實行沒收充公大不一樣，我黨在這個問題上之所以這樣做，就是毛澤東同志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實事求是地來解決中國自己的問題，而如果按照那些教條主義者的做法，那就得照抄照搬蘇聯在這方面的做法，如果那樣做的話，就得事與願違，達不到我們所要達到的目的，而且沒有不出亂子的，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於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總之，通過學習《矛盾論》這篇文章，使我更加認識到了世界上任何事物在其發展過程中自始至終存在着矛盾，而這些矛盾又各有不同，所以，我們要做到對症下藥，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根據不同的情況解決不同的矛盾，而不要死摳馬列著作中的那些死板教條，要確立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做到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只有這樣，才能克服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使中國革命這艘航船能夠撥正船頭，乘風破浪，勇往直前。總之，《矛盾論》這篇文章，是我黨反對主觀主義特別是反對教條主義的又一重大理論成果，它不僅在過去，在全面開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今天，同樣有着它極其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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