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歷史真正轉向世界歷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命題
世界歷史思想具有悠遠而豐厚的歷史淵源和文化傳統。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中，無數聖哲先賢表達了大同世界、世界主義、四海之內皆兄弟等思想，設想人類社會走向一體化，最終實現所有人的自由和平等。世界歷史思想最初源於古希臘羅馬時期的世界主義思想，後來經過維柯、伏爾泰、康德等人的繼承和發展，到黑格爾時期形成了完整的世界歷史思想。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反覆論證和闡釋自己的世界歷史思想，如果説世界歷史哲學要在哲學的視角下去考察歷史問題的話，那也就是説理性統治世界，世界歷史因此就是一個合乎理性的進程。 黑格爾認為，世界歷史的發展變化絕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有着自己的內在規律和終極目的，這就是世界精神藉助於民族精神來實現自己的自由本質。黑格爾斷言，世界歷史的走向同太陽的形成是一致的，從東方向西方發展，在亞洲起源，在歐洲終結。由此可見，黑格爾通過精神的辯證運動來把握世界歷史的原則和本質，系統論證了世界歷史的核心觀點和基本走向，但他又把世界歷史歸結為絕對精神的外化，這就使他最終沒有跳出唯心主義史學觀的窠臼，給嶄新的世界歷史思想披上了陳腐的舊裝。
馬克思終其一生都致力於探索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旨在建立自由人的聯合體，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馬克思認為，只有在生產方式變革的歷史發展過程之中，人類才能從動物世界進入真正人的世界，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從現實的此岸進入理想的彼岸。這個過程就其本質和內涵而言，就是從封閉的、地域的、民族的歷史走向開放的、全球性的、全人類的世界歷史。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是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趨勢和一般規律進行的探究，從時空角度展現人類社會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發展演變的歷史進程。
19 世紀中葉，馬克思批判性地繼承和改造了黑格爾的世界歷史思想遺產。在揚棄黑格爾唯心主義思辨形式後，馬克思將世界歷史理論大廈建立在其哲學革命後創立的唯物主義歷史觀之上，並注入嶄新的時代精神，賦予全新的思想內涵，成為理解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理論指南和哲學範式。在早期的理論實踐中，馬克思通過研究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等歷史事件具有的世界歷史意義，探討世界歷史理論存在和發展的客觀條件與現實基礎。1845 年之後，在馬克思通過批判黑格爾唯心主義哲學，清算從前的哲學信仰，實現自己哲學革命的同時，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也趨於成熟。1846 年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和1848 年的《共產黨宣言》，標誌着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誕生。在創作《資本論》的漫長時期，尤其是到了晚年，馬克思在《人類學筆記》和《歷史學筆記》中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世界歷史理論。總之，在新的世界觀、歷史觀和方法論的指導下，馬克思從現實的人的物質生產實踐活動出發來研究人類社會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發展、運行機制、內在規律和未來走向等，破解人類社會發展的謎團，揭示未來社會發展的規律，由此形成了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馬克思深刻地指出：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不是自我意識、世界精神或者某個形而上學幽靈的某種純粹的抽象行動，而是完全物質的、可以通過經驗證明的行動，每一個過着實際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個人都可以證明這種行動。 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將嶄新的哲學理念同人類的具體歷史實踐活動相結合，探究生產方式的發展變革和人類的普遍交往在世界歷史發展中的基礎作用，分析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世界歷史中的作用、地位、矛盾和趨勢，揭示了世界歷史理論的根源、動力、內涵和指向，為我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鋭利的思想武器。確切而言，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核心內容是指人類社會從地域性歷史向共同體的世界歷史轉變，人類社會走向一體化和整體化。簡言之，就是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
17 至18 世紀的英國、法國、美國等資產階級革命為世界歷史的形成構建了政治制度體系，工業革命則迅速推動人類社會加速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世界歷史時代。馬克思強調，資本主義的大工業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於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別是資本的擴張性和增殖性，推動和創造了世界市場，強迫世界各國打開國門，開放發展，互動交流，從而使人類社會呈現出全球一體化的歷史走向。在此意義上，資本主義真正開創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新時期資本主義世界歷史時代。1917 年，十月革命真正開創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新紀元。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開啟了社會主義的世界歷史時代。自此，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制度相互對峙，在激烈的鬥爭和角逐中走向世界歷史新階段。在整個20 世紀以及今後很長的一段時期內，最顯著的歷史特徵就是資本主義的世界歷史和社會主義的世界歷史在相互競爭中共同發展。
總之，經過工業化、電氣化、信息化的發展，人類社會的生產力和人與人的交往都實現了普遍化和全球化，人類社會的隔離狀態加速瓦解，整個世界加速縮小，以至於變成了一個地球村，歷史真正形成了世界歷史。正如有學者所認為的那樣，隨着工業革命的完成和發展，引起了交通工具和通訊手段的革命，完全改變了人們的活動的方式和環境，也引起了各個國家整個生存形式的改變，任何產品和發明在極短的時間內就成為世界歷史性的事實，具有了世界歷史的意義。 上述這些時代新質，無疑正在改變着人類的思維方式和生存方式。在這歷史變革的關口，撥開歷史和現實的層層迷霧，就會發現人類社會進入了深層次、全方位的世界歷史新時期，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依賴和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命題。在此背景下，唯有積極倡導和加快構建休慼與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才能有效應對和解決人類面臨的各項緊迫而嚴峻的挑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命題是人類生產方式和思維方式變革的體現，是人類應對全球危機和實現自身解放的要求，更是當今時代變革和人類歷史發展的產物。當今，世界歷史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歷史真正轉向世界歷史，因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演變成了最重大的時代命題。由此可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是世界歷史理論的本質要求，也是當今時展的實踐要求，不僅反映了歷史加速向世界歷史轉變這一時代特徵，而且代表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趨勢。
二、世界歷史理論的雙重邏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在規定
世界歷史理論通過探究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本質特性，進而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和趨勢，為我們認識歷史演變和時展提供歷史的視野和哲學的方法。當前，新科技革命迅猛發展和全球問題紛至沓來，前者正向推動和後者反向倒逼，雙重發力，推動人類社會全面步入世界歷史新時期，形成相互依賴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因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世界歷史理論的理論邏輯和人類社會發展的實踐邏輯辯證統一的內在規定，是植根於人類社會的歷史實踐、適應時展的現實之路，是走出現代性困境、解決全球性危機、建設人類美好家園的必由之路。總之，世界歷史理論從理論和實踐兩個維度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石和深厚的實踐土壤。
1.理論邏輯的規定
從馬克思學説的內在邏輯特性來論證，世界歷史理論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的內在規定性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世界歷史理論的基本範疇。世界歷史理論的範疇是指馬克思在研究人類社會物質生產活動的歷史實踐中，系統論證的有關世界歷史理論的核心概念、基本問題、理論特性等，具體包括世界歷史問題、世界歷史時間、世界歷史結構、世界歷史民族、世界歷史事件等。世界歷史理論的基本範疇主要是依據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規律，揭示資本主義世界歷史向共產主義世界歷史發展演變的歷史趨勢，探究人類社會從封閉走向開放、從地域性歷史走向全球性歷史的發展趨勢，展現出人類走向全球一體化的歷史圖景。在準確理解和把握這些範疇體系及其本質屬性的基礎之上，世界歷史理論所必然要研究的基本問題才會凸顯出來。世界歷史理論研究專家葉險明教授反覆強調，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是具有自己特定基本問題的科學理論。因此，世界歷史理論一經產生，就必定以作為整體的世界歷史及其演變發展與世界歷史各個構成部分及其演變發展之間的關係，為其基本問題。隨着人類社會的發展，隨着歷史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不斷解決世界歷史理論基本問題，將在人類認識和實踐中佔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釐清世界歷史理論探究的基本問題及其意義之後，才能夠更深入理解和更全面把握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核心範疇及其基本問題的科學性，進而更好地認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邏輯規定性。
二是世界歷史理論的邏輯機理。在世界歷史理論探究的過程中，馬克思透過雜亂無序的各種社會歷史現象，揭示出世界歷史發展演變的內在邏輯機理。世界歷史理論就是探究和認識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根源、動力、過程、本質和趨勢。只有理解和把握世界歷史理論形成和發展的這種邏輯機理，才能認識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內在規律和發展趨勢。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文本中，馬克思綜合運用矛盾分析法、歷史分析法、系統分析法等方法論原則，堅持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辯證邏輯思維方法，指出了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的邏輯機理，即只有隨着生產力的這種普遍發展，人們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來；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產生一切民族中同時都存在着沒有財產的羣眾這一現象(普遍競爭)，使每一民族都依賴於其他民族的變革；最後，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 換言之，生產力的發展和普遍交往的建立，二者相輔相成，推動着人類歷史從封閉的地域性的歷史走向開放的全球性的世界歷史。在此意義上，世界歷史理論的邏輯規定性方能在理論層面和實踐層面證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性、整體性、客觀性、必然性。總之，馬克思的哲學革命、唯物史觀以及世界歷史理論，在一定意義上表明人類歷史發展的邏輯機理就是社會基本矛盾的辯證運動，揭示人類社會從地域性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歷史趨勢，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理論指南。
三是世界歷史理論的根本指向。世界歷史理論藴含着一種新的哲學思維方式與社會發展理念，反映在它的哲學旨趣上，就是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與人類的徹底解放和自由，建立自由人的聯合體和世界歷史性事業的共產主義。在哲學革命前夜，馬克思就對世界歷史理論的根本指向人的解放和共產主義進行了精彩的理論闡述：共產主義是對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佔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鬥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 面對當今人的異化和拜物教，面對人和自然的衝突，面對全球問題和全球挑戰，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所具有的根本指向更能顯示出其深邃的思想。在展望共產主義的自由王國時，只有大力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積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才能更好應對和解決當前日趨嚴重的人和自然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由此可見，世界歷史理論以實現個體的人和全人類的徹底解放與自由，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為其理論的根本指向。在當下人類歷史變革的關口，這無疑成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最根本的哲學指向。
2.歷史邏輯的規定
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歷史邏輯，不僅闡釋了越來越凸顯的全球一體化的歷史趨勢，而且指明瞭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普遍性、獨特性和同一性、非同一性。人類歷史的發展表現在縱橫兩個相互聯繫的方面。從縱的方面來看，人類歷史的發展表現為社會結構由低一級階段向較高一級階段的演變發展；從橫的方面來看，人類歷史的發展表現為世界整體化的發展狀況和趨勢的越來越凸顯(即實現的程度越來越高)。 當然，人類社會的這兩個聯繫是相互制約和相互促進的辯證關係。16 世紀以來，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人類實踐活動藴含的歷史邏輯機理，有力地證明了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科學性，顯示出這一理論思想具有的歷史穿透力。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強調了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定性，大體説來，亞細亞的、古希臘羅馬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 從世界歷史理論關於發展演變的歷史邏輯來看，資本主義這種社會形態的終結也就是資本主義世界歷史的終結，從而開啟共產主義的世界歷史新階段。這裏需要指出，在世界歷史理論表徵的迄今為止的歷史中的經驗事實，即個人與社會是統一的，個人的發展和解放與人類社會的發展和解放也是統一的。馬克思説道：每一個單個人的解放的程度是與歷史完全轉變為世界歷史的程度一致的。 伴隨着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個人將從狹隘的地域性的孤立的個人向世界歷史性個人轉變。換言之，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因而，只有到了資本主義的世界歷史被共產主義的世界歷史所代替的時代，才能説個體的人和人類實現了真正的解放和自由。
