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穿上鳳冠霞衣，我將眉目掩去/大紅的幔布扯開了一出摺子戲/你演的不是自己，我卻投入情緒/絃索胡琴不能免俗的是死別生離……如果人人都是一出摺子戲/把最璀璨的部分留在別人生命裏/如果人間失去脂粉的豔麗/還會不會有動情的演繹/如果人人都是一出摺子戲/在劇中輕輕釋放自己的歡樂悲喜/如果人間失去多彩的面具/是不是也會有人去留戀、去惋惜？……
2003年的4月1日18時41分，這是我們永遠也忘不了的，令我們痛心的一天。你從中環文華東方酒店16樓的窗口縱身一躍，結束了自己46歲的美麗生命。轉眼，短短長長的九年過去了，緬懷你的人，深愛你的迷們，沒有隨着你的遠去而減少，而是越來越多了。你的離去，或許只是你的身體告別了我們，你的靈魂，仍然在這是是非非的凡塵裏上演着一出出沒有開始和結局的摺子戲。
你塗上厚厚的粧，向着你的方向走去，留給我們一個迷幻莫測令人傷懷的結局。你的離去，我們不解，我們不懂你豔粧背後的心，我們無奈，我們淚濕面頰。很多的人士，很多的媒體，很多愛你的，抑或不愛你的人羣，都在疑惑你離開的理由。但不管你內心是何想法，我們都不會，也無理由怪你。今日，只想深深的為你唱首歌，祝你一路安好。
“哥哥”，你還記得當年的小倩嗎？“十里平湖爽滿天，寸寸青絲愁華年。對月形單空相護，只羨鴛鴦不羨仙。”你們管不了所謂的人鬼殊途，你們相信愛能創造奇蹟。你們只想要能夠相依相隨，哪怕要等待千年。也許所謂的宿命難逃，九年前的這一天，你縱然一躍，所有的悲歡離合都拋向於九霄雲外，我們相信，小倩在另一個世界等着你。
每一次的夜深人盡，獨倚斜欄，仰望星空，微風起時，我們又會想起曾經那個為愛痴狂，為愛離去的程蝶衣。一場場悲喜，一次次分離，你總在別人的故事裏上演歡樂悲喜，你卻在自己的世界裏選擇了離去。2002年，《異度空間》是你人生中的最後一部戲，章昕也是你最後的一個角色，我們都希望，你這一去，能如你在戲裏演的結局一樣，在另一個世界裏，釋然。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當你離去後，我們才真正的明瞭，戲裏戲外，你永遠是在飾演着你自己。
離去這麼久了，你的歌聲依然在我們耳邊輕唱，你的身影依然清晰地留在我們的世界裏。你的一生，獲獎無數，無論是生前，還是離去後，你都是無數人心中的偶像，beyond、達明一派、譚詠麟、林志祥、黃閲等等，還有你的這些迷們。“哥哥”啊，你可知道，這世界的人還是深深的愛着你。
“世界上有種鳥沒有腳，生下來就不停地飛，飛累了就睡在風裏，一輩子只能着陸一次，那次就是它死的時候。”這是你在《阿飛正傳》裏的台詞。你真的變成了那隻飛累的鳥，永遠地睡了。你脱下鳳冠霞衣，我將油彩擦去/大紅的幔布閉上了這出摺子戲……
“我是中國人，有了歸屬感，就有了心靈的平靜。最近，我常被問起為什麼不去好萊塢，可我已根本不想去外國住，因為我身體裏流的是中國人的血。”
“人説貓有九條命，而作電影演員可以超過九條命，每一部電影就是一條生命。”
作為亞洲頂級演員和歌手的張國榮，他熱愛自己的祖國，並以自己是中國人而自豪；他一生追求完美，每一部電影他都付出很大的努力。
真正認識哥哥張國榮的時候，他已經去世快10年了《初），早在很小的時候在家裏就經常聽他的歌，爸爸當時買了很多哥哥的唱片。初期認識他是在泰國明星Pchy在《百變大咖秀》中模仿哥哥的《風繼續吹》，聽了原唱，覺得當時他模仿得歌聲並不是很好，因為在我看來哥哥就是哥哥，這個世界已沒有人能比得過他了，但是Pchy對哥哥的熱愛還是可賀的。這是一個迅速的喜歡發展趨，從開始聽他的歌聲，到接着看他的`照片——他那張俊秀的臉龐，端正的五官可以説是無可挑剔，到後來看他的電影，我覺得他就是一個超完美的人。然而，他的前衞時髦，獨一無二的造型設計卻被媒體一口否認…。。
“哥哥”張國榮雖然走了十年，但他的精神卻永遠留在我們心中，他的敬業、獨特風格、優美的嗓音讓他生平獲獎無數，生死茫茫十年，我們將會繼續寵愛張國榮。
