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最感人文章：有上帝賣嗎？
一個小男孩捏着1美元硬幣，沿街一家一家商店地詢問：“請問您這兒有上帝賣嗎？”店主要麼説沒有，要麼嫌他在搞亂，不由分説就把他攆出了店門。
天快黑時，第29家商店的店主熱情地接待了男孩。
老闆是個60多歲名叫邦迪的老頭，滿頭銀髮，慈眉善目。
他笑眯眯地問男孩：“告訴我，孩子，你買上帝幹嗎？”
男孩流着淚告訴老頭，他父母很早就去世了，是被叔叔撫養大的，叔叔是個建築工人，前不久從腳手架上摔了下來，至今昏迷不醒。醫生説，只有上帝才能救他。小孩想，上帝一定是種非常奇妙的東西。
“我把上帝買回來，讓叔叔吃了，傷就會好。” 老闆眼圈也濕潤了，問：“你有多少錢？”
“1美元。”
“孩子，眼下上帝的價格正好是1美元。”
老闆接過硬幣，從貨架上拿了瓶“上帝之吻”牌飲料説：“拿去吧，孩子，你叔叔喝了這瓶‘上帝’，就沒事了。”
小孩喜出望外，將飲料抱在懷裏，興沖沖地回到了醫院。
一進病房，他就開心地叫嚷道：
“叔叔，我把上帝買回來了，你很快就會好起來！”
幾天後，一個由世界上頂尖醫學專家組成的醫療小組來到醫院，對小孩的叔叔進行會診。他們採用世界上最先進醫療技術，終於治好了他的傷。
小孩的叔叔出院時，看到醫療費賬單上那個天文數字，差點嚇得昏過去。可院方告訴他，有個叫邦迪的老頭幫他把錢付清了。邦迪是個億萬富翁，從一家跨國公司董事長的位置上退下來後，隱居在本市，開了家雜貨店打發時光。那個醫療小組就是老頭花重金聘來的。
小孩的叔叔激動不已，他立即和小孩去感謝老頭。可老頭已經把雜貨店賣掉，出國旅遊去了。
後來，小孩的叔叔接到一封信，是那邦迪老頭寫來的，信中説：
“年輕人，您能有這個侄兒，實在是太幸運了。為了救您，他拿1美元到處購買上帝„„感謝上帝，是他挽救了您的生命。但您一定要永遠記住，真正的上帝，是人們的愛心！”
後來，那個到處買上帝的小男孩長大後，進了醫學院學習，為了感謝曾經救過他叔叔的百萬富翁，為了幫助意外受到傷害的人們，也為了傳承人本性中的愛心，他發明了創可貼，並用邦迪的名字來命名，以便大家記住他的故事，傳遞愛心。
這世界是有奇蹟存在的，而促使種種奇蹟發生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誠摯的愛。有了真摯的愛，困難就會低頭，魔鬼就會逃逸。
窗外寒風呼嘯，落葉紛飛，屋內温暖如春，只是如同這季節一般，心事浩渺，悽楚難耐，以至風花雪月不過只是晴空萬里，萬里之外依舊風正飄飄、雨正瀟瀟，一片愁情待酒澆。
日子過的反覆無常，不能説沒有快樂的時刻，卻絲毫沒有安寧的瞬間，書桌上，卧榻的枕邊放着一本紀念你的小冊子《再見，哥哥》，摺疊在手，讀過百遍，千遍，你丰神俊朗的容顏在我的注視中永遠，昔日的光輝燦爛猶存，只見你已經化為塵埃，消失在世界的盡頭。有人終其一生，無法參透生死，而你縱身一躍，就如此決然地拋卻了紅塵，淚水已在眼眸中等待的太久太久，此刻，一經觸摸，便成決堤，傾刻就成汪洋。事隔如今，我依然在哭泣，誰説這殘酷人生不相信眼淚，可是你我浮華背後，皆掩藏着悲情人生。你曾經也在隱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隱忍嗎？你曾經也揹負着痛苦去追求幸福嗎？你曾經也嚐盡人情冷暖，世態滄桑嗎？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千萬恨，為君剖！
