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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一篇：中華根文化培訓心得
中華根文化培訓心得
經過三天兩晚的學習，讓我感受非淺。在過去的職業生涯中，也參加過許多培訓。但從來沒有一次培訓帶來如此特別充滿激情、能量的感覺。在培訓前，以為只不過是教我們如何以制度辦法來管理好團隊。當時還在想，不就是加強流程制度管理監督辦法嘛，學中華根文化之“弟子規”有什麼用呢。懷着一個疑惑和好奇的心。靜馨老師巧妙地將中華傳統文化的“根”系教育和西方的系統管理優勢相結合。以中華傳統文化為根、西方系統為枝幹，通過五個部分講述高管如何在企業中發揮承上啟下的作用使企業永續經營的連根養根、枝葉繁茂的課程。第一部分：一箇中心、正己、化人兩個基本點。通過以中華從古至今“孝”為先的弟子規為切入點，學習企業管理自我管理、自教育的方法；第二部分：三顆種子、四個轉彎、五個步驟，六加三體系，來教我們如何為企業選擇好員工、產品，要關注人心、內省正己等。第三部分：以因果律及心念、心能、心法，教導我們積善行德；第四部分：企業十字導航及能量能級，幫我們清除負能量提升正能量；第五部分：連根養根儀式及根行銷系統課程學習。雖然整個課程很緊內容很豐富，但是結束之後一感覺身體充滿能量和信心點累感都沒有。
回到家裏回顧這一切真是很感動，覺得時間流逝太快了。此次課程給我的感想很多。在當今許多缺少人性關懷和原始的“根”的世界給我心靈帶來很大的震撼。我或許説不上來到底學會了什麼，但是它卻給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洞悉人生真諦，教人以行善為道，懂得惜福修善，寬大心量，深信因果。這些讓我今後在工作和生活中，它能像啟明星一樣時刻引導着自己前進的方向--種什麼因，結什麼果。曾經看到書中寫過：今世之人，大多不知道陰陽幽明之理，以為人死無鬼，一切斷滅。所以活着的時候，無論什麼事，只要一時有利於自己，就算有害於他人，也照做不誤；或者別人所受損害比自己所得的利益大過千萬倍，也毫無顧忌。所以一切奪人富己、壓人貴己、損人壽己等等殺盜淫妄十惡大罪，無不放膽去做。卻不知壽算盡時，生前一切怨鬼，皆來索命，死後同至閻王處審判；生前所得之便宜、所作之黑暗事業，都要一一償還，或入地獄，或入餓鬼、畜生道中；其所得之業報，與生前所作之十惡，其輕重大小，如五雀六燕一樣，分毫不差。如果你要希望子孫代代都有福，那需要懂得種佈施的因。佈施是培福，佈施是開源。又要懂得惜福，愛惜福報，不浪費，不奢侈，那麼自然家道昌盛，就能夠傳若干代。
我相信因果輪迴的事實，我相信它會讓我在工作和生活中更加淡定了，更加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了。遇到如意的事情，更加懂得感恩，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先反省自己，是不是自己哪裏做的不好，老天以此為戒在提醒自己。人和人之間的相處少了互相指責，凡事先從自我開始反省--我錯了，這句話猶如潤滑劑般，多了自我反省，多了相互包容，多了相互理解，關係更加融洽了，更能冷靜下來通過十字導航、四個轉彎、五個步驟尋找解決問題的根源，再步步解決問題。結果提前，自我退後，問題解決了，心也舒暢了。這就是所謂相由心生、境隨心轉即能心想事成。
第二篇：根學習傳統文化心得體會
傳統文化對德育教育的影響
-----孝感動天(根)
我校從2014年5月開始接觸學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至今已有3年左右的時間。在這期間，我作為一名老師，在學習中經歷了從好奇、隨從、質疑、思考、吸收、轉化、踐行的全過程，後來還和幾位志同道合的老師自覺深入的學習更多的優秀傳統文化。
中華五千年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是符合自然規律的。我們在踐行《弟子規》時，深刻的發現，《弟子規》使我們找到了德育教育的載體，讓教育者擁有了更多的道德教育素材，明確了我們對孩子的德育教育方向和細點，使得我們教育工作能夠有的放矢。
從事了多年的班主任德育教育工作，在德育總結和反思中，一直很認可老師、家長和學生之間良好關係的相處，對孩子的思想教育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們在處理孩子和家長矛盾時，我們不缺父母對孩子的付出和關愛的事例，但是又因個案的不同，對孩子的教育引導有時針對性不是很強或效果不是很明顯。自從我們學習了《弟子規》，學習了“身有傷，貽親憂；德有傷，貽親羞”，以史為據，再結合母親的十月懷胎不易，撫育之艱辛，讓孩子知道父母親骨質區別的原因，使孩子認識到為人子女，不論現在父母是離異，或出國，或與孩子交流方式的不當等等因素造成父母與子女產生了矛盾和隔閡，甚至使得孩子怨恨父母的情況，這一切都不可以抹滅父母辛辛苦苦的養育
