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歷史教學，搞好愛國主義教育》
摘要：應試教育導致部分教師不能正確處理傳道、授業、解惑三者的辯證關係，教學僅僅侷限於讓學生接受知識、掌握解題步驟，卻忽視了對學生思想情感的教育，本文結合作者的歷史教學的經驗，談了幾點教學看法。
關鍵詞：歷史教學；愛國主義教育
長期以來，受應試教育的影響，絕大部分歷史教師未能正確處理傳道、授業、解惑三者的辯證關係，教學僅僅侷限於讓學生接受具體知識、理解概念、掌握解題方法和步驟，以期考試得高分，卻忽視了對學生思想情感、道德情操的教育，特別不能有效地利用歷史科的得天獨厚的優勢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使學生不能通過歷史課程的學習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這種捨本求末的教學現狀實在是令人痛心。下面我將結合我國中歷史教學的經驗，就如何在國中歷史教學中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提出我的幾點看法。
一、讓學生深刻體會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發展做出的卓越貢獻，培養學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歷史使命感
我國是人類祖先最早發源地之一，同埃及、印度、巴比倫一起被譽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早在公元前21世紀就已經進入了文明社會。中國有輝煌燦爛的青銅文明；有世界聞名的四大發明；有偉大的萬里長城；也有碧波千里的南北大運河；有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説……中國文明帶着她自己的獨特的風格，一個高峯接着一個高峯，直到今天仍是奮鬥不息，前進不止！通過向學生進行祖國悠久歷史和輝煌燦爛文化傳統教育，增強學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再結合我國已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特別是實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它將為經濟的繁榮，科學文化的發展提供重要的前提和保證。從而使學生堅信祖國“四化”一定能夠實現，並立志為實現祖國“四化”貢獻自己的力量，增強學生的歷史歷史使命感。
二、培養學生的愛國情操和民族氣節
列寧説：“愛國主義就是千百年來鞏固起來的對自己的祖國的一種最深厚的感情。”只有知之深才能愛之切。孟子提出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以説是集中地體現了中華民族氣節。古往今來，多少仁人志士為維護祖國的榮譽和民族的尊嚴，在愛國和氣節方面為後人作出了榜樣。自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以來，諸如卓有見識的林則徐，血染吳淞口的陳化成，維新被殺的譚嗣同，推翻帝制的孫中山，橫眉冷對的魯迅，抗日獻身的張自忠，以及無數為國捐軀的共產黨人都體現了這一民族愛國精神，他們是中華民族之魂。浩然正氣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歷久不衰執着追求的完美的精神氣質。“祖國再窮，我也要為她奮鬥，為她服務。”這又是一切愛國科學家的心聲。新中國剛成立時，一批留學國外科學家紛紛迴歸祖國，要為新中國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錢學森面對美國方面的關押、軟禁、監視，毫不動搖；華羅庚放棄在美國被重金聘用的工作；李四光謝絕英國老師讓他攻下博士學位再回國的勸告；錢三強更是冒着生命危險……
以上種種愛國、氣節的實例，滲透着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她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所在。但是在物質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相當一部分中學生是獨生子女，他們從小受家長“小太陽”教育的影響，形成以自我為中心，具有自私性、心胸狹窄性，缺乏集體責任感等弱點。在歷史教學中我們可以利用中學生正處於少年期和青年期的心理和生理特點，在對此類學生進行心理健康教育時，充分利用歷史人物的言行，去感染學生的心靈，從而鼓勵他們繼承中華民族的優良道德傳統和崇高的氣節。
三、進行忠於祖國，維護祖國尊嚴和統一的愛國教育
祖國的統一，一直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我國各族人民從古到今都為這一主流和不受外來侵略，進行着長期的英勇卓絕的鬥爭。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的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裏，統一的約佔三分之二的時間。而且愈到後期統一的時間越長，統一是歷史發展的主流，國家統一對經濟、科學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積極的推動作用。
中國共產黨人是最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他繼承了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的光榮傳統，為了民族的徹底解放，自“五四”以來反帝、反封建運動到八年抗日戰爭付出巨大的犧牲，建立了新中國，解放後黨又領導中國人民平定了叛國集團，贏得了維護祖國統一的又一重大勝利，保衞了祖國的神聖領土和主權。在台灣問題上我們黨一貫堅持一箇中國的原則立場，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同志以他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膽略，高瞻遠矚地提出對台灣、香港、澳門實行“一國兩制”的構想：目前香港、澳門問題基本上得到了解決。我在多年的歷史教學實踐中，深深地感到：只要有針對性地選取素材，突出重點，是能夠通過歷史長河五彩繽紛的生動事例給學生以啟迪，在他們的心田中播下愛國主義的種子，並引導他們為保衞祖國和實現祖國統一大業而奮鬥。
四、以史為鑑，對學生進行競爭和憂患意識教育