如果説世界歷史理論的歷史邏輯論證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然性和規律性，那麼，世界歷史理論的現實認知和經驗分析則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客觀性和緊迫性。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確立的生產方式推動人類社會走向全球化和現代化，開創了資本主義的世界歷史時代，為共產主義的實現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但是由於世界歷史本身被包容在資本的形式之中而成為一個難產的嬰兒，人們能夠看到的只是黑格爾所謂的歷史終結，而看不到馬克思所指認的作為史前史高點的意義。 當今時代，資本主義文明引發的現代性困境和全球性危機，恰恰是資本理性和科技萬能奴役和壓迫人類社會的鐵證。在看到資本主義的工業文明和科學技術、發展方式和價值理念在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同時，必須高度關注它帶來的全球性生態危機、全球性恐怖主義、全球性金融危機等。資本主義社會客觀存在的抽象統治淹沒了人的主體性，讓人臣服於物的統治而無所作為，因此資本主義的世界歷史只能作為人的史前史而存在。在此背景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空前覺醒，旨在扭轉資本主義主宰的世界歷史進程，全面開啟社會主義的世界歷史進程，而這恰恰印證了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所反映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邏輯規定性。
三、世界歷史理論的演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動因
馬克思主義哲學旨在直面現實、解決問題、引領潮流。對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任何闡釋和論證，都必須放到其歷史發展和時代背景中加以探究。馬克思説道：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當前，以信息化、智能化、大數據等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史無前例地推動着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變革，前所未有地改變着人類社會的認知方式和思維方式。在此背景下，尤其需要以一種全新的世界歷史視野來審視時代的變化，重新認識民族國家和社會制度的發展演變，衝破狹隘的各種中心主義歷史觀。有了對民族國家和社會制度的未來發展方向的正確判斷和觀念變革，有了對西方中心主義邏輯的深層解構和理性批判，就會跳出固有的思維定式和認知框架，深入探究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動因。
1.民族國家發展的特徵與趨勢
民族國家有着久遠的歷史淵源和深厚的思想傳統，是人類社會在漫長的歷史發展演變中形成的最基本的政治共同體。在近代早期，格老修斯、馬基雅維裏、布丹、霍布斯等人的思想理論奠定了近代民族國家觀念的思想基礎。17 世紀中葉，隨着威斯特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 System)的形成，確立了民族國家主權平等的基本原則，標誌着民族國家的正式誕生。民族國家最基本的構成要素是人口、領土和人民，其主權原則具有對內的至高無上性和對外的神聖不可侵犯性的雙重屬性。然而，進入21世紀後，面對人類社會加快走向一體化和日益嚴重的全球性危機，人們突然發現，民族國家的相關理論和思想已經漸趨式微，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理論困境和現實矛盾之中。從世界歷史理論的發展趨勢來審視，民族國家所堅守的權力政治、主權原則、利益至上、無政府特性等理論內核所折射出來的對抗和衝突思維，不僅無助於化解當前各種危機和挑戰，反而將會貽誤時機，加劇衝突，甚至會導致人類生存環境和人類文明的災難。德國思想家貝克對民族國家進行了尖鋭批判，他説道：直到今天為止，大多數人仍然頑固地維護着這種把社會與民族國家等同起來，將社會想象為有限的領土空間的本體論觀念。日益擴張的全球化，使國家的職能大大超越了它有限的能力，動搖了它行使這些職能的認識論基礎。 由此可見，現實的民族國家在解決全球問題時已經力不從心，必須對民族國家給予學理意義上的批判和重構。當然，這種批判和重構並不是要全盤否定和徹底推翻民族國家政治共同體，而是進行辯證分析、批判揚棄。在世界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尤其是資本主義的世界歷史階段，民族國家無疑是它的核心組成部分。但是，當世界歷史真正發展到共產主義階段，民族就只具有情感化的符號，國家將會變成空心化的外殼，民族國家最終必將走向消亡。總之，從民族國家發展演變的歷史來觀察，人類必將超越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走出民族國家的思維框架，而這體現在當下，就是要求衝破民族國家的阻力，直面全球性危機，加快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2.社會制度發展的特徵與趨勢
世界歷史理論重點闡釋人類社會形態和社會制度發展演變的總趨勢，探究地域性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內在規律，旨在破除關於歷史的一切神話，破解人類社會發展之謎。正如人體解剖是猴體解剖的鑰匙一樣，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解剖打開了認識人類社會自身歷史和未來發展的大門。基於新的哲學變革和唯物史觀，通過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剩餘價值等，馬克思科學地分析了資本主義在世界歷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在推動生產力發展，解除生產關係制約方面顯示出巨大的歷史進步性，但是由於資本主義自身的矛盾以及對人的剝削和壓迫而呈現出歷史的階段性。馬克思針對資本主義的資本邏輯一針見血地指出：資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資本本身的性質上遇到了界限，這些界限在資本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會使人們認識到資本本身就是這種趨勢的最大限制，因而驅使人們利用資本本身來消滅資本。 當然，隨着資本的消滅，資本主義的世界歷史階段也將會隨之終結，繼而開啟社會主義的世界歷史階段。
21 世紀初期，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享受科技革命推動生產力變革帶來的高效、便捷、舒適的生產生活的同時，全球生態危機、全球恐怖主義、全球網絡安全等各類全球性挑戰層出不窮，將主導歷史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全面推向歷史的風口浪尖。以德里達、詹姆遜為代表的一些西方左翼學者，以依附理論、生態社會主義等為代表的思想流派，無不對當代資本主義進行了全方位、深層次的現實拷問和理論批判。他們對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三權分立、民主法治等進行全面分析後，指出資本主義的悖論就是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強調資本主義已經變成了新帝國主義、反市場的資本主義等，認為資本主義進入了全球化的瘋狂邏輯，甚至還發表了反對資本主義宣言，等等。 歷史和現實無不説明，世界範圍內的資本主義遭遇嚴重危機。鄧小平指出：它(指馬克思主義。筆者注)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後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 無論從現實觀察還是從理論探究，資本主義的世界歷史終將走出歷史的舞台，而社會主義的世界歷史發展已經駛入快車道。客觀而言，人類社會正處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社會制度相互影響、相互競爭的矛盾多發期和秩序混亂期。當前，面對資本主義的各種混亂，面對全球性的各種危機，從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的角度看，加快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是解決當前各種全球問題的根本舉措，又是符合人類未來發展的必然抉擇。
3.歷史文化價值觀發展的特徵與趨勢
在世界歷史理論的範疇中，各種中心主義思想或中心論，就是以民族、國家、地域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歷史文化價值觀作為認識和評價人類歷史活動的唯一標準和尺度。比如，黑格爾的世界歷史哲學就體現了典型的歐洲中心論和日耳曼中心論的歷史文化價值觀。馬克思通過批判和改造黑格爾的歷史文化價值觀，經過唯物史觀的哲學變革實現了對黑格爾思想的徹底超越和理論重構。這體現在馬克思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 由此可見，對於世界歷史思想的認知和審視，黑格爾基於狹隘的日耳曼中心主義，而馬克思則基於全人類。唯有基於全人類的認知和思維，馬克思才深刻地闡發了世界歷史理論必然超越傳統歷史文化價值觀，為破除中心主義思想的羈絆，為當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提供理論參照和思想啟發。以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來審視，當代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各種思想流派，其藴含的中心主義歷史文化觀，無不建立於自身現實利益，深深嵌入資本主義的思想牢籠之中，因而，它們根本無法科學認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時代命題。
當前，人類面對的各種全球性危機，無不預示着西方中心主義所奉行的這種價值觀正在走向窮途末路。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必須掃清西方中心主義的思想障礙，就必須揚棄中心主義歷史文化價值觀，同時發起一場破除中心主義的思想運動，力爭破除個體中心主義、民族國家中心主義、地區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等歷史文化價值觀。一旦當人們打破了這種習以為常的中心主義思維模式，無論是歐洲中心主義還是華夏中心主義，無論是西方中心主義還是東方中心主義，都將失去立足之地。在此基礎上，強調全人類的整體性，強調全人類利益的一致性，強調全人類利益的優先性，才能更好地培育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加快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關鍵詞：開放探究 個性 創造力
“以學生髮展為本”的課改新理念要求教師應把開發學生的潛能作為自己的教學目標，以喚起學生的主體意識。而學生的潛能主要包括學生的個性和創造力，筆者結合自己運用開放探究模式的教學實踐，對如何運用開放探究教學模式，發展學生的個性和創造力談一些認識。
一、構建開放探究教學模式，保證學生個性和創造力得到發展
開放探究教學模式即：自主預習——互動展示——反饋鞏固。這種模式要求一個新時期中學歷史教師必須更新教育觀念，破除以考試分數作為衡量教學質量的唯一標準的傳統觀念，樹立“以創新教育為靈魂，以學生髮展為本”的教育理念，把提高學生素質、培養學生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作為歷史教學的核心和最高境界。在這一過程中，學生的學習興趣被極大的激發，思維的獨立性、學習的參與意識、創新精神得到更好的培養。它凸現的主要是學生的主體作用，培養的是學生的自主合作探究能力，展示的是學生的個性和自信。培養和發展的是學生創造力。
二、運用開放探究教學模式，培養和發展學生個性和創造力 1.在自主預習中，學生自己提出問題、解決問題。
“學起于思，思源於疑”，愛因斯坦也曾説過：“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思維從問題開始，創造力從發現問題開始，問題是深入學習的起點。如講一課時，我先讓同學們自學課文，然後提出問題，學生提的問題很多，典型的如“既然袁紹實力很強大，為什麼結果卻是曹操統一了北方？”、“赤壁之戰中，曹操為什麼又被孫權，劉備的聯軍打敗了？”等等。學生提出問題後，我又讓學生帶着問題讀書，要求學生自行解決個自問題。這樣，學生的創造性思維的火花在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就自然地迸發出來。
學生自主問答是培養學生創新意識的有效途徑，但教師要正確處理好學生的提問，尊重學生的看法，實行鼓勵性評價，發現學生的每一個創造點，應充分肯定和讚揚學生的提問。
2.在互動展示中 ，引導學生討論、辯論，解決疑難、展示個性
在自主預習中，還有一些問題是學生特別是後進生不能解決的，教師就要組織學生通過互動釋疑解難。
設疑，教師注重學生開拓新思路，提出新創見，從自發走向自覺。如學習新課《鴉片戰爭》一課時，我就設計了這樣一個問題：“有人説，如果沒有虎門銷煙，就不會爆發鴉片戰爭，西方列強就不會入侵中國，你認為這個觀點正確嗎？為什麼？”學生討論非常激烈，並互相補充完善，最後使學生明白了：虎門銷煙只是西方列強發動戰爭的一個藉口，向中國輸入鴉片及發動鴉片戰爭只是它打開中國大門的一個手段，打開中國市場，擴大侵略權益，才是列強發動戰爭的根本目的。因此，即使沒有虎門銷煙，英國也會找其他藉口通過其它手段達到其目的。這樣，在學生分析時代背景和重大事件過程中通過其他手段達到目的，學生的個性和創造性思維得到鍛鍊和發展。再如，學習新課《資本主義時代的曙光》（《世界歷史》後，我設計了一個問題“文藝復興為什麼首先在意大利迸發？”，啟迪學生結合自己所學知識和查閲相關資料進行思考和探討，同樣發展了學生的個性和創造性思維。
討論，是將疑難問題彙集起來專題討論，課堂上自由發言，只要言之有據，言之成理，都可以自由表達出來。例如，在學習《法國大革命》一課時，讓同學們討論“《人權宣言》的進步性和侷限性”，在學生自由發言的基礎上，引導學生應該站在歷史的大背景中分析其進步性，同時，還要揭示其中的階級侷限性，這裏所提的自由平等是有階級性的，廣大人民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
辯論，常常是靈感飛現，新意迭出，課後鼓勵學生整理成文，自主完善，就是一篇很不錯的小論文。如在講授新課《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我曾創設模擬法庭的情景，圍繞“普林希普是否有罪？如何定罪？”展開了激烈的辯論，使學生們辨證全面地認識了普林希普的刺殺行為，既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參與課堂的積極主動性，又發展了學生個性，培養了他們的創造力，真正發揮了學生主體、教師主導的作用。 新課結束後我又以“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否可以避免？”為題組織學生辯論，將班裏學生分為正反兩方，各自依據自己搜尋資料展開了辯論，張揚了學生們的個性，培養了其創造力，收到了同樣的效果。
三、創新開放探究教學模式，拓展學生的個性和創造力
我校的開放探究教學模式是大體適應各科教學的，應用到歷史教學中就需要做些小改革，我把“反饋鞏固”這一環節改為“拓展延伸式”。這樣更利於課堂向課外開放，向第二課堂延伸，更利於將學校與社會，歷史與現實聯結成一個整體。“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在更廣闊的時空裏，激發學生興趣，張揚其個性和創造力。比如鼓勵學生寫歷史小論文，這是培養學生創造力的最好方法之一。撰寫歷史小論文，要求立論新，選材精當，論證嚴密，結論推陳出新，這是對學生歷史創造能力的綜合檢測。很多同學為寫好小論文，查找資料，請教老師，同學間相互切磋，探討交流，近年來就寫出《鄭和下西洋和哥倫布遠航的比較》，《小議隋煬帝》，《我看拿破崙》《李鴻章真的是賣國賊嗎？》《諸葛亮真的聰明嗎》等多篇歷史論文。其中《諸葛亮真的聰明嗎？》、《李鴻章真的是賣國賊嗎？》分別在去年和今年三門峽市中學生歷史論文評比中榮獲一等獎，儘管論文幼稚，但其衝破定論的勇氣、大膽新穎的見解、有理有據的論證、獨到新奇的結論，確實稱得上是學生個性的體現和創造性思維的果實。
民族史的研究也是異彩紛呈的領域。早在本世紀初葉丁謙就在浙江圖書館出版了關於隋唐五代正史“四夷”傳的考證文字。1949年以前關於民族史的論文約有60餘篇，其內容大多是關於史實的概述和文獻的考訂。代表性的作品如王國維《黑車子室韋考》（《國學論叢》第1卷第3期，1928）、馮家升《契丹名號考釋》（《燕京學報》卷13，1933年）、韓儒林《邊陲石刻跋文譯叢》（《邊政公論》第1卷第11、12期，1942）等。50年代到前有關隋唐五代時期民族關係的文章有100多篇，主要是民族文物考古資料的介紹，關於民族團結、和親問題的論述。新時期以來，關於這個時期民族史研究的論著十分豐富，涉及問題的廣度和深度是以前所不能比擬的。出版了若干民族史的專史和通史，最近的一部概述性著作是盧勛、蕭之興、祝啟源合著的《隋唐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關於民族政策，涉及的問題有和親政策、羈縻政策和以夷制夷的政策。早期關於和親的論文以排比史料為主，並流露出情緒。前關於和親的文章有相當一部分是表達友好而不完全在於學術研究。近二十年來的論文比較注意分析和親的史實和政策，還出現瞭如崔明德《漢唐和親研究》（青島海洋大學出版社，1991）這樣的專著。羈縻府州是唐朝管理邊疆地區而建立的一種政治制度。林超民《羈縻府州與唐代民族關係》（《思想戰線》1985-5）肯定了這種制度對於開拓和穩定邊疆、建立多民族國家的意義。劉統《唐代羈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分上下兩篇，上篇系統研究了羈縻府州的設置和各項管理制度、與朝廷及邊疆地區的關係，下篇具體考證了諸道羈縻府州的地理方位。崔明德《論隋唐時期的“以夷攻夷”、“以夷制夷”、“以夷治夷”》（《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4-3）論述了隋唐王朝控制和治理邊疆少數民族政策的另外一些重要內容，認為這種政策的實施程度決不亞於戰爭、撫慰與和親等政策。民族問題的敏感性和複雜性使研究者不免受到現實關懷或者階級情結的影響。熊德基、胡如雷關於唐太宗民族政策的爭論就是如此。孫祚民《論唐太宗的民族政策與民族關係史研究中的幾點意見分歧》（《社會科學評論》1986-9）試圖對這個問題作出理性的分析。
陳寅恪研究中古歷史特別注重種族與文化問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提出，北朝時代的胡漢之別文化重於血統，唐代安史之亂後的河北問題關鍵也是文化問題等看法。傅永聚《唐代民族與文化新論》（山東大學出版社，1995）從民族融合與互補的角度論述唐代民族構成的變動及其對唐代民族文化的影響。呂一飛《胡族習俗與隋唐風韻》（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涉及的是少數民族文化如何作用於漢文化的問題，書中概述了所謂“五胡”（鮮卑、匈奴、羯、氐、羌）以及突厥等北方少數民族對於隋唐社會生活和風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喪葬、民歌、音樂舞蹈、和祭祀、禮俗、節日慶典、社會風氣等的影響，以羅列有關現象為主。