“夜闌靜，問有誰共鳴？”
“明晨離別你，路也許孤單而漫長！”
致敬我最寵愛的亞洲頂級巨星——哥哥張國榮
3月12日是一年一度的義務植樹節，根據成華綠委辦1號文件《成華區綠化委員辦公室關於全區義務植樹工作安排的通知》之精神，本着綠化家園，保護環境，使我們轄區更加美麗和諧的願望，我社區於“3.12”義務植樹節前後開展了一系列植樹護綠相關活動。
在跳蹬河街道辦、綜治辦公室的領導下，我社區以多種形式開展了大面積的“3.12”宣傳活動。社區工作人員製作通知和宣傳畫，張貼到轄區36個院落內。3月10日星期五，在錦繡東方小區拉開橫幅，高插旗幟，設立宣傳台，組織了社區工作人員、志願者、城管隊、清潔工人等50餘人，開展了集中宣傳，分發義務植樹相關法規、資料以及愛綠護綠倡議書，並對小區周圍綠化帶進行了維護。並通過社區平台發佈義務植樹的倡議。
3月11日週末開始，轄區居民，各單位紛紛來到户外，開展植樹護綠活動，截止3月25日。
一、我轄區錦繡東方轄區建成，植樹綠地23257平方米，按成片造林計算，合35畝，按《成都市公民參加義務植樹當量(摺合率)折算標準》，摺合植樹10500棵。
二、據統計，我轄區36個院落，單位院落常年管護綠地面積30740平方米，摺合義務植樹當量3074棵。屋頂綠化1240平方米，摺合義務植樹當量413棵，牆體綠化600平方米，摺合200棵。總計3687棵。
三、轄區共1.7萬户，家庭種植盆栽2萬盆，合義務植樹20__棵。
轄區以“3.12”義務植樹節為契機，加強宣傳組織，發動羣眾盡義務，綠化家園，美化環境。轄區3萬居民，符合義務植樹年齡人員7000人，共合義務植樹當量21647棵，盡義務人數率，植樹率達100%。完成了預期標準，但工作中組織效率、方法尚存一些問題，專業植樹知識宣傳部夠，在明年“3.12”義務植樹節應當組織更有序、有效，做得更好。
---謹此薄筆紀念張國榮逝世9週年
已在書桌前抽出半晌，卻久久難以下筆成言。在這浮華世上，將永難再尋你蹤跡，而我，一個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小人物，在廖無幾人的教室裏，才覺心的邊緣與你如此接近，與你作最深刻的共鳴與溝通。.。.。
“時候已經不早，要永別，忍多一秒已做到。”（《陪你倒數》）。2003年4月1日下午6點41分，張國榮已經在文華酒店24樓健身室外的露台上徘徊了1個多小時。歌詞僅僅是歌詞，卻如讖語一樣對應着張國榮此時此刻的心境。在這段時間裏，他給很多的朋友都打了電話，他還跟自己的一位朋友傾訴，他患抑鬱症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日子過得很辛苦，他還感激他的同性戀人唐先生和其他好友對他的照顧，最後他提到他需要時間來醫治自己。他需要時間。
時間是不等人的。這是電影《暴雨將至》裏修道院的神父説的一句話。此刻的張國榮最無法忍耐的就是時間，如果時間靜止，他或許可以度過這最讓他難以忍受的時刻。文華酒店之下的美麗香港，黃昏已經漸漸來臨。疲憊的張國榮一個人呆在半空中，輕如鴻毛，他感覺不到生命的重量了。與此同時，跟張國榮在娛樂圈搭檔近20年的經理人陳淑芬正在樓下咖啡廳等他；他的同性戀人唐先生在家裏等着張國榮開車接他一起去打羽毛球。時間梗阻在那裏，好像塞車了一樣，大家都需要漫長的等→←待，才能抵達。
24樓，一個很高的地方，張國榮選擇了這個高度一躍而下，是否要告訴人們高處不勝寒呢？他彷彿折翼的天使，自天堂而來，回到天堂去。可以想象，他在躍下那一刻的表情：雙眼緊閉，眉頭輕鎖，好像要把所有的傷痛都鎖在心中，隨着肉體帶離這個世界。
有多少至愛親朋為你遺憾歎息。而我，則佩服你的勇敢，原諒你對生活的懦弱，因為感同身受，我瞭解絕望與厭倦的力量；我瞭解孤獨與哀痛的力量；我瞭解茫然與無奈的力量。當黑暗籠罩的太久，那麼再亮的太陽也無法驅除陰影，也許在困惑者的心裏，生與死的跨越就是如此簡單，就像愚人節裏的真實，蒼茫而又清晰。