之恩。
孝心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只要我們的孩子內心銘記着父母含辛茹苦地將自己帶到這個世界，甚至孩子一個小小的感冒可能都會讓父母徹夜不能入眠，天氣冷暖都會給孩子送衣服，這些足夠教育孩子要懂得照顧好自己的身體，更何況輕視自己寶貴的生命。古人云：“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即使孩子因調皮或衝動犯了一些錯誤，只要孩子能夠明白“無心非，名為錯；有心非，名為惡”，領悟“德有傷，貽親羞，”做到“過能改，歸於無”，那麼我們的孩子都還是最可愛的孩子。
孝感動天，讓孝心在我們孩子的靈魂深處紮根，我相信待到春風拂面時，一定會綻放最美的花朵。
第三篇：中華傳統文化心得
中華傳統文化心得
中華傳統文化包羅十分廣泛，內涵極其豐富學習，特別是藴含了豐富傳統哲學，那些簡短精悍的名言警句是古代閒人的人生智慧總結，這些有助於我們走好人生的路途，有助提高個人思想道德修養。例如老子和孔子做人的道理與為人處事的原則給了我一個很好的思考空間。首先，許院長想我們介紹了有關“三個代表”有關問題，三個代表的內容是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個代表”是中國共產黨的立黨之本。“三個代表”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之基。“三個代表”是中國共產黨力量之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新貢獻。“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新概括，標誌着關於社會主義本質和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理論的統一與創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説的新發展。所以，我們要堅定不移地堅持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發展中國傳統文化。
其次，許院長提出發展先進文化，所謂“先進”，指的是具有民族特色，博採眾家文化之長，為廣大人民所喜聞樂見的文化。簡單來説就是指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學習先進文化對弘揚民族精神，形成民族凝聚力，有着極大的激勵和促進作用。世界上每一個成熟的民族都有屬於自己的特有的文化形態和文化個性，而這特有的文化就成為民族親和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源泉。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培養了刻苦耐勞、勤儉持家、不畏強暴等民族性格和愛國主義精神，在歷史上對於中華民族的發展、進步、穩定和統一起了重要的作用。今天，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同樣離不開先進文化的凝聚和激勵作用。同時為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提供精神動力。先進文化可以使全社會形成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激勵人們團結一致，克服困難，爭取各項事業取得更大勝利。先進文化是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深層支撐，也是中國共產黨夯實執政基礎、鞏固執政地位的核心內容。只有準確把握先進文化的發展規律，不斷在執政實踐中提高發展先進文化的本領和能力，才能增強綜合國力，提高國際競爭力，才能滿足人民羣眾對先進文化的需求，夯實執政的文化基礎。
最後，院長告訴我們繼承傳統文化要注意以下幾點：
一、正確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確認識建國前四十年的歷史。要批判繼承，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綜合創新，古為今用。
二、與新儒家文化相結合。
三、與封建迷信的傳統觀念劃清界限。用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的觀點看問題。
傳統文化是指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保留在每一個民族中間具有穩定形態的文化。對於一個民族來説，傳統文化就是它的精神之源，是它的身份證和象徵，是