這樣的時刻，用這樣的方式來紀念你，空氣中瀰漫着謊言，人生喧囂着卑微，你的死亡旅途還好嗎？撕裂自己痛楚難當麼？我只能凝視着你，凝視着這冬日裏的凋零，靜靜將自己鎖進綿長的孤獨之中，從今後深鎖喜悲，無慾無求，變為朽木！
你在天堂漫步，還是在地獄苦痛？只望這世間再無恩怨情仇，讓一切吟過的詩只在夢裏重複。幸也好，不幸也罷，請在月圓之夜為我駐足片刻，帶上我的真摯，揮動翅膀，飛向更廣闊自由的所在，沿途所遇皆是祝福眼光。那時你才能在最光明的角落，成為顏色不一樣的煙火，而後歸於空靈，永遠飄香！
在二零零三年的四月裏，我們失去了張國榮。
我們，是指中國人，或者華人世界，或者更多認同張國榮的人們。而生活在大陸的我們，是在事件發生之後，才驀然發現，那個以“程蝶衣”的名字起步，走進大陸文化生活的張國榮，已於不知不覺之中，潛入了自己的心裏。許多人從四月裏開始，一步步地走近張國榮，感受着他的精神氣息同時感受着自我的生命，而一個頗為特殊的情境是：傳媒的誠懇與熱忱，始終與我們的感受同步――共同去紀念一個香港的藝人。藉助傳媒，藉助網絡，也藉助那些較早了解並愛惜張國榮的人們藴蓄既久而突然迸發的鋪天蓋地的激情，你可以在一個被猝然壓縮的時空中去收取方方面面的信息。於是，我們見到了在電影輝煌之外的張國榮，見到了他的歌藝與舞台經典，見到了他的智慧與善良，他豐富的個性與傳奇般的真誠的人生歷程。我們重新認識並討論他的藝術成就、體味着他的人格力量、揣摩他所抵達的精神層次與生存的境界。可以説，是在這個憂鬱的四月裏，在sars的危逼下，在對生命意義的反思之中，我們開始認識了，一個叫做“張國榮”的香港人。
這裏有香港《亞洲週刊》刊載胡恩威先生的一篇評論，文中言道：張國榮去世成為華人社會的一件大事，受到兩岸三地的傳媒高度重視，儼然成為一次“國家事件 ”（引號為原文所加）。文中提及，非典型肺炎危機是天災，但張國榮的突然去世對香港人的心理打擊，比天災還要嚴重。因為，張國榮二十六年的演藝生涯是一個香港傳奇，而“現在的香港娛樂事業，已經很難容納像張國榮這種重視個人尊嚴和追求完美的藝術工作者了。”文中的批評有一種肅然的自我反思：“香港傳媒在張國榮去世事件中的表現，出奇地有節制。……在電視上，也看見很多記者一邊哭一邊在報道，他們都收起以前那種輕佻的嘴臉。”而“中國內地傳媒的張國榮特輯資料詳盡，文章分析深入，是感性和理性的結合。”（胡恩威：香港流行文化的力量）。另一個引人注意的事件是，香港浸會大學主持的《拉闊文化計劃》，曾於四月三十日舉辦了一個題為“‘不忍遠離 張國榮’──追憶張國榮的藝術生命”的紀念晚會，晚會的議題中表達了這樣的意念：“抱着藝術表演理念去觸摸人性心靈、推動大同社會意識的”張國榮，“在光影中、舞台上、音樂世界及現實生活裏要大家共鳴的精神層次，我們是要認真的領會、探討及宣揚的。”在為晚會製作的網頁上，也記載着這樣的文字：“適逢新浪網舉辦了一個名為‘心目中的中國十大文化偶像選舉’，大眾對哥哥在社會、文化上的價值及影響力未有一致認同，事件更反映了部份人對哥哥作品的膚淺認識。”網頁的製作者聲明：“感謝眾位學者對哥哥的藝術生命的表揚，引領我們朝這方向走。”在港人眾多的紀念文章中，我們還可以尋到林奕華的《張看，看張》中深情而不失犀利的理性文字，林沛理對“演員作者”概念的推出和闡釋，樑文道關於“長情同志”的精彩點評，以及董橋《最後一個西關大少》中的斯文、豔麗，濃郁的文化氣息。
