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產品與商品之辨
美國卡特勒(Kotlor)教授認為：產品是指市場上提供的、滿足人們各種消費慾望的所有實物、服務、人、場所、組織以及意見。繼而提出產品的三層次理論：產品核心層、產品有形層、產品延伸層。從產品消費角度看，產品核心層是指消費者在購買某種產品時在使用該產品過程中所追求和獲得的基本消費利益，即產品的功能和效用，它是消費者購買產品的本質之所在。產品的有形層是指產品組成中消費者或用户可以直接觀察和感知的那一部分，它包括產品的外部(信息集)和內在質量及其促銷成分，即包裝、質量、價格、商標、品名、色調以及消費品的設計風格和工業品的佈局特色等等，該層各因素的綜合作用，構成了產品的核心的基礎。產品的延伸層，包括了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所獲得的附加利益和服務(消費者剩餘)。如送貨上門、維修護理、質量保證、安裝調試、信息指導及資金融通，還包括製造商和經銷商的商譽「8」。由此可見，在卡氏關於產品的定義中，涵蓋了有物(包裝了動產與不動產)和無形物(智力產品、勞動力資源、服務)等。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它只歸屬應然層面，是理想類型，實然法基於各種考量因素並沒有給予足夠的迴應。
而對於商品，馬克思將它定義為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它包括四個層次的內涵：一是它是能夠滿足人們某種需要的有用的物品；二是它是人們付出勞動的物品；三是它還是滿足他人或社會需要的物品；四是通過有代價的交換方式來滿足人們需要的物品「9」。
看來，依馬克思關於商品的定義，還不能實現商品與產品在價值內涵到形式外延的順利對接。不可否認的是法起源於生活，是生活的理性。在現實生活中，有些物我們稱之為商品，但法並不認可其是產品，如下文將提到的原農產品、著作權中的財產權、明星肖像的使用權等等。產品是與生產者密切相關的，而商品是與經營者密切相關的。所以，產品包涵於商品之中，它們是種和屬的關係。
2.實然法意義上的產品
產品責任法意義上的“產品”這一概念，既不同於物理學意義上的“物”，也不同於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商品”，更不同於哲學意義上的物。它本身具有特定內涵與外延。生產者、產品作為構成產品責任法體系和確立產品責任實際承擔的基礎，有理由得到國家立法、司法、行政部門、社會、企業、消費者及學界的關注。確定產品責任(甚或是產品質量責任、產品法律責任)，是以抓住產品這一“綱”或“領”為已足的。
(1)國外之立法例
美國商務部公佈的《統一產品責任示範法》(ModelUniformProductLiabilityAct)第102條規定：產品是“真正有價值的、為進入市場而生產的、能夠作為組裝整件或者作為部件、零售交付的物品，而人體組織、器官、血液組成成分除外”可見，美國產品安全法律中的產品不僅包括動產和不動產，而且包括工業產品和農業產品(無論是否進行過加工)。對於電，美國法院通過判例法將其確定為：“人類能夠製造或者生產、控制、輸送的一種可消費的能源產品”;對於書籍，美國法院規定：對於因提供不精確的書面材料導致的損害適用嚴格責任；對於軟件，普通軟件用於批量銷售，廣泛運用於工業生產和人們的日常生活，視之為產品，專業軟件以提供服務為目的，被排斥在產品範圍之外。對於血液，科羅拉多州法院在一個個案裁定中將其視為產品；對於天然氣等，1978年法院在哈雷斯訴訟西北天然氣公司的案件審理中將其視為產品。
歐共體於1985年通過的《關於對缺陷產品的責任指令》中，將產品定義為“所有的動產，包括構成另一動產或者不動產之一部分的物以及電，但是不包括原始農產品和獵物”;但是歐共體允許成員國背離關於原始農業產品和獵物不屬於產品的規定。1987年英國將該指令納入國內法，制定了《消費者保護法》，其中將產品定義為“任何產品或者電，且包括不論是作為零部件還是作為原材料的或者作為其他東西組裝到另一產品中的產品，但是未加工的捕獲物或者農產品不在產品範疇”。德國於1989年制定了《產品責任法》，將產品界定為：任何動產及電流，其中動產也指構成其他動產或者不動產的一部分。凡是出自土地，動物飼養，養蜂業和捕魚業的農產品(天然農產品)，只要未經加工，都不是產品；本法同樣適用於狩獵物品。由上可見，歐盟國家在立法中的共同特徵是以農產品易受到客觀環境因素的影響產生潛在的缺陷及難以確定缺陷的來源為由，將其排除在產品範疇之外。
(2)中國之立法例
我國《產品質量法》第2條對產品作了如下界定：本法所稱產品是指經過加工、製作，用於銷售的產品。建設工程不適用本法規定；但是，建設工程使用的建築材料、建築構配件和設備，屬於前款規定的產品範圍的，適用本法規定。
(3)專家關於應然法之建議
樑建議稿第一千六百一十六條對產品作了如下定義：產品是指經過加工、製作，用於銷售的動產。導線傳輸中的電，視為產品。建設工程不適用本節規定；但建設工程使用的建築材料、建築構配件和設備，屬於前款規定的產品範圍的，適用本節規定。
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國民法典？侵權行為法編》草案建議稿(下稱王建議稿)第九十一條對產品作了如下界定：本法所稱產品，是指經過加工、製作，用於銷售的動產。下列用於銷售的物，視為本法所稱的產品：(一)導線輸送的電能，以及利用管道輸送的油品、燃氣、熱能、水；(二)計算機軟件和類似的電子產品；(三)用於銷售的微生物製品、動植物製品、基因工程製品、人類血液製品。”“下列用於銷售的物，不屬於本法所稱的產品：(一)建築物和其他不動產，但是建設工程中使用的建築材料、構件和設備除外；(二)僅經過初加工的農(林、水)產品。
(4)評説