突厥史研究。岑仲勉《突厥集史》上下冊（中華書局，1958）上冊為突厥史編年，下冊為史書中突厥本傳、突厥部屬傳及突厥碑誌之校注。同年他還出版了《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中華書局，1958）。綜合性著作有馬長壽《突厥人和突厥汗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林幹《突厥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薛宗正《突厥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以薛著成書最晚，篇幅最大。吳玉貴《突厥汗國與隋唐關係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是討論東西突厥汗國與隋唐王朝的政治關係的專著，作者重點研究了東亞政局中突厥汗國的作用，隋及唐初統一和經營西域的活動中對突厥的關係等。
回紇與回鶻史研究。馮家？N、程溯洛、穆廣文等編著的《維吾爾族史料簡編（上）》（民族出版社，1958）分類收錄了關於回紇的中文歷史資料。劉美崧《兩唐書回紇傳疏證》（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是繼丁謙之後對正史中回紇文獻的最有價值的整理研究。目前還缺少關於回紇（回鶻）史的綜合性中文專著，80年代以前的重要論文收入林幹主編的兩卷本《突厥與回紇歷史論文選集（1919-1981）》（中華書局，1987）中。楊富學《回鶻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不僅討論了佛教在回鶻的傳播與佛典的翻譯問題，而且還涉及到寺院經濟和回鶻文化（語言、文學、藝術、哲學）等領域。
吐蕃史研究。陳寅恪是我國吐蕃史學的開拓者之一。他早年發表的《吐蕃贊普名號年代考》（《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利用“長慶唐蕃會盟碑”糾正舊史有關記載的訛誤。王忠《〈新唐書·吐蕃傳〉箋證》（科學出版社，1958）引用了大量漢藏文資料撰寫而成。近年來王堯、陳踐出版了多部敦煌吐蕃文獻資料和金石資料。還有一批從《通鑑》、《冊府元龜》輯出的吐蕃史料和從藏文文獻中翻譯的文獻史料出版，促進了吐蕃史研究的發展。陳楠《藏史叢考》（民族出版社，1998）收入了作者的論文十餘篇，大多數論文是討論吐蕃職官制度和吐蕃與唐朝關係的。
西北地區與吐蕃關係密切的民族還有吐谷渾和党項。周偉洲著有《吐谷渾史》（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吐谷渾史入門》（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前書為概述性著作，後書為研究資料、信息和狀況的介紹。周偉洲《唐代党項》（三秦出版社，1988）概述了党項早期的歷史和社會狀況以及與吐谷渾和唐朝的關係。韓蔭晟《党項與西夏資料彙編》（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為早期党項歷史研究提供了很有價值的資料。重要論文有湯開建《關於西夏拓拔氏族源的幾個問題》（《中國史研究》1986-4）、《隋唐時期党項部落遷徙考》（《暨南學報》1994-1）等。
南詔史研究。南詔由於沒有自己的文字，主要依據漢文文獻，所以關於南詔史的史料問題一向受到學者的重視。向達《蠻書校注》（中華書局，1962）、王忠《〈新唐書·南詔傳〉箋註》（中華書局，1963）對南詔史的基本史料做了極有價值的整理。方國瑜、林超民對有關南詔的史料做了介紹和説明。概述性的著作有尤中《南詔史話》（雲南人民出版社，1957）、徐嘉瑞《大理古文化史稿》（中華書局，1978）。楊仲錄等編輯的《南詔文化論》（雲南人民出版社，1991）收入關於南詔史的論文38篇，書末有1936-1988年有關南詔史論文索引。作為附錄還附有珍貴的《南詔圖傳》（原卷現藏日本）、《大理國梵像卷》（原卷現藏台灣故宮博物院），圖版清晰，印刷精美。
渤海史研究。30年代已經有金毓黻《渤海國志長編》20卷（1934）刊行，今人則有孫玉良《渤海史料全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後者收入了中日朝古籍中的渤海史資料和渤海文物考古資料，分類編排，頗便參考。概述性的著作有王承禮《渤海簡史》（黑龍江出版社，1984）、李殿國、孫玉良《渤海國》（文物出版社，1987）等。渤海史研究的主要成果發表於80年代以後。學者們主要討論了渤海的族源、族屬及渤海族的形成、渤海與周邊各族的關係、渤海國的社會性質以及有關政治制度、經濟、文化、宗教和地理等問題，有關論文無法具舉。王承禮、劉振華主編《渤海歷史與文化》（延邊人民出版社，1991）收錄了1986年底以前代表性論文48篇，書後還附有楊雨舒編制的中外學者研究渤海史的論著索引（截止1986年），同一作者又有1986-1993年渤海史論著索引，發表於《北方文物》1996年第1期。東北地區的民族還有契丹、室韋、奚族的研究，關於契丹因為與遼史研究關係密切，有一些概述性著作和研究論文，室韋、奚族的研究相對薄弱一些，茲不贅述。
中外關係史的研究也取得了豐碩成果。通史類中外關係史論著大多有隋唐五代部分，撰寫者水平不一，於此姑且不論。概述隋唐五代中外關係史的專著目前還不多見。黎虎《漢唐外交制度史》（蘭州大學出版社，1997）論述了漢唐時期中央政府處理對外關係制度的演變。張廣達《唐代的中外文化匯聚與晚清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國社會科學》1986-3）認為條貫折中漢魏以來的文化遺產，兼容幷蓄地攝取域外文化營養導致了唐代文化的高度繁榮。但是唐代完備的典章制度使外來文化只能起補缺增色的作用，無法改變中國社會的深層結構。他的《論隋唐時期中原與西域文化交流的幾個特點》（《北京大學學報》1985-4）認為接受中原文明影響的西域地區，同時也向中原轉口輸送各種外來文明（印度、西亞、中亞），中原與西域文化交流的過程也就是各自有選擇性地吸收外來文化，共同創造新的文化的過程。
關於中外人員的交往，30年代向達在《燕京學報》上發表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收入同名著作，三聯書店，1957）介紹了豐富的關於流寓長安西域人的材料。謝海平《唐代留華外國人生活考述》（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論述了蕃胡在唐代的分佈與生活情形、唐朝對蕃胡的管理和蕃胡對唐人文化生活的影響。章羣《唐代蕃將研究》及《續編》（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1990）和馬馳《唐代蕃將》（三秦出版社，1990）都論述到蕃將在唐朝的活動和作用。當然上述著作中所謂“蕃胡”或“蕃將”並不都是外國人，有寫只是漢族以外的外族人。
以下分地區介紹中外關係史的研究概況。
東亞地區。關於中日關係，餘又蓀《隋唐五代中日關係史》（台灣商務印書館，1964）是概述性著作。除了若干關於白江口之戰的文章屬政治關係的範疇外，專題研究以文化交流方面的論著為多。早期的代表性論文有賀昌羣《唐代文化之東漸與日本文明之開發》（《文史雜誌》第1卷第12期，1941；收入《賀昌羣史學論著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近年發表的論文則有吳廷？、鄭彭年《隋唐時代日本與中國文化》（《世界歷史》1992-6）等。八十年代以來的論文注重發掘考古資料，如王仁波《從考古發現看唐代中日文化交流》（《考古與文物》1984-3）、楊泓《從考古學看唐代中日文化交往》（《考古》1988-4）等研究了古代城址、出土錢幣、古墳壁畫以及寺院文物等所見到的唐代中日文化交流。週一良《唐代的書儀與中日文化關係》（《歷史研究》1984-1）、《史書與中日文化關係》（《中外文化比較研究》，北京三聯書店，1988）分別討論了唐代書寫範本和史書體例對日本的影響。齊東方、張靜《唐墓壁畫與高鬆冢古墳壁畫的比較研究》（《唐研究》第1卷）從比較文化的角度研究了唐代繪畫對日本高鬆冢壁畫的影響。佛教文化交流在中日關係史研究中佔重要地位，這方面的概述性論文有楊曾文《隋唐時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世界宗教研究》1986-2）。鑑真東渡、日本留唐學問僧、遣唐使等也是論文比較集中的課題。此外，文章還涉及到音樂、舞蹈、文學、藝術、學術、醫藥、建築和政治法律制度等方面中日文化交流的情況。
中朝關係的研究以討論政治關係的論著為多。劉健明論及隋文帝、煬帝父子對高麗的戰爭。黃約瑟注意到隋朝與新羅之間的佛教外交。韓？N近年發表了《隋朝與高麗國際政治關係分析》（《堀敏一先生古稀記念中國古代的國家與民眾》，東京汲古書院，1995）、《唐朝對高句麗政策的形成與嬗變》（《東北亞研究》1995-2）、《唐平百濟前後的東亞國際形勢》（《唐研究》第1卷）討論隋及唐初東北亞國際關係的基本史實與發展脈絡。文化交流方面，高明士研究了唐代科舉對高麗的影響以及賓貢科中的東海士人。榮新江《唐與新羅文化交往史證》（《韓國研究》3，杭州出版社，1996）以海州大雲寺禪院碑為中心，鈎稽了唐羅文化交往的若干史實。陳尚勝《中韓關係史論》（齊魯書社，1997）收入多篇討論中韓關係的論文，其中《唐代的新羅僑民社區》（又刊於《歷史研究》1996-1）與傅玫《生活在唐朝境內的高句麗、新羅和百濟人》（前引《春史卞麟錫教授還歷記念唐史論叢》）、牛致功《圓仁目睹的新羅人》（《唐文化研究論文集》，傷害人民出版社，1994）研究了新羅旅華僑民的情況。陳尚勝還有《從唐羅文化交流看新羅在漢文化圈中地位的確立》、《唐朝對外開放政策與唐羅關係的發展》綜述了唐朝與新羅文化交流的盛況，後文還列表介紹了唐羅官方和民間的使節往還。黃心川《隋唐時代的中韓佛教文化交流》（《韓國宗教》[韓]，第16輯）、黃有福與陳景富合著的《中韓佛教文化交流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對這個時期佛教在朝鮮半島的流傳有詳實的論述。王小甫《唐朝與新羅關係史論》（《唐研究》6）論述了新羅統一對於唐羅關係和東亞國際關係的意義。
西域地區。關於唐朝與西域關係史，榮新江《西域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歷史研究》，1998-2）做了詳細的評述，這裏只就涉及隋唐五代中西關係的若干論著作一概述。早年我國西域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書漢譯的推動。馮承鈞翻譯的沙畹《西突厥史料》（商務印書館，1932；中華書局，1958）和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中華書局，1958）論及公元6至8世紀中國與西域關係史。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中華書局，1934-1962）以及張星？R《中西交通史資料彙編》（商務印書館，1934）、林筠茵譯勞費爾《中國伊朗編》（商務印書館，1964）等對中西關係史研究起了很好的促進作用。近年又出版了一大批西人中外關係史著作，如耿？N譯瑪海扎《絲綢之路：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中華書局，1993）、吳玉貴譯謝弗（薛愛華）《唐代的外來文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等等。
粟特與中國的關係是學者們比較關注的領域。主要關心的問題是絲綢之路上粟特人的活動以及粟特人的聚落、昭武九姓胡人的東遷和粟特人在內地的商業活動、粟特地區與唐朝的文化關係等等。羅豐《固原南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96）及有關論文是利用近年出土墓誌研究六胡州粟特人在華活動的重要論著。蔡鴻生的新作《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中華書局，1998）分“唐代九姓胡”、“突厥文化”、“西域物種與文化交流”三編，是作者積數十年研究西域史的心得之作。
宗教文化關係是中西關係的重要內容。20年代陳垣《火祆教入中國考》（收入《陳垣學術論文集》1，中華書局，1980）考證了祆教入華的若干史實以及在唐朝的興衰，比較了祆教與景教、摩尼教（是為三夷教）的異同。王素《高昌火祆教論稿》（《歷史研究》1986-3）接受了陳垣以來的理解，解釋高昌文書的“胡天”為祆神或其祭祀場所。林悟殊則不同意這一看法，所著《波斯拜火教與古代中國》（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彙集了研究祆教（波斯拜火教）的十多篇論文。姜伯勤《論高昌胡天與敦煌祆寺》（《世界宗教研究》1993-1）認為高昌之天神就是粟特等胡人供奉的祆神。張廣達《唐代祆教圖象再考》（《唐研究》3，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進一步論證姜伯勤《敦煌白畫中的粟特神祗》（《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論文集》，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1）文中揭示的祆教圖像就是祆教神妲厄娜(Daêna)和妲厄媧(Daêva)，試圖為中國境內奉祀胡天的記載找出罕見的實物證據。林悟殊《唐朝三夷教政策論略》（《唐研究》第4卷）認為西域宗教政策從寬容到取締的變化反映了唐朝開放性的逐漸淡化過程。林悟殊還與榮新江合作，對於傳世的唐代景教文獻真偽進行了深入的辨正。（參見林悟殊《富岡謙藏氏藏景教〈一神論〉真偽存疑》及其註文中指示的文獻，載《唐研究》6，2000）
唐朝與波斯（伊朗）關係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考古學的進展和新史料的發掘。主要論著有夏鼐《近年出土的薩珊朝文物》（《考古》1978-2）、武伯綸《唐代長安遺留在西安及其附近的和波斯有關的歷史文物》（《西北大學學報》1978-1）、劉迎勝《唐蘇諒妻馬氏漢、巴列維文墓誌再研究》（《考古學報》1990-3）等。武文比較全面地介紹和討論了70年代末葉以前西安及周邊地區出土的墓誌、壁畫以及金銀器、陶俑、銀幣等文物資料及其所反映的唐朝與波斯的關係。劉文對1955年在西安城郊發現的《蘇諒妻馬氏墓誌》以及夏鼐《唐蘇諒妻馬氏墓誌跋》（《考古》1964-2）以來的研究做了重新探討。近年又有林梅村《洛陽出土唐代猶太僑民阿羅憾墓誌跋》（收入所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語言和宗教新論》，東方出版社，1995），對於清末才見知於世的這方重要墓誌的主人“大唐故波斯國大酋長”的事蹟進行了比較具體的考證。
研究唐朝與大食的關係的論著多以文獻史料為主要史源。如白壽彝《〈新唐書·大食傳〉注》（《史學集刊》3，北平，1937）、《從怛羅斯戰役説到伊斯蘭教最早的華文記錄》（《禹貢》5-11，1936）、張一純《〈經行記〉箋註》（中華書局，1963）、丁克家《〈經行記〉考論》（《回族研究》1991-1）等。夏鼐對迄今僅見的西安晚唐墓葬中出土的三枚阿拉伯金幣進行了考釋（《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幣》，《考古》1965-8）。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研究了7世紀中葉到8 世紀末葉的強權政治時代唐、吐蕃和大食在西域地區的政治角逐。作者廣泛利用了包括敦煌吐魯番出土文獻在內的第一手資料和國外的研究成果，把唐與大食政治關係史研究推向了新水平。
南亞地區。求法高僧傳是研究唐代與南亞關係史的基本史料。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5）、王邦維《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中華書局，1988）和《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中華書局，1995）、張毅《往五天竺國傳箋釋》（中華書局，1994）以及孫毓棠、謝芳校點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華書局，1983）、範祥雍校點的《釋迦方誌》（中華書局，1983）等都是整理研究西域求法高僧傳的代表性成果。它們大都有長篇緒論，大體反映了當時學術界對該書及對中國與南亞關係史的研究水平。北京大學南亞研究所編《中國載籍中南亞史料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上冊第三部分約有400頁的篇幅為“隋唐五代有關南亞的記述”，下冊第四部分“宋遼金有關南亞的記述”也有約150頁收入《唐會要》、《五代會要》、《冊府元龜》、《新唐書》等宋人作品中的南亞資料。
王玄策出使天竺是中印關係史上的重要事件，由於其事蹟湮沒不彰，因而有鈎玄索隱的論著出。較早的有馮承鈞在東西方學者成果的基礎上撰寫的《王玄策事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彙輯》，中華書局，1957）鳩集有關史料36條。最近出版的孫修身《王玄策事蹟鈎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參見《唐研究》6王邦維書評），吸收了馮著以後的學術界研究成果，增加新史料十多條，共分成53個條目，也就是53個故事或史蹟，將史料置於文首，然後加按語與説明。書前還有四篇是關於王玄策的事蹟概述和綜合研究文章。在文化交流方面，季羨林對紙、造紙術、蠶絲的傳入印度以及印度製糖法和眼科醫術的傳入中國都進行了深入研究，有一系列。榮新江《敦煌文獻所見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填補了學者鮮有論及的晚唐中印關係史的空白。葛承雍《唐長安印度人之研究》（《唐研究》6）列舉了印度人在長安的生活與事蹟）。
關於隋唐五代與南海諸國的關係主要論著有向達《漢唐間西域及南海諸國古地理書敍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三聯書店，1957），列舉介紹有關與南海關係的史書；王仲犖《唐和南海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唐史論叢》2，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分國別論述與唐朝交往情況；沈福偉《唐代對外貿易的四大海港》（《海交史研究》1986-2）分港口城市介紹對外貿易狀況。總體説來這方面的研究還比較薄弱。
七 文化史
文化史的內容至為廣博。羅香林《唐代文化史研究》（商務印書館，1946）收入唐史論文多篇，涉及文獻、佛教和遊藝等方面。趙文潤主編《隋唐文化史》（陝西師大出版社，1992）是第一部試圖全面描述這個時期文化發展的著作。孫昌武《隋唐五代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分“教育與科舉”、“學術”（經學、史學、地理學、國小、類書的編纂、《文選》學）、“文學”（詩歌、散文、小説、詞、俗文學）、“藝術”（舞樂、散樂百戲與民眾遊藝、繪畫、雕塑、工藝美術、書法、石窟寺、敦煌石窟）、“科學技術”（曆法與天文、醫藥學與化學、雕版印刷術與文房四寶的改進、建築與交通）、“宗教”（佛教、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與伊斯蘭教）等章節來範圍文化史的內涵，還介紹了邊疆各少數民族的文化及其與中原文化的交流、隋唐五代文化的國際影響。以上二書內容十分龐大，每個部分便不可能十分周詳深入。王仲犖《隋唐五代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的文化部分有相當大的篇幅。熊鐵基《漢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總論文化發展的大勢與特點，分論社會思潮與文學藝術，詳於漢而略於唐。