古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當今隨着人們生活條件改善，加上獨生子女受家長“小太陽”教育影響，一些學生形成了經不起風雨，不善於與人合作的性格，缺乏競爭意識和憂患意識。這就要求我們教師在對學生進行心理教育時因勢利導，引導學生對歷史進行觀察：大凡每一個朝代開國君主都能勵精圖治，使其統治下的封建王朝出現興盛局面。其原因在於他們知道江山來之不易，只有勵精圖治，才能使其統治長治久安。而每一個朝代後期，統治者大都貪圖享樂，政治腐敗，最終滅亡。學生明白這些道理後，再引導他們思考：21世紀是一個競爭激烈的世紀，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如不具備新形勢下的綜合素質，不論是國家還是個人，肯定受到淘汰。那麼怎樣才能避免遭到淘汰呢？學生自然就明白其中的道理了。可見，這對培養學生的競爭意識和憂患意識具有重要意義。
總之，利用歷史學科的學科優勢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們應該把它作為歷史教學的基本任務通過各種途徑把它滲透到歷史教學的整個過程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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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理想信念教育放在思想建設的首位》
摘要：從黨章歷史沿革的維度來研究黨的思想建設，得出的結論是高度重視理想信念教育、着重從思想上建黨是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建黨思想，是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要特別重視和不斷加強對中青年黨員幹部的理想信念教育。
關鍵詞：黨的建設；思想建設；理想信念
鄧小平同志早就講過：“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1]。蘇聯、東歐共產黨發生政治鉅變，根本原因之一就是黨員幹部的理想信念出了問題。縱觀中國共產黨90年的光輝歷史，我們黨始終高度重視對黨員幹部進行思想教育，把思想建設放在黨的建設的首位，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和共產主義理想信念來教育全黨。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理想信念教育就是要求廣大黨員和幹部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科學發展觀的忠實執行者、社會主義榮辱觀的自覺實踐者、社會和諧的積極促進者。
通過對中共黨章的梳理和研究，總結我們黨在思想建設，特別是在理想信念教育方面的經驗教訓，為新形勢下加強黨的思想建設提供歷史借鑑。
一、民主革命時期的黨章：以崇高的革命理想教育全黨
1921年第一次黨的代表大會（注：後文中黨的歷次代表大會均用簡稱）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明確要求所有黨員必須承認黨的綱領和政策，對黨忠誠，並且必須與那些和我們黨的綱領背道而馳的黨派和集團斷絕一切聯繫[2]。這説明，一大的政治綱領具有高度的原則性和鮮明的戰鬥性，體現了列寧建黨學説的一些重要原則，沒有任何機會主義色彩。在當時能做到這一點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1922年黨的二大討論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部正式的黨章。二大黨章的中心內容是加強組織建設和建立嚴明的組織紀律，特別對黨員和幹部必須遵守黨的政治紀律做了嚴格的規定[3]。二大還通過了一個《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對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和黨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作了明確的闡述，進一步豐富和拓展了黨章的內容，具有很大政治意義。二大的黨章和決議對於健全黨內生活、指導黨員的政治言行、促進黨的組織發展與鞏固、提高黨的戰鬥力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崇高的革命理想、嚴密的組織體系和嚴格的政治紀律，正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基本特徵。
1923年6月召開的三大和1925年1月召開的四大，分別通過了兩個《黨的修正章程》。黨的三大還制定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黨的四大制定了《對於組織問題之決議案》。三大和四大以後，在黨的領導下，很快就迎來了中國革命的高潮和北伐戰爭的偉大勝利，黨在組織上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從建黨初期的50人、二大召開時的190多人、三大召開時的400多人、四大召開時的994人，到1927年五大召開時已經發展到57900多人，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強大政治力量。
1927年4月的五大是在大革命處於危急時刻召開的，會議期間沒有制定黨章。根據此次會議通過的《組織問題決議案》提出的原則和具體要求，中央政治局於1927年6月1日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議案》。這個修正章程共計12章85條，除了沒有總綱以外，在結構上已經與七大黨章很相似，是一部比較完備的黨章[4]。大革命失敗以後，有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慘遭殺害，但絕大部分共產黨人臨危不懼，大義凜然，頭可斷，血可流，也決不背叛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決不出賣組織機密和革命同志，表現出堅定的理想信念和堅貞不屈的意志品格，就連國民黨陣營中的有識之士也為之感歎不已。這些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蹟至今仍然激勵和鼓舞着當代的中國共產黨人，成為我們黨的寶貴精神財富。那些活下來的共產黨人，並沒有被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所嚇倒，而是繼續高舉共產主義的旗幟，前赴後繼，英勇奮鬥，創建了中國工農紅軍和大批農村根據地，掀起了土地革命的新高潮。在以後的革命鬥爭中，這一時期參加革命的共產黨人，大多數都成為我們黨的中堅力量和各級領導幹部。這些足以證明，從一大到五大，我們黨制定的黨章是基本正確的，各級黨組織依據黨章對黨員幹部進行的理想信念教育也是卓有成效的。
