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把我國各民族聯繫起來的，有無數條紐帶：自成一體的地理單元是先天條件，由此形成的“大雜居、小聚居”的民族分佈格局是現實土壤；“大一統”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格局是政治紐帶；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是精神紐帶；中原、草原、雪域、高原、海洋等區域之間互補共生的經濟關係是經濟紐帶。幾千年來，中華民族始終追求團結統一，無論哪個民族入主中原，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視為正統。歐洲從古羅馬帝國滅亡之後，就再也沒有統一過。而中國從秦漢到隋唐，再到元明清，這三次統一每一次都比上次範圍更廣、力度更強，使中華民族作為統一的整體逐步走向成熟。正因如此，費孝通先生指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
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的100多年間，面對亡國滅種的空前危機，各族兒女團結抗爭、共赴國難，休慼相關的共同體特徵更加凸顯，中華民族意識應運而生。中華民國“五族共和”的建國主張，促進了中華民族意識的發展。“九一八”事變尤其是“七七事變”以後，“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各民族共同投身抗日救亡運動，東北抗日聯軍、大青山支隊、回民支隊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奮戰在抗日一線，後方各族人民募集抗日物資全力支援前線。經過抗日戰爭的洗禮，“中華民族”成為全國各族人民普遍認同的共同稱謂。1939年，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開篇即以“中華民族”為題，從馬克思主義民族平等的立場出發，闡明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中華民族由中國各民族組成。這些論述，奠定了中國共產黨關於中華民族的基本觀點。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各族人民並肩浴血奮戰，推翻了內外敵人，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賦予了中華民族全新的意義。各民族攜手走過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各個歷史時期，迎來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新紀元。國家實力的不斷增強、國際地位的不斷上升、人民生活的不斷改善，極大激發了全體中國人的國家認同感，顯著增強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其中一個突出表現，就是“中華民族”一詞深入人心，不僅寫進了《中國共產黨章程》和許多法律、文件，更成為全社會普遍使用的指稱全體中國人的固定用語。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修改《黨章》，增加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表述。2018年3月，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首次將“中華民族”寫入憲法。這些都表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基礎日益深厚、紐帶愈發牢固。
馬克思、恩格斯站在解放全人類的高度，主張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經過社會革命走向共產主義，最終形成“自由人的聯合體”。他們指出：“只有無產者才能夠消滅各民族的隔離狀態，只有覺醒的無產階級才能夠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愛。”列寧提出“支持一切促進各民族間日益緊密的聯繫和促進各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主張建立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統一的民主集中制的國家。雖然“十月革命”後的形勢使得列寧選擇了聯邦制，建立了蘇聯，但列寧認為這是向中央集權國家的過渡。總之，打破民族之間的隔閡、封閉，實現民族之間的平等、聯合，是馬克思主義一以貫之的主張。由於“自由人的聯合體”在現階段還無法實現，在民族平等的基礎上開展社會主義國家的共同體建設，就成為走向未來“大同世界”的必要階梯。
中國共產黨立足本國國情，在建立單一制國家的前提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維護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都把民族團結作為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則。毛澤東同志號召，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團結起來。鄧小平同志強調要爭取整個中華民族大團結。江澤民同志指出，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各少數民族之間也相互離不開。胡錦濤同志指出，新世紀新階段的民族工作必須把各民族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作為主題。這些重要論述，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民族團結在認識上的不斷深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民族和各民族的關係，形象地説，是一個大家庭和家庭成員的關係，各民族的關係是一個大家庭裏不同成員的關係。”習近平總書記的“中華民族大家庭論”，紮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土壤，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民族聯合思想、中國共產黨民族團結思想，深刻揭示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在必然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一體包含多元，多元組成一體，一體離不開多元，多元也離不開一體，一體是主線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動力，兩者辯證統一。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就要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工作中，注意避免兩種傾向：一種是把“中華民族”與“56個民族”對立起來，認為講中華民族就不能講各民族，或者認為講各民族就是否定中華民族；另一種是把中華民族和各民族的關係簡單地理解為土豆口袋同土豆的關係，認為中華民族僅僅是各民族的總稱而已。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有着深厚的歷史基礎和堅實的現實紐帶，是一個有機的、不可割裂的整體。我們不僅要讓大家庭的每一個成員發展好，更要努力把這個大家庭建設好，在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的基礎上，讓各民族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親、守望相助。
舊中國積貧積弱，國家管理能力薄弱，在基層缺乏組織動員能力，對一些邊疆地區“鞭長莫及”，民族地區還實行着封建王朝遺留下來的政教合一、伯克、土司、山官等制度，民族隔閡、民族歧視還比較普遍，社會處於一盤散沙的狀態。新中國成立之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華民族和中國民族關係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革：國家得到基本統一，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實現了中央政府對祖國大陸各地的有效管轄;確立了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民族區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等民族政策，建立了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係；在民族地區開展社會改革，掃除了舊制度，各民族共同邁進了社會主義大門，原先連基本人身權利都沒有的農奴、奴隸翻身解放，成為現代國家的平等公民；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組織系統，從中央一直延伸到社會的最基層，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上下貫通、集中高效、具有高度組織動員能力的國家管理體系。這些偉大的變革，使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組織性獲得了巨大提升。
新中國搭建起一個現代國家的“四樑八柱”，但由於底子薄和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改革開放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落後的狀況尚未根本改變。尤其是民族地區，許多地方還處於自然經濟的封閉狀態，與外界的市場聯繫少，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落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不夠普及。改革開放使我國經濟社會迸發出巨大活力，不僅顯著提高了民族地區的經濟實力和各族羣眾的生活水平，更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開闢了廣闊空間。隨着工業化、城鎮化的深入推進，民族地區與其他地區之間人口大規模雙向流動，不同民族成員共居、共事、共學的情況更加普遍；隨着西部大開發等發展戰略的實施和基礎設施的完善，民族地區的比較優勢得到有效發揮，更加深入地融入全國大市場；隨着教育文化事業的發展，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日益普及，電視、手機、互聯網等現代傳播載體廣泛使用，各族羣眾便捷地共享精神文化資源。這些深刻的變革，使各民族在社會生活中緊密聯繫的廣度和深度前所未有。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進入新時代，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同時也面臨“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諸多挑戰。面對民族領域新的機遇和挑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明確提出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確定為新時代民族工作的主線。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課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中華民族的鞏固和發展，在任何時期都是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綜合演進的過程。但事物內部的不平衡性是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民族工作在不同時期面對的主要矛盾不同，因而工作重點也與時俱進。在新起點上前進，切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需要從“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兩個方面着力。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於社會存在。我們要鞏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社會存在，確保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同全國一道實現全面小康和現代化，構建各民族互嵌式社會結構，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們要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社會意識，用“中國夢”團結激勵各族人民，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構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華民族共同體過去70年的發展，就是這兩個方面同向深化、相互促進、辯證統一的過程。做好新時代民族工作，要把這兩個方面更好地統籌起來，遵循客觀規律，運用正確方法，確保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工作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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