哲學與學術思想。20、30年代黃侃等已經有《漢唐學論》（《哲學月刊》1-6、7，1926-27）、《漢唐玄學論》（《時代公論》11，1932）等論文。建國後的50、60年代專門論述這時期哲學和學術思潮的論文不多，但任繼愈等《中國哲學史》（人民出版社，1964）都有專門章節論述韓（愈）、柳（宗元）、李（翱）、劉（禹錫）等的哲學思想。“”期間“批儒評法”，不足具論。新時期以來關於隋唐儒學、經學的論著驟然增多。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第四冊是《隋唐》卷（人民出版社，1994），該書試圖擺脱用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來描述哲學發展的簡單化模式，而是用儒、佛、道三教及其交融會通來説明這時期歷史發展的線索。尹協理《隋唐儒家哲學的變化趨勢》（《哲學研究》1985-5）論述了隋唐作為儒家哲學的主要變革期和宋明理學的醖釀階段的變化趨勢。謝保成《中唐學術思想的重大變異》（《中國史研究》1994-4）着重從學術思想上論述了隋唐哲學向宋明理學的轉變。張弓《隋唐儒釋道論議與學風流變》（《歷史研究》1993-1）從一個獨特的視角論述了儒佛道三教在隋文帝至唐太宗時期、唐高宗至唐玄宗時期、唐肅宗至昭宗時期等三個不同階段通過競爭、合併走向多元一統格局的歷史進程。葛兆光《七世紀以前中國的思想、知識與信仰世界》（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及相關論文涉及到隋唐時期思想史及，民眾意識的一般問題。
關於經學與儒教。概述性的專書有程平方《隋唐五代的儒學》（雲南教育出版社，1991）、張躍《唐代後期的儒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章權才《魏晉南北朝隋唐經學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後者於隋唐經學只有三萬多字的篇幅，不足以概括一代的學術發展。楊蔭樓《唐代經學論略》（《求實學刊》1992-4）及有關論文具體描述經學的發展階段以及在各個時期的特徵。儒家學者的研究仍然集中在隋及唐初的王通呂才、中唐以後的柳劉韓李，也有一些論文研究五代的潭峭與《化書》，還有個別文章專門討論唐前期的孔穎達和唐後期的啖、趙、陸春秋學派。
關於佛學的重要著作有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華書局，1982）、范文瀾《唐代佛教》（人民出版社，1979）、郭朋《隋唐佛教》（齊魯書社，1980）。湯著以精審博大著稱，郭書於唐代政治與佛教的歷史事件敍述頗詳，於佛教本身則論述不足，範著主要對佛教的社會影響持批判態度。譚世保《漢唐佛教史探真》（中山大學出版社，1981）考訂佛教的若干史實。任繼愈《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人民出版社，1987新版）在宗教研究十分荒蕪的時代被譽為一代名著。謝重光《漢唐佛教社會史論》（台北，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0）是作者研究佛教社會史的論文結集。就單篇論文而論，一般説來湯用彤、任繼愈、石峻、方立天等哲學史專家探討其宗教學派和思想學説的為多。李斌城、謝重光、張弓則大多從佛教與政治、佛教與社會經濟和文化的關係立論，偏重佛教社會史、佛教文化史的探討。嚴耀中《漢唐密宗》（……）及系列論文對密宗做了深入的研究。
關於道教及民間宗教思想的研究相對比較薄弱。陳國符《道藏源流考》（中華書局，1963）至今仍然是研究唐代道教典籍的重要著作。卿希泰和任繼愈分別主編的《中國道教史》都有對這一時期道教發展的概述。李剛《隋文帝與道教》（《福建論壇》1991-1）、李斌城《唐太宗與道教》（《晉陽學刊》1994-5）、高世瑜《唐玄宗崇道淺論》（《歷史研究》1985-4）、薛平拴《論唐玄宗與道教》（《陝西師大學報》1993-3）論述一個帝王及其統治時期道教與政治的密切關係以及與社會興衰的牽繫。司馬承禎、吳筠、陳摶、張果、呂洞賓、李榮等道教人物，都有若干文章論及。黃烈《略論吐魯番出土的“道教符錄”》（《文物》1981-1）、姜亮夫《敦煌所見道教佚經考》（《蘭州大學學報》1982-1）、姜伯勤《〈本際經〉與敦煌道教》（《敦煌研究》1994-3）等文章討論了敦煌文書中的道教資料。金正耀《唐代道教補丹》（《歷史研究》1990-1）分析了唐代用陰陽五行學説指導煉丹取得的許多理論成果。其他論文還有劉屹《唐前期道教與周邊國家、地區的關係》（《98‘法門寺唐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等。
史學史研究。謝保成《隋唐五代史學史》（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是迄今最完備的一部斷代史學史著作。該書除論述了歷代正史的編撰及其成就、史館制度與國史、實錄的修撰外，還對古籍整理、史學理論（《史通》）、政書（《通典》與會要）、圖經地誌、雜史筆記、官私譜牒等等作了具體討論，關於隋代及五代十國的史學都有專章論列。瞿林東《唐代史學論稿》（北京師大出版社，1989）收集了作者新時期以來關於唐代史學的重要研究成果。專題論文方面早期的論文有金毓黻《唐宋時期設館修史制度考》（《説文月刊》3-8，1942）等，比較全面的論述為張榮芳（台）《唐代的史館與史官》（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84）。80年代以來還有若干論文考察了史館編修制度的一些細節。總體説來對正史的研究以《隋書》的研究最充分，劉知幾與《史通》始終是熱門課題。張舜徽《史學三書評議》中的《史通評議》（中華書局，1983）、程千帆《史通箋記》（中華書局，1980）、張振？《史通箋註》（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皆為研究《史通》的力作。前書以考證史實為主，並加按語進行評議；後面二書皆以註釋考辨為主。發表的論文所涉及的問題主要是劉知幾的歷史觀、劉知幾的史學思想、劉知幾撰寫《史通》的主旨及其史學批評主張等。趙俊還出版了《〈史通〉理論體系研究》（遼寧大學出版社，1992）的著作。
杜佑及其撰寫的《通典》也受到學者的重視。瞿林東《論〈通典〉的方法和旨趣》（《歷史研究》1984-5）認為《通典》採取了歷史與邏輯一致的方法，開創了中國史學史經世之學的先河。《論〈通典〉在歷史編纂上的創新》（《中國史研究》1985-2）指出《通典》有主會通、立分門、重議論三點創新。謝保成《論〈通典〉的性質與得失》（《中國史研究》1992-1）不同意把杜佑的《通典》看成單純的考察古今制度的沿革，認為是“一部記述唐以前社會結構和社會面貌演進歷程的史學鉅著”。也有學者對《通典》持基本否定的態度，如朱維錚《論三通》（《復旦學報》1983-5）批評杜佑開闢的新領域是“靜態研究”；説杜佑的歷史觀是形而上學的，雖然主張社會進化，但是對社會進步原因的看法卻是荒謬的。這個觀點較少為其他學者所認同。
文學。對唐代文學的研究成果非本篇所能詳言，這裏只就文學史界重視文史結合方面的成就略舉數例。早年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和《韋莊秦婦吟校注》等，以詩證史、以史證詩，開闢了文史研究的新途徑。近幾十年來，注重社會歷史內容的唐代文學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傅璇宗《唐代科舉與文學》（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試圖通過史學與文學的滲透或溝通，掇拾古人在歷史記載、文學描寫中的有關社會史料，作綜合考察，來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維方式和心理狀態，並努力重現當時部分的時代風貌和社會習俗，以作為文化史研究的整體素材和前資。”他的《李德裕年譜》也有打通文史的性質。孫昌武《唐代文學與佛教》（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陳允吉《唐音佛教辨思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都是結合佛教文化研究唐代文學的重要著作。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匠心獨運地試圖透過社會風習與士人心態的演變的中介來探討文學思想的變遷。葛曉音的有關論文結集也展現了重視文史結合的研究方法上的特點。此外，文學史家們還十分熟練的運用歷史考據學的方法研究作家和作品，取得許多令人矚目的重要成果，代表作有傅璇宗《唐代詩人叢考》（中華書局，1979）、陳尚君《唐代文學叢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鬱賢浩《唐刺史考》（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敍錄》（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等。陳尚君等用這種方法考證出司空圖《二十四詩品》是偽作引起學術界的極大震動。
八 史料與工具書
歷史研究離不開史料，歷史資料的整理以及工具書的編纂，對於歷史研究工作的開展具有巨大的意義。
文獻資料的整理。民國時期的四部叢刊、四部備要、叢書集成、十通和二十五史補編等的編輯出版，為學者利用版本較好的史籍做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50年代以來，許多大型古籍如《太平廣記》、《冊府元龜》、《太平御覽》、《唐大詔令集》、《文苑英華》、《全唐詩》、《全唐文》等的影印或排印出版，使得這些史書的流傳更加廣泛。新式標點和校勘的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鑑》，是建國以來古籍整理工作的具大成就之一。但隋唐五代部分的正史都有一些標點錯誤，以《舊唐書》最甚。中華書局出版了點校本《唐六典》、《通典》、《唐律疏議》，皆稱精審。《唐會要》、《五代會要》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可惜《唐會要》的整理比價粗糙。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都出版了一些唐人文集和筆記小説，點校工作做得精粗不一。但是，它們無疑對於推動隋唐五代史的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貢獻。最近十幾年來一些地方省市出版社，試圖出版一些簡體橫排的古籍或者加以白話翻譯，如《唐大詔令集》、《唐律疏議》、《唐六典》、《太平廣記》等，似乎並不太成功。
敦煌吐魯番資料的整理。從本世紀初葉《敦煌石室真跡錄》（1908）、《敦煌石室遺書》（1908）、《鳴沙石室遺書》（1913），到20年代《沙洲文錄補》（1924）、《敦煌掇瑣》（1925）等資料的出版，敦煌文書的公佈還是舊式文獻輯佚的方式。1936年，陶希聖主編的《食貨》第4卷第5期是《唐户籍簿叢輯》，收集了前人著述中的20件户籍與差科文書。在敦煌文書整理中有劃時代意義的是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料室編輯的《敦煌資料》第1輯（中華書局，1961），它是用新式標點方式對所錄敦煌文書進行整理、分類和定名的第一本書。後來的同類著作都受到其影響。目前最便於研究者使用的綜合性敦煌文書資料彙編是唐耕耦、陸宏基《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1至5輯（書目文獻出版社、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86-1990），該書採取影印與錄文對照的形式，頗便讀者參考，遺憾的是圖版不太清晰。江蘇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已經有關於書儀（趙和平錄校）、社邑（寧可、郝春文錄校）、天文曆法（鄧文寬錄校）等專輯出版。鄭炳林、杜斗城等也做了一些有價值的專題性輯錄工作，如《敦煌地理文書彙輯校注》（1989）、《敦煌本佛説十王經校錄》（1989）、《敦煌碑銘贊輯釋》（1992，以上均為甘肅教育出版社）、《敦煌五台山文獻校錄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等。饒宗頤主編的“香港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叢刊”收入了一些導論性著作或者校錄兼研究的書，由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如王永興著《敦煌經濟文書導論》（1994）、姜伯勤、項楚、榮新江合著的《敦煌邈真贊校錄並研究》（1994）等，可惜內地學者不易見到。
黃永武編纂的《敦煌寶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1-1986）將倫敦、巴黎和北京圖書館公佈的縮微膠捲影印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獻》（1990-1995）、上海古籍出版社陸續推出的《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1993）、《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敦煌文獻》（1996）和俄藏、法藏等文獻，則採取了先進的拍攝和印刷技術，圖版清晰，便於研究者利用。吐魯番文書在唐長孺主持下出版了《吐魯番出土文書》錄文本（文物出版社，1981-1991）1至10冊；文物出版社隨後又推出了圖版與錄文合排本，使讀者有可能對照圖版對錄文的可疑之處進行研究。李方、王素合編的《吐魯番文書人名地名索引》（文物出版社，1996）為更好地利用文書提高了便利。
石刻和墓誌的整理出版。比較早的出版品有楊殿？《石刻題跋索引》（商務印書館，1940初版，解放後增訂再版）對前人金石著作中的墓誌銘提供了檢索的方便。80年代以來出版了多種唐代墓誌的彙集本。主要有毛漢光《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台北，1984-1994）共18冊，有圖版和錄文與考證。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標點排印，附有人名索引。中國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研究所編《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壹]》上下（文物出版社，1994）圖版與錄文並舉。其中《唐代墓誌彙編》以物美價廉而廣為流通，唯有一些重複收錄和標點、錄文錯誤。大型墓誌彙編如《千唐志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唐宋墓誌：遠東學院藏拓片圖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1）、《曲石精廬藏唐墓誌》（齊魯書社，1986）、《北京圖書館藏曆代石刻拓本彙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91）、《洛陽出土歷代墓誌輯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隋唐五代墓誌彙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92）等陸續出版，唯收錄內容難免重複，有些書的圖版過於模糊，難以識讀。重要的石刻資料還有《房山石經題記彙編》（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等。近年主要利用出土文書與墓誌增補《全唐詩》《全唐文》的工作有突出成績。陳尚君《全唐詩補編》（中華書局，1992）完成後，又有《全唐文補編》，於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外另蒐集得唐人遺文6200多篇，編為160卷，於1991年完成後亦將由中華書局出版。與此同時，還有吳鋼主編的《全唐文補遺》第1至5輯（三秦出版社，1994-98）蒐羅亦為宏富，但不注收文出處，使讀者難以查核。張璋、黃畲編《全唐五代詞》（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附有引用書目和作者索引等，頗便利用。
工具書的編纂。30年代哈佛燕京學社已經有洪業編纂的《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引得》之類的書問世，近20年來，各種索引和工具書層出不窮。除了二十四史中的《隋書人名索引》（中華書局，1979）、《新舊唐書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新舊五代史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外，《全唐詩》、《全唐文》等總集都有篇名和作者索引。學術性比較強的重要索引有傅璇琮、張忱石、許逸民合編《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中華書局，1982）；方積六、吳冬秀編《唐五代五十二種筆記小説人名索引》（中華書局，1992）；吳汝煜編《唐五代人交往詩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等。還有一些實際上是研究著作的工具書，如吳廷燮《唐方鎮年表》（中華書局，1980）、嚴耕望《唐僕尚丞郎表》（中華書局，1986）、鬱賢皓《唐刺史考》（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戴偉華《唐方鎮文職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等。供查考的工具書還有楊志玖、吳楓主編的《中國歷史大辭典·隋唐五代》分冊（上海辭書出版社，1995）是迄今收詞最多的斷代史辭書；唐長孺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隋唐五代史”分冊，彙集了各方面優秀的專家寫成，比較注意吸收學術界的研究成果。
中國社會科學院計算機室研製的《全唐詩數據庫》所生成的唐代詩人分卷索引代表工具書編纂中的新動向。台北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開發的二十五史全文檢索系統，為研究者提供了極大方便（見杜正勝主編《古今論衡》創刊號陳弱水文，台北，1998）。目前南開大學組合數學研究中心開發的簡體橫排二十五史全文檢索系統，彌補了史語所二十五史的遺漏與錯誤，也即將面世。這將大大方便大陸學者利用計算機檢索《隋書》、兩《唐書》和新舊《五代史》。期望將來有更多的歷史資料製成為全文檢索文本。
九 展望與反思