就我國法律關於產品的定義與外國立法例相比較，可以得出如下結論：一是美國、歐盟有關法律(前者並沒有成為各州都採用的法律，筆者注)關於產品的定義相對較為科學，實然性法律充分考量現實中對應然性之要求，產品所及範圍較為廣泛，特別是美國商務部出台的《統一產品責任示範法》，將產品的範圍由有體物(動產和不動產)擴大到了服務(如電能)及智力(如專利)等無形物。反觀我國《產品質量法》第2條關於產品的定義，充分暴露了其滯後性，並且在定義上出現了概念到概念之語義重複錯誤，即用“產品”之語詞來解釋產品。二是大都將原農產品(種植業、漁業、畜牧業)、狩獵物等排除產品範圍之外。三是關於產品之所以稱之為“產品”的條件，中外立法例均未給予明確的釐定。我國產品質量法對產品給出涵義上的限縮。那麼，農產品經過種植、施肥、收割、晾曬、保存等過程算不算加工、製作？物(包括有形物及無形物)經過經加工、製作後只有用於銷售才算產品？生產者將生產出來的物用於公益捐助，此時之物算不算產品？四是樑建議稿和王建議稿在對產品概念進行界定時採取了概括式和列舉相結合的模式，相對較為科學。從某種意義上講，樑建議稿比我國《產品質量法》第2條前進了一步，用動產替換了產品，且範圍上增加了電能。由於過於強調概括陳述方式，所以在用列舉方式進一步明確產品概念外延時，在內容上就顯得不夠充分，沒有體現“有利於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公共政策。”之立法精神。王建議稿在此基礎上又向前邁了一步，但其在對特殊性產品加以列舉時卻將商品房排除在產品之外，這在實踐中將會極大影響到消費者(購房者)的權益。另外，使用“僅經過初加工的農(林、水)產品”等話語不夠嚴謹，容易使人產生質疑。即用“初加工”之語詞修飾農產品極為不妥。根據我國目前有些農產品存在藥物殘留超標等實際情況，應將經過初加工的原農業產出品列入產品範圍，使消費者通過在產品或其包裝上傳達的信息進行責任溯源。因此，將其改為“未經加工的原農(林、水)產品，且採、摘等不視為加工”似乎更周延此。另外，他們也沒有很好的解決產品的目的性問題。正如前面所述，經過加工、製作的物不是僅用於銷售才成為產品，物成為產品後還用於其他目的。1979年的美國《統一產品責任示範法》第102條規定物品只有用於轉讓、貿易、商業銷售才可能成為產品。該立法例給我們的啟示是經過加工、製作的物成為產品的條件不限於銷售，因為它可能還有更廣泛的途徑為人們所使用，如果將其限定於銷售，就會出現不能很好解決贈予、出租等使用方式下的產品責任問題。因為產品責任的歸責原則有其特殊性，法律保障制度較為完善，所以，有必要將贈予、出租等方式下的產品流通形式，囊括於產品成為產品的條件中去。
所以，筆者以為產品的概念應定限為：經過加工、製作用於使用的有體物和無體物。銷售、租賃、贈予、展示、廣告等均視為使用。特殊情況下，自用也視為本法意義上的使用。產品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有體物和無體物：(一)供人居住的建築物及其他不動產；(二)利用管道輸送的油品、燃氣、熱能、水；(三)電能；(四)書籍，如果作者、出版商以該書籍提供指導性意見和方法為主要出版目的的，如地圖、菜式指導等；(五)著作權及工業知識產權；(六)用於銷售的微生物製品、動植物製品、基因工程製品、人類血液製品；(七)供別人食用或作為工業品原料的原農(林、水)產品。
(三)關於產品標識
所謂產品標識，是指生產者在產品或者產品包裝上通過一系列的文字、符號、數字、圖案、色彩或它們的組合等形式向消費者、監管者等相對方傳達的以便使其識別生產者、產品及產品質量、數量、特徵、特性和使用方法等構成的信息集或者搭建的信息平台。對消費者來説，產品標識的功能在於區別，使消費者購買定向而不是轉向。對於監管者來説，產品標識的功能在於為監管指示方向。因此，規範產品標識意義重大，生產者必須依法披露產品信息。
在現實中，在產品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監管者三個陣營間往往存在信息不對稱現象。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橫向層面的不對稱。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使得消費者缺乏必要的知識和信息與生產者進行對抗，而監管者由於體制的約束也很難跟上生產者對市場、科技的敏感度和推崇，往往在利用新技術生產的新產品面前顯得束手無策。基因於產品的質量、性能、成份、技術狀況等因素具有的內在性、隱蔽性等特點，無論是消費者還是監管者，實際上根本不清楚生產者的產品底細到底如何？另一方面，對於生產者來説，消費者對產品的需求到底如何在信息佔有上也具有不徹底性。
(二)縱向層面的不對稱。一方面消費者對生產者未來的所作所為只有一些可憐透頂的知識和信息，他們根本不清楚與其將來的交易是怎樣的，以及會發生什麼樣的後果？另一方面監管者由於所佔用的信息較少，從而影響到其做出決策的正確性，前瞻性收窄，並最終導致監管力度和廣度出現折扣。在中國語境下，交易中消費者因信息不對稱而得到的信息補償較少。不同於消費者，監管者因為國家公權力執行者的身份，它可以通過執法從生產者那裏獲得信息補償。
(三)三維場景的不對稱性及擾動性。基於以上兩個層面的產品信息上的不對稱性，在生產者、消費者、監管者三元互動的資源配置架構中，即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生產者與監管者之間，由於前者的故意，信息的流量及管道都受到了人為的控制。在這場控制與反控制的對抗中，最佔優勢的一方自然是生產者，最弱一方顯然是消費者，監管者由於其公權性質，其一直在二者之間徘徊，成為三者架構中的擾動因素。它通過法律手段加強了監管的力度和廣度，擾動性就會變小，架構就會更穩定，交易就會趨向於公正，反之亦然。在消費者與監管者之間，由於信任度有限，加之溝通管道較少，成效不高。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影響到了消費者獲得必要的信息，從而強化了擾動的相差。產品信息不對稱的產生的最有可能的後果是生產者會利用其佔有信息優勢，最大限度的為自己謀利從而置消費者、社會及國家利益於不顧。它們會通過隱蔽性方式(全面控制產品信息)，進行道德冒險，實施敗德行為，以逃避監管，並侵犯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從而取得不法或不當利益。如不法商人通過對產品信息的干擾，去影響消費者的注意力，將對自己不利的信息隱匿(不依法在產品上進行標註)起來，並對自己的產品製造假象，以表彰自己產品的正面因素來釋放信號，博取消費者對自己的注意和信任，以改變消費者的態度，產生購買轉向。將本來或潛在屬於他人的消費者的注意力分散或轉向「18」。對於這種不正當競爭行為，監管者如果有充分的信息，就有機會在生產源頭通過對產品的標識、標註、標籤等進行規範而達致扼制目的。而監管者(質量技術監督部門)如果能夠積極採取“監管關口前移”的方式，其產生的外部性通常會降低整個社會的監管成本。