它區別於其他民族的標誌。一個民族如果喪失了自己的傳統文化，無異於將自己推到了滅種的邊緣。因此，每一個民族都十分重視自己的傳統文化傳承問題。所以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就要從今天做起，既要傳承中華民族悠久燦爛的文明成果，又要結合現代社會的客觀情況。另外，從制度上對傳統文化加以保護有助於增強公民和政府部門在這一問題上的責任感，能夠提高傳統文化的影響力，促進傳統文化的延續和發展，因此，我們要主動、積極地閲讀文化典籍，欣賞文學作品，考察文物古蹟，真正瞭解我們的先人留給我們的遺產，做適應時代發展需要、積極弘揚民族文化、寬厚仁愛、有創新意識的中國人。
總之，對於傳統文化的傳承，我們需要採取多樣化的方式，根據其具體內容，選擇更合理的傳承方式。除此之外，我們還需對傳統文化進行現代價值再創造，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念和價值觀念，及時反映和體現出改革開放進程中湧現出的一些新思維、新觀念、新取向，使傳統文化更具時代特徵和時代引導能力。
第四篇：文化是根,堅守中華文明 ——讀《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有感
文化是根，堅守中華文明
——讀《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有感
引言：
“早熟的中國文化在新生的西方文化面前，就像一個白鬍子老先生和一個年輕力壯的小夥子遇上了，小夥子當仁不讓的説：我們比拳擊，看誰厲害！於是乎，小夥子三下五除二，毫不費吹灰之力就把老先生打倒在地。小夥子洋洋得意、盛氣凌人，老先生顏面掃地，痛定思痛以為換上小夥子一樣的衣服和鞋子就能制服他，不然！以為跟小夥子一樣制定一套科學完善的伙食和訓練方法也能夠趕得上小夥子的步伐，亦不然！最終，老先生無可奈何，相形見絀，自愧不如，捶胸頓足。”書中梁漱溟先生以詼諧幽默的筆觸描繪了東西文化在華夏大地甚至於東亞地區碰撞的後果，但為何會產生這樣的結果呢，這還要我們深入思考東西文化之差異。
作者簡介：
梁漱溟先生，原名煥鼎，字壽銘，系出元室樑王系，1893年生於北京，先祖為元世祖六子忽哥赤，故入籍河南開封，清中葉官遊廣西桂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因病醫治無效於1988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
梁漱溟(請你關注)先生是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甲午戰爭前一年出生的樑先生，與同時代的志士仁人一樣，為民族獨立、為國家富強積極追求探索。他曾醉心於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國的實現，先贊成“君主立憲”，隨後又加入同盟會，投身辛亥革命，後來他轉入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改造舊中國，建設新中國的“路向”。他認為中國是“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特殊社會形態，必須從鄉村入手，以教育為手段來改造社會，並積極從事鄉村建設的實踐。但由於他認為中國缺乏階級，不贊成用暴力革命解決中國社會問題，到頭來他雖付出“一生心血、全副肝膽”的努力，仍沒有也不可能實現他的宿願。新中國建立後，他“醒悟”到自己走的是改良主義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儘管如此，樑先生那種“改造舊中國，建設新中國”的愛國初衷和為之奮鬥的不懈努力是值得人們稱道的。
梁漱溟自稱“是一個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其學術思想自定位為：“中國儒家、西洋派哲學和醫學三者，是我思想所從畫之根柢”（《朝話》），把孔子、孟子、王陽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學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學”糅合在一起。他把整個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斷得到滿足的過程，提出以“意欲”為根本，又賦予中國傳統哲學中“生生”概念以本體論和近代生物進化論的意義，認為“宇宙實成於生活之上，託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沒盡的意欲和那不斷的滿足與不滿足罷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在東西文化觀上，把人類文化劃分為西洋、印度和中國三種類型，稱“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國其根本精神的”，與向前看和向後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別。