20世紀是中國學術從傳統國學走向近代意義上的人文社會科學的世紀。中國傳統學術的侷限性是明顯的。近代以來，進化論、歷史主義、實證主義、文化史觀、唯物史觀等等先後湧入中國，使近百年來中國的學術研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如果説近代學術史猶如一條波瀾壯闊的長河，那麼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只是其中一段不太寬廣的小溪。但是試圖運用新觀念、新理論和新方法來闡釋歷史問題，同樣是大多數研究中古這段歷史的學者們的共同追求。王國維、陳寅恪的二重證據法，陶希聖、董家遵、陳鵬對於社會史、法律史、婚姻史的研究，都折射了新的理論光芒，在那個時代都具有創新意義。50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成為學術研究的指南，運用階級觀點研究農民戰爭，運用唯物史觀研究經濟史和土地制度史等等，成果是豐富的，然而教訓也是深刻的。教條主義的、注經式、圖解式的研究使歷史學淪為政治的婢女，例如武則天研究中的比附；農民起義研究中的拔高等等。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學術界是否應該從此因噎廢食，只滿足於對個別具體問題的就事論事式的探討？陳寅恪觀察到牛李黨爭中牛黨重科舉，李黨重門蔭；牛黨主姑息藩鎮，李黨主討伐藩鎮。後來有研究者以科舉制劃線，並用階級觀點解釋説，牛党進步，李黨反動；前者是庶族地主或者説中小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後者是世族集團或者説貴族公卿集團的代表。另外的研究者則用對藩鎮的態度劃線，並且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把統治階級分成三個部分，即公卿顯官集團、地方豪強地主、中小地主。認為李黨是公卿顯官集團的代表，並且與中小地主階級結盟，反對代表地方豪強政治利益的牛黨。今天看來，這些解釋都有牽強附會的地方，當前的唐代政治史研究於是致力於對過去的歷史結論進行“解構”，比較時興的做法是在考證了一番具體歷史事件原委之後，用權力之爭來解釋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當然，權力之爭也是一種理論，但是它仍然無法掩蓋史學界在理論上的捉襟見肘。
理論並不是先驗的東西。理論是方法，是觀察問題的角度，是解釋歷史的依據，是敍述歷史的架構。以方興未艾的社會史為例，如果僅僅侷限於具體歷史問題的敍述，那麼首先便碰到一個敍述什麼，怎麼敍述的問題。即使只是介紹衣食住行、婚喪嫁娶和節日風俗，那也反映了作者對於社會史的內容與方法、結構與功能等等問題的理解。從本世紀以來，我們從西方世界引進了太多的理論，無論是從日本轉口、港台轉口，還是從俄國進口、歐美進口，這些理論都未能完全被消化吸收，往往是囫圇吞棗地被使用。實際上，關於中國社會歷史研究的理論範式與概念系統需要重新探討。諸如當代社會科學理論成果是否能夠以及在何種程度上能夠為中國歷史研究所吸收；怎樣從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認識作為一種區域研究的中國歷史與主要以西方文明為模式而發展出來的社會科學專業領域的解釋系統（如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學科）之間的契合與非契合關係問題，即如何解決在後者涵蓋性不足的前提下將其移植到中國歷史研究中所產生的矛盾問題，乃是今後學術界當然也是隋唐五代史學界面臨的重要課題。
理論問題要創新，實證研究也要更加深入。經濟史研究曾經是實證史家縱橫馳騁的領域，均田制、租庸調、徭役、兩税法都有很多研究成果，但是商業、行會、物價、市場、城市、貨幣、管理等領域還缺少有深度的論著，尤其對於唐代後期的經濟生活，還沒有比較系統的專著加以描述。制度史也是長於實證研究的學者樂於耕耘的一塊土地，近年的一些論著挖掘出了過去人們未加註意或者言之不多的若干制度史問題，但是這些研究大多侷限於唐前期。也有人利用墓誌資料，對唐代藩鎮使府僚佐、軍將的研究很有創穫，如今墓誌的史料價值愈加受到人們的重視，利用墓誌研究官員的升遷程序、中下級官員和中下級軍官的有關制度問題，還將有待於能夠坐冷板凳的人去做細密的鈎稽與研究。當前的問題是，表面看來隋唐史幾乎所有的問題都被研究了，沒有新題目可做了，實際情況是許多課題都沒有完全做到位、許多問題都沒能解決得很徹底。關鍵在於史料的發掘還不夠充分，對於前人的成果，包括日本學者的實證研究成果利用也不夠。實證研究是這樣一種研究，它既需要充分吸收前人的成果，以便接受其啟發與階段性成果的支持，同時又不能饒過前人的研究歷程，仍然要竭澤而漁地重新讀書，詳盡地佔有資料。也就是説既不能從頭幹起——就借鑑成果而言，又必須從頭幹起——就佔有材料而言。目前資料難度比較大的課題，如邊疆史地、敦煌吐魯番研究、宗教與考古方面的課題，比較受到研究者的青睞，也比較容易見到研究者所下的“功力”。而那些所謂傳統的“正規”課題——包括隋唐五代主流社會如中原地區的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研究，大家公認的力作並不太多。這裏除了理論方面的原因外，還因為研究這類看似老生常談的問題需要在史料鈎稽上花更大的工夫，學術積累比較多了，要再前進一步，必須作出非同尋常的更加艱苦的努力。
當然，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問，21世紀的青年學子不可能走從小記誦經史子集的老路。當前要想在資料佔有上超越前人，還要充分利用各種優秀的工具書和電子計算機檢索手段。香港學者與武大等內地學者在編制《〈全唐文〉人名地名官名索引》，我們還要有“唐代墓誌的人名地名官名索引”（《唐代墓誌彙編》所附人名索引錯誤太多），以及那些常用史籍的人名地名官名索引，還要象編《元史語彙集成》那樣，將文獻中的色役、資課、除陌、齋郎、行署等等語彙編成“唐史語彙集成”。總之，編輯出更多更好的工具書，將更多的史籍電子化，是我們今後應該大力倡導的一項重要事業。此外，還要把那些資質優秀的青年吸引到大學歷史系、吸引到隋唐五代史研究隊伍裏來，要想在藝術、詩歌、宗教、禮樂、經籍等文化史領域裏有所成就，不僅需要皓首窮經的傻氣，還需要研究者有更多的靈氣甚至天賦。研究歷史問題要比研究現實問題困難許多，而前者的社會回報率遠遠低於後者。因此，在21世紀市場經濟充分發達的條件下，要想吸引優秀人才到一個付出很多而回報率較低的行業來，無疑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必須有社會的支持。
與歷史研究最為密切的學科是考古學和古文獻學。敦煌吐魯番學既屬於考古學，又屬於文獻學，隋唐五代史的研究與敦煌吐魯番學研究分離的狀況應該改變。過去少數治敦煌吐魯番的學者不太熟悉唐代基本文獻資料，而許多治隋唐五代史的學者不太熟悉敦煌吐魯番文書，隨着敦煌吐魯番資料的日益書籍化，相信其文獻價值會更便於治唐史者利用，而許多敦煌吐魯番學家也將從文獻校錄的基礎工作中脱身，從而有利於隋唐五代史研究與敦煌吐魯番研究的合流。
一、非常“自我”
會考命題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部分試題的考點出自地方教材，此類試題其他地區無法使用，可謂非常“自我”。例如：
（2014・江蘇揚州）“人居佳絕處，詩畫新揚州”。2006年9月，揚州喜獲（ ）
A.國家衞生城市稱號
B.國家園林城市稱號
C.中國人居環境獎
D.聯合國人居獎
【答案】D
【試題分析】2006年經聯合國人居署審核，揚州因在古城保護和人居環境改善方面的成就，成為此年度中國唯一獲得“聯合國人居獎”的城市。對非揚州考生來説，此題超越了歷史的範疇，明顯“超綱”。2014年揚州會考卷中，此類選擇題佔據四分之一。
（2014・重慶）重慶是抗戰時期全國的金融中心。下列圖片所示，彙集重慶金融業，有“華爾街”之稱的是（ ）
【答案】B
【試題分析】抗戰爆發後，重慶作為戰時“陪都”，中央、中國、交通、農業等銀行內遷此地，重慶成為大後方的金融中心。B項老照片中的建築為陝西街上的建國銀行，最後毀於日軍轟炸。現在即便是重慶考生，也很難關注這樣一個歷史細節吧？但正是需要有這樣直觀的圖片，才更能加深我們對民族歷史的記憶，對歷史變遷的感悟。
對地方史的考查，還跨越了學科的界限。例如：
（2014・重慶）唐代眾多詩人慕名三峽，在重慶地區留下了篇篇佳作。“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這首家喻户曉的名篇出自於（ ）
A.白居易
B.李商隱
C.陳子昂
D.劉禹錫
【答案】D
【試題分析】此題以巴渝一帶“竹枝詞”的形式，將中國古代史與地方史融合在一起考查。不過，“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作為千古傳誦的名句，文學基礎不錯的同學可直接作答，這已經變成跨越學科考查語文了。
（2014・雲南）有人比喻英國“像海綿一樣從恆河邊上吸取財富，又擠出來倒在泰晤士河中”。這句話提示了（ ）
A.英國在北美進行殖民統治
B.英國在印度進行殖民掠奪
C.法國在印度進行殖民掠奪
D.歐洲殖民者在美洲瘋狂屠殺印第安人
【答案】B
【試題分析】本題考查英國對印度的殖民掠奪。“恆河”是印度境內的主要河流，“泰晤士河”是英國著名河流。根據這些地理知識，已經可以排除ACD三項。
類似題目還有揚州卷第25題、安徽卷第4題、福建福州卷第6題等。
二、不再“過敏”
今年會考試題中，以歷史的角度考查了5月4日在北大與青年學子共度“五四青年節”、總理在兩會期間闡釋“改革紅利”、黨的羣眾路線、新“絲綢之路”、京杭大運河申遺、“九二共識”、克里米亞危機、反腐倡廉等熱點話題。在對其關注的基礎之上，今年更進一步，考查了過去常常回避的、比較敏感的政治話題。例如：
（2014・重慶）新疆自古以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清朝前期統治者加強對該地區治理的史實包括（ ）
①冊封**和**②平定大小和卓叛亂③設置駐藏大臣④設置伊犁將軍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②④
【答案】D
【試題分析】伴隨中央集權制的不斷強化，我國封建社會不斷加強着對邊疆地區的管理。此題着眼點放在清朝，需要區分的是針對地區還是新疆地區的措施。台灣、、南海的相關知識，在會考試題中都曾以這種形式考查過。近期，我國邊疆及沿海地區出現了所謂的“領土爭端”，問題短期內恐怕無法解決。這種時刻，需要學生熟悉歷史、牢記歷史，展望未來。
（2014・江蘇揚州）普林西普製造的薩拉熱窩事件，並未達到他企圖挽救民族危機的目的。這一事件留給我們的深刻教訓是（ ）
A.個人恐怖手段並不是解決政治問題的良策
B.恐怖主義不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C.恐怖活動可以迅速地解決一切政治紛爭
D.恐怖主義不會威脅世界和平
【答案】A
【試題分析】“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歷史的價值往往體現在歷史研究中得來的智慧。本題考查的是薩拉熱窩事件的啟示，實際隱含對現實問題的思考。在今年會考前，我國多地出現了“分子”製造的恐怖主義活動，怎麼看待這些事件？課堂裏未必能講解到位，網絡輿論又比較複雜。在這樣的背景下，給人生觀和價值觀尚未成型的學生進行正確的思想引導是必要的，而此類試題以往出現得太少了。
類似題目還有江蘇鹽城卷第3題、天津卷第26題、江西卷第3題等。
三、“跨越”時空
會考命題對時空線索的考查，涉及的考點多集中在某個單元內。但隨着對能力要求的提升，超越單元侷限的大綜合題出現是必然的趨勢。例如：
（2014・重慶）下列反殖民反侵略鬥爭，按發生時間的先後排序正確的是（ ）
①印度民族起義②雅克薩之戰③薩拉託加大捷④鄭成功
A.①②③④
B.②④③①
C.③①④②
D.④②③①
【答案】D
【試題分析】解答時空排序的題目時，學生可運用排除法，確定最早或最晚，或某兩個熟悉事件的先後順序，根據選項情況做出選擇。例如此題，②一定在①前面，排除AC項；④一定在②前，排除B項，正確答案為D項。越是時空跨度大的組合選擇題，越需要這樣操作。此題考查了中國古代史和世界史的相關內容，難度無疑大大增加了。
（2014・江蘇鹽城）古城南京是中國歷史一位特殊“見證者”，它見證了（ ）
①中華民國的建立②的爆發③日軍大屠殺④蔣家王朝的覆滅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③④
【答案】C
【試題分析】此題考查發生在南京的重大歷史事件，考點涉及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兩個階段。學生需對時空線索有清晰準確的認知。注意運用排除法解答。
類似的還有江西卷第15題、山東濟寧卷第11題等。
四、關注“生活”
隨着社會史觀研究的興起，會考試題已經越來越注意對物質生活和社會習俗變遷的學習和考查。例如：
（2014・河南）有一位新國民，戴一頂自由帽，穿一套文明裝，着一雙進步靴，走過了交通路，來到了模範街，踏進了公益會，説幾句義務話。這一新國民形象的描述反映了（ ）
A.社會生活的近代化
B.禮儀風俗的簡潔化
C.民間服飾的西洋化
D.民族經濟的工業化
【答案】A
【試題分析】本題考查近代社會生活的變遷。BD項材料無法體現；C項説法相比於“有一位新國民”，過於誇大，可排除。對社會生活變遷的考查，就是通過歷史的細節，小中窺大，展現時代的風貌。比如此題，社會生活逐漸近代化的背後，是列強入侵，中國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悲慘遭遇；是先進的中國人不斷向西方學習，以挽救民族危亡的抗爭和探索。
類似題目還有河南卷第4題、福建福州卷第8題等。
五、授之以“漁”
我們在關心會考考什麼，考哪裏的同時，更需關注的是題目中引導的中學教學方法，以便給學生未來學習提供一種方向。
（2014・雲南）抓關鍵詞是學習歷史的方法之一，與“英國議會”“制約王權”“君主立憲”三個關鍵詞直接相關的法律文獻是（ ）
A.《權利法案》
B.《獨立宣言》
C.《人權宣言》
D.《法典》
【答案】A
【試題分析】本題無疑是考查對英國《權利法案》這一基礎知識的記憶。由材料中“英國”，足以排除BCD項。需要注意的是，題目給我們中學歷史教學提了個醒，注意“抓關鍵詞”。平時很多同學困惑自己為什麼簡單的題目做錯了，這極有可能是由課堂中教師對關鍵詞講解不到位，學生理解不到位造成的。做題的時候學生憑藉模糊印象“跟着感覺走”，怎能不錯？！
把握關鍵詞，對掌握基礎知識和解題都大有幫助。例如：
（2014・河南）“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鄧小平講這段話的歷史場景是在（ ）
A.中共七屆二中全會
B.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C.南方談話
D.中共十二大
【答案】B
【試題分析】本題考查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內容。解題注意把握材料中“再不……改革”“事業……葬送”等關鍵詞、句，就能夠輕易做出判斷。答案應是做出改革開放偉大決策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類似題目還有安徽卷第6題、廣東卷第8題等。
六、“拐彎抹角”
會考試題多數是“問――答”型，直來直去考查基礎知識的題目，但運用新材料、創設新情境，無疑是未來教學和考試命題的發展趨勢。不少地區已經在精心設計更有“內涵”的試題，提升對學生能力層次的考查。例如：
（2014・河南）一個美國記者這樣評論：“並不打算改變任何一個堅持立場的領導人的態度，但是他改變了會議的航向。”這次會議是指（ ）
A.日內瓦會議
B.聯合國代表大會
C.萬隆會議
D.亞太經合組織會議
【答案】C
【試題分析】本題考查新中國初期的外交成就。在1955年萬隆亞非會議上，總理提出“求同存異”的方針，促使了會議的順利召開。材料中“不改變任何一個……領導人的態度”的前提下，“改變了會議的航向”，這正是“求同存異”的體現。對該知識點的考查，並沒有直來直去的設問，反而創設了一個歷史情境，進行了“拐彎抹角”的處理，使試題顯得更有“內涵”，更有思維的層次。
（2014・安徽）對下表解讀正確的是（ ）
主要經濟體國民生產總值佔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變化（%）
A.日本經濟發展較為緩慢
B.歐盟成立促進經濟發展
C.美國經濟霸主地位動搖
D.其他國家經濟發展停滯
【答案】C
【試題分析】本題考查的是二戰後美國、西歐、日本等國家經濟發展的情況。日本經濟發展迅速，排除A項；歐盟還未成立，B項錯誤；其他國家經濟也得到發展，排除D項。此題並沒有直接考查教材知識，而是通過表格數據的分析，讓學生自己得出結論。這樣脱離教材也能做的題目，體現出了“史料教學”的精神，使學生除了“死記硬背”之外，又有了“見機行事”的解題方法，對能力的測量也更為客觀。
河南卷絕大部分試題都以此命題思想為指導，突出了“能力立意”。
解答此類試題，往往需要獲取和解讀題目材料提供的信息，調動運用教材知識――這已經是高中學習的基本要求，説明國中教學正在向高中靠攏，逐漸形成統一的體系。類似題目包括江蘇鹽城卷第21題，將蘇俄新經濟政策實施後糧食產量的變化設計成表格數據；江蘇鹽城卷第8題，將“”時期的大鍊鋼鐵表現為生產指標猛增的柱狀圖；天津卷第14題，將新中國成立初期三大改造的信息“隱藏”在圖片中的一幅標語中；江蘇揚州卷第15題，將對俄國1861年改革特點的考查，通過與英、美、法等國的比較得出結論；安徽卷第9題，舉出生物優勝劣汰的實例考查進化論等。
七、“探究”學習
現在會考試題中，有一類常見的試題類型，即“探究”性試題。這類題目出現在新課改的大背景之下，不管是否是打着研究的幌子，繼續“問――答”，還是真的有所思考、有所探索，“探究”性學習試題的出現已經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探究”性學習的題目，有兩個主要考查角度：一是提供材料，歸納“主題”；二是給予主題，分層探究。
1.選擇題
（2014・江西）圖2是王老師上歷史課時給同學們展示的複習提綱。據此判斷，他複習的專題是（ ）
A.新中國成立後農村政策的新變化
B.鄧小平理論的形成和發展
C.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
D.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新成就
【答案】B
【解析】本題考查鄧小平理論的形成。通過對材料中“提綱”內容內在聯繫的梳理，得出結論：鄧小平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鄧小平理論開始形成的標誌，2、3是其內容，4是鄧小平理論的發展和完善，5是它的歷史和現實地位。此題從形式和內容上都具有了“探究”性學習的味道，比較典型。
（2014・江蘇鹽城）下列是一組中國近代歷史的圖片，與這組內容吻合的主題是（ ）
A.洋務企業的產生
B.近代工業的興起和發展
C.外國資本主義擴張
D.社會主義國營企業的建立
【答案】B
【試題分析】本題考查近代經濟結構的變動。江南製造總局、福州船政局、漢陽鐵廠是洋務企業，而大生紗廠是張謇創辦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二者雖性質不同，但都屬於近代機器工業。A項不能完全涵蓋，C、D項與題目信息完全無關。此題屬於根據材料歸納研究主題的典型例題。
（2014・河南）美國國務院的白皮書説：中華民國政府的失敗，“不是因為援助不夠，……中國人心掌握在共產黨人手中”。下列説法與之意思最為相近的是（ ）
