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的襲來讓一切都變得那麼不平靜。人們的擔憂，社會的恐慌，籠罩着這一場沒有硝煙的戰場，但時時刻刻又有種温暖人心、點燃希望的温情散發着永遠的芬芳。 沒有從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春節期間，本該是萬家團圓的歡喜時刻，在大愛面前醫護人員們選擇了堅定的離別，整裝待發，趕赴疫區的第一線。諾大的行李箱裏除去必備的醫療器材，就是不少的成人紙尿褲。因為一旦脱下防護服就意味着需要重新換新的，為了節約物資他們不得不身穿長達九個小時的工作服。這些平凡的人是丈夫，是妻子，是父母心疼的孩子，也是孩子眼中的大樹，但他們更是英雄，是最美的逆行者。
愛因博大而變得高貴。年過八旬的醫者鍾南山爺爺，曾在非典中擔當大任，如今又掛帥出征，不知疲倦的拼搏在科技前沿，積極研究有效治療方案。已經73歲的李蘭娟院士每天睡不到三小時，為了讓全國的人民安心，繁重的工作之餘，接受了白巖鬆的專訪在深夜為全國網友答疑解惑。
什麼叫逆流而上？在生與死的考驗面前與最愛的人道一聲珍重，在危急時刻“我自己願意來的，我願意承擔這一切”，這樣簡單的一句話足以展現愛的光芒，正是因為有了這些逆行者才有了我們每個人昂首闊步的前行。
然而，依舊有些令人氣憤的是一些不法分子趁機哄抬物價，甚至單純追求利益，把廢棄口罩重新加工利用發國難財；一些無腦家屬鬧醫，傷醫，不顧大局任由自己撒潑耍賴；還有一些人頂風作案參加聚會走親訪友……雪崩之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作為後方安全的我們不能深入到一線實幹，但卻也不能在後院起火興風作浪。
那麼作為一名普通人我們能做些什麼呢？第一聽黨指揮，儘量減少外出。因為疫情嚴重性事關公共安全，宅在家不亂跑就是我們能做的最大貢獻；第二拒絕野味，敬畏自然。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保護野生動物的迫切性早已不單是保護生態環境這麼單一。同樣是地球上的生物，我們更應將自身置於其中，因為命運共同體我們同呼吸；第三積極宣傳疫情防護措施，號召大家捐獻物資共渡難關。
回望歷史，1998年抗洪搶險，生命之堤，齊心協力，決口奮戰；2003年抗擊非典，病毒來犯，生死之戰，眾志成城；2008年汶川地震，八方支援，同舟共濟，重建家園……多少次患難與共的中華民族在危機中凝聚，聚沙成塔挺起中華民族的脊樑。如今的2020年的疫情我們同樣不彷徨，“雷火”憑藉中國速度托起武漢的重量，祖國的偉大，人民的團聚，讓我們堅定相信這一切終將成為過往。
願與疫情拼搏的人們，堅定信仰，不懼病毒 。
願奮戰在一線的人們，注意安全，早日勝利 。
願祖國早日撥開迷霧，國泰民康，盛世共享 。
武漢加油！中國加油！勝利終將屬於我們！
在1971年，楊振寧在報紙上看到，美國“禁止國家”的名單當中劃去了中國。於是，他立馬申請回國，成為了第一位訪華的學者。回國後，國家領導人接近了他，還和他談了很久很久。從那之後，幾乎每年他都要回國，並且成為了中國溝通的橋樑。
上世紀70年代的中國正處在特殊時期，很多家庭還在温飽線上掙扎。而楊振寧呢？他拒絕了馬里蘭大學提供的高薪職位，把美國唯一的房產賣掉，捐給了中國的科學和教育事業，同時把清華大學給他的工資收入也全部捐掉了。甚至後來清華大學給他住所，他也只要居住權，而沒有要所有權。
除此之外，他從80年代起，就開始在中國旅居，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籌集資金給各大高校建造頂級的實驗室，建立高等研究院，其中清華高等研究院現在已經是世界頂級的研究機構。