中國文化以孔子為代表，以儒家學説為根本，以倫理為本位，它是人類文化的理想歸宿，比西洋文化要來得“高妙”，認定“世界未來的文化就是中國文化復興”，認為只有以儒家思想為基本價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們嚐到“人生的真味”。斷定中國是一個“職業分途”、“倫理本位”的社會，缺乏“階級的分野”（《中國文化要義》），因此反對階級鬥爭的理論，以為應該通過恢復“法制禮俗”來鞏固社會秩序，並
“以農業引導工業的民族復興”（《鄉村建設理論》）。
書籍概述：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是梁漱溟先生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作品，當時的中國正是被西方人用火炮利器轟開大門的時期，無論從器物、制度、還是文化，西方文化都潮湧般的侵蝕着人們的心理，新文化運動蓬勃興起，東方文化步步後退，到了是否有存在必要的地步了。面對這種形勢，樑先生寫了這本書，對東西文化的內涵和優劣勢進行了深入的比較。
從這本書的框架看，其主要闡述了兩個問題：其一，什麼是東方化和西方化；其二，世界未來文化發展的方向是什麼。在第一個問題中談及西方化時，樑先生在這本書的第二章中給出了對於文化的看法:文化不過是那一民族的生活樣法，而生活就是沒盡的意欲。也就是説“生活的根本在意欲而文化不過是生活之樣法。”意欲不同，生活的樣法不同，文化也就不同，而所有人類的生活大致可分為三個路徑樣法：
（1）向前面要求
（2）對於自己的意思變換、調和、持中
（3）轉身向後去要求
根據這三種不同的路向，樑先生把世界文化分為三種類型：一是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這種文化的特徵，“就是奮力取得所要求的東西，設法滿足它的要求；換一句話説，就是奮鬥的態度。遇到問題都是對前面去下手，這種下手的結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滿足我們的要求”。二是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這種文化的特徵在於，“遇到問題不去要求解決，改造局面，就是在這種境地上求得自我滿足”；“他並不想奮鬥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隨遇而安。他所持應付問題的方法只是自己的意欲調和罷了”。這種精神態度的典範，在樑先生看來就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三是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
個人感想：
通讀全書，樑先生在書中對比了三種文化類型的，探尋各自的異同，也帶給我們一些值得深思的問題。
一、從“事”與“物”理解中西文化的差異性
“事物”是一個能夠很好的分析和比較中西文化之間差異的名詞，也就是梁漱溟先生的前兩個問題：身體問題和心的問題。前面講到人面對着兩個世界，即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人如何面對和看待天、地等自然世界是一個大問題也是一個重要問題，但是，後一個問題：關於生活世界的問題或者心的問題（事的問題），其重要性遠遠超過第一個問題，即自然世界的問題（物的問題）。因為這個自然世界（物）是什麼樣子的？這是追問關於對象的知識，這是知識論或者認識論問題，而且物以其自然方式存在着（to be as it is），並不能給人以意義或者價值，只有當物進入事之後才具有意義和價值。
事的問題重於物的問題，在梁漱溟先生那裏也有很好的闡述。他認為從一個人的個體生命來看，身心的發育成長是新隨身來，身先而心後的；社會生命的發育生長亦是如此。“文化之發生以至開展，則最先是環繞着生存問題（第一問題）這一中心。所以社會之發育成長，此時實寄於那些從身體出發的活動上。”但與此同時，社會發育成長還有另外一面：心的問題（事的問題）。人絕對不可能以孤立的單個人生存，必定要“羣”而存之，此時即有人與人之間的第二個問題：心的問題。文化必定包括這兩個方面，並由於這兩個方面之逐漸開展，社會才得
以發育成長。“通常應該是這兩面彼此輾轉增上，循環推進的。其間蓋必有一種最適當之配稱關係，凡不相稱者，必出毛病。”最後，梁漱溟説到：第一期文化即身的文化不過是給人打下生活基礎，第二期文化才是人的生活。