A.：“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B.：“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C.：“幾百年來，西方國家只要在東方海岸上架幾門大炮就可侵佔一個國家的歷史一去不復返了。”
D.：“淮海戰役是人民羣眾用小推車推出來的。”
【答案】D
【試題分析】本題考查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原因。根據材料提煉主題：人民羣眾擁護和支持中國共產黨。依據這一主題，分析選項，D項同樣體現出這一含義。這就是“按圖索驥”，根據探究的“主題”尋找材料了。
類似題目還包括河南卷第12題、安徽卷第6、8題、廣東卷第11、12題等。
2.非選擇題
（2014・安徽）歷史地圖藴含着豐富的信息。請仔細觀察、比較下列兩幅地圖，探究以下問題。
【史實回顧】
（1）阿拉伯數字通過圖_______的商路傳入歐洲，原產於美洲的玉米、馬鈴薯等通過圖_______的商路傳入中國。
【對比分析】
（2）對比兩幅地圖，提取兩個不同點並結合所學知識加以説明。（要求：觀點明確，史論結合，表達清楚）
【深入探究】
（3）從圖4到圖5商路的變化反映了世界歷史發展呈現出什麼趨勢？
【答案】略
【試題分析】本題層次遞進，多角度、多形式地考查了世界文明的交流與融合。先是基礎史實，然後要求探究兩幅地圖中的不同點，進行對比分析，最後得出探究的歷史結論，清晰呈現出課堂探究學習的大致步驟，既對教師教學方法形成指導，也使學生學習方法獲得完善。
（2014・重慶）閲讀以下材料後判斷：
唐朝科舉考試科目已分常科和制舉兩類。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字等50多種，其中明經和進士兩科最為重要。科舉制推動了我國文學藝術的發展，它促使一些讀書人平時注意加強對古詩、律詩、詞賦、散文、小説的寫作訓練，認真提高自己的文學修養。唐玄宗時，詩賦被定為科舉的必試項目。唐詩名家輩出，流傳至今的作品有近五萬首，是人類文化史上的奇觀。科舉考試還專設“書學”一科，以書取士，使朝野上下莫不篤重書法，趨之若鶩。貞觀、開元之治，經濟繁榮，國威遠揚，充滿青春活力的時代，更把書法藝術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峯。唐代書法成就以楷書最為突出，對後世影響極大。唐代書法家更是不計其數，其中最傑出的代表人物有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張旭和懷素等。
――摘編自《中華文明史講義》
以下表述是從以上材料中得出的，請在答題卡對應題號後塗“A”；違背了以上材料所表達的意思，請在答題卡對應題號後塗“B”；是以上材料沒有涉及的，請在答題卡對應題號後塗“C”。
（1）唐朝時期，科舉制度逐漸完善，設置的科目眾多。
（2）唐朝時期文學領域只有詩歌得到了發展。
（3）杜甫的詩歌反映了社會現實，被稱為“詩史”。
（4）在唐代，楷書成就最為突出，書法名家人才輩出。
（5）唐朝的文化發展與該時期政治經濟因素關係密切。
【答案】（1）A （2）B （3）C （4）A （5）A
【解析】注意本題所提出的要求，已經不是簡單的改錯判斷題。題目提供的材料要求學生從“符合”“違背”“未涉及”三個角度進行理解分析，這是歷史研究中經常運用的史料探究和學習的方法，雖然相對粗淺，但無疑為我們展示了命題者的一種思路，展示了未來命題的一種趨勢。
類似題目在山東和浙江地級市的會考命題中也比較常見。
八、歷史“作文”
歷史小論文被不少師生認為是現階段歷史題考查的“最高”境界，因為此類題目需要學生多種能力協同運用。在高中階段，歷史論文型的題目已經逐漸被接受，會考試題受其影響，也出現了此類題目，例如：
（2014・河南）請把以下關鍵詞組合起來，用80～120字的小短文敍述這一史實。（要求：史實正確，語句通順，體現關鍵詞之間的聯繫性。）
馬克思和恩格斯 1848年 空想社會主義 《共產黨宣言》 國際工人運動
【答案】略
【試題分析】本題考查馬克思主義的內容。學生組織答案，不能簡單照搬教材知識，需要根據對各知識點的理解進行整合，需要具有較強的寫作和語言表達能力。這類題目在高會考試中比較常見，但在國中考試中還比較新鮮，題目沒有固定答案，相對比較開放，這有利於減少對學生思路的束縛，張揚其年輕的個性。
（2014・天津）……今年恰逢甲午年，請以“兩岸一家親”為主題，編制近代以來兩岸關係變化、發展的大事年表。（注：根據八年級上冊第4、16、18課，八年級下冊第13課及以上材料的相關內容編制）
【試題分析】此題具有開放性，沒有標準答案，評分標準分為三個層次：一等：①緊扣主題內容，選擇重大歷史事件充分，具有典型性；②完全依據時間順序，時間與事件對應準確；③文字表述準確完整，簡要清晰。二等：①符合主題內容，選擇重大歷史事件較充分，具有相關性；②基本依據時間順序，時間與事件基本對應；③文字表述基本準確完整。三等：①偏離主題內容，選擇重大歷史事件不充分，缺乏相關性；②時間順序混亂，時間與事件對應錯誤；③文字表述模糊不清。這樣分類，使主觀題有了客觀性，將學生能力以不同思維層次呈現出來，是命題形式和內容的一大革新。
其一，基本上把馬克思的世界歷史觀鎖定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及其手稿、《歷史學筆記》《俄國和東方社會道路筆記》五大文本中，並試圖分析和探討這五大文本關於馬克思闡述世界歷史思想的內在聯繫，旨在建構科學合理、系統完備的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體系。［2］21其二，把“世界歷史”概念理解為兩重含義，即：一是相對於國別史和民族史而言的作為歷史學科一般意義的“世界史”，二是指植根於西方現代性的全球擴張所引起的整個世界的相互聯繫、相互依存和整體互動的作為哲學意義的“世界史”［3］16。其三，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整個理論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其思想的發展演變來看，經歷了一個由形成到深化和發展的過程，這個過程本身是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形成和發展過程。［4］9其四，把古典經濟學的世界市場理論、殖民理論和現代國家的合法化理論、黑格爾世界歷史理論以及當時流行的各種世界主義思潮看做是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理論來源。［3］7其五，世界文化是世界歷史發展的結果，並對世界歷史的發展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世界歷史的深入發展將使人擺脱異化，為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創造條件；世界歷史的發展為共產主義的實現準備了世界性的物質基礎和階級基礎。［3］10其六，通過揭示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當代價值，在實踐上是為解決全球化進程中的新問題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努力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問題提供方法論指導，在理論上是為回答全球化基礎理論問題、應對全球化各種觀點的挑戰、建立當代馬克思主義全球化理論提供理論基礎。［4］9這些成果是國內學界對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努力鑽研、孜孜以求的結果。這些成果十分珍貴，它填補了馬克思主義學界長期以來在全球化問題研究領域的空白。
二、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研究中的不足和缺陷
然而，雖然學界在對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近20年的研究中的確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論成果，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這些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現為以下幾方面：一是對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資源的挖掘還不夠。人們對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馬克思的經典文本《德意志意識形態》和《共產黨宣言》中，卻很少涉及其他文本如《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紐約每日論壇報》的相關文章、《資本論》及其三大手稿、《歷史學筆記》《人類學筆記》以及東方社會發展道路的手稿。我們知道，馬克思的著作是“一個藝術的整體”，他的世界歷史理論同樣也是融貫到他的整個思想體系之中的。因此，僅僅通過很少的幾部文獻來發掘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資源是遠遠不夠的。二是對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的把握還不到位。主要表現在：其一，對馬克思的世界歷史概念的把握還不夠深入和具體；其二，對馬克思的世界歷史觀與人的發展、共產主義和世界文化的關係的理解還存在着一定的模糊現象；其三，缺乏對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作整體的考察，未充分地融入馬克思的思想史中去對其進行系統考察和充分論證。三是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研究與全球化問題研究相對脱節。雖然很多學者和專家都是通過研究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去把握和理解當代全球化的，但是有的學者把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貫穿於研究全球化問題的始終，而不是根據其問題的性質、實質及其所產生的背景的不同而對其作具體的解答，也有的學者由於難於把握全球化問題的複雜性和多樣性，而把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棄之一旁，但他忘記了全球化問題所產生的根本和實質是資本的作用，這正是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尤其是他的整個學説的核心。鑑於以上幾點啟示，我們在研究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時，就應該從多個維度去對它進行考察、研究和把握，尤其是要緊扣當代全球化的發展脈搏，通過全球化在當代社會發展的主要特徵去更好地把握和理解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與此同時，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既然是一個龐大的理論系統，而隨着全球化的深入發展，那麼對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資源的深入挖掘，對於人們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當代全球化的各種問題將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義。
三、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研究的新起點
馬克思的世界歷史觀是其探索人類社會和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的艱辛成果，在馬克思的整個學説中佔據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時，鑑於目前學界對該問題研究已取得的成果與存在的不足、缺陷，我們很有必要進一步對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進行深入研究和系統考察，重點是發掘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對人們理解和研究當代全球化及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方法論資源。一是走向馬克思文本的深處，深入發掘馬克思的世界歷史思想資源。我們知道，馬克思的著作是“一塊藝術的整鋼”，馬克思的著作是我們探究其思想的主要根據，離開了他的著作來機械地談論其思想是空洞的。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樣，學界的不足不在於離開文本來空談馬克思的世界歷史思想，而是過多地拘泥於把某幾部著作作為其探究此思想的主要根據，而不是把馬克思的這個思想放在馬克思的所有著作中去進行探究和考察，這在一定意義上失去了對馬克思關於世界歷史思想闡發的完整性理解。鑑於此，筆者建議對馬克思世界歷史思想的考察不能再拘泥於如《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等文本，應該把馬克思的所有著作包括其書信集作為探究和考察馬克思世界歷史思想的文本根據。二是結合馬克思的思想發展史，深入研究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馬克思的世界歷史思想融涵於其整個思想學説中，這在客觀上就要求我們從馬克思的思想發展歷程來探究和考察馬克思的世界歷史思想。馬克思的世界歷史觀形成於19世紀四五十年代，這個時期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發展的活躍時期。同時，究其思想的發展歷程來看，馬克思的世界歷史思想的發展與馬克思世界觀的轉變以及其整個思想學説的發展幾乎是同步的，包括其中年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探索與晚年對人類社會早期的探索，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對馬克思的世界歷史思想的豐富和發展。鑑於此，對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深入研究，就必須緊密地結合馬克思的整個思想發展史。只有這樣，才能構建起一個完備系統的世界歷史理論。三是充分借鑑國內外已有研究的成果，構建系統完備的馬克思主義全球化理論。全球化的實踐必然要求全球化的理論與之相對應。我們研究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的最終目的，都是旨在構建當代的馬克思主義全球化理論，力在為解決全球化問題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而服務。根據這個理論旨趣，研究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就不是一種純粹抽象的理論思辨，究其現實意義來看，是旨在挖掘馬克思世界歷史思想的方法論資源。與之相應地，國內外對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與全球化理論的研究已取得了豐碩的理論成果，這些成果對我們今天構建馬克思主義的全球化理論是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的。這個理論意義在客觀上要求我們：一方面，既不能排斥當代全球化的理論成果，搞關門主義和保守主義；另一方面，也不能沉浸於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的哲學思辨。總之一句話，我們應當站在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的基地上，充分借鑑國內外的研究成果，把正在發展的實際作為理論研究的生長點，來建構適合我國國情的馬克思主義全球化理論。
四、結語
一、“世界歷史”之路是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邏輯結論
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歷史理論產生於《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形成於《共產黨宣言》及《德意志意識形態》，再經《資本論》系統而深刻地論證最終完成。
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是對歷史本質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嚴肅探索和科學論斷。世界歷史理論研究的任務是要發現和揭示人類發展過程在資本主義時代的運動規律。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説，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是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入手，分析歷史的發展變化，進而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演進的一般規律。從價值目標的角度來説，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研究的目的在於指明人類獲得徹底解放的道路。人類歷史從民族的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實際上是開始了全球化的進程。這種轉變的實現或者説全球化進程的動因，就是人類社會生產力與交往的普遍發展。
在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中，生產力與交往的普遍發展是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最本質性的動因。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有這樣一段經典的論述：“只有隨着生產力的這種普遍發展，人們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來；普遍交往，—方面，可以產生一切民族中同時都存在着‘沒有財產的’羣眾這一現象（普遍競爭），使每一民族都依賴於其他民族的變革；最後，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的普遍的個人所代替。