信息披露的關鍵點在於：生產者對產品信息披露到何種程度為已足，也就是標準是什麼？基於前文已述及部分，在求解存在於生產者、消費者、監管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難題，就必須釐定生產者披露產品信息的標準，生產者披露的產品信息在標準之上，自然而然就會達致對消費者、監管者的信息補償目的。否則，在標準之下就會出現消費者沒有受償或受償不夠的後果，這一後果就會變現為生產者獲得了因自己不補償別人而帶來的收益。為此，就必須為生產者在產品或其包裝上披露產品信息設定如下標準
(一)披露產品信息的真實性標準。該標準意味着生產者所披露的信息必須是真實、準確的，不得存有虛假、遺漏、詐欺或誤導的內容。真實是基因於誠實信用的主客觀的一致性。真實的概念是如此的難以界定，以致於它只能被表述，而不能被定義。所以，它只能在個案中去找尋。如一件T恤衫，生產者在產品標識上標註其含棉88，但經過檢驗，實際棉含量為68(忽略允差)。對此，可以判定該生產者標註不真實(本文不論及生產者的產品瑕疵擔保責任)。這對於那些喜歡純棉產品的消費者的慾望的滿足來説，就是一種莫大的損害，從而構成對消費者的侵權。從中可以看到，如果生產者在產品標識上披露的信息不真實，則其披露的不真實的信息越多，對廣大消費者的危害愈深，監管者的監管成本也就越高。為了確保生產者信息披露的真實性標準得到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第二十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三章等對此都作了硬性規定，明確規定生產者的產品或產品包裝上的標識必須是真實的，並進一步規定了生產者披露不真實信息的法律責任(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
(二)披露產品信息的接近全面性標準。那種希望生產者全面披露產品信息的訴求超越了生產者的成本承受能力範圍，所以理性的判定標準是還有哪些消費者需要的信息生產者沒有披露出來。監管者的監管目的就在於讓這些被生產者佔有的對消費者有用的信息越來越少。在尊重和依法保護生產者的商業祕密與規管生產者在產品或其包裝上披露產品信息之間必須有一個界限，在商業祕密的界限以外，應儘量擠壓生產者信息容量空間。那種認為實話只説一半等於撒謊的觀點「19」過於偏激和狹隘。因為產品標識上的信息點大部分是獨立的，分別具有不同的功用。儘管從整體上看，它們會影響到消費者知情權、選擇權(作出評估、鑑別、決定的過程)、公平交易權及監管者的監管有效性。但是，有些情況下，生產者的“真實的謊言”並不會對上述權益造成侵犯。如在OEM條件下，有些委託方(生產者)為了保護其商業祕密，就會要求產品實際生產廠，在產品標識上的“生產廠”欄中只能標註委託方(生產者)的名稱，在此種情況下，委託方(生產者)從形式上是在“撒謊”(即不符合真實性標準)，因為它沒有全面披露產品的實際生產廠。但是，它卻並沒有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第27條的相關規制。
(三)披露產品信息的有用性、必要性標準。該標準要求生產者在產品或其包裝上披露的信息對消費者、監管者來説是有用的，也是必要的。如生產者在其生產的T恤衫(半袖)上的標識上披露：產品是誰生產的，地址在哪裏，含棉有多少，在什麼水温條件下洗滌等信息，無論對於消費者還是對監管者來説都是有用的、必要的。但如果它標註了什麼人穿着好看，應該夏季穿等信息，對消費者及監管者來説就未必是有用的、必要的信息。
(四)披露產品信息的最新性標準。該標準要求生產者必須將其掌握或獲知的關於產品的最新信息在產品上或通過其他途徑(如向監管者報告，通過媒體發佈説明性廣告)向消費者、監管者披露。如產品存在潛在的缺陷應予召回等情形。如果發生了某一特定的事實，生產者就必須在一定的合理期限內對該信息予以持續地披露。如在食品中添加蘇丹紅1號的生產者，用上年度餡料生產月餅的生產者等，都必須及時、充分地披露其產品存在的缺陷，並及時將缺陷產品召回。
(五)披露產品信息的易獲得性標準。該標準又稱易查找性、易查詢性標準。該標準是指生產者所披露的產品信息能夠比較容易地為一般消費者、監管者獲得、查詢和查找。生產者披露產品信息的方式如下：一是在產品上通過標識予以披露。實踐中，列入最難查找的信息是產品的生產日期，對此下文將會論及；二是由自己在直銷時或藉助商家直接向消費者交付能夠公開的資料，披露信息；三是定期、不定期向監管者報告；四是將有關產品信息通過報紙、雜誌、廣播、電視、互聯網等大眾傳媒予以披露。其中，第一種方式由於信息通過產品標識直接傳遞到消費者，所以對消費者的來説也最為便捷。但是，有些方式由於產品本身特點所限，信息披露的範圍有較大的侷限性；第二種方式雖然擴大了信息的披露範圍，但由於侷限於一定的處所，但對於居住地比較偏遠的消費者意義不大；第三種方式中，監管者的地位決定了它獲得有關產品的信息在量上會遠遠大於消費者及社會，但是基於維護公共利益之考量，對在生產上有違法行為的生產者進行查處的同時，它會延遲和控制產品信息向外部傳遞的速度及容量。第四種產品信息披露方式雖然有量大、面廣的特點，但是，實際證明此種情形的出現往往是生產者基於消費者、社會及監管者的巨大壓力而為之，非出於本意。如日本三菱汽車公司缺陷越野車召回等事件就是明證。
(六)披露產品信息的易解性、可識別性標準。該標準要求，生產者披露的產品信息應當能讓一般消費者較為容易地理解和利用，同時能夠使消費者、監管者將此產品與彼產品分開，並據此作出合理的鑑別、評價、選擇、決定。根據這一標準，除因應行政監管之需要，在產品標識上標註的信息及公開的資料、文件應當內容完整而又明晰，用詞儘量通俗、易懂，避免使用過於宂長、專業化的用語。