去看老電影，膠片中的你依舊風華絕優；去看舊照片，遺照中的你笑容依然温暖真摯；去聽舊唱片，歌聲中的你依然深情款款。
喜歡張國榮，是因為他的兩部電影：《霸王別姬》、《阿飛正傳》。
看《霸王別姬》的時候，我忍不住掉淚了，為了程蝶衣，也為了那個社會。扭曲的人性，慘淡的人生。孔慶東説：真正瞭解中國人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毛澤東，一個是魯迅。魯迅曾這樣説，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這樣的世界何時是個盡頭。
張國榮不是那種一夜成名或橫空出世的泡沫明星。他的演藝人生充滿荊棘和坎坷。有人為了鼓勵新人曾説：張國榮也要十年才有今天。
在《阿飛正傳》裏，旭仔固執地尋找自己的親生母親，為此，他不惜傷害自己的養母以及他生命中出現的每個女人。他用遊戲的方式來追逐自己的感情，用遺忘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珍藏。可等他找到親生母親時，母親卻不肯出來相認。這無疑是對他以為的有價值有意義的東西的諷刺。影片裏有一段決絕且極度驕傲的旁白：“我知道身後有一雙眼睛盯着我，但是我一定不會回頭的。我只不過要看看她，看看她的樣子。既然她不會給我機會，我亦不會給她這機會。”這一段由常規格數變為高速攝影的鏡頭也成為張國榮靈柩告別儀式上播放的短片中的最後一個鏡頭，令人回味無窮，感慨萬千，張國榮究竟是任性地走了，而且沒有回頭。
許多人在謾罵他，理由無非是他是同性戀，變態，不男不女。客觀地講，這些人説的都是事實，只不過用了一些刻毒的詞句。其實，對他，如果不用這些虛無縹緲的刻毒詞句，就找不出什麼可罵的了。在紛雜的娛樂圈裏，他有着幾近完美的品德，不酗酒，不吸毒，不磕藥，不飆車（被狗仔隊追急了的那次除外），不打架，不泡妞，不偷，不搶，不嫖，不賭，不傷害任何人，梁朝偉説：“他連説髒話都那麼有氣質。”他唯一的罪過就是，沾上了同性戀這個在國人眼中十惡不赦的字眼。
我聽人家説，世界上有一種鳥是沒有腳的，它只能夠一直的飛呀飛，飛得累了就睡在風裏。這種鳥一輩子才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死亡的時候。
1956年9月12日，呱呱墜地的十仔發出了他在人世間的第一聲啼哭，張國榮的人生從此開始
3月31日，大批歌迷、影迷陸續抵達香港文華東方酒店外，獻花紀念張國榮(哥哥)逝世12週年。文華酒店外有數個心型花圈都是由忠實“哥迷”所贈，並在花牌上寫下點滴思念字句，一些專程由海外趕來香港的“哥迷”更是在悼念偶像時，忍不住淚灑當場。20xx年4月1日，張國榮用他特有的方式與世人開了一個玩笑，從文華酒店跳樓身亡，了卻自己的一生。
1977年，張國榮參加亞洲歌唱大賽出道，1983年憑藉一曲《風繼續吹》在歌壇成名，星途從此一帆風順。1987年，他通過專輯《愛慕》成為首位打入韓國音樂市場的粵語歌手。此後，張國榮不僅多次獲得最受歡迎男歌手，20xx年還入選美國cnn評出的“過去五十年裏全球最知名的20位歌手或者樂團”。
張國榮在音樂方面才華橫溢，他不僅擅長詞曲創作，還擔任過mtv導演、唱片監製、演唱會藝術總監等。
除此之外，張國榮於1978年開始參演電視劇，80年代後期他把事業重心移至影壇，成功出演了《阿飛正傳》、《霸王別姬》、《槍王》、《胭脂扣》、《縱橫四海》、《白髮魔女傳》等影片，成功詮釋了程蝶衣、寧採臣、旭仔、歐陽鋒等經典角色，並多次獲得影帝。20xx年3月，美國cnn評出了“史上最偉大的25位亞洲演員”，張國榮位列其中；cnn也評價他是“80以及90年代的重要演員”。
光環的背後，張國榮卻飽受抑鬱症折磨。香港主播查小欣回憶稱，20xx年3月中旬自己曾偶遇張國榮，當時張面色蒼白、神情憔悴、手指抖得厲害，“我問他什麼時候出來工作，他説，很快就能出來，到時便能見到”。