不這樣，（1）共產主義就只能作為某種地域性的東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發展成為一種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們會依然處於地方的、籠罩着迷信氣氛的‘狀態’；（3）交往的任何擴大都會消滅地域性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只有作為佔統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時發生的行動，在經驗上才是可能的，而這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相聯繫的世界交往為前提的。”［1］以生產力普遍發展為核心內容的交往是被作為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一個基本範疇來論述的，馬克思對世界歷史的反思與考察，不再以抽象的理性為歷史的前提，也不再以抽象的自由精神發展為世界歷史發展核心，而是立足於現實的從事實踐活動的個人，以生產實踐為歷史的基礎。馬克思從這一現實的、物質的前提出發，首次找到了解開世界歷史之謎的鑰匙。他把世界歷史的形成看作是建立在生產力的普遍發展以及由它造成的各民族的交往的普遍發展基礎之上的。這樣，馬克思就把“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交往的普遍發展”看作是實現由各民族的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兩個基本條件。
但是，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並沒有同人的解放與發展割裂開來，而是與人的解放與發展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因為歷史發展的規律是人的實踐活動的規律，一部世界歷史發展史實際上是人的解放與發展的歷史。離開人的解放與發展去談世界歷史，既不可能也沒有什麼意義。
我們可以發現將人的解放和發展與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聯繫起來考察，可以看出馬克思所講的世界歷史形成的兩個條件即“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有關的世界交往的普遍發展”正是人獲得解放和實現全面發展的兩個條件，而這兩個條件又是通過人的實踐活動來實現的，人的解放是在人的實踐活動的基礎上，以生產力和交往的普遍發展為條件的、全面佔有自己的本質、使自己成為一個自由而全面發展的人的世界歷史過程。因此，可以説，人的解放與發展是與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相一致的，世界歷史的進程本質上是個人的解放與全面發展的過程。生產力與交往越是普遍發展，世界歷史就越是世界歷史化。因此，生產力與交往的普遍發展是世界歷史化的本質性規定。可見，從實踐觀的思維方式看，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是以生產力和交往的普遍發展為基本條件、以現實的人的發展和解放為歸宿的理論體系。
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揭示了生產力與交往的普遍發展是歷史向世界歷史發展的最根本的內在機制，共產主義之所以是世界歷史性的事業，也是因為只有依賴生產力與交往的普遍發展才能實現，除此以外的方式都只能得到共產主義的外殼，而缺乏共產主義的實質內涵。
馬克思所説的人類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程度與人類解放的程度的一致性就是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理論邏輯，其邏輯結論就是“世界歷史”之路，亦即全球化之路。生產力與交往的普遍發展程度越高，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程度也就越高，或者説全球化的程度也就越高，離人類的徹底解放也就越近。從這個意義上講，馬克思主義者應當是最徹底的全球主義者。應當説，通觀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這樣理解是完全符合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原意的，而當代全球化的事實又證明了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對人類社會發展道路的深刻預見和把握，證明了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理論邏輯與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的一致性。
二、新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最堅定的世界和平主義者
馬克思主義的反對者把馬克思主義簡單地界定為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論，進而把馬克思主義者歪曲為戰爭販子。誠然，由於對資本主義成熟程度估計過高，馬克思主義者無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有過過於激進的失誤，這裏有許多慘痛的教訓需要汲取。但是，一方面，馬克思主義者的歷史唯物主義立場使他們始終認為生產力才是人類社會進程中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階級鬥爭及暴力革命不過是非常態的解放生產力和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手段，在科技革命的推動下的生產力與交往的普遍發展才是人類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根本動力，因此，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和邏輯使馬克思主義者成為最徹底的全球主義者，而新時代的全球主義者必然是世界和平主義者；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的與時俱進的品質要求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途徑觀根據時代的發展而發展。恩格斯晚年的和平發展思想、鄧小平的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觀理論以及的和諧世界理論就是這方面的典範。這些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充分説明新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最堅定的世界和平主義者。
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作為“整個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學者和現代無產階級的導師”，不僅堅持和捍衞馬克思主義，而且還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解決新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晚年在探索和闡述無產階級鬥爭策略方面，提出了一些有益思考，學界稱之為“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多數學者認為，《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以下簡稱《導言》）作為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理論文章之一，是研究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的基點和代表作。
不可否認，馬克思恩格斯早年都是暴力革命論者，這是與他們對資本主義成熟程度估計過高以及資本主義初級發展階段極其尖鋭的階級矛盾狀況分不開的。對於這一點，不僅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們，而且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也有充分認識。恩格斯在他辭世六個月前，在為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寫序文時曾直截了當地承認了這一點。他説，那時我們沒有絲毫懷疑地認為，從法國開始的歐洲1848年革命表明，“偉大的決戰已經開始了，這個決戰將在一個很長的和充分變化的革命時期中進行到底，而結局只能是無產階級的最終勝利”，“但是，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暴露出我們當時的看法只是一個幻想”。［2］“歷史表明，我們以及所有和我們有同樣想法的人，都是不對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歷史用經濟革命證明了這一點，這個經濟革命自1848年起席捲了整個歐洲大陸，……這一切都是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發生的，因此這個基礎在1848年還具有很大的擴展能力。”［3］恩格斯還進一步闡明：由於這個經濟革命，“無產階級所處的境況現在已經穩定”，“甚至每隔十年一次的週期性危機引起的波動，也已經成了習以為常的生存條件。工業變革時期出現的政治運動或直接社會主義運動（那時還不成熟）遭到了失敗，遺留下來的與其説是鼓舞，不如説是沮喪；資產階級的即資本主義的發展證明自己比革命的反抗更有力量”。［4］從恩格斯的思想軌跡來看，即使是在19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各國資產階級對工人運動採取殘酷鎮壓的手段，馬克思和恩格斯面對這樣的嚴峻形勢，一致認為暴力革命是工人運動的唯一形式，並對拒絕暴力革命的各種思潮進行着堅決的鬥爭的這一時期，也存在着一些和平鬥爭的思想萌芽，只是由於形勢的限制，這些思想並沒有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19世紀70年代以後，資本主義進入和平發展時期，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日益完善，真正意義上的無產階級議會鬥爭開始蓬勃興起和發展，並不斷取得勝利。形勢的變化，為恩格斯研究議會鬥爭提供了大好的機會和寶貴的實踐材料，1895年3月，恩格斯寫成了《卡爾·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在這部重要的文獻中，恩格斯將多年來的考慮和零散提及的觀點進行了系統的闡述，強調在不放棄暴力革命準備的同時，儘可能通過和平的議會鬥爭開展革命取得政權，把進行議會鬥爭當作一個具有全局性、長期性、穩定性的戰略來看待，從而形成了革命鬥爭新的戰略和策略，發生了重大的戰略轉變。《導言》對革命鬥爭的歷史經驗、革命的性質、鬥爭條件的變化和當前的形勢等一系列問題進行了全面的研究。在反思1848年和1871年革命失敗的原因時，恩格斯説，當時他和馬克思之所以確立了暴力革命道路的戰略，主要是受法國曆史經驗的影響，歷史證明以前的戰略錯了，現在革命的性質、條件發生了變化，鬥爭的戰略和策略也必須要變。
恩格斯認為，首先，革命性質發生了變化。他指出“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着不自覺的羣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凡是問題在於要把社會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羣眾自己就應該參加進去，自己就應該明白為什麼進行鬥爭……為了使羣眾明白應該做什麼，還必須進行長期而堅忍的工作。”［5］其次，鬥爭條件也發生了變化。在經濟方面，工業革命是英、德、法、美等國進入了和平發展時期，資本主義經濟遠沒有強大到可以剷除它的地步，新的革命需要新的強大推動力；在政治方面，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有所發展，“在資產階級藉以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許多東西是工人階級可能利用來對這些機構本身作鬥爭的”。［6］1848年和1871年兩次革命的大失敗，都給革命力量帶來了巨大的損傷，還帶來了歐洲兩次反動黑暗統治時期，使革命倒退了幾十年，而德國黨在普選權鬥爭中卻不斷取得勝利，“在這種合法性下卻長得肌肉結實，兩頰紅潤，好像是長生不老似地繁榮滋長”。［7］這兩者的對比，是何等的鮮明！正因如此，恩格斯在《導言》中認為，必須對過去的策略加以修正，充分利用合法的鬥爭手段，指出當前的主要任務是：通過選舉權爭取“在本世紀末就能奪得社會中等階層的大部分小資產階級和小農，發展成為國內的一個決定力量，其他一切實力不管願意與否，都得向它低頭。”［8］應當認為，《導言》總結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經驗，反思了過去曾經提出的暴力革命理論，提出了普選制是一種全新的武器和舊社會和平長入新社會的思想。這些思想是恩格斯和平思想的重要體現。
恩格斯的和平思想集中表現在其1885-1892年間的近20封與倍倍爾、拉法格、左爾格等商討對待戰爭的態度的書信中；在公開發表的《俄國沙皇政府的外交政策》、《德國的社會主義》、《歐洲能否裁軍》等幾篇文章中也體現得很充分。
恩格斯認為，“戰爭會使我們倒退多年。沙文主義將淹沒一切，……如果戰爭一直打到底而沒有發生內部**，那就會有歐洲200年未發生過的衰竭”。［9］戰爭只會對沙皇政府或俾斯麥等有利，而對社會主義運動以至整個歐洲都是極為不利的。因此，恩格斯寫到，“我主張‘不惜一切代價爭取和平’”［10］恩格斯認為，對於帝國主義戰爭，社會主義者應當制止，而不應當採取“保衞祖國”或“愛國主義”的立場。恩格斯還提出了裁軍建議，他認為：“常備軍制度在整個歐洲已發展到極端，只要常備軍不及時改組為以普遍武裝人民為基礎的民兵，那未，不是這種制度使各國人民擔負不起軍費重擔而在經濟上破產，就是它必然導致一場毀滅性的大戰。”［11］總的來看，恩格斯認為戰爭對於世界歷史進程和社會主義運動都是有害的，社會主義者應當不惜一切代價制止戰爭，和平方式應當是世界歷史進程的常規方式。
二戰以後，世界歷史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全球化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鄧小平堅持和繼承了馬克思關於人類工業化以後的歷史必然成為“世界歷史”的基本觀點和分析方法，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歷史的立場來觀察和把握世界歷史的新階段，以他鋭敏的洞察力捕捉住了這一新階段的時代主脈。第一，把時間分析上的深遠性同空間分析上的遼闊性結合起來，對這個世界的內在結構關係進行深刻的矛盾分析，把握這個矛盾體系的內涵及其發展主流，指明瞭世界歷史新階段上的時代主題，這一主題就是和平與發展，而發展是其核心主題，必須從全人類的高度來認識這一主題。第二，“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12］，是一個民族之間在市場經濟全球化基礎上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的統一的世界。當今的世界，比之與馬恩在《共產黨宣言》所描述的世界性而言，其一體性、整體性和緊密性已不能同日而語，任何一個民族都不能離開這個世界體系而獨善其身。第三，通過推動建立國際新秩序，從而使世界走向共同發展的道路。共同發展，即是全球化的必然之路，也是全球化的唯一可行之路，是世界歷史發展到當今時代的必然結果。第四，鄧小平在深刻把握世界歷史的這種新趨勢的基礎上，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指出：“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即中國要快速發展和繁榮穩定，必須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對外開放是強國之路，是推進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要的外在條件。總而言之，鄧小平在把握世界歷史發展新趨勢的背景下，在其時代觀理論所提出的共同發展觀以及關於中國對外開放和融入世界的思想，是對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歷史理論在現時代下的具體運用，並把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歷史理論發展到一個新水平。鄧小平的時代主題觀理論及其共同發展觀既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歷史理論，也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的全球化理論。的和諧世界理論是鄧小平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觀及其共同發展觀的拓展和提升。
建設和諧世界的理念，最早是在2005年4月22日，國家主席在雅加達亞非峯會上第一次提出來的。在2005年7月1日簽署的《中俄關於21世紀國際秩序的聯合聲明》中，“和諧世界”第一次被確認為大國之間的雙邊共識。
2005年9月15日，在紀念聯合國成立60週年首腦會議上，主席全面闡述了和諧世界理念的深刻內涵。此後，“和諧世界”———個充滿東方智慧的新名詞，頻頻出現在重大國際場合，它所描繪的國際關係的理想狀態，正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理解和贊同。2007年10月16日，“和諧世界”這一重要理論出現在十七大報告中。
“建設和諧世界”這一論斷準確表達了我們黨對當今世界合理走向的基本主張，深刻闡述了中國共產黨所倡導的世界秩序觀，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以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為依歸的博懷，體現了新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堅定的和平主義者的立場。我們黨和國家關於構建和諧世界的主張，旨在喚起所有具有相同和類似理念的國家和人民，形成一種追求和平、發展、合作的正義力量，引導這個世界的正確走向。相比迄今為止的各類西方國際政治理論體系，“和諧世界”理論體系從一開始就實現了多方面的創新與超越。
從研究“單位”看，迄今為止的西方國際政治理論，都未能超越“國家”、“文明”或“國家集團”等狹隘視角。素有現實主義理論大師之稱的摩根索，其理論體系以“國家”為研究單位，而以視野開闊著稱的湯因比、亨廷頓等人，其理論體系也不過是以“文明”為研究單位。“和諧世界”理論以“世界”、“全球”、“全人類”為研究單位，站在一個更高的高度上，超越了民族、國家甚至文化、文明視角。它是一種更宏大、更久遠、站位更高的全球視野，是一種對人類命運與前途的全面思考，而非以某一族、某一國、某一個區域或某一文明的狹隘利益為出發點，從而也就能夠超越權力、敵友、對抗和權謀等現實主義思維。
從理論內涵看，“和諧世界”理論較之西方國際政治理論所包含的哲學內容更豐富、也更有時代感。以往西方國際政治理論主要是探討人與人（也包括組織與組織、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社會關係，“和諧世界”理論不但探討人與人的關係，也探討人與自然的關係。
