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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進程視角下人類發展與環境保護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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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進程視角下人類發展與生態保護的辯證關係

社會進程視角下人類發展與環境保護關係

楊詩芾 自動化 518021910588

自18世紀六十年代工業革命以來,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人類社會人口,尤其是城市人口迅速增長,而這也給地球生態環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然而,人類對於自身行為所造成的影響的認識卻並非與科技發展完全同步。直到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的“第一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人類才開始意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並將之提上日程。儘管如此,人類還是為其遲鈍的反應付出了代價。根據聯合國環境計劃署世界資源研究所發佈的《1998-1999年世界環境污染狀況調查報告書》,全球每年有400餘人死於急性呼吸道疾病,100-300萬人死於痢疾(趙海瑞 2018)。2019年3月聯合國發佈《全球環境展望6》報告,報告警告稱地球已受到極其嚴重的破壞,地球的生態系統和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將受到更嚴重的威脅。也正因為如此,人和自然的關係才變得如此的至關重要。那麼究竟人與自然處於,或者應該處於什麼樣的關係呢?

首先,我們需要以現有的幾個基本事實,作為接下來邏輯推斷的前提條件。第一條事實:到目前為止,並在可以預見的一段時間內,人類的生存必須依託於以地球為載體的生態環境。第二條事實:從歷史規律來看,人類社會的發展會導致以地球為載體的生態環境的破壞。第三條事實:人類可以有意識地運用現有的技術手段,對已被破壞的自然環境進行修復,甚至對原有的自然環境進行優化改造。基於以上事實,我們可以初步得出:為了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保護生態環境是必要的,因為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人類自己。換言之,如果哪一天原有的生態環境不再是唯一的(例如當人類能夠殖民太空),那麼它保持良好存在的意義將大幅降低。當然,這個觀點是片面的,因為從更本質性的維度看,人怎樣對待物,人就會怎樣對待人——支配這二者的是同一個邏輯。人以目的——手段的二分法來衡量物,就意味着人會以同樣的尺度衡量人自身。人對物的剝削和壓迫也就意味着人對人的剝削和壓迫,所以企圖在維持人 對物的剝削和壓迫的情況下使人獲得全面的解放是不可能的。這是人類中心主義者無法逃脱的宿命。因此,除非最狂熱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否則幾乎沒人會否定人類中心主義註定被淘汰。縱觀歷史,人類不止一次地嘗試過所謂的征服自然,做法包括但不限於:為了人類自身的利益,試圖無視生態學的規律,人為地改變某些種羣的數量,最終導致生態失衡遭到自然的反噬;為了經濟發展,肆意破壞自然環境,卻發現這樣反倒威脅了人類自身的健康。諸如此類,無一不指向着:人與自然並非純粹的二元對立關係,人類也從來沒有、未來也不可能主宰自然。

這時候,西方人文主義的侷限性暴露無疑,因為他們不知不覺地沿用着傳統基督教的哲學:在有關人與自然的關係上,基督教強調“自然除了服務於人之外便沒有任何存在的理由”。可見,基督教宣揚的是自然應該服務於甚至是無條件服務於人類的觀點,而並非人類只是自然界中普通的一員,是整個生態鏈條的一個環節而已。按照《聖經》的説法,上帝在造出了野獸、牲畜、昆蟲之後説:“我要照着我的形象,按照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里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我們可以從這句話中提煉兩點關鍵信息:(1)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的,而其它事物則不是,所以人在地位上高於上帝的其它創造物;(2)上帝創造人是為了讓人管理世界上的其它事物,所以人類在誕生之際就是世界上其它事物的管理者,宇宙的等級體系是上帝—人—萬物。在上帝一直持有它惟一屬性的這段時間,以上帝為最高存在的宇宙圖式實際上是隱蔽的人類中心主義。而當人文主義學説興起、啟蒙運動以及歐洲大革命如火如荼地開展,人從作為幻覺的上帝的統治中解放出來後,原先處於上帝之下和萬物之上的他們儼然代替了上帝原來所佔據的位置,成為宇宙等級體系中的最高存在。人道主義的倫理學就因而“合乎邏輯”地代替了神道主義的倫理學。顯然,這種理論歷經自由資本主義乃至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已經被證明是過時的。而當我們把目光放在十九世紀的兩位哲學家——馬克思和恩格斯身上,就會發現他們幾乎有着超人的眼光預見了未來並給出了人與自然的理想相處模式。

馬克思、恩格斯經歷過1853年歐洲暴發的霍亂,並且深入瞭解了當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伴隨着經濟快速發展出現的地力耗損、森林消失、氣候改變、江河淤淺、瘟疫肆虐等問題。人類發展與自然界的關係,自然成為他們思考的哲學問題。其要點有三:一是自然界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人靠自然界生活”,不管自然界的產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住房還是其他形式表現出來,自然界同勞動一樣也是物質財富的源泉。二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人類活動過程中形成的自然界也是人的現實的自然界。人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聯繫,“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於自然界和存在於自然界之中的”。三是人與自然界處於持續不斷的交互作用中,人受自然界的支配,而人支配自然界的前提是合理運用自然規律,否則就會受到自然界的懲罰。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説道:“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後和再往後卻發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因此我們每走一步都要記住:我們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族人那樣支配自然界,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恩格斯還説,“如果説人靠科學和創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麼自然力也對人進行報復”,報復的程度視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而論,而不管社會組織得怎樣。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人與自然既有對立的一面,也有歸屬的一面。一方面,作為這個星球上唯一的高等生物,人相較於其它所有的無論是生物還是非生物都有着無與倫比的主觀能動性以及改造自然的能力。而另一方面,全體人類從物質組成上來説完全從屬於自然,沒有構成哪個人的物質不來自於自然,因此人和自然在某些情況是一體的,這就是所謂“天人合一”。

今天,我們越來越認識到,人與自然應是和諧相處的關係,人們要有計劃地利用自然界為一定的目的服務,但不是單向度地征服和改造,二者之間不是征服或被征服的關係,不是“割裂”而是“合一”的關係。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以前強調“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在21世紀新時代,黨中央進一步提出了“保護生產力”的新理念,拓展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關於生產力過程中“自然條件”作用的觀點。金山銀山和綠水青山的辯證關係,就是發展生產力和保護生產力的關係。發展生產力決不能以破壞生產力的可持續性為代價,也就是説我們必須堅持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這既是對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哲學思考,也為當代世界解決現代性的矛盾和衝突貢獻了富有智慧的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