對於外傳張國榮因拍電影《異度空間》難以抽離角色，情緒出現問題，查小欣予以否認，她認為以對方的專業度，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另外，查小欣後來還提到，張國榮患抑鬱症與追求完美無關，“追求完美不是他的一個壓力，是他的一個習慣……我覺得這個病是失衡，失去了平衡，分泌的問題，他用很多方法，找很多不同的人去治這個病，但沒有用，令他的壓力更大”。
就在張國榮去世8週年的時候，港媒採訪到了和他共進“最後午餐”的好友——室內設計師alfred。他分析稱，張國榮患病的一大原因是“他一心想做導演，內地有一個老闆很欣賞他，想投資給他拍戲。後來覺得劇本和青島外景有距離，開始很失落，再加上投資的老闆出了問題，資金未能到位，哥哥’很受打擊”。‘
alfred提到，張國榮後來病情嚴重，一度胃酸倒流，灼傷了嗓子，錄音時聲音不夠完美，情緒更加低落，“當時還有4部片約等着他拍，可惜因為精神不振，睡眠很差，於是更加不停地抽煙，一支接着一支，連手上拿個水杯都顫抖得不得了”。
雖然張國榮已經離開了xx年，但是娛樂圈裏很多明星仍對他念念不忘。
鐘楚紅表示；其實我不覺得他走了，日常“生活常聽到他的歌或是看到他的電影，這些太經典了，所以覺得他一直都在。”
20xx年3月31日，張國榮前經紀人陳淑芬發起的“繼續寵愛十年演唱會”在香港紅磡演唱會上演。演唱會上，梁朝偉登台與張國榮“隔空對話”，回憶對方生前最愛的電影對白“要記得始終會記得”。梁朝偉提到，張國榮已離開了三千多天，雖然聽不到他的聲音，但仍然記得他，不會忘記一分鐘。有時候更會望向天空，尋找有沒有沒腳的小鳥在飛。
舒淇透露拍電影時，張國榮會緊握她的手，有耐心地教她投入演戲；程小東導演則記得張國榮安慰李嘉欣吊威亞不用怕；張之亮導演大讚張國榮工作認真，從不遲到，也非常尊重對手。
林青霞跟張國榮交情匪淺，她兩本書中都提到他。在《憶》一文中，林青霞寫自己來到香港文華酒店二樓，踏入長廊後想起從這裏跳樓而亡的張國榮。“我極力地集中精神，腦子裏浮現的卻是國榮在這兒、在我對面跟我説的話‘青霞，不要再拍戲了，也不要打太多麻將……’”張國榮過世後，她有一次孤身在香港拍戲，半夜3點回到冷清的家，看着窗外的海景，“心裏一陣酸楚，突然嚎啕大哭起來”。
1、加強國防教育和雙擁宣傳。充分利用雙擁公園、雙擁景點、史師館等宣傳陣地，緬懷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功績和英雄事蹟，宣傳在雙擁工作中湧現出來的先進典型和先進事蹟。
2、開展“八一”期間慰問駐軍活動。四大班子主要領導和駐軍所在鎮領導分別為駐鞏部隊官兵送去慰問金和慰問品，領導所到之處，仔細詢問官兵們的生活訓練情況，並積極為官兵們解決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難。
3、召開優撫對象座談會。召開優撫對象座談會，及時瞭解優撫對象的生活情況和思想動態，切實解決實際困難，宣傳黨和政府的優撫政策，充分關注優撫對象的精神需求。
4、開展“送政策、送温暖、送幫扶”活動。對重點優撫對象、軍烈屬進行走訪慰問，同時做好優撫法規政策宣傳和解惑釋疑工作，對於在走訪慰問中發現的存在生活、醫療、住房困難的優撫對象，按照有關政策逐户採取幫扶措施。
5、精準發放義務兵家庭優待金。積極籌措資金，嚴格按照人武部門提供的義務兵人數，深入鎮村組、街道社區逐户對照核定，登記造冊，保障全市1892萬優待金精準發放到位。
6、開展第一屆“雙擁徵文比賽”活動。圍繞“擁軍優屬，擁政愛民”主題，徵集各條戰線、各行各業在雙擁活動中湧現出來的新人新事，增強廣大市民國防觀念和雙擁意識，引領形成擁軍優屬、擁政愛民的良好社會風尚。
在二零零三年的四月裏，我們失去了張國榮。
