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樣一個人，他在離世前，連續兩年被瑞典諾貝爾獎評委會內定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而此時國人大多數沒有看過他的作品，連中國駐瑞大使館文化參贊對之也一臉茫然。
他早年曾因用飽含感情和靈動的筆，描寫和歌頌自己的故鄉和小人物，以別樣的鄉野風情，細膩鮮活的人物心理，淡雅流暢的筆觸，而使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壇耳目一新，併成為一顆備受矚目的新星。他也曾立志要成為契柯夫那樣的國際著名作家，用他天才的文思，創作出更多的作品，供讀者嘗閲。誰知命運不濟，國共間戰事升級，巨大的政治風浪讓他的理想傾刻間變成飛沫。
在上世紀中期的國家易幟中，他曾經精神幻滅過，感覺原本立命的土壤不復存在，對政治的本能疏離，也使他感覺命懸一線，甚至採取了自殺的行為。在朋友和家人的關心下，跨越了死亡線後，他毅然遠離了文學，轉而埋頭於文物研究之中，從著名作家變身為歷史博物館的講解員。解放後，運動沒有一刻地停歇，再低調踏實，也踩不準政治變換不定的節奏，被作為靶子批判和勞動改造，似乎是在劫難逃了。陋室、批判、疾病、歧視，他的下半生歷經磨難，而唯一支持他走下去的，是他對服裝、絲綢等雜文物研究的熱愛。曾經，他推脱了點名被擔任北京文聯主席的高位，寧願做個平頭百姓，因此也用他的道家睿智，避免了更多的無罔之災，得以讓做研究的生命，在悲微堅守中沿續到了八十六歲。
1988年他走了，他去世的消息倒是幾天後先被國外報道，國內媒體一度沉默。他留下了一千多萬字的精神財富，其中四百四十多萬字，是他解放後文物研究的成果，跟文學無關。他的生命，全部凝聚於這些字行間，足夠人們慢慢地吸收和繼承。
他，就是沈從文，一個天資聰穎，才華蓋世，低調温和，正直明白，柔且彌堅，而又從不浪費生命的書生。作為個體生命，他極為普通，毫不張揚，最怕出名，但他卻是典型的精神貴族，以致於走後才讓人越來越認識到他存在的價值和著作的意義。
讓我們走近他，走近《邊城》等他的作品，從中領略人性的真善美，感受人與自然混然不分的那種美好。因為正如沈老所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
寒假裏，我讀的第三本書是《沈從文的後半生》。本書作者是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新穎。這本書是沈從文從1948到1988年四十年後半生的真實寫照。
沈從文在時代大轉折關口的精神危機和從崩潰中的恢復，成為他後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業的起點。這部著作由此起筆，沿着他生命的坎坷歷程，翔實敍述他的社會遭遇、個人選擇和內心生活，敍述他始終不肯放棄的物質文化史和雜物文化研究而做的超常努力和付出。
一九四九年來了。沈從文雖然對自己的命運有明確的預感，但他還是沒有料到會發生這樣的事：“一月上旬，北京大學貼出一批聲討他的大標語和壁報，同時用壁報轉抄郭沫若《斥反動文藝》全文;時隔不久又收到恐嚇信，他預感到即使停筆，也必將受到無法忍受的清算。在強烈的刺激下陷入空前的孤獨感，一月中旬，發展成精神失常。”
新中國要求的文學，不是沈從文習慣的從“思”字出發，而是必須由“信”字起步。沈從文的創作顯得與時代格格不入，他的文學遭拋棄似乎成了宿命。
沈從文的文學被拋棄，甚至被批判，他惶惑、不安，而至絕望自殺。1949年3月28日上午，沈從文在北平的家裏自殺，“用剃刀把自己的頸子劃破，兩腕脈管也割傷，又喝了一些煤油。他的妻子張兆和的堂弟張中和來沈家，發現門從裏面頂着，情急之下破窗而入，把沈從文送往醫院急救，然後轉入精神病防治院。
自殺遇救後，沈從文由悲劇轉入謐靜，但耿直的性格，讓他覺得自己是孤立的，是無法融入集體的，是無人明白的，從病的發展看，必然有瘋狂的一天。隱性的瘋狂，是神經過分疲勞的必然結果。唯有大自然，唯有勞動，才讓他覺得有存在的價值。1951年，沈從文下放到四川內江，身體和心情都大有好轉，感覺“朗然在目，澄明見心”。他寫《來的是誰》，當時人在農場，每天高強度勞動且身患重病。他的表侄黃永玉描述自己收到小説時説：“情調哀悽，且富有幻想神話意味。勞動歸來，晚上睡在被窩裏思索老人在那種地方、那個時候、那種條件，忽然正兒八經用蠅頭行草寫那麼從容的小説來?”此類文學創作的情景，不時閃現，卻終是螢火微光，不待點亮便被沈從文自己撲滅了。
從文壇自我放逐，是無奈的疼痛剝離，轉而向久遠的歷史尋求支撐的力量，將後半生40年的大半精力傾注於“雜文物研究”，就不難理解了。
那一葉扁舟，漂泊於蒼茫水域，舟上的漁翁遠離了喧囂的熱鬧，一徑埋頭顧自打撈那些不起眼的“蝦子”。沈從文的“雜文物研究”，花花朵朵罈罈罐罐，今天我們會驚訝於當年他涉獵的廣泛和頭緒的繁多，而彼時卻不能被認同。花費大量心血的成果不被認同，感是怎樣的痛苦啊!