在張離去的數月之中，在sars肆虐的艱險背景下，包括媒體、藝術家、作家、文化評論家在內的香港文化界乃至學界，對張國榮先生的尊重、對張的辭世這一事件的重視程度及其嚴肅態度，給人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然而，在大陸的文化圈中，我們卻分明感受到一種侷促與尷尬。
因着電影《霸王別姬》的緣分，張國榮進入大陸的文化圈，以此開始，他感染了所有接觸過他的人，――我們從眾多的回憶文字中獲取了這樣的信息，這些文字承載着書寫者們的一往情深。這是心與心的交流，這是對張國榮的品質的回饋。但同時，或許不那麼有趣的是，我們聽到了一種奇怪的“重音”，一種“難言之隱”。眾多的文字既充滿敬意，卻欲言又止。呑呑吐吐，遮遮掩掩，矜持得可以。“人都那樣了，還讓我們説什麼！”真的可以因此沉默麼？更令人奇怪的是，近年來熱熱鬧鬧的大陸文化批評，於此卻呈現出了一種曖昧的麻木與寂寥。唯一可以見到的，是社會學者李銀河的一篇短文，她討論了張國榮的“生活姿態”，將其稱作“奇妙新世界的報春鳥”，作為她近年譯介的西方“酷兒理論”在中國的一個應答。當新浪網等多家媒體舉辦的“文化偶像選舉”之時，有學者將該選舉活動稱作含義豐富的“ 社會徵候”，或者，這的確是一個時代“徵候羣”，在被文化批評家們用來診查“大眾文化”的同時，也可以嘗試着診查一下“診查者”自身。選舉中，張國榮的入圍提名和高票獲選成為爭論的焦點，而像“魯迅與張國榮”、“張國榮挑戰魯迅”等一類的表述，則凸顯了“二元分立”中暗含的等級與霸權，傳遞出一種戲弄的意味。可以説，張國榮在“文化偶像選舉”事件中，重複了他在“金像獎”與“金馬獎”上屢屢遭遇的命運：有提名，卻缺乏真實的評價。或許，是因着那些“榮迷” 們的決心，出自敬意又唯恐傷害，小心翼翼、左顧右盼，矛盾重重又義無反顧地，最終將他推上了這個冷酷的“看台”，但我們更為看重的是，在“四月”之後的張國榮，其被提名而最終獲選的過程，究竟承載了多少民眾心理的接受與敬重？在爭論中，也能見到一些帶有相當知識含量的討論，真誠而富有理性的批評，像這樣的終局點評可謂精彩而又機智：“推選十大偶像，一般前五名都是經典的。從第六名開始往往就‘舉賢不避親’了。張國榮無疑是當今的優秀藝術家，剛剛含恨辭世也令人扼腕痛惜。”然而更多的，是學者們，包括那些文化研究者、影像藝術研究者的沉默。這沉默顯然是在質疑“選舉”的合法性，但這沉默，更深層地，是大陸藝術界對張國榮事件的“矜持”態度的延續。
於是我們發現：面對張國榮，大陸的文化批評，竟然失語。
沉默，是因為張國榮的份量不夠、成就不及，還是其它？是他不能“與魯迅比肩”，還是因為“更具文化符號意義的藝人還有很多”？我想，理由可能會更多。曾幾何時，我們才見到對金庸的堂皇評價，周星馳也以文化英雄的形象登上了北大講堂，我們還見到崔健的歌詞成為“新詩”經典，――流行文化被精英文化所收編，似乎已不是什麼麻煩事兒。但為什麼，對張國榮，一個在20世紀中國最典型的文化市場中始終不懈地堅持藝術追求，並以自身的真誠敬業、才華悟性而達到一種崇高境界的人，如此吝言，如此的矜持。