我們，是指中國人，或者華人世界，或者更多認同張國榮的人們。而生活在大陸的我們，是在事件發生之後，才驀然發現，那個以“程蝶衣”的名字起步，走進大陸文化生活的張國榮，已於不知不覺之中，潛入了自己的心裏。許多人從四月裏開始，一步步地走近張國榮，感受着他的精神氣息同時感受着自我的生命，而一個頗為特殊的情境是：傳媒的誠懇與熱忱，始終與我們的感受同步――共同去紀念一個香港的藝人。藉助傳媒，藉助網絡，也藉助那些較早了解並愛惜張國榮的人們藴蓄既久而突然迸發的鋪天蓋地的激情，你可以在一個被猝然壓縮的時空中去收取方方面面的信息。於是，我們見到了在電影輝煌之外的張國榮，見到了他的歌藝與舞台經典，見到了他的智慧與善良，他豐富的個性與傳奇般的真誠的人生歷程。我們重新認識並討論他的藝術成就、體味着他的人格力量、揣摩他所抵達的精神層次與生存的境界。可以説，是在這個憂鬱的四月裏，在sars的危逼下，在對生命意義的反思之中，我們開始認識了，一個叫做“張國榮”的香港人。
這裏有香港《亞洲週刊》刊載胡恩威先生的一篇評論，文中言道：張國榮去世成為華人社會的一件大事，受到兩岸三地的傳媒高度重視，儼然成為一次“國家事件 ”（引號為原文所加）。文中提及，非典型肺炎危機是天災，但張國榮的突然去世對香港人的心理打擊，比天災還要嚴重。因為，張國榮二十六年的演藝生涯是一個香港傳奇，而“現在的香港娛樂事業，已經很難容納像張國榮這種重視個人尊嚴和追求完美的藝術工作者了。”文中的批評有一種肅然的自我反思：“香港傳媒在張國榮去世事件中的表現，出奇地有節制。……在電視上，也看見很多記者一邊哭一邊在報道，他們都收起以前那種輕佻的嘴臉。”而“中國內地傳媒的張國榮特輯資料詳盡，文章分析深入，是感性和理性的結合。”（胡恩威：香港流行文化的力量）。另一個引人注意的事件是，香港浸會大學主持的《拉闊文化計劃》，曾於四月三十日舉辦了一個題為“‘不忍遠離 張國榮’──追憶張國榮的藝術生命”的紀念晚會，晚會的議題中表達了這樣的意念：“抱着藝術表演理念去觸摸人性心靈、推動大同社會意識的”張國榮，“在光影中、舞台上、音樂世界及現實生活裏要大家共鳴的精神層次，我們是要認真的領會、探討及宣揚的。”在為晚會製作的網頁上，也記載着這樣的文字：“適逢新浪網舉辦了一個名為‘心目中的中國十大文化偶像選舉’，大眾對哥哥在社會、文化上的價值及影響力未有一致認同，事件更反映了部份人對哥哥作品的膚淺認識。”網頁的製作者聲明：“感謝眾位學者對哥哥的藝術生命的表揚，引領我們朝這方向走。”在港人眾多的紀念文章中，我們還可以尋到林奕華的《張看，看張》中深情而不失犀利的理性文字，林沛理對“演員作者”概念的推出和闡釋，樑文道關於“長情同志”的精彩點評，以及董橋《最後一個西關大少》中的斯文、豔麗，濃郁的文化氣息。
在張離去的數月之中，在sars肆虐的艱險背景下，包括媒體、藝術家、作家、文化評論家在內的香港文化界乃至學界，對張國榮先生的尊重、對張的辭世這一事件的重視程度及其嚴肅態度，給人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然而，在大陸的文化圈中，我們卻分明感受到一種侷促與尷尬。
因着電影《霸王別姬》的緣分，張國榮進入大陸的文化圈，以此開始，他感染了所有接觸過他的人，――我們從眾多的回憶文字中獲取了這樣的信息，這些文字承載着書寫者們的一往情深。這是心與心的交流，這是對張國榮的品質的回饋。但同時，或許不那麼有趣的是，我們聽到了一種奇怪的“重音”，一種“難言之隱”。眾多的文字既充滿敬意，卻欲言又止。呑呑吐吐，遮遮掩掩，矜持得可以。“人都那樣了，還讓我們説什麼！”真的可以因此沉默麼？更令人奇怪的是，近年來熱熱鬧鬧的大陸文化批評，於此卻呈現出了一種曖昧的麻木與寂寥。唯一可以見到的，是社會學者李銀河的一篇短文，她討論了張國榮的“生活姿態”，將其稱作“奇妙新世界的報春鳥”，作為她近年譯介的西方“酷兒理論”在中國的一個應答。當新浪網等多家媒體舉辦的“文化偶像選舉”之時，有學者將該選舉活動稱作含義豐富的“ 社會徵候”，或者，這的確是一個時代“徵候羣”，在被文化批評家們用來診查“大眾文化”的同時，也可以嘗試着診查一下“診查者”自身。