由於產品安全是誘發產品責任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做上述規制的意義在於：一是標註生產日期——安全使用期或生產日期——失效日期這一計算公式，可以方便消費者、監管者等迅速計算出產品的安全使用期的期日或期間，並以此為參照，做出消費定向或監管決定；二是生產者的明示擔保表示。這就意味着該種產品只要按照生產者提供的信息正確使用，它就應該是安全的；三是對於一些特殊產品，如民用煤氣鋼瓶等產品，到期後消費者自己無法處置，又不能當作垃圾丟掉。在這種情況下，就應該由生產者負責召回(產品的召回包括但不限於產品存在缺陷等情形)。根據經濟學中的委託與代理關係，消費者是生產者的代理人，生產者生產出產品，委託消費者來消費。從此關係中可以看出，不安全因素的製造者是生產者，它有義務保證代理人的安全。就拿煤氣瓶來説，生產者無異於把一顆炸彈安放在它的代理人——消費者旁。所以，有充足的理由讓生產者去這樣做；四是“安全使用期”作為一種明示的承諾，它對於生產者來説在安全使用期內無疑是一個時時刻刻都會存在的巨大壓力。所以，它們必須儘量提高產品的質量和安全係數，以保證他們極力“吹噓”的後續生產的產品在安全使用期內能夠更加安全；五是安全使用期還是消費者、監管者監督生產者的一個有力證據。從生產者角度考量，產品使用週期越短越好，因為人們用新產品替換舊產品可能性越高，生產者就越有可能把更多的產品銷售出去。所以，生產者就有可能把正常的產品安全使用期縮短。如一種安全使用期為6年的產品，生產者基於以上原因就有可能把它設定為3年。目前，中國還無相關的法律對此進行規管。這也就意味着前面提到的監督僅能維繫在道德的層面，這對於社會來説就存在着生產者肆無忌憚地“理性”選擇敗德行為從而為自己謀取最大的利益可能性。而且，這種利益每增大一個幅度的邊際成本幾乎為零。如果消費者、監管者等行動夠迅速的話，那麼，這種敗德因為他們的宣傳從而變得社會難以容忍的時候，就會有可能由道德層面的強制上升到法律強制。所以，道德的監督不能少。
6.使用不當，容易造成產品本身損壞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財產安全的產品，應當有警示標誌或者中文警示説明。如易碎的玻璃制酒杯，在其包裝箱就應標註“輕拿輕放”等中文警示説明或(和)相關警示標誌。此類信息在生產者關於產品信息披露義務序列中具有不同尋常的地位，但學界給予它的關注卻沒有與其本身所處地位相適應。因此，我們必須從以下維度切入，充分考量這類信息對於生產者、消費者、監管者等方面的意義：一是“使用不當”的內涵與外延是什麼？二是在“容易造成產品本身損壞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財產安全的產品”的話語表述下，生產者對於“容易”、“可能”的情況都做了哪些努力使產品更不容易或更不可能造成產品本身損壞或危害人身、財產安全？三是這種技術上的投入是否足夠？四是這種努力是通過什麼方式將信息傳遞給消費者、監管者等相關方的？而這些信息按照以上提到的判斷標準來評定是否與他們的需求相適應？五是警示標誌或中文警示説明是否圓滿回答了以上四個方面的質疑？如某品牌“銀海象”系列電熱水器，在使用説明書中對何謂“關機”並沒有予以必要的説明，關機後是所有指示燈都不顯示工作狀態還是關機後還有一部分指示燈仍然亮着並顯示工作狀態？
我們還必須充分地注意到，隨着競爭的充分性的不斷提高，源自產品本身利潤的大幅度減少，生產者將產品的概念延伸到服務層面(前已述及)已變成了一個“不得不”的選擇。下游服務利潤的豐厚可能誘使生產者故意在產品或包裝上披露一些錯誤的信息，它可能不會導致產品本身的重大損害，但又能使一般消費者無法處理，在這種情況下，消費者只能求助於它所組建的專業應急機構(如維修公司等)。它的後續服務可能是優質的，但是，它的價格也是畸高的。所以，為了儘量不讓一件新購的產品用了沒有多久就修來修去，我們就有必要對此予以規制。
另外，還需將產品的淨含量與產品所含主要成份的含量區別開。前者是就整個產品而言，即一定計量單位下產品所具有的量值，後者則是指組成或構成產品某一部分的量值，如一袋大米淨含量為50kg，一件T恤棉的含量為68。
生產者在其產品或其包裝標註定量，表明其承諾在一定期限內生產的產品在一定量限範圍內具有統一的質量、體積、長度、面積、計數等。它還承諾這一定量在相同的條件下具有持續地穩定性、精確性，也就是説暗含着生產者已作了如下保證：售予A和售予B的產品在量值上的差別是微乎其微的。A和B獲得了消費滿足感或貿易機會是等同的，不會因為偏見使A和B之間有什麼不同。另外，這也是對其商譽的一種檢驗。產品以定量形式推出市場，就意味着生產者會遭受千千萬萬挑剔的消費者的不停地諸如短秤缺量等指責。如果生產者不能迅速扭轉這種不利局面，要麼他停止該種產品的生產和銷售，要麼採取措施保證他所“吹噓”的量值與實際含量的之間的差值在國家規定允許的範圍之內而不是之外。而在此博弈過程中，生產者的商譽得以建立或進一步增值。
理性的經濟人根據誠實信用之要求，通常會理性地選擇披露真實的信息。但這類完美性的經濟人只是理論中的理想類型。實際中，生產者往往基於某種價值考量在產品或其包裝上披露一些與事實不符的信息。另外，需在注意的是這裏探討的瑕疵信息指的是與產品密切相關的信息，主要指上文提及的那種類信息。至於那些攻擊別人產品的信息、與產品本身無關的信息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作了這些區分之後要回答的問題是瑕疵信息的概念是什麼？它可以歸類於產品缺陷的定義中去嗎？
(一)瑕疵信息的真實面目
揭露瑕疵信息的真實面目首先要從它的概念入手。正如博登海默所説：概念乃是解決問題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沒有限定的專門概念，我們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智地思考法律問題「24」。究於此，筆者以為，瑕疵信息是指生產者基於某種價值考量，在產品或其包裝上披露的不真實的、少披露的信息點從而被其這種行為玷污的整個信息集合。前者如一件T恤衫，生產者在產品標識上標註其含棉88，但實際上含棉僅為68。後者如應用中文標註足球的名稱卻未標註之情形。由於上述標註不真實或標註紕漏，導致整個信息集即標識存在瑕疵。它的後果是：一是時刻影響着消費者作出正確判斷的可能性；二是侵犯了消費者對產品寄予的合格、安全等良好期待；三是獲得了不該獲得正外部性(如商譽的增值、市場佔有率的提高等)。
(二)瑕疵信息的歸屬
依筆者之見，瑕疵信息雖然有屬於它自己的概念，但它並不應過於獨立而遊離於產品缺陷之外，也就是説它應被產品缺陷所整合。關於產品缺陷之定義，有以下幾種表述以供理解：一是美國1965年的《第二次侵權法重述》第402A條將缺陷定義為：“對使用者或消費者或其財產有不合危險的缺陷狀態”「25」;二是《歐共體產品責任指令》第6條將產品的缺陷定義為：(1)考慮到所有下列情況，如果產品不能提供人們有權期限待的安全，即屬於缺陷產品。如a.產品的説明；b.能夠投入合理期待的使用；c.投入流通的時間。(2)不得以後來投入流通的產品更好為由認為以前的產品有缺陷「26」;三是我國《產品質量法》第四十六條規定：本法所稱缺陷，是指產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財產安人的不合理的危險；產品有保障人體健康和人身、財產安全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的，是指不符合該標準。