沈從文是孤獨的。他有時候顯得過於敏感、脆弱，還有點窩囊。他不像男子漢，抱着妻子的舊信吸溜吸溜哭鼻子。但是，他歷經時代的風雲變幻與人生的波譎雲詭，始終保持清白，在獨善其身同時又以另外一種方式默默前行。他突破了個體的困境和時代的困境，以後半生厚厚的文物研究著作，完成了他的人生超越。他對古墓的研究近乎痴迷，“外室看了內室看，只差爬進墳墓棺材裏”。
無論是文學家沈從文，還是文物學家沈從文，都是中國文化長河中那一位孜孜不倦的打撈者。
沈從文後半生持續在漫長而未曾間斷的精神活動中。在時代劇變中，這種連續、細密、複雜的個人精神活動，清晰見證了一個弱小個人的全力掙扎，一個平凡生命以柔弱的方式呈現的強大內心和勇氣，一個“有情”的知識者對歷史文化長河深沉莊嚴的愛——像他愛家鄉的那條河，曾經不知疲倦地抒寫那條河的故事。沈從文的後半生，甘受屈辱艱難，不知疲倦地抒寫歷史文化長河的故事。
時間過去，雜聲消散，那些孤獨的堅守方才凸顯它們的珍貴。
解放後，運動沒有一刻地停歇，再低調踏實，也踩不準政治變換不定的節奏，被作為靶子批判和勞動改造，似乎是在劫難逃了。陋室、批判、疾病、歧視，他的後半生歷經磨難，兩個兒子也受牽連，大兒子沈龍朱一家下放到自貢，二兒子沈虎雛被打成右派直至37歲才完婚。唯一支持沈從文走下去的，是他對服裝、絲綢等雜文物研究的熱愛。曾經，他推脱了點名被擔任北京文聯主席的高位，寧願做個平頭百姓，因此也用他的道家睿智，避免了更多的無罔之災，得以讓做研究的生命，在悲微堅守中沿續到了八十六歲。
1988年5月10日8時30分，沈從文靜靜地走了。他去世的消息，幾天後先是被國外報道，而國內的新聞卻奇異地沒有聲音直到5月13日，中新社電訊簡單到不能再簡單地發了條消息。5月18日上午，在八寶山舉行了一個告別儀式，只通知了少數至親好友，沒有花圈、挽幛、黑紗，沒有悼詞，不放哀樂，放沈從文生前喜歡的古典音樂，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
他留下了一千多萬字的精神財富，其中四百四十多萬字，是他解放後文物研究的成果，跟文學無關。他的生命，全部凝聚於這些字行間，足夠人們慢慢地吸收和繼承。他的墓地簡樸、寧靜，墓碑是一塊大石頭，天然五彩石，正面是沈從文的手跡，分行鐫刻《抽象的抒情》題記的話：“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背面是張充和撰書“不折不從，亦慈亦讓”。
他在離世前，連續兩年被瑞典諾貝爾獎評委會內定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而此時大多數國人卻沒有讀過他的作品，連中國駐瑞大使館文化參贊對之也一臉茫然，竟讓從未聽説過沈從文這個人。台灣《中國時報》在沈從文去世三天即刊出諾貝爾文學獎評委、著名漢學家、瑞典的馬悦然的文章，他説：“作為一個外國的觀察者，發現中國人自己不知道自己偉大的作品，我覺得哀傷。”馬悦然的哀傷裏，帶着鬱憤的不平。
這不能不讓人心酸!