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開了六大。由於特殊的歷史環境，六大黨章存在一些嚴重缺點。實際上，六大黨章沒有解決好的一些重大問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創建工農紅軍和農村根據地的實踐過程中已經逐步加以解決了。1929年12月召開的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古田會議決議》，提出用無產階級思想教育黨員，通過思想教育克服黨內的各種錯誤思想，把思想建設放在黨的建設首位。《決議》要求支部要建在連上，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各級黨委和基層黨支部的主要任務就是加強對黨員幹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不斷克服黨內嚴重存在的小農意識、小資產階級意識、封建主義思想以及流寇主義和軍閥作風。這是毛澤東的建黨思想開始形成的重要標誌。[5]
1945年4月至6月，黨在延安召開了七大。七大黨章與六大黨章相比較，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特色：
1、七大黨章增加了總綱部分。在七大黨章的總綱部分，開門見山、旗幟鮮明地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成果，是我們黨自己的指導思想，並號召全黨要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不斷提高全黨的理論和思想水平，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這是七大黨章最鮮明的政治特色。
2、七大黨章具有高度的自主創新意識，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思想路線。七大黨章從形式到內容都比較徹底地脱離了蘇共黨章的影響，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3、七大黨章充分吸取了一大到六大黨章（包括《古田會議決議》）的優點，着重強調從思想上建黨。劉少奇在《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指出：“我們黨的建設中最主要的問題，首先就是思想建設問題，就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無產階級的科學思想去教育和改造我們的黨員，特別是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的問題，就是和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進行鬥爭並加以克服的問題。”“因此，一切加入我們黨的人，必須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特別是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在入黨以前和以後，更須學習，並進行思想上的改造，必須拋棄他們原來的階級立場，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克服他們的主觀主義、個人主義、宗派主義等傾向。沒有這種改造，就不能成為很好的黨員。而這種改造，又常是一種長期的艱苦的工作，並且是一個痛苦的過程，這就是我們黨的建設上特別重大的問題和重大的特點。”[6]從劉少奇同志的講話中，我們可以非常強烈地感受到，黨的七大修訂黨章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就是特別強調思想建黨，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武裝全黨，抵制和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使廣大黨員真正樹立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這一建黨思想影響極為深遠。
二、建國以後到改革開放前的黨章：對執政黨思想建設的艱辛探索
（一）八大黨章：大力加強執政黨的思想建設
1956年9月在北京召開了八大。八大黨章在思想建設方面的主要創新點，一是更加強調對黨員進行理想信念教育，並且着重要求黨員、幹部要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作風和日益滋長的驕傲自滿情緒，把國家和人民羣眾的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努力避免脱離羣眾的危險性。鄧小平在修改黨章的報告中，要求“必須在黨的教育系統中，在黨員的教育材料中，在黨的報刊中，着重進行黨的羣眾路線教育。”[7]這充分體現了我們黨的執政意識。二是明確指出要提高黨員標準。鄧小平對此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論述：“黨的事業的勝利，黨對於人民所負的責任的加強，黨在人民羣眾中的威信的增長，都要求黨對於黨員提出更高的標準。而且，如果在以前，一個人決心加入我們的黨，往往表示他決心冒着喪失自由和生命的危險，去為羣眾的利益鬥爭，去為人類的最高理想鬥爭；那麼在現在，就容易出現這樣的人，他們為着取得名譽和地位而入黨，他們在入黨以後，不去支持羣眾的利益，反而妨害羣眾的利益。誠然，這樣的人在我們黨內是極少數，但是，我們決不能忽視這個事實。為提高黨員的標準而鬥爭，這是當前黨的重要的政治任務之一。”[8]這説明我們黨已經開始站在執政黨的立場上思考如何加強黨的思想建設，如何加強對黨員、幹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從而確保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先進性。
（二）九大、十大黨章：黨的思想建設出現嚴重混亂
九大是在“”的高潮中（1969年9月）召開的，九大黨章僅有12條，文字表述極為簡單，突出強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無產階級“””，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九大黨章對黨的性質和指導思想（特別是對毛澤東思想）做了錯誤的、不科學的論述。
1973年8月在北京召開了十大。十大黨章除了對涉及到林彪的文字表述做了必要的修改，其內容和結構都保持了九大黨章的原貌。正如鄧小平後來説的那樣：“九大、十大搞的黨章，實際上不大像黨章，黨員有什麼權利和義務，究竟怎麼樣才算個共產黨員，不合條件怎麼辦，都沒有規定好，需要修改。”[9]
總的來説，在““””時期召開的兩次黨代會及其制定的黨章，是在當時“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路線指導下制定出來的，完全背離了毛澤東過去幾十年所堅持的正確建黨思想。這就必然在全黨造成極大的思想混亂和“左”的政治狂熱，嚴重削弱了對黨員幹部進行科學的、系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理論教育和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教育，教訓慘痛。