選舉中，張國榮的入圍提名和高票獲選成為爭論的焦點，而像“魯迅與張國榮”、“張國榮挑戰魯迅”等一類的表述，則凸顯了“二元分立”中暗含的等級與霸權，傳遞出一種戲弄的意味。可以説，張國榮在“文化偶像選舉”事件中，重複了他在“金像獎”與“金馬獎”上屢屢遭遇的命運：有提名，卻缺乏真實的評價。或許，是因着那些“榮迷” 們的決心，出自敬意又唯恐傷害，小心翼翼、左顧右盼，矛盾重重又義無反顧地，最終將他推上了這個冷酷的“看台”，但我們更為看重的是，在“四月”之後的張國榮，其被提名而最終獲選的過程，究竟承載了多少民眾心理的接受與敬重？在爭論中，也能見到一些帶有相當知識含量的討論，真誠而富有理性的批評，像這樣的終局點評可謂精彩而又機智：“推選十大偶像，一般前五名都是經典的。從第六名開始往往就‘舉賢不避親’了。張國榮無疑是當今的優秀藝術家，剛剛含恨辭世也令人扼腕痛惜。”然而更多的，是學者們，包括那些文化研究者、影像藝術研究者的沉默。這沉默顯然是在質疑“選舉”的合法性，但這沉默，更深層地，是大陸藝術界對張國榮事件的“矜持”態度的延續。
於是我們發現：面對張國榮，大陸的文化批評，竟然失語。
沉默，是因為張國榮的份量不夠、成就不及，還是其它？是他不能“與魯迅比肩”，還是因為“更具文化符號意義的藝人還有很多”？我想，理由可能會更多。曾幾何時，我們才見到對金庸的堂皇評價，周星馳也以文化英雄的形象登上了北大講堂，我們還見到崔健的歌詞成為“新詩”經典，――流行文化被精英文化所收編，似乎已不是什麼麻煩事兒。但為什麼，對張國榮，一個在20世紀中國最典型的文化市場中始終不懈地堅持藝術追求，並以自身的真誠敬業、才華悟性而達到一種崇高境界的人，如此吝言，如此的矜持。
許多日子以來，我一直在躬身自問：我們真的有必要針對張國榮發言麼？他的價值、他的存在意義究竟應當該如何定位？這件事情真的那麼重要麼？就發言者個人而言，發言與否也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忍受“這種”沉默。重要的是我們深切地感受到沉默的背後那種曖昧莫明的性質，感受到在沉默中豐富的藴藏。
有人説，無論如何，不可能繞過張國榮去解讀香港的流行文化，而“香港流行文化已經成為中國文化基因的一部分”，甚至可以稱作“中國流行文化的工業中心”。有説他是香港演藝圈中的No.1，是香港打入世界文化市場的一個“品牌”。我想説，對當代中國文化的解讀，已成為“文化符號”的張國榮，確實具有相當的潛力，有更多的“側面”，並將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展示出更多的“不可失去”、“不可繞過”。然而，在新世紀剛剛展開的時候，面對這樣一個具有深層震懾能量的“國家事件”，一個承載着新鮮的生命活力的文化現象，面對着張國榮以其多元文化價值帶來的挑戰，我們見到的是大陸文化批評的窘迫與蒼白：在張國榮面前無言以對。我們的批評呈現了“失語症”，迷失了批評規則，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或者，這是對批評能力、批評權力、批評意識的有意的放棄。
張國榮的藝術表演“近於完美”，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這樣一個基本的評價似乎已成為共識。他在多個領域裏的突出成就，他作為“演員作者”的創作風格，他極富個性的藝術理念及源源不絕的創造能力……在在都見證着這個香港的“傳奇”。深入考察張的藝術成就並非本文的主旨，我們面對的問題或許是：在什麼意義上，張國榮可以被稱作“文化符號”？或者説，迄今為止，我們可能在那些層面上，讀解“藝術家張國榮”這個詞組，帶給我們的文化思考與啟示？
應當承認，由於文化的隔閡，由於他本人的低調，至今我們對他仍所知甚少。但我們相信，在他低垂的眼簾下，擁有最為本色的人格力量，擁有挑戰規範創造自由的強悍能量。而他在戲夢人生中的真誠出演、心靈對話，則啟動着我們對於生存乃至死亡的反思。