結合以上引述，可以將產品缺陷作如下分類：第一類是設計上的缺陷。如三菱汽車公司對某款越野車採取的全球召回行動就是因為剎車系統存在設計上的缺陷所導致的；第二類是製造缺陷。如在生產汽車的過程中使用了不合格的配件等所導致的產品缺陷；第三類信息缺陷(瑕疵信息)如，警示不充分、不醒目、不易於人理解等。基於以上分析，筆者以為，瑕疵信息理應歸屬於產品缺陷範疇。正如我國《產品質量法》第四十六條中規定的一樣，產品有保障人體健康和人身、財產安全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的，如果不符合該標準，即為產品有缺陷。事實上，絕大部分關於產品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中對產品標識標註(用語有“標誌”、“標籤”等)進行了相應的規定和提出了相應的要求。如GB7718—20xx《預包裝食品標籤通則》對在預包裝食品標籤上如何進行標註進行了詳盡地規制。所以，那種認為瑕疵信息不屬於產品缺陷範疇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是沒有法律為依憑的。
(三)生產者披露瑕疵信息的責任
無論生產者基於何種利益考量，如果他在產品或其包裝上披露瑕疵信息就有可能或一定會承擔相應的責任：一是產品責任(民事責任)。由於瑕疵信息歸屬於產品缺陷範疇，這就意味着生產者可能會承擔相應的產品責任。如修理、更換、退貨、賠償損失等；二是產品行政責任。生產者披露的產品信息有瑕疵肯定會承擔一定行政責任。在實際操作中最常見的就是警告(責令改正等行政表示，此外，還有罰款、沒收、吊銷營業執照等，但後者不具有必然性);三是產品刑事責任。生產者因披露瑕疵信息獲刑的情況極為少見，只有在極端的情況下才會出現。我國刑法能夠對此予以規制的法條限於第一百四十條關於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規定中。該條規定：生產者、銷售者在產品中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產品，銷售金額在5萬元以上不滿20萬元的就要承擔刑事責任。而生產者承擔刑事責任所依據的證據的起點就是其在產品或其包裝上標註的信息。如成份、等級等信息。
實踐證明，我國《產品質量法》在規範產品質量監督，促進我國產品質量水平的提高，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方面，起了極為積極地作用。但是，也應看到，由於法的滯後性造成了我國《產品質量法》與現實的嚴重脱節。因此，極需對其進行修訂。
(一)關於產品質量法的名稱
產品質量法屬於經濟法，而經濟法區別於民商法的一個特徵就是限制當事人意思自治從而更強調責任。所以，作為調整生產者(包括銷售者)生產、銷售產品行為的法律，主旨應指向生產者責任方面。究於此，有必要將我國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這一名稱修訂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責任法》，以強化生產者(包括銷售者)責任。
(二)刪除關於認證認可等規定。原因在於，認證認可的商業性質遠大於監管性質。況且國務院已經頒佈了行政法規階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認證認可條例》。
(三)科學地對產品進行定義(前已述及，此略)。
(四)增加關於何謂生產者、銷售者、運輸者、批發者等相關主體的闡述。由於生產者是產品責任和產品法律責任的最終承擔者，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去考量，都應該有規制其本身的條款。
(五)科學界定標識、標註、標籤、標誌等概念。標識不合格、標籤不合格、標誌不合格是不是等同的，在實務界爭議較大。往往是各執一詞，莫衷一是。如某品牌T恤衫在標識上標註含棉88，但經過檢驗實際棉含量只有68。在這種情況下，依產品相關標準判定為不合格品，但是在適用具體法條時卻出現了問題：是適用《產品質量法》第五十條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進行處罰還是以第五十四條規定按標誌不符合《產品質量法》第二十七作責令改正處理呢？鑑於此，筆者以為《產品質量法》第二十七應作如下修改：產品或者其包裝上的標識必須真實、充分、易得等，並標註包括但不限於下列事項：1.有中文表示的產品質量檢驗合格證明；2.有中文標明的產品通用名稱；3.有中文標明的生產者的名稱和地址，如生產者與產品實際生產廠不一致時，必須分別予以標註。上述名稱和地址必須是經法定程序註冊登記的名稱和地址；4.根據產品的特點和使用要求，需要標明產品規格、等級、所含主要成份的名稱和含量的，用中文相應予以標明。如果產品加工、製作過程中未添加某種成份或最終產品不含有某種成份，除非法律有特別要求，不得標註“不添加某種成份加工、製作”及“不含有某種成份”等類似信息，也不得標註“祕製”、“特製”、“特香”等容易引起消費者誤解的信息；需要事先讓消費者知曉的，應當在外包裝上標明，或者預先向消費者提供有關資料；5.限期使用的產品，應當在產品或其包裝上的最大表面上的顯著位置用不小於3毫米的中文或中文及數字的組合清晰標明產品生產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且該標識必須使用不可刷洗的激光噴碼，禁止使用可刷洗的噴墨碼。並且安全使用期或失效日期是合理的安全使用期或失效日期；6.使用不當，容易造成產品本身損壞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財產安全的產品，應當有警示標誌或者中文警示説明。但是，該警示標誌或者中文警示説明不是生產者、銷售者的免責、減輕責任的理由和證據，除非生產者、銷售者能夠提供極為充分地證據和事實證明警示標誌或中文警標説明已足夠引起一般人而不是專業人士的充分注意，並且只要採取了這種注意就不會出現使用不當的情況。