“和諧世界”理論淵源於5000年中華文明的優秀成份，並使之與時俱進，融入21世紀的世界現實。古代中國文化中的“天下觀”、“以天下觀天下”、“四海一家”、“天下大同”、“天人合一”等優秀思想結晶在“和諧世界”理論中獲得了新的活力，同時也使得“和諧世界”理論因而具有了其它國際政治理論所不具備的豐厚的、令人信服的歷史文化底藴特別需要提及的是，強調在生產力發展基礎上的普遍交往、強調世界是一個有機聯繫的統一整體以及世界歷史的發展方向是世界大同———共產主義的世界歷史理論，是構成“和諧世界”理念直接的理論淵源。
因此，我們認為，“和諧世界”絕非僅僅是一種外交口號或辭令，也不僅僅是一種理想主義的口號，更不是一種所謂“戰略規避”的體現。應當説，“和諧世界”理念是中國共產黨人對新時代的本質、脈搏、趨向的準確把握，是中國共產黨人世界觀的昇華，是對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的拓展和創新。“和諧世界”理念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人一時的立場，而是永恆的立場。
中國共產黨人不僅在理念上向世界表明自己是最堅定的世界和平主義者，更在實踐中踐行世界和平主義，中國將一貫地並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的和平發展之路。
三、“世界歷史之路”也是全球化進程的邏輯結論
縱觀歷史，過去200年裏，人類有過三次或説是三個階段的洶湧澎湃的全球化浪潮。第一次是1870-1914年，英國和美國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領導者，倫敦和紐約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金融中心和資本集散地，投資銀行和債券融資則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金融力量，英、美、日、德、法、俄則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受益者。
第二次全球化浪潮自20世紀50年代始到80年代，領導者是美國，主要參與者是日本、德國和亞洲四小龍，那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經濟奇觀。
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始於20世紀80年代，領導者依然是美國，主要參與者卻發生了重大變化，那就是中國、蘇聯和東歐諸國紛紛加入全球化浪潮。冷戰的結束無疑是新時代全球化的催化劑。一方面，冷戰後蘇聯陣營的瓦解結束了二戰後兩大陣營對峙的局面，使分割為兩大板塊的世界市場重新歸併；另一方面，冷戰的結束促使70年代末以來西方啟動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治結構改革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由此引發信息產業革命躍升到一個嶄新的平台，從而推動並形成了新的全球化熱潮。因此，新的全球化是在冷戰結束這一因素的催動下，西方現代化發展的內外部原因共同作用的產物。換言之，冷戰結束是新時代全球化的直接動因。這是一個時代的轉變，全世界超過20億人口為擺脱貧窮，勇敢加入全球競爭，實乃人類歷史之奇觀。
從總體來看，全球化第三階段與前兩個階段相比有質的區別：它不僅是全球依存度的增加，一體化速度的加快，而且是時代的根本轉變———從以戰爭與革命為主題的時代轉向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這種根本性的轉變是全球化而首先是經濟全球化的結果。新時代的全球化作為現代化過程發展的新成果，是全球主義普遍歷史邏輯的嶄新再現。但是，由於新一輪全球化的基礎、動力、規模和性質都發生了新的變化，從而引發了經濟、政治、國際關係和文化理念等諸方面的一系列變化。這些變化賦予新時代的全球化以新質，使全球主義在新的實踐層面上展開，獲得了新時代的發展特點與內涵。
與歷史上世界現代化運動的任何一個發展階段一樣，新一輪全球化的動力依然是技術進步和（市場）自由化。但是，技術進步和市場自由化的內容卻有了時代性的改變。眾所周知，當代信息技術的急劇發展在70年代末以來引起了世界範圍的信息產業革命，90年代勃發的網絡技術再次把信息產業的發展提升到一個新階段。信息產業革命作為新的技術創新和生產力革命，目前正以高於、快於工業革命的速率發展，迅速地改變着整個世界的面貌。對於信息產業的未來發展前景及其經濟社會效應，人們有理由抱有充分樂觀的估計。信息作為新質的生產力，再一次充當了經濟發展的技術槓桿和根本動力。
幾乎與之同時，70年代末以來西方新自由主義重新啟動了市場自由化浪潮，多年來受到凱恩斯主義打壓的自由市場力量在經濟中重現活力。此後20多年中，市場理念在全世界得到了空前的擴張和廣泛的認同，不僅西方工業化國家普遍進行了以新自由主義為主導的市場自由化改革，東方的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國家也紛紛選擇了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結構改革。尤為引人注目的是，冷戰的結束打破了東西方集團對峙的兩極架構，重新統一了世界市場，為全球自由貿易提供了新的空間。以往資本主義的全球化追求實際上只侷限於基督教世界，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國家和地區只是作為西方現代化的附屬物（殖民地———資本主義生產的原料供應地和產品傾銷地）而被納入世界體系；二戰後在兩大集團冷戰的局面下，全球市場事實上被分割為東西兩大塊，不存在完整的世界市場。因此，只有90年代的全球化進程才第一次在地域上將市場連成一片，開創了歷史上最為廣闊的世界市場。自由市場的規模和範圍空前擴張，為網絡生產力在冷戰後突飛猛進的發展提供了社會條件。而網絡信息技術為資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始無前例的強大推動，其全球滲透力、覆蓋率也從一個角度折射出當今市場自由化的深度與廣度。
由此可見，新時代全球化的動力基礎已產生了以往不存在的新質，從而使新一輪的全球化區別於以往任何一次全球化浪潮。近二三十年來，由於通訊、交通尤其是信息技術的革命，造成了資本、商品、信息以及人的全球範圍的空前流動，經濟全球化趨勢凸現：一是貿易自由化。儘管貿易保護主義在某些國家某些時候有所回潮，但各國間開放度越來越高，進一步消除貿易障礙的趨勢不可逆轉。二是資本國際化。“失去祖國”的跨國公司的全球經營驅使金融資本為追逐最大利潤到處流動，貨幣及有價證券的國際貿易晝夜不停地循環於世界的東方和西方，極大地改變着全球資源配置的形式和格局。三是生產經營的世界化。對世界經濟舉足輕重的跨國公司為了最大限度地佔有市場，攫取高額利潤，把分支生產經營機構分佈到世界每個角落，形成超脱於任何民族國家之外的生產、消費、投資體系。四是知識產業化，戰後第四次科技革命引起了世界經濟結構的重大變化，即從以物質資源的佔有和消耗為特徵的工業經濟逐步向以知識（智力）資源的佔有、配置、生產、分配、使用作為決定因素為特徵的經濟的轉型。
毫無疑問，全球化發端於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方式，由於先進技術的應用，越來越社會化的大工業完全依賴於世界市場、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新時代全球化的重要特點表現為全球治理的要求日趨強烈。全球化在推動經濟快速變革的同時，也形成了全球經濟社會秩序的大規模變動更新。作為對經濟跨國關係的政治反應，當代全球化也向國家和政府的權力、作用和權威形成挑戰，要求新的治理形式。從全球生態體系到國際金融體系等複雜的全球系統，均不屬於領土國家主管的領域。在全球信息通訊和交通設施的支持下形成的許多全球性的經濟社會組織新形式，超越了國家邊界，也是國家所無法約束的。當代全球經濟、技術、軍事、政治和文化的流動形式在歷史上前所未有，傳統的民族國家被迫面對國際事務和國內事務、外部事務與內部事務相互交錯難以區分的現實。
國家權力急待重組和重構，全球治理已上升為客觀需要。高於單一國家利益（安全）的全人類利益（安全）日漸凸出。當代全球化由於其廣度和深度，不僅具有推動全球經濟社會發展的正面作用，也具有引發全球危機的負面效應。環境危機、生態毀滅、國際交易、國際恐怖主義活動、核武器擴散等，都是近30年來出現的新問題，它們共同構成了當代全球發展的現實挑戰或潛在風險，其中每一項的惡性發展都可能引發全球性危機，威脅全人類的安全。人類今天生存在一個相互依存程度極高的世界上，經濟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軍事安全、國家安全、核安全等都已不再僅僅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事務，而且與全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息息相關。因此，摒棄對抗、尋求合作，越來越成為謀求自身發展的各國家必不可少的國際環境和國際戰略。
在文化上，新時代全球化的特點則表現為全人類對於共同價值和共同意識的追求日益增長，帶有超地域、超民族、超國家意識的全球主義觀念空前普及。
70年代以來人類的生態關懷、環境意識、和平要求都打上了全球時代的烙印，具有"後現代"的取向。全球主義的普及是當代人類在文化理念上的進步，體現了人類對傳統的民族國家觀念的反思，表達了人類對自身命運和未來的深切關懷。
跨國公司的能力超越國家能力；迅猛擴張的國際貿易對調整和完善全球普遍性規則的持續呼籲；全球治理的要求突破國家權威；全人類的利益（安全）有重於單一民族和國家利益（安全）的傾向；全人類對於追求共同價值的意識空前上升……這些具有新質的經濟、政治、國際關係和文化諸因素，代表了新時代全球化區別以往歷史上現代化全球進程的嶄新特徵。由於這些新質現象的出現，當代全球主義理念表現出對以往傳統全球主義的全面更新與超越。物質世界的全球化已使得人類的全球意識和全球觀念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具備現實基礎；反過來講，對於全球意識和全球觀念的合理張揚，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具有意義。
從三次全球化進程的歷史邏輯來看，“世界歷史”之路是由這樣三種歷史邏輯構成的，其一是生產力發展的邏輯。
大工業的世界本性是人類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原動力。當代社會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現代科技其本性更是世界性的，這一人類社會發展原動力的本性或邏輯將使全球化趨勢不可逆轉。其二是交往發展的邏輯。人類的交往本身就是趨向世界性的，而以世界市場為其形式的交往其本性更是世界性的，以世界市場為其形式的普遍交往是人類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機制。冷戰結束後的各民族全面參與的當代全球化及其世界貿易，使交往的發展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這一輪新的全球化浪潮使各參與民族，包括中國在內都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和進步，其參與之眾取得進步之大，堪稱人類奇觀。當代全球化向人類表明，無論全球化進程中出現怎麼樣的動盪、曲折，只有義無反顧地沿着這條道路走下去，人類才會走向光明。其三是資本的邏輯及其向全球化自身邏輯的轉變。資本的擴張是資本的本性，關於這一點，馬克思已作了大量的為人們所熟知的分析。資本的世界性本性造就了當代的全球化，但是，正如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逐漸容納不了在它自身發展起來的社會生產力一樣，資本主義體系容納不了高度的全球化發展。全球化本質上是超越任何制度、民族、地域的限制，使人類活動的社會化越來越走向全球化程度的歷史過程。隨着非資本主義國家和民族融入全球化的進程，全球化的資本主義性質將越來越受到抵制和弱化，儘管它目前仍擁有巨大的勢能，但它終歸將作為一種特殊性的形式而成為歷史。正如資本正在向非資本主義的資本轉變一樣，由資本主義全球化趨向非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這正是全球化發展的大趨勢。這樣，初期的全球化由資本擴張的本性所主導的邏輯就讓位於全球化本身的邏輯，既由特殊趨向一般，趨向於對特殊民族、制度、文化的超越。
關鍵詞：世界歷史 全球化 啟示 現代化
任何一種思想都是一定時代政治、經濟發展的產物，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也孕育於時代土壤之中。15世紀，美洲的發現、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闢了新的活動場所，歐洲和美洲相繼建立了民族國家，從此，資本主義的戰車奔跑於世界各地，在不公正、不平等的“血與火”的交往中，把亞洲和非洲的落後國家納入了世界體系。而正如列寧所説的：“世界歷史是個整體，而民族是它的‘器官’。” [1]於是，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在主客觀條件都成熟的基礎上應運而生。
一、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形成條件
世界一體化是時展的趨勢，而能否洞察這種大勢併科學的加以闡述，則是偶然性與必然性的結合。可以説，世界歷史理論的誕生是其主客觀條件共同發展成熟的產物。客觀條件表現在：工業革命是世界歷史形成的物質力量；交往的發展是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中介；世界市場是世界歷史形成的基礎；資產階級是世界歷史的開創者。當然，馬克思對世界歷史理論的探索也不能離開文明發展的大道，還有其思想來源。在黑格爾之前，資產階級思想家對這個問題的探討還處於萌芽狀態。而黑格爾則將世界歷史理論發展到最高峯，他運用自己的辯證方法，對世界歷史作了總體的研究，從而提出了不少發人深省的思想：(l)第一個自覺地把世界歷史作為一個哲學概念來把握。 (2)既然作為“自由概念”的世界歷史要揚棄偶然性，那麼各民族不論現狀如何，都必然要走上世界歷史的共同道路。 (3)深刻地指出推動世界歷史向前發展的根本原因在於其內部的矛盾性。
二、馬克思對世界歷史理論的變革
在黑格爾“世界歷史”思想中，他突破了以往歷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民族地域性，深刻地洞察近代以來世界發展一體化的趨勢，他的哲學到處貫穿着一種宏觀歷史感，成為馬克思創立唯物史觀的直接理論前提。而他在“世界歷史”理論研究中的不足之處，則從反面啟發了善於思考的馬克思，使之能夠成功地繞過理論探索中的暗礁和旋渦，創立唯物史觀。馬克思科學的世界歷史觀的形成，實現了世界歷史理論的革命變革。這種革命變革在於：首先，馬克思從生產力和分工發展出發，對被黑格爾顛倒了的“世界歷史”思想進行了唯物主義的再顛倒；其次，馬克思指出了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不是黑格爾所説的絕對精神運動過程，而是一個民族區域性的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過程；第三，馬克思揚棄了黑格爾的階級自我中心主義，對資產階級在世界歷史中的作用作出了客觀評價，從而打破了黑格爾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設置終點的形而上學觀點；第四，馬克思揚棄了黑格爾關於“世界歷史民族”的思想，説明了“世界歷史”本質上是與“歐洲中心論”格格不入的。
三、世界歷史理論在當代的表現：全球化
關於世界歷史理論與全球化，我們應該以世界歷史理論為武器，客觀認識我們在全球化過程中面對的問題，以一種更加積極開放的心態從容面對全球化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1、理論層面—站在世界歷史的高度客觀看待全球化
全球化是當今世界面臨的一個普遍而又理解各異、眾説紛紜的一個問題。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去考察當今世界的全球化，也就是要站在世界歷史的高度，用唯物史觀來分析和研究當今的全球化。對於全球化我們應該有以下正確認識：全球化不是從來就存在的，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當今的全球化也是現代世界發展的結果；當今全球化的性質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全球化按其本質來説是共產主義的。
2、實踐層面—全球化時代中國的現代化建設
全球化趨勢使各國相互依存、相互影響日益加深。我們既要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儘快改變中國落後面貌，又要對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向各領域的滲透保持清醒的認識。首先，積極參與全球化。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離不開世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世界的發展進步也需要中國的積極參與。同志指出：“必須全面正確地認識和對待經濟‘全球化’的問題，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誰也迴避不了，都得參與進去。”[2]其次，毫不動搖地堅持對外開放，全面提高對外開放的水平。鄧小平談到“現代化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在孤立的狀態下實現現代化，所以，中國要作世界公民。”[3]最後，堅決抵制以資本主義為主導的全球化對我國的思想文化侵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憑藉其強大的經濟、科技、政治和軍事實力，使強大的西方傳媒輿論輕而易舉地進入其他國家和地區，通過文化霸權主義，使得不發達國家在精神文化上也完全依附於它，泯滅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民族精神和愛國主義情感。因此，我們要清醒地認識以資本主義為主導的全球化的消極後果，思考中國如何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做到趨利避害、更好更快地發展自己，更正確地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
參考文獻：
[1] 列寧全集：第38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0.
[2] 人民日報[N].1998-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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