（三）十一大黨章：思想建設的進步與徘徊
1977年8月在北京召開了十一大。十一大黨章在總綱部分強調要大力發揚黨的三大優良傳統和作風，保持和發揚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鬥的作風，防止黨員，特別是黨的領導幹部利用職權謀取任何特權，同資產階級思想和作風做堅決的鬥爭；強調“黨員不論何時何地都要以個人利益服從黨和人民的利益，不怕困難，不怕犧牲，為實現黨的綱領積極工作，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10]。在條文部分全面規定了黨員的8項義務，貫穿了理想信念教育的基本內容；在第19條黨的基層組織的基本任務中，還明確規定了“領導黨員和非黨員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他們進行思想政治路線的教育、黨的優良傳統和黨的基本知識教育”[11]的內容。這些修改無疑都是積極的和正確的。
但是十一大黨章在總綱部分繼續沿用了九大、十大黨章關於黨的性質和指導思想、特別是關於毛澤東思想的錯誤論述；繼續沿用了九大、十大黨章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無產階級“”的性質以及“這種性質的政治大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的錯誤論述；繼續沿用了九大、十大黨章關於黨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的錯誤論述等，這些又是錯誤的。
十一大是在毛主席去世和粉碎“_”以後的特殊歷史背景下召開的一次黨代會。由於黨的領導層還沒有實現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在當時還不可能一下子從“”的“左”傾路線和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中覺醒過來，更不可能系統地糾正九大、十大錯誤的的路線、方針、政策。所以，十一大黨章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既有正確的東西，也有錯誤的東西；既體現了一種努力向前、穩定團結、共同奮鬥的精神面貌，又暴露出對“以階級鬥爭為綱”政治路線的迷信與固執。
三、改革開放以後的新黨章：不斷深化對黨的思想建設規律的認識
（一）十二大黨章：為改革開放時期的新黨章奠基
1982年9月在北京召開了十二大。十二大黨章在加強思想建設方面的主要創新點是：第一，根據七大、八大黨章的歷史經驗，結合新時期黨的建設的新情況、新特點，系統地科學地闡述了黨的性質和最高理想、奮鬥目標、黨的指導思想、黨在現階段的主要任務和路線方針政策，以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強黨的建設的三項基本要求等，形成了一個內容充實的總綱；第二，對黨員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都提出了更加嚴格的要求，對黨員的8項義務、8項權利的表述更加嚴謹科學；第三，專列“黨的幹部”一章，明確提出了幹部的6個基本條件。
十二大黨章專門針對加強黨的建設提出了三項基本要求，這是我們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得出的重要結論。其中第二項要求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其主要內容是：中國共產黨人要永遠為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羣眾的利益而奮鬥，要制定和實行能夠體現人民利益的路線方針政策，黨員、幹部在工作中要堅持走羣眾路線。建國以後30多年的歷史一再證明，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搞特權搞腐化、脱離人民羣眾，對執政黨是最大的危險。因此，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條件下，必須教育全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
（二）十三大提出了10條黨章修正案
1987年10月在北京召開了十三大。十三大沒有制定新的黨章，也沒有做修改黨章的報告，只是對十二大黨章提出了10條修正案，涉及十二大黨章中的10個條文，共計有13處增刪改動。十三大政治報告提出黨要經受住執政和改革開放的考驗；提出在黨的建設上，要走出一條不搞革命、而主要靠改革和制度建設的新路子。這些新提法、新論斷實際上充實和發展了黨章總綱的內容。[12]
（三）十四大黨章：對黨章總綱進行重大修改，豐富和發展了思想建設的內容
1992年10月在北京召開了黨的十四大。十四大黨章在思想建設方面的突出貢獻：一是對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進行了系統概括，充分肯定了這一理論在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思想理論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並把這個理論上升為黨的指導思想。二是把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正式寫進黨章，並且表明這是黨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長期堅持、絕不能動搖的基本路線。三是把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目標，第一次系統闡述了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全新的政治命題，這對全黨來説又是一次重大的思想變革，在當時產生了極大的解放思想的作用。四是對新時期黨的建設基本要求進行了重大修改。
（四）十五大黨章：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