許多日子以來，我一直在躬身自問：我們真的有必要針對張國榮發言麼？他的價值、他的存在意義究竟應當該如何定位？這件事情真的那麼重要麼？就發言者個人而言，發言與否也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忍受“這種”沉默。重要的是我們深切地感受到沉默的背後那種曖昧莫明的性質，感受到在沉默中豐富的藴藏。
有人説，無論如何，不可能繞過張國榮去解讀香港的流行文化，而“香港流行文化已經成為中國文化基因的一部分”，甚至可以稱作“中國流行文化的工業中心”。有説他是香港演藝圈中的No.1，是香港打入世界文化市場的一個“品牌”。我想説，對當代中國文化的解讀，已成為“文化符號”的張國榮，確實具有相當的潛力，有更多的“側面”，並將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展示出更多的“不可失去”、“不可繞過”。然而，在新世紀剛剛展開的時候，面對這樣一個具有深層震懾能量的“國家事件”，一個承載着新鮮的生命活力的文化現象，面對着張國榮以其多元文化價值帶來的挑戰，我們見到的是大陸文化批評的窘迫與蒼白：在張國榮面前無言以對。我們的批評呈現了“失語症”，迷失了批評規則，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或者，這是對批評能力、批評權力、批評意識的有意的放棄。
張國榮的藝術表演“近於完美”，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這樣一個基本的評價似乎已成為共識。他在多個領域裏的突出成就，他作為“演員作者”的創作風格，他極富個性的藝術理念及源源不絕的創造能力……在在都見證着這個香港的“傳奇”。深入考察張的藝術成就並非本文的主旨，我們面對的問題或許是：在什麼意義上，張國榮可以被稱作“文化符號”？或者説，迄今為止，我們可能在那些層面上，讀解“藝術家張國榮”這個詞組，帶給我們的文化思考與啟示？
應當承認，由於文化的隔閡，由於他本人的低調，至今我們對他仍所知甚少。但我們相信，在他低垂的眼簾下，擁有最為本色的人格力量，擁有挑戰規範創造自由的強悍能量。而他在戲夢人生中的真誠出演、心靈對話，則啟動着我們對於生存乃至死亡的反思。
記得鳳凰衞視在4月8日追悼張國榮的專題裏，主持人對他的評價，選擇了一個平實、安全的起點：美麗、善良、真實。這是一個非常質樸的評價，這種評價風格貼近張的生命本色。但今天看來，它卻無意中觸動了一個深層的結構：真、善、美。對真善美的追求和所達的境界，代表了我們心中的張的形象與意義的本質。張國榮是在他所投身的藝術事業中，充滿善意地擁抱世界，又以一種驚人的坦然，面對真相，探問真理。如果説在這個世界上還需要對“老實人”加以界定的話，張國榮就是。作為一個公眾人物，他正視心靈、直麪人生的勇氣和力度，令人敬佩，亦令人感慨。在這一點上，他與魯迅相通。他以高貴、優雅的姿態，在微笑與凝視中，獨自抗拒着來自任何方向的霸權與壓力。他從不諱言自身的浮淺或侷限，而承認浮淺，才是他的智慧與深刻。張國榮對“善”的原則，有一種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令人誠服的維護與堅守，這給他的個人形象乃至藝術形象都帶來某種“神聖”的意味。在生活中，在舞台上，人們感歎他人性的、温暖的一面，而像在《色情男女》、《春光乍泄》中的表演，那種藝術、道德、真實的純淨感，令他做到“化腐朽為神奇”，令他以“扭轉乾坤”的定力，將自己都不願認同的“仆街仔”何寶榮，演繹得深情入骨，超凡脱俗。追求唯美的張國榮無意中打破了唯美主義歷來推崇的“美、善對峙”的藝術規則：美不一定以泯滅善為代價才能實現突破，在更深的層次上，至美與至善將相互融合。