點擊下頁還有更多>>>讀沈從文的後半生有感
讀完這本書已是夜半十分。心緒難平。當讀到最後一節“告別”時，涕泗滂沱。
上大學的時候，讀沈從文的《邊城》，滿心體會到的是“真”。別人的小説是在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的，他的小説是在水裏盪漾出純真笑容的，截然不同。那時候，懵懵懂懂的我只體會到“自然”在沈從文生命中種下的種子，卻再沒有過多涉獵。
那時候，最喜歡沈從文的一篇文章，就是《湘西苗族的藝術》，在質樸的語言中談“愛美”，把當今那些靠塗脂抹粉、修身飾衣的淺顯的美全都比了下去，真正的大家之美，沒幾個人能瞭解與理解。
讀碩士的時候，看周作人傳，提到“”時期的周作人，80多歲的老人被提到樹下拳打腳踢，同時附有他的一張照片，穿着灰色的棉襖，蹲在馬路邊上，毫無表情的臉上是淡然還是麻木。這張照片深深刺痛了我，所以在日後，凡是提到知識分子在“”時期境遇的書籍，我都繞開走。我常常悲憫中國的人性，是什麼讓這個詞彙成了“禽獸不如”的身後詞?而且還亙古不變，每隔一段時間便要重新上演?
在這本書裏，我沒有讀到不一樣的沈從文，我讀到的就是大學時讀《邊城》時第一眼看到的沈從文。他的“真”在邊城的江水邊流淌出來，一直流淌在我們第一感知中體悟到的他的血液裏。而在這本書裏，作者真正想讓我們讀到的是：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時代與社會給每個個體的中國人帶來了什麼?這個個體可以上溯到那個悲國憫民的屈原，上溯到那個字字泣血的司馬遷，直至今天讀到的沈從文。是什麼造成他們在生活和精神上持久的磨難史?到今天卻仍然沒有人真正地反思?
在給學生講課時，我常常強調：在歷史的長河中，每個人是那麼的渺小;但是具體到每個人來説，每個個體幾十年的生命又是那樣的鮮活和具體。我們在體會每一位作家的詩歌散文小説時，我們是否在他的作品中讀到了他們幾十年具細的情感和人生?如果能去親身體悟，你才是真正懂得了文學。
文學，不是給不諳世事的二十歲的孩子用來“學”的，而是給風雨滄桑後的四十歲的人用來體悟的。體悟自己的人生，體悟大時代的社會，體悟歷史長河中的變遷。
如果自己未曾親歷磨難，難以理解文學史中一切文學作品，那麼張新穎的《沈從文的後半生》真的可算是最好的教材，能讓我們從這個個體去體會一切歷史中的“他們”。
“時代已不同，人還不大變……偉大文學藝術影響人，總是引起愛和崇敬感情，決不使人恐懼憂慮。”這句話沈從文寫於1961年，放在今天同樣合適。質疑時代的精神似乎成了每個朝代知識分子的共性，但是在中國的歷史上確是特例——因為它從未引起共鳴。
沈從文逝後，“國內的新聞卻奇異的沒有聲音。”瑞典的馬悦然接到台灣記者的電話，馬上去中國瑞典大使館核實，令他震驚的是：大使館的文化參贊竟然從未聽説過沈從文這個人。他在《中國時報》悲涼地説：“作為一個外國的觀察者，發現中國人自己不知道自己偉大的作品，我覺得哀傷。”
他不知道，這是中國千古慣狀，從未改變過。
沈從文並不是所有知識分子的代表，他只是“唯我獨醒”的特例，在中國的士人羣體裏，更多的是像範曾、丁玲那樣的嘴臉。
我無力傾訴時代的悲涼，於是就只能在千百個沈從文的經歷中自舔悲傷。讀完此書，悲觀瀰漫到了整個骨骼深處。
即便是有張新穎這樣的清醒文人，又有何用?即便是“弱小的個人從歷史中站立起來，走到今天和將來”，又有何用?更多的中國人對於“沈從文的後半生”是看也不看，就如同當年的紅色小將對待他的多年的史料文稿，直接就棄如敝履了。
他對待自己的一生，如他與張兆和的愛情，清如水，徹底紅。
蒙田範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