1997年9月在北京召開了黨的十五大。十五大黨章最重要的貢獻，就是把鄧小平理論正式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十五大政治報告指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歷史過程中，有兩次歷史性飛躍，產生了兩大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是一脈相承的統一的科學體系，毛澤東和鄧小平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創造新理論的典範，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典範。把鄧小平理論正式寫在黨章上，確定為黨的旗幟，這是我們黨經過近二十年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功實踐所得出的一個科學結論，是我們黨在思想認識上的一次昇華。在十五大黨章起草過程中，江澤民就指出：“旗幟問題至關重要。旗幟就是方向，旗幟就是形象。我們説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不動搖，就是高舉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旗幟不動搖。在鄧小平逝世後，我們全黨，特別是高級領導幹部，在這個問題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覺性和堅定性。無論遇到什麼困難、什麼風險，都不動搖。”[13]在十五大報告中，江澤民又明確指出：“我們這次大會的靈魂，就是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十五大無疑將以這一點為標誌載入史冊。”[14]現在，鄧小平理論已經成為對黨員幹部和青年學生進行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思想武器。
（五）十六大黨章：對黨的性質和指導思想的又一次完善
2002年10月在北京召開了黨的十六大。十六大黨章最為引人矚目的修改，是對總綱第一段（關於黨的性質和最高理想、最終奮鬥目標）的修改；其次是對黨的指導思想的補充和完善，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正式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並單列一段加以論述[15]。“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黨中央領導集體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又一次重大創新，其思想內涵極為豐富。鄧小平理論主要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重大命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則回答了“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重大命題，它進一步深化了黨對自身建設規律的認識。把這個重要思想寫進黨章，有利於統一全黨的思想，增進黨的團結，加強理想信念教育。
（六）十七大黨章：總結歷史經驗，大力倡導理想信念教育
2007年10月在北京召開了黨的十七大。十七大黨章修改的主要亮點：一是在總綱第七段增寫了科學發展觀，明確指出：“科學發展觀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戰略思想。”[16]這是對黨的指導思想又一次豐富和完善。二是在總綱第八段增寫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全黨同志要倍加珍惜、長期堅持和不斷髮展黨歷經艱辛開創的這條道路和這個理論體系”[17]這段文字，這是總結改革開放29年的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政治結論，它旗幟鮮明地回答了“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問題，迴應了黨內存在的各種思想疑慮。三是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四位一體”的總體佈局，在總綱部分增寫了第14段和第17段，同時大幅度修改了第15段和第16段。在先進文化建設這一段，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倡導社會主義榮辱觀，增強民族自尊、自信、自強精神，抵禦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腐朽思想的侵蝕，掃除各種社會醜惡現象，努力使我國人民成為有理想、有紀律、有道德、有文化的人民”的重大命題。同時提出“對黨員還要進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教育。”[18]四是在黨章第三條（黨員義務）增加了“學習科學發展觀”和“帶頭實踐社會主義榮辱觀”的內容。在黨章第34條（領導幹部的基本條件）也增加了“帶頭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做出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實績。”的論述。[19]這實際上是對黨員、幹部提出了更高的思想道德和政績標準。
總之，從十二大到十七大，中國共產黨章程經歷了一個“黃金髮展時期”。這是黨的歷史上黨章結構最穩定、體系最健全、理論創新最活躍的一個時期。黨章在十二大奠定的框架結構基本保持穩定的基礎上，經過五次黨代會的反覆修訂，現在已經日臻完善，對黨的思想建設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鄧小平文選（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0.
[2][3][4][6][7][8][10][11]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國共產黨章程彙編[Z]。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8;22;33;74;177;193.
[5][12]範平，姚桓。中國共產黨章程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20;36.
[9]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975-1982)[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233.
[13][14]李君如。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M]。北京：東方出版中心，2007:353;353.
[15][16]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中國共產黨章程[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5;6;。
[17][18][19]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中國共產黨章程[Z]。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7:6;14;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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