記得鳳凰衞視在4月8日追悼張國榮的專題裏，主持人對他的評價，選擇了一個平實、安全的起點：美麗、善良、真實。這是一個非常質樸的評價，這種評價風格貼近張的生命本色。但今天看來，它卻無意中觸動了一個深層的結構：真、善、美。對真善美的追求和所達的境界，代表了我們心中的張的形象與意義的本質。張國榮是在他所投身的藝術事業中，充滿善意地擁抱世界，又以一種驚人的坦然，面對真相，探問真理。如果説在這個世界上還需要對“老實人”加以界定的話，張國榮就是。作為一個公眾人物，他正視心靈、直麪人生的勇氣和力度，令人敬佩，亦令人感慨。在這一點上，他與魯迅相通。他以高貴、優雅的姿態，在微笑與凝視中，獨自抗拒着來自任何方向的霸權與壓力。他從不諱言自身的浮淺或侷限，而承認浮淺，才是他的智慧與深刻。張國榮對“善”的原則，有一種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令人誠服的維護與堅守，這給他的個人形象乃至藝術形象都帶來某種“神聖”的意味。在生活中，在舞台上，人們感歎他人性的、温暖的一面，而像在《色情男女》、《春光乍泄》中的表演，那種藝術、道德、真實的純淨感，令他做到“化腐朽為神奇”，令他以“扭轉乾坤”的定力，將自己都不願認同的“仆街仔”何寶榮，演繹得深情入骨，超凡脱俗。追求唯美的張國榮無意中打破了唯美主義歷來推崇的“美、善對峙”的藝術規則：美不一定以泯滅善為代價才能實現突破，在更深的層次上，至美與至善將相互融合。
在張國榮帶給我們的諸多反思中，對“善”的理解變得頗有意味：一個並不承載“啟蒙”使命的普通藝人，生活在以私人利益為軸心的文明秩序中，可以於功利之外，孤獨地，只為着自己的“心”，去追尋純真的善。可以站在時尚的前沿，用前衞的甚至頹靡的形式，不懈地傳遞出熨帖靈魂的“善”的信息。他無意尋求官方的“命名”，也不刻意辯駁輿論中的歪曲，他只要“站在光明的角落”，守住真實，付出真誠，用“心”交流，直抵人們渴望美與善的靈魂。是什麼元素結構了他內在的自律性？是類似韋伯所言的“新教倫理”之精神？是超越了時代和政治樊籬的偉大的傳統文明？是面對幻變人生的深思與頓悟？張國榮是香港的“楚門”，――一個在公眾的目光中成長的人，眾人的目光塑造了他，而他也重塑了這大眾的目光。他是怎樣在一個囹圄的世界中堅守住個人的自由，堅持並完善着一種倫理的原則？有人説，他是上帝賜予的“尤物”，但我們更願意相信是他對人格境界的不懈追求，因為，難得他一次次地超越自我，不畏艱險，引領潮流。
張國榮挑戰規範的能量引人注目，而事實上，他的出現，改寫乃至顛覆了我們自以為熟知的許多概念。伴隨着張國榮的去世，“傳奇 ”、“偶像”、“流行文化”乃至“藝術”、“尊嚴”等一批詞語，在更深的層面上被讀解、被髮掘。“傳奇”一詞在張國榮那裏，不再是一個好萊塢式的起承轉合的美麗故事，而成為對“平凡的現代生活”的沉重質疑，對人文理想的悲劇性守護。張國榮的個性無疑是豐富而深邃的，他有着多層次的可解釋性，他的智慧與真誠註定了他的複雜多義。他註定要佔領矛盾的兩極，―― “雙極性”是他重要的精神特徵。他前衞而又傳統，柔韌而又剛烈，直率而又內向，憂鬱而又飛揚，……人們用多種悖論式的語句來描述他性格中的悖論，描述他藝術中的人性藴含和時代精神。豐富深邃的個性與他的藝術形象融為一體，魅力無窮。林沛理先生在提出他的“演員作者”的概念時，這樣寫道：“作為一個浪漫象徵、一個文化符號、一個表演藝人，張國榮之所以引人入勝，在於他的曖昧矛盾和不可捉摸。” 我們不能忘卻他在“跨越97演唱會”上，在一曲“紅”的表演中，那挑逗與冷傲同在的眼神，於頹靡中藴藏堅毅的舞姿，那是一次巴赫金式的“復調”藝術的充分演示，舉手投足之間，解構着觀眾獵奇式的心理期待，傳遞着生命深層的痛楚，散發着難以言説的美麗。我們更不能忽略，是他以另類的、邊緣化的表演風格，既挑戰了“主流”，也挑戰了“大眾”，在駁雜的流行文化中堅守着人性的尊嚴，和對“純粹藝術”的追求。張國榮給予我們的啟示之一是：對“美”的偏見，常常是人性的一個誤區，而人們在美的天性面前的自我迷失，會有複雜的心理含義。我們看到，“美麗”，儼然成了人們抗拒張國榮的一個理由，正如他的一首歌名：“怪你過分美麗”。而他卻始終以驚人的坦率和精微的分寸感，揭開我們在文化面具之下，對美麗、性別、性感等人性問題的微妙閃躲與心理訴求。他的表演亦因之而成為健康、自由、人道的美麗的隱喻，成為人們面對新的社會焦慮之時，心靈的棲息之地。