同時，他還為國家在海外招募大量頂級的科研人才，比如：現在清華著名的姚班“計算機科學實驗班”，是由圖靈獎獲得者姚期智建立，為國家培養了大量的頂級計算機人才。
無論是招募人才，還是募集資金建立一流實驗室、高等研究院，甚至是發起設立給科學家頒獎的各類組織，他50多年如一日地堅持着，同時也沒有放棄學術研究。他還幫助清華建立起了凝聚態物理系，在研究條件不足的情況下，始終如一地堅守在科研的第一線，並發表了多項成果。
而另一件讓他進入公眾視野的事情就是反對對撞機，實際上，他在剛回國時，就被邀請去探討中國是否應該建立對撞機的事宜。比如，在1972年，當時參與會議的科學家中，只有楊振寧一直在反對建造對撞機。
他認為，當時中國很貧窮，能花錢建造的對撞機都是西方國家十多年前淘汰的技術水平，即便是建造了也得不到什麼巨大的成果，不如省下這些錢去發展計算機、芯片半導體、生物、機械工程方面的領域。
楊振寧還有很多不為人知的貢獻，很難用一篇文章全部書寫完。2019年度的“求是終身成就獎”頒給了他。2021年9月22日，在清華大學，由清華大學、中國物理學會、香港中文大學聯合主辦的楊振寧先生學術思想研討會――賀楊先生百年華誕，國家也特意為這位偉大科學家送上了生日祝福。
顧誦芬與飛機的緣分，開始於少年時代。幼時隨赴燕京大學任職的父親遷居至當時的北平，日軍轟炸中國29軍北平營地的記憶至今清晰——“漫天壓得人睜不開眼的轟炸機從頭頂飛過，投下的炸彈看得一清二楚，玻璃窗被衝擊波震得粉碎。”那時，顧誦芬便立志要保衞中國的藍天將來不再受外國侵略，早早將航空報國之夢埋在心中。
國小畢業後，顧誦芬就讀於上海的南洋模範中學，他一直對飛機模型很感興趣，父親還為他從上海開明書店買了一批航模製作方面的書。夢想和興趣堅定了他的方向，高中畢業時顧誦芬專門報考有航空專業的浙江大學、清華大學和交通大學，全部被錄取。最終，他選擇就讀交通大學航空工程系。
大學四年打下了堅實的專業基礎，養成了嚴謹的科研習慣，學會了探究方法。大二時，顧誦芬修讀航空工程系教授季文美先生開設的兩門基礎課。課上，季先生只突出基本概念，聯繫工程實際，用實際問題引導學生探究、運算，找到解決方案。這些訓練為日後顧誦芬成為工程師打下很好的基礎。
1949年下半年，國防的建設急需理工見長的大學生，不少優秀交大學子投身於國家工業建設，顧誦芬也登上北上的火車投身航空事業。那時候，新中國剛成立不久，中國使用的飛機幾乎都是在蘇聯專家指導下製造的，只能原樣複製，對設計原理一概不知。那時候顧誦芬就已經意識到，“仿製而不自行設計，就等於命根子在人家手裏，我們沒有任何主動權”。
1956年新中國第一個飛機設計室在瀋陽建立，首項任務是設計我國第一架自主設計的噴氣式教練機殲教-1，顧誦芬擔任氣動組組長。沒有任何指導參考文獻，經驗技術和設備物資都極其匱乏，但他拿出交大學到的本領，一點一點解決問題。
當時也沒複印機，他就買描圖紙、三角板、曲線板描圖，花了一個星期，基本解決原理問題；後來又把醫務所廢針管的不鏽鋼細頭，焊一排在銅管上再用薄鐵皮做個整流罩去做風洞實驗……就在這樣一窮二白的環境下，歷時兩年時間的研製，殲教-1首飛成功。
此後的歲月，他先後參與主持了殲教-1、初教-6、殲-8和殲-8Ⅱ等機型的設計研發並肩擔殲-8和殲-8Ⅱ的總設計師重任，在那些特殊歲月裏，顧誦芬和同事們克服了巨大壓力，攻克了無數難關。殲8戰鬥機實現首飛，卻在隨後的飛行試驗出現強烈振動。為了搞清楚問題所在，作為沒有經過特殊訓練的非專業人員，顧誦芬不顧危險和他人勸阻，三次乘坐殲教六緊隨殲8飛行，直接跟在試驗飛機後面觀察氣流情況。承受着常人難以想象的過載，他終於找到了問題的癥結，解決了殲-8跨音速飛行抖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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