(六)將《產品質量法》第五十四條修改為：產品或其包裝上的標識未用中文標註產品的通用名稱、產品的生產者(如生產者與實際生產廠不一致時未分別予以標註)的依法定程序註冊登記的名稱和地址的，處於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罰款。沒有中文表示的產品質量檢驗合格證明的，處以10000元以上20xx0元以下的罰款。違反本法第二十七條規定的其他情形的，處以20xx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罰款，情節特別惡劣的，處以3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有上述情形的，同時責令生產者召回產品。
調查對象
1、相關社會背景和主要目的
當代大學生法律意識的現狀十分嚴峻。大學生法律知識水平普遍不高。目前，我國大多數大學生重視專業課，而不重視法律基礎課。同時，大學生的法律觀存在偏差，法律觀念薄弱。許多大學生在權利受到侵犯時選擇沉默，而不是為自己的利益而戰。這將使大學生的法律意識越來越弱，從而導致高校違法犯罪現象日益增多。
大學生正處於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時期。在此期間，大學生迫切需要在學校的正確教育和指導下不斷學習，努力提高和完善自己。加強大學生道德修養和法律素養是社會主義高等教育政策的基本要求，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大學生成才的迫切需要。
2、被調查者的選擇和簡要情況
本次調查選取了天津工業大學及其剛畢業的學生。
3、調查方法和流程
本次調查採用問卷調查的方法，在學校進行了匿名調查，共收集了139份問卷。
4、調查內容
分析和了解大學生法律意識的現狀是培養和塑造大學生現代法律意識的前提和基礎，對實現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為了進一步增強大學生的法律意識，促進大學生學習、瞭解、理解和運用法律，特開展本問卷調查，本次調查採用匿名方式。
調查結果和分析
你的性別
a男45.61% B女54.39%你們年級
大一23.68% B大二65.79% C大三4.39% D大四6.14%
這項調查涵蓋的範圍很廣，男女比例相對平均
你對法律問題感興趣嗎
a很重視40.29% B普遍關心56.12% C無所謂3.6%你對我們大學生的整體法律意識如何
a很強，13.67% B一般62.59% C很弱，17.88% D很弱，5.87%作為一個大學生，如何看待法律在日常生活中與你息息相關？a很接近，41.77% B一般是50.21% C幾乎不是8.02%
被調查的大學生通常報告自己對法律的態度，但關注程度明顯不足。大部分學生只報一般關注，同時認為整體法律意識只是一般。缺乏關注和普遍意識是當代大學生法律意識最重要的問題。
大部分學生的法律知識來源於課本和電視。課本上的知識太有限，太書面，與現實生活沒有很好的聯繫。在電視上，雖然靈活性很強，但是不夠專業，甚至可能會出現錯誤，限制了接收知識的時間和空間。
5、對結果進行評價和分析
由於大學生法律意識是一個多因素、多層次的複雜系統，要準確、全面地概括大學生法律意識的現狀並不容易。因此，本文只能根據調查結果，對當前大學生法律意識存在的問題做一個粗淺的總結:
從調查數據來看，大學生或多或少對法律基礎知識有所瞭解，並不是完全的法盲。每個學生從小就受到傳統倫理的教育，早就熟悉了法律的基本知識。儘管有一些負面因素，但我們學院大學生的整體法律素質是可以的。這裏説的只是基礎知識，不是高深的理論。現在我們學院的大學生沒有必要學各方面的法律。
懂法不代表會用法。它們是兩碼事。應用主要是基於知道。因為現在的大學生接觸社會的機會少，缺乏社會經驗，加上自己的特點，比如衝動的行為，容易被別人煽動，追求時尚和個性，好面子，在處理一件具體的事情時很少正確運用法律甚至做出違法的事情。
維權就更不用説了，大學生遇到侵犯個人權益的事情，大多選擇迴避和容忍，認為一件事比一件事好。他們雖然有一定的法律知識，但並沒有真正將法律知識內化為法律意識，沒有真正挖掘法律精神、法律價值，缺乏公平正義的理念，對法律的信任度較低。
隨着社會的發展進步，婚姻家庭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離婚案件在民事案件的比重也逐漸提升。離婚案件的增多給家庭的穩定帶來了衝擊，而家庭又是構成社會的基本單位，這樣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也更加突出，影響了和諧的社會秩序。基於此，筆者針對目前離婚案件進行調查，通過了解婚姻狀況，分析離婚案件突出的原因，從而提出相關有效的建議。
一、離婚案件調查情況
本次調查報告主要就我院20xx—20××年5年內的離婚案件進行調查，具體調查情況如下：
（一）離婚案件佔民事案件比例
20xx年共受理民事常規案件486件，其中離婚案件142件，佔總案件的29%；20××年共受理民事常規案件524件，其中離婚案件186件，佔總案件的35%；20××年共受理民事常規案件516件，其中離婚案件205件，佔總案件的39%；20××年共受理民事常規案件576件，其中離婚案件269件，佔總案件的46%；20××年共受理民事常規案件611件，其中離婚案件312件，佔總案件的51%。
（二）離婚案件處理方式
20xx年：判決56件，調解79件，撤訴7件；
20××年：判決48件，調解126件，撤訴12件；
20××年：判決49件，調解144件，撤訴12件；
20××年：判決76件，調解179件，撤訴14件；
20××年：判決91件，調解197件，撤訴24件。
（三）離婚案件當事人年齡分佈
20xx年：20-25歲35人，25-30歲72人，30-35歲24人，35歲以上11人；
20××年：20-25歲42人，25-30歲94人，30-35歲32人，35歲以上18人；
20××年：20-25歲69人，25-30歲95人，30-35歲23人，35歲以上13人；
20××年：20-25歲84人，25-30歲116人，30-35歲36人，35歲以上33人；
20××年：20-25歲137人，25-30歲114人，30-35歲人34，35歲以上27人。
（三）離婚案件原告方男女比例分佈
20xx年：男84人，女58人，女性佔40%；
20××年：男102人，女84人，女性佔45%；
20××年：男96人，女109人，女性佔53%；
20××年：男93人，女176人，女性佔65%；
20××年：男85人，女227人，女性佔72%。