勿庸諱言，張國榮的性取向，他對“愛”的理解與執著，至今仍是“張國榮傳奇”中最難破解的密碼，是他被冠以“超凡脱俗”、“飽受爭議”的潛台詞。生活於“愛情規範”之中的人們，可以善意地去“理解”和“寬容”同性戀族羣的生存權力，但這種善意中卻常常暗含着等級與霸權，並不具備與張的觀念對話的基礎，更難以揣摩他所承受的生存壓力。誤解是多重的，這些誤解可能與他在舞台上的表演同樣的曖昧莫明。張國榮曾含蓄而審慎地聲明自己是“雙性戀”者，他也曾策劃過一個自己的電影，以敍述對愛的理解。或許他想説明，因着他的率性與不羈，最終能超越人類理性的自我設限，抵達人性中本真的愛。但我更願意推測，借程蝶衣形象以自稱的“人戲不分，雌雄同在”，正是張國榮用生命構鑄的一個意義結構。他拒絕“程式化”的表演，拒絕“複製”藝術――拒絕“take two”，他調動自身生命的資源去創造藝術，又在藝術創造中探問着生命的意義與可能，這使他成為一名罕見的“演員作者”，他甚至將個體生命的終結，設計為最後的出演。他賦予了“戲夢人生”的生存狀態，一種全新意義的文化反思。張國榮在其藝術理念中，明確地傳遞出相當前衞的“後現代主義”的文化態度，而他又具有十分自覺的“精英”意識，認可“創造性”為藝術的永恆價值。如同他跨越了性別之界、人戲之分、生死之域，他也洞穿了我們關於“大眾”與“精英”的兩分壁壘，顛覆了我們對流行文化的成見――包括顛覆了我們關於“文化沙漠”的看法。如果能夠認可“文化英雄”這一概念，我想，他當之無愧。
從某種意義上説，欣賞張國榮、認識張國榮、感受張國榮，是一種奢侈，一個境界，也是一種能力，而解讀張國榮，在今天，或許是一種壓力、一種奢望，但更是一份責任。
仔細品味張國榮的辭世所引起的震盪，將會發現它含有一種極為特殊的性質，即它是相當“私己化”的，它直擊着每一個個體的心靈。借用“榮迷”們的一種極致的又頗為直白的表述是：它不同於親人的離去、父母的離去、甚或精神領袖的辭世，而更像是：我們個體生命的一部分的流失，或昇華。它是一個遙遠的而又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件，它是一個私己的、可以觸摸的靈魂。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張國榮是以他的表演人生，同我們展開着個體的心靈對話，這其中，有着強悍的人文力量。以他説法是，他用一顆心，交出自己最好的狀態，同時，他也呼籲他的觀眾，回饋一顆真誠的心。這使我們悟到：當我們説“文化符號”的時候，它也是有生命的，一如我們自己，如同我們這些平凡的人生。自四月以來，張國榮給予我們的最重要的啟示或許是，他發掘了流蕩於民間的、充溢在普通人心靈中的人文的力量。他向我們提出這樣的質疑：為什麼在我們“文化研究”中，眾多的“批評”、“闡釋”，只能是一種對他人理論的重寫？批評，是批評家們以語詞、概念為載體，探索世界、探索生命的方式，是批評家們的生存方式，在什麼意義上它更是？
或許，我們的確不應過於地“理性”化，只記得某種“理論操作”的過程，而忘記了人文學者應當持守的“人文精神”。
亦或許，我們還可以扣問自己的心靈：面對張國榮，我們是否真的，無言以對？
謹以此文，紀念尊敬的張國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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