在張國榮帶給我們的諸多反思中，對“善”的理解變得頗有意味：一個並不承載“啟蒙”使命的普通藝人，生活在以私人利益為軸心的文明秩序中，可以於功利之外，孤獨地，只為着自己的“心”，去追尋純真的善。可以站在時尚的前沿，用前衞的甚至頹靡的形式，不懈地傳遞出熨帖靈魂的“善”的信息。他無意尋求官方的“命名”，也不刻意辯駁輿論中的歪曲，他只要“站在光明的角落”，守住真實，付出真誠，用“心”交流，直抵人們渴望美與善的靈魂。是什麼元素結構了他內在的自律性？是類似韋伯所言的“新教倫理”之精神？是超越了時代和政治樊籬的偉大的傳統文明？是面對幻變人生的深思與頓悟？張國榮是香港的“楚門”，――一個在公眾的目光中成長的人，眾人的目光塑造了他，而他也重塑了這大眾的目光。他是怎樣在一個囹圄的世界中堅守住個人的自由，堅持並完善着一種倫理的原則？有人説，他是上帝賜予的“尤物”，但我們更願意相信是他對人格境界的不懈追求，因為，難得他一次次地超越自我，不畏艱險，引領潮流。
張國榮挑戰規範的能量引人注目，而事實上，他的出現，改寫乃至顛覆了我們自以為熟知的許多概念。伴隨着張國榮的去世，“傳奇 ”、“偶像”、“流行文化”乃至“藝術”、“尊嚴”等一批詞語，在更深的層面上被讀解、被髮掘。“傳奇”一詞在張國榮那裏，不再是一個好萊塢式的起承轉合的美麗故事，而成為對“平凡的現代生活”的沉重質疑，對人文理想的悲劇性守護。張國榮的個性無疑是豐富而深邃的，他有着多層次的可解釋性，他的智慧與真誠註定了他的複雜多義。他註定要佔領矛盾的兩極，―― “雙極性”是他重要的精神特徵。他前衞而又傳統，柔韌而又剛烈，直率而又內向，憂鬱而又飛揚，……人們用多種悖論式的語句來描述他性格中的悖論，描述他藝術中的人性藴含和時代精神。豐富深邃的個性與他的藝術形象融為一體，魅力無窮。林沛理先生在提出他的“演員作者”的概念時，這樣寫道：“作為一個浪漫象徵、一個文化符號、一個表演藝人，張國榮之所以引人入勝，在於他的曖昧矛盾和不可捉摸。” 我們不能忘卻他在“跨越97演唱會”上，在一曲“紅”的表演中，那挑逗與冷傲同在的眼神，於頹靡中藴藏堅毅的舞姿，那是一次巴赫金式的“復調”藝術的充分演示，舉手投足之間，解構着觀眾獵奇式的心理期待，傳遞着生命深層的痛楚，散發着難以言説的美麗。我們更不能忽略，是他以另類的、邊緣化的表演風格，既挑戰了“主流”，也挑戰了“大眾”，在駁雜的流行文化中堅守着人性的尊嚴，和對“純粹藝術”的追求。張國榮給予我們的啟示之一是：對“美”的偏見，常常是人性的一個誤區，而人們在美的天性面前的自我迷失，會有複雜的心理含義。我們看到，“美麗”，儼然成了人們抗拒張國榮的一個理由，正如他的一首歌名：“怪你過分美麗”。而他卻始終以驚人的坦率和精微的分寸感，揭開我們在文化面具之下，對美麗、性別、性感等人性問題的微妙閃躲與心理訴求。他的表演亦因之而成為健康、自由、人道的美麗的隱喻，成為人們面對新的社會焦慮之時，心靈的棲息之地。
