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商君列傳》有感
原創： 剛剛 剛剛的鐵屋子
商鞅，衞國人，故稱之衞鞅；姓公孫，故又稱之公孫鞅；發於秦，秦封之於商十五邑，故號為商君。
商鞅稱商君源於由他主導的一次着名改革——商鞅變法。這次改革既成就了商鞅，也成為殺死商鞅的一把利刃。
商鞅從入秦伊始，便致力於變法，以成秦孝公霸業。從結果上來看，商鞅變法取得了莫大的成功，變法成果為秦後來兼併六國，統一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可為此做出巨大貢獻的商鞅，最終卻落了一個五馬分屍，家人盡滅的悽慘下場。不僅如此，古代史學家對其一生更是極盡損貶之辭。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中如此評價商鞅:“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説，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這種評價對於一位功勛卓着的改革家來説，是極不公平的。
商鞅在魏國時，得不到重用，個人的理想抱負得不到實現。而秦孝公正欲修穆公霸業，廣羅國家人才，這讓極具政治慧眼和才能的商鞅看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機會，遂西入秦。他通過秦孝公的寵臣景監來求見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三種為政理念來試探秦孝公的意圖。在得知秦孝公欲成霸業的想法之後，第四次會面，與孝公大談強國之術，孝公數日不厭，相見恨晚。商鞅與秦孝公達到了一種政治上的共鳴——成霸業以揚名立萬。可以把這種君臣關係理解為相互利用:秦孝公需要一位有才幹的改革家替自己衝鋒陷陣，而商鞅則需要一位強有力的國君為其實現政治理想提供平台。
變法之初，孝公心有顧慮，商鞅用“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的説辭為秦孝公堅定了變法的信念。他和守舊派代表甘龍、杜摯激烈辯論，辯論中引經據典，最終力排眾議，得到孝公的全力支持。緊接着，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開始了……
經濟方面: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統一度量衡；減輕農民賦税徭役；廢井田，實行土地私有。政治方面:獎勵軍功；廢除世卿世祿制；推行户籍制度，實行連坐；推行縣制。社會層面:用嚴峻的刑法來代替德治，嚴厲控制社會輿論。
《史記》載:“行之十年，秦民大説，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由此來看，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説商鞅變法是不成功的。改革達到了秦孝公的目的'，可以説為他東復侵地，建立霸業的宏圖偉業打下的堅實的基礎。於是，在商鞅的建言下，秦趁着魏被齊大敗的大好時機下，迅速發動了對魏的戰爭，商鞅計敗魏軍，當初對商鞅不以為然的魏惠王無奈只能割地求和，遷都大梁。
然而，當秦孝公和商鞅等改革派享受着改革帶來的成果時，改革也招致着守舊貴族的不滿，多項改革措施或直接或間接地觸動着守舊貴族的利益，在利益面前，沒有人會主動退讓。守舊貴族對改革的不滿終將會成為懸在商鞅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終於，守舊貴族的代表趙良粉墨登場，他遊説商鞅，以賢相百里奚和商鞅做對比，指出商鞅在變法中過分激進，用苛刑代替德治，而且絲毫沒有考慮貴族的利益。最後甚至用人身威脅的方式來“勸説”商鞅引功身退，停止新法的實施。在如此高壓之下，商鞅沒有退縮，可以説他是為了自己的名利着想，但更重要的是為了保住改革的成果。
但歷史總是充滿着偶然性，五個月之後，他的“政治盟友”秦孝公死了。誠如趙良所言，“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守舊貴族立馬掀起反撲，誣告商鞅“謀反”，最終殺之於鄭澠池，車裂商君以徇，滅商君之家。至此，懸在其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終於落下。可謂成其者變法，亡其者亦變法。
歷史不能做到絕對的公正。漢朝實現大一統，國家政權穩定，加之需要休養生息，故尊崇儒術，統治者施仁政，行王道。因此，在漢朝的史學家司馬遷眼裏，商鞅就是一個離經叛道者，其受到不公正的評價也是情有可原。但商鞅變法對秦國國力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為秦後來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也不可否認，商鞅鼓勵苛刑，忽略德治的理念確存不合理之處，但苛刑在短時間內達到的效果卻又十分驚人。
商鞅變法留給後人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任何改革者都當以史為鑑，從歷史中探求經驗，助力改革，以圖千年大計。對於商鞅本人的評價，是非功過，留於後人評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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