“西方人主理智而短理性，中國人主理性而短理智”，理智對應的是身（物）的問題，而理性對應着心（事）的問題。西方人從身體出發向外發力，對於意欲也是通過向外求來滿足，其表現即“人的覺醒、解放”和人的主體性原則的確立，用康德的話來説就是“人為自然立法”，把自然作為一個絕對的客體加以對待，盲目的開發利用和迫害自然正是在這種理性主體性原則的指導下進行的，也正是西方現代化的動力和代價。而中國文化則不同，中國文化偏重於事的問題，他人之心的問題顯然重過我與身外之物的問題。儒家文化的核心“仁義禮智信”都是如何對待和處理我與他人關係的倫理問題，我與“自然”的問題絕不會像近代西方那樣成為一種主客觀的關係，這種高明體現在“天人合一”觀中。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同時，老子《道德經》中説“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道”、“地道”和“人道”彼此並不隔絕和對立，而是一種相互依存和貫通的關係，因此，中國人很少會直接發問“天”是什麼？“天道”是什麼？或者説如此這般的問題是沒有能夠真正理解“天人合一”觀。“天道”亦“人道”，人站在天與地之間，是連接天地的重要一環，天地生萬物，而人卻是成外物。這樣的一種天地觀或者説宇宙觀隔絕了西方式的人與自然絕對主客觀的路向。
人與自然的問題（梁漱溟先生的第一個問題）在“天人合一”觀中被極高明地轉化為“人道”的問題，而人道問題最重要的是他人之心的問題，他人之心不僅是一個倫理問題而且還是一個政治問題，“哀公問：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對曰：人道，政為大。”（《禮記?哀公問》）因此，中國傳統文化主“人道”，主倫理與政治，這也就是中國文化理性早熟的重要原因。
二、西方文明強在哪裏？
此次中西文明遭遇之後，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和理解從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是一個不斷試錯和反思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深入和過程。藍眼睛、高鼻子的黃毛鬼子不就是憑藉着堅船利炮和洋槍打敗了我泱泱天朝上國嘛，沒有關係，只要我們也發明和生產和他們那樣的戰艦和槍支，我們仍然可以制服他們。魏源的“師夷長計以制夷”大概就是這麼個意思。之後的“洋務運動”也只是在這個層面發力，模仿和學習西方的“長計”。
第二個認識階段從器物過渡到制度發生在中日黃海海戰前後，以康有為和梁啟超為首的維新派發動辦報紙、開學堂、設學會等活動和之後的“百日維新”運動。當然，此前的眾多儒士如龔自珍、馮桂芬、王韜等人亦早已看出中西文化之間存在制度上的差異，而此種差異遠甚於器物上的差異。“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我中國人民為四大洲最，乃獨斯藐於強鄰悍敵，則由上下之交不通，君民之分不親。一人秉權於上，而百姓不得參議於下也。”但是，他們的言論大都流於文字紙張上，不曾像維新派那般奔走呼告，親歷親為，深入羣眾，因此真正使廣大中國人對西方文明的認識從器物過渡到制度，筆者認為其功非康梁維新派莫屬。
然而清廷積重難返，維新變革亦是遭到保守派的極力阻撓最終無情扼殺，士大夫和清末明初的知識分子在制度層面的反思和行動仍在繼續，然而更進一步——整個中西文化上——的反思成為此後的主題，這又是一個大問題，豈是三言兩語能夠概括。五四運動前後中國大概有三股主要力量：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新
儒家，前兩者是純粹的舶來品，“救亡圖存”的時代緊迫感和西方社會的既有優越性使得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在當時的情境下極具話語主導性。西方成為中國邁進的目標，而文化守成主義者大致包括新儒家則被視為逆歷史潮流而動，是落後、頑固的代表。然而，隨着“救亡”的緊迫感慢慢退卻、西方文明不斷顯示出它自身的毛病和頑疾，文化守成主義者及新儒家們關於中西文明的分析和闡述卻逐漸顯現出它的客觀、冷靜和中肯的價值。在此以梁漱溟先生的中西文化觀為例做簡要的分析。
結語：
當代中國人難免浮躁，無法靜下心來研究什麼，無法真正做學問。而據梁漱溟先生所言“現時西洋文化的第一路向走到了盡頭，必然會轉向走第二路向的路子。而這第二路向正是以中國文化中國思想為代表的。”他認為在較近的未來，“不怕他不走孔子的路！”，這樣的説法又會使某些人有盲目膨脹的可能。妄自菲薄，崇洋媚外固然不可取，而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卻更是可笑，當代中國人應該戒驕戒躁，真正承擔起大國的責任來，只有這樣，中國文化的復興才真正指日可待！