二、近年離婚案件的主要特點
（一）離婚問題日益突出
從離婚案件佔民事常規案件的比例來看，離婚案件呈逐年上升趨勢，並且在民事常規案件中的比例已經超過50%，説明當前離婚問題日益突出。
（二）離婚案件處理恰當
從離婚案件的處理方式上看，雖然判決案件數量有所上升，但是從其在整體案件中的比例看，是有所下降的。而通過調解方式處理離婚案件佔主要部分，且呈上升趨勢。這説明了在離婚案件中有效的貫徹落實了“調解優先、調判結合”的政策，有利於社會和諧，從而達到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三）婚姻低齡化
從離婚案件當事人的年齡分佈來看，20-35歲年齡段的離婚人羣較多。從20xx-20××年間，該年齡段人羣離婚數呈持續上升趨勢，婚姻出現低齡化。
（四）女性離婚比例攀升
從離婚案件原告方男女比例分佈上看，20xx-20××年間，女方提起訴訟要求離婚的比例持續攀升，至20××年，女方作為原告的離婚案件已經超過70%。這也説明了婦女的社會經濟地位逐漸提高，及其法律意識的增強，更加註重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三、形成目前離婚情況的主要原因
離婚是一種複雜的社會現象，它受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習俗的和當事人的健康狀況等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但從離婚的現象看，形成的原因很多，但深入探究它的本質卻是共同的，那就是感情確已破裂。而導致感情破裂的原因，歸納起來，有以下幾種情況：
（一）感情基礎不牢靠
離婚案件中多是青年夫婦，他們婚前戀愛時間短，相互瞭解不夠，從而因為一時的情投意合而草率結婚，婚後矛盾日益突出，又缺乏合理有效的溝通，考慮問題不全面而輕易離婚。以在外打工的年輕人為例，他們接觸異性的機會大，父母無法在身邊監督，這樣的戀愛自由產生草率同居的副作用，隨之而來的是“閃婚”、“閃離”。在社會調查中，離婚案件中婚前戀愛時間不滿一年的`佔19%，表示後悔草率離婚的佔68%。
（二）經濟問題突出
婚姻是組成家庭的必要程序，而家庭則是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的，一旦經濟基礎不穩定，那麼家庭、婚姻也會隨之出現裂痕。目前，因為缺少充實經濟來源而離婚的夫婦越來越多，他們對於物質條件的需求也逐漸提高。這種類似於成本與收益關係的經濟活動，如果出現入不敷出的情況，很容易導致婚姻破裂。
（三）婚姻質量要求較高
由於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衝擊，婚前所向往的婚姻生活，在婚後成為泡影。人們過高的追求高品質的生活，卻又無法調和現實中的矛盾與衝突中，使得婚前婚後反差太大，而對婚姻失去希望，從而選擇逃避，選擇離婚。
（四）女性地位的提高
在以前，女性社會地位低下，是社會中的弱者，今天，她們敢於發泄心中的不滿，集中表現因男方問題而導致離婚的情況顯著、普遍。離婚男性問題主要有大男子主義、存在婚外情、嗜酒賭博習慣、婚姻暴力等方面，這種情況的出現是因為男性舊思想沒有轉變，視妻子為附屬品，從而在婚姻關係中不平等對待。隨着社會對婦女問題的重視，女性的社會地位逐步得到提高，她們有權為自己做主，已經不需要通過自己的低聲下氣去換取不值得付出的婚姻了，面對男人的種種罪行採取“零容忍”。
四、有關離婚案件調查的建議
經過對離婚案件的調查，我們應該以維持正常和諧的婚姻生活為己任，通過夫妻雙方的相敬如賓與司法部門的有效調解，減少離婚事件的發生率。對此，有以下幾條建議：
（一）避免草率離婚
婚姻並非兒戲，在產生離婚念頭的過程中，要全面進行考慮。婚後一至二年是最容易產生離婚案件的婚姻危險期，在這階段，雙方要多加強婚後交流、溝通，產生矛盾後要相互謙讓、包容，既要看到對方的優點，也要檢討自己的不足。不要一有感情問題，就貿然辦理離婚手續，或許可以採用試離婚的方式。
（二）加強訴訟調解
作為司法機關，要清楚離婚案件始終，確保正常婚姻關係的延續，對此，要加強訴訟調解工作。
1、審查案件事實，找出案件爭議焦點；
2、傾聽當事人訴訟，找到當事人的問題結症所在；
3、剖析當事人舉證材料，找出矛盾來源，分清過錯方；
4、通過講法律、講事實、講證據，化解當事人內心矛盾，以雙方言和為目的。
（三）加強司法宣傳
政府、相關職能部門應該充分利用電視台、廣播等新聞媒體加強普法節目的宣傳力度，尤其是要做好《婚姻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等的法律解釋工作，不斷深化人們對法律知識的瞭解，提高對婚姻的重視。司法部門要堅持開展“公正司法為民”的活動，通過庭審講法作為平台，落實羣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貼近羣眾，用人們聽得懂的語言闡釋法理，樹立人們對正確婚姻家庭觀念的理解，端正當事人的訴訟目的。
一、調查時間：20xx年７月１０日至８月２５日
二、調查地點：大壩鄉沙廟村二隊
三：調查對象：大壩鄉沙廟村經常外出打工的農民
四、調查目的：瞭解農民工獲取法律知識及法律援助的途徑，瞭解農民工法制宣傳教育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相應的解決措施。
五、調查方式：採用收集材料、電話、面談等方式進行調查。
前言：農民工是我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必然產物，大量進城務工的農民成為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統籌發展的一支重要的生力軍。農民工的合法權益不同程度地受到侵犯，其主要原因是農民工法律素質較低，不懂得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針對這一問題，我在20xx年７月１０日至８月２５日，在大壩鄉沙廟村的農民工中進行了一次深入的調查。這份調查涉及到該村200人，年齡涵蓋1８歲至５５歲之間，有效答卷1４３份。
通過調查瞭解到，外出的農民工在外主要從事建築業、餐飲服務、批發零售、車輛修理、工廠幹臨時工等行業。
一、農民工獲取法律知識及法律援助的途徑
調查顯示，電視、廣播、報刊、雜誌這些傳統媒體是農民工獲取法律知識的主要途徑和手段，佔到了被調查人數的54.64%；通過法制宣傳櫥窗獲取法律知