勿庸諱言，張國榮的性取向，他對“愛”的理解與執著，至今仍是“張國榮傳奇”中最難破解的密碼，是他被冠以“超凡脱俗”、“飽受爭議”的潛台詞。生活於“愛情規範”之中的人們，可以善意地去“理解”和“寬容”同性戀族羣的生存權力，但這種善意中卻常常暗含着等級與霸權，並不具備與張的觀念對話的基礎，更難以揣摩他所承受的生存壓力。誤解是多重的，這些誤解可能與他在舞台上的表演同樣的曖昧莫明。張國榮曾含蓄而審慎地聲明自己是“雙性戀”者，他也曾策劃過一個自己的電影，以敍述對愛的理解。或許他想説明，因着他的率性與不羈，最終能超越人類理性的自我設限，抵達人性中本真的愛。但我更願意推測，借程蝶衣形象以自稱的“人戲不分，雌雄同在”，正是張國榮用生命構鑄的一個意義結構。他拒絕“程式化”的表演，拒絕“複製”藝術――拒絕“take two”，他調動自身生命的資源去創造藝術，又在藝術創造中探問着生命的意義與可能，這使他成為一名罕見的“演員作者”，他甚至將個體生命的終結，設計為最後的出演。他賦予了“戲夢人生”的生存狀態，一種全新意義的文化反思。張國榮在其藝術理念中，明確地傳遞出相當前衞的“後現代主義”的文化態度，而他又具有十分自覺的“精英”意識，認可“創造性”為藝術的永恆價值。如同他跨越了性別之界、人戲之分、生死之域，他也洞穿了我們關於“大眾”與“精英”的兩分壁壘，顛覆了我們對流行文化的成見――包括顛覆了我們關於“文化沙漠”的看法。如果能夠認可“文化英雄”這一概念，我想，他當之無愧。
從某種意義上説，欣賞張國榮、認識張國榮、感受張國榮，是一種奢侈，一個境界，也是一種能力，而解讀張國榮，在今天，或許是一種壓力、一種奢望，但更是一份責任。
仔細品味張國榮的辭世所引起的震盪，將會發現它含有一種極為特殊的性質，即它是相當“私己化”的，它直擊着每一個個體的心靈。借用“榮迷”們的一種極致的又頗為直白的表述是：它不同於親人的離去、父母的離去、甚或精神領袖的辭世，而更像是：我們個體生命的一部分的流失，或昇華。它是一個遙遠的而又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件，它是一個私己的、可以觸摸的靈魂。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張國榮是以他的表演人生，同我們展開着個體的心靈對話，這其中，有着強悍的人文力量。以他説法是，他用一顆心，交出自己最好的狀態，同時，他也呼籲他的觀眾，回饋一顆真誠的心。這使我們悟到：當我們説“文化符號”的時候，它也是有生命的，一如我們自己，如同我們這些平凡的人生。自四月以來，張國榮給予我們的最重要的啟示或許是，他發掘了流蕩於民間的、充溢在普通人心靈中的人文的力量。他向我們提出這樣的質疑：為什麼在我們“文化研究”中，眾多的“批評”、“闡釋”，只能是一種對他人理論的重寫？批評，是批評家們以語詞、概念為載體，探索世界、探索生命的方式，是批評家們的生存方式，在什麼意義上它更是？
或許，我們的確不應過於地“理性”化，只記得某種“理論操作”的過程，而忘記了人文學者應當持守的“人文精神”。
亦或許，我們還可以扣問自己的心靈：面對張國榮，我們是否真的，無言以對？
謹以此文，紀念尊敬的張國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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