參考文獻：
1．梁漱溟，《朝話——人生的省悟》，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2．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商務印書館
3．梁漱溟，《梁漱溟作品集:中國文化要義》，上海人民出版社
4．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
5．百度百科，梁漱溟，
第五篇：中華文化大講堂讀後心得
中華文化大講堂讀後心得
一個時代有幾個最好的作家，有幾部最好的作品，具體來説，漢語小説有能力處理歷史遺產並對當下現實進行批判，有能力以漢語的形式展開敍事，有能力以獨特的方式進入鄉土中國本真的文化與人性深處，有能力概括深廣的小説藝術，這個時代的文學就立起來了。
當代中國文學當然要放在現代世界文學的發展進程中來理解，它是世界現代性的一部分，同時也是這樣的現代性內在差異性的體現。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中國文學，雖包含着斷裂、反叛與轉折，但它不與五六十年代的文學完全悖反。五六十年代的激進現代性，歷經了80年代的"撥亂反正"；我們固然可以看出它的侷限性，但同時也不可能將它從我們的文學傳統中完全地剔除。五六十年代的中國文學並非只有"政治"二字才可概括；八九十年代的反動，也並非只是投入西方現代的世界體系就能全盤解釋。前者有"文學"遺留下來，而後者有"中國經驗"不可化約，二者相加，就是中國文學的倔強性。這兩個時代，在我們的文學史和批評中，被描述為對抗與反動的關係，但我們也要同時看到，它們也並不是替代性的。先鋒派反"宏大敍事"，只是表明歷史之變化，與"可歌可泣"無關。後來的歷史固然要超越過去，這並不等於過去就一無是處。事物的關係，並非非此即彼，也並非以好與壞的簡單邏輯為唯一的解釋準則。有些人把五六十年代
的中國文學稱為"爛蘋果"，這不只是狹隘偏見，也是心底陰暗。
西方的小説根源在於它的浪漫主義文化，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依然是與這個傳統發生關聯，反叛也是關聯的一種方式。我們沒有這樣的文化根基，我們永遠無法生長出西方浪漫主義傳統下形成的現代小説藝術。這就是直至今天，一寫到城市，我們的文學就力不從心的原因。要麼空泛，要麼虛假。但我們的鄉土敍事卻有獨到之處。所以，如何適應他們的標準是我們最大的困境，如果沒有我們對自身文學的認識以及相應的美學準則的建構，我們的文學永遠只是二流貨。所以我認為困境是內與外的體現，內和外到今天都面臨着極限，西方給我們施加的美學標準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我們用那樣的標準看自己的小説，永遠是差了一大截兒，永遠是不對稱的。但我們沒有想到差異性的問題，我們沒有勇氣、魄力建構異質性。
在此歷史情勢下，我們何以不能看到另一種文學的歷史呢？看着中國現代以來的文學，其實一直在展開中國的激進文化變革，從而未嘗不是開創另一現代性的道路。一方面要依循西方現代性的美學標準，另一方面要有中國自己面對的現實條件，這二者的關係緊張，後者要強行壓制前者。直至"文革"後，這一歷史被翻轉。但90年代之後，其實西方的現代小説在60年代就面臨困境，如巴斯以及蘇珊〃桑塔格
所言，小説的死亡，先鋒文學或實驗文學再也難有花樣翻新……等等。這一美學上的枯竭，何以要中國今天還要遵循？
我以為把今天的中國文學放在60年的當代文學史框架裏來看，它可以説是達到了過去未嘗有的高度。我知道這樣的評價與當下對當代中國文學的批評、指責大相徑庭。其實從90年代開始，"唱衰"中國當代文學在中國主流的媒體和批評界就一直存在。因為90年代退出批評現場的一批人也認為中國再也沒有好的文學。媒體的興起也提供了一個"圍攻"文學的場所，因為媒體覺得罵文學最安全，罵別的很困難也不專業，所以到處是罵文學的。
儘管説，這60年未必是線性發展進步的，不同階段也有不同的特點，但這60年的歷史發展到今天，並不是一個頹敗的結局，而是有一定數量的大作家，一定數量的大作品。評價一個時代的文學，不可能大部分作品都是極其優秀的作品，大部分作品當然只是尋常之作，關鍵要看它到底有沒有幾部可稱得上是大作品的東西，有沒有可以稱得上是大作家的傢伙。一個時代有幾個最好的作家，有幾部最好的作品，具體來説，漢語小説有能力處理歷史遺產並對當下現實進行批判，有能力以漢語的形式展開敍事，有能力以獨特的方式進入鄉土中國本真的文化與人性深處，有能力概括深廣的小説藝術，這個時代的文學就立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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