識的農民工佔到了總數的25.24%；以互聯網為載體獲得法律知識的農民工只佔到了總數的1.6%。
在有效解決法律問題途徑這一問題上，有66.51%的人選擇了依法解決，另外還有9.57%的人選擇了上訪，這説明大部分農民工有通過法律手段保護自身利益的意識，而少部分把上訪作為解決問題的途徑，這也符合當前的社會實際。
在農民工是否瞭解法律援助具體條件的問題上，有84.07%的人選擇了了解一些。有85.64%的被調查者認為，當他們需要法律幫助時很方便或比較方便。
二、農民工法制宣傳教育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1、農民工分佈較廣、流動性大、居住分散、難以集中，這些特性給農民工的法制宣傳教育工作帶來了一定難度，特別是外出農民工的法制宣傳教育比較薄弱，存在不少盲點。
2、對農民工的法制宣傳教育沒有形成制度化和規範化。
3、由於缺乏有效的經費保障，宣傳教育活動的開展受到限制，宣傳形式單一，特別是對外出農民工的法制宣傳教育沒有更好的辦法，這應該是今後法制宣傳工作的一個重點。
4、個別單位和部門領導重視程度不夠，沒有把農民工的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擺在重要位置，也沒有將其列入年度普法計劃，致使此項工作開展的力度不大。５、工作發展不平衡，部分用工單位對在農民工中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工作認識不足，目前宣傳工作主要集中在建築工地、較大的工廠等農民工較集中的企業，分散的個體商業、服務業、私營企業的法制宣傳工作比較薄弱。
三、當前急需法律幫助的農民工羣體及通過法律手段解決的問題
調查中，62.44%的被調查者認為建築工地農民工最需要接受法律幫助，在外經商人員佔23.08%，這説明建築工地農民工人員集中，有共性問題，最需要得到法律幫助。
在農民工最需要解決的法律問題上，有43.72%的人認為是拖欠工資問題，另有24.02%及21.26%的人認為是勞動時間過長和用工單位待遇過低。
四、相應的解決措施
１．建立健全領導機制，推動農民工法制宣傳教育工作制度化。建議建立各職能部門組成農民工法制宣傳領導小組，形成例會制度，積極開展調查研究，把握農民工法制宣傳教育工作中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以引導農民工法制教育適應形勢的變化和發展。共同推進農民工法制宣傳教育工作。
2、將宣傳教育與法治實踐活動相結合，發揮媒體作用。一是普法部門要聯合相關單位定期開展“送法進企業”、“送法進鄉村”等活動，適時組織普法講師團巡迴演講；二是整合社會資源，發揮法律專業人士、法律志願者的作用，鼓勵法律工作者在承接農民工法律服務時有針對性地開展法制宣傳，倡導律師事務所自主為農民工舉辦各類法制講座；三是充分發揮調解組織及法律援助機構的作用，將人民調解與法律援助、法律服務相結合，及時調處農民工因工傷、勞資、人身傷害等引發的各類矛盾，為困難羣眾提供法律援助，維護其合法權益；四是組織農民工參與法律知識競賽、徵文比賽、法制文藝匯演等活動；五是及時總結推廣農民工法制宣傳教育典型經驗，表彰先進，帶動後進，確保法制宣傳教育工作在農民工之中紮實、有成效地開展。
4、抓好企業主和經營管理人員的法制教育。企業主是企業發展、運營的決策者，抓好這部分人的法制教育，樹立起法治理念，也就抓住了農民工法制宣傳教育工作的關鍵。因此要重點加強企業主和經營管理人員的法制教育，使他們理解貫徹依法治國方略的重要意義，努力掌握憲法、基本法律以及規範市場經濟的法律法規，進一步增強依法經營、依法管理的觀念，達到依法治企，誠信經營，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維護社會治安和市場經濟秩序的目的。在普法內容上，要選擇一些實用並與企業生產、經營、管理、金融、税收、勞動社保等相關的法律；加強對企業主的法制宣傳工作，積極引導企業主遵紀守法、依法決策、依法經營。
5、進一步抓好農民工的法制宣傳教育。按照屬地管理“誰主管誰負責”、“誰聘用誰負責”的原則，將農民工的法制宣傳教育融入社會治安、勞動用工、計劃生育、衞生管理於一體的管理責任制，將責任落實到相關的部門和相應的用工單位中。在教育內容上，選擇與其工作生活相關，以及維護保障公民合法權益方面的法律法規和訴訟法基本知識；勞動部門在用工單位招聘人員時要把好就業前的培訓關，在崗前培訓時組織學習《勞動法》、《安全生產法》等法律法規。用工單位也要將法律學習融入各項業務培訓活動中，如經營培訓、管理培訓、市場培訓、使農民工在接受業務培訓過程中接受法律知識，使農民工掌握與自身工作、生活密切相關的法律知識，知曉解決法律問題、尋求法律幫助的渠道和方法。滿足農民工的學法需求。同時，做好農民工的維權工作，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在調查中發現，農民工的法律水平與社會平均水平的差距比較大。在以後的工作中，應定期舉辦“法律進工地”活動，宣傳與其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法律知識，使普法教育經常化。建立工地民調組織，積極引導農民工依法維權，理性表達利益訴求。加大法律知識覆蓋面，在勞動法、民事法律法規等傳統內容上加大與農民工工作、生活更加貼近的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
在用工單位勞動時間過長及待遇過低等問題上，在以後的工作中加強對農民工合法討要拖欠工資的宣傳教育之外，還要加大對用工單位的宣傳教育，提高用工單位依法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的自覺性。
通過對此次農民工的法律知識的調查，參看調查數據，我認為整個情況暫不嚴重，在確保農民工就業與增收不受影響，促進現代農業和打工經濟的發展的同時，加快新農村建設。同時這是我們在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過程中遇到的新的突出問題，我們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人為本，統籌兼顧，穩妥解決，促進我縣的經濟、社會持續較快發展。
蒙田範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