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18日，當由香港北上解放區的第一批民主人士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等已經起程但尚未到達之際，中共中央即致電東北局，要求在民主人士到達哈爾濱後，由高崗、洛甫、林楓代表東北局，徵詢他們對召開新政協會議的意見；當北平民主人士符定一、吳晗、劉清揚等到達河北省平山縣李家莊後，周恩來多次前去看望，聽取他們對籌備召開新政協的意見。隨後，周恩來根據自己以及中央統戰部同在李家莊的民主人士的會商情況，擬定了一份《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文件草案，經毛澤東審定後，於10月8日以中共中央名義電發東北局高崗、李富春，向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徵求意見。在這一文件中明確提出：“中共及贊成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第五項的各主要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為新的政協籌備會參加人員。這事實上基本確定了我國多黨合作中參加黨派的基本條件、主要標準和主要範圍。在文件的附件《提議邀請參加新政協的單位表》中，對各民主黨派的排序是：民革、民盟、民進、致公黨、農工黨、救國會、民促、民聯、民建。此順序的主要依據在“五月五日通電”基礎上以各民主黨派響應“五一”號召的先後次序。
為了使新政協參加黨派更具有代表性，中共決定對所擬新政協參加單位進行充分協商。中共在《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中特別指出：“所擬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單位是否適當，有無增加或減少，均請諸先生考慮見覆。”
當時，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大多尚在香港或正在北上解放區途中，沈鈞儒等人希望中共能將《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文件草案轉發香港，以徵求在港民主人士的意見。於是中共中央很快於10月30日致電香港分局，着其即抄送在港的各黨派人士，“並由潘漢年、連貫分訪他們或邀請他們一起聚談，徵詢他們意見”。
從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共有三批民主人士從香港北上到達東北解放區，中共中央指派東北局負責人高崗、李富春組織了兩場座談會，就新政協的召開、參加者、時間、地點、討論事項等進行了討論。中共香港分局負責人方方、潘漢年也根據中央的指示，就籌備召開新政協的具體問題徵求了在港各有關民主黨派的意見。
與此同時，對於從上海和平津陸續匯聚到中共中央統戰部所在地河北李家莊的民主人士，如符定一、胡愈之、吳晗、周新民、雷潔瓊、楚圖南、田漢等，中共中央統戰部也多次組織他們座談周恩來起草的《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和統戰部起草經周恩來批准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組織條例(草案)》等，聽取他們對籌備召開新政協的意見和想法。
經過反覆協商，中共中央在充分吸納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意見的基礎上，於1948年11月25日，同各民主黨派代表人士對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達成了共同協議。協議認為新政協籌備會應由中共及贊成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第五項的各主要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組成，計有23個單位參加，其中黨派參加單位為：中國共產黨、民革、民盟、民進、致公黨、農工黨、救國會、民促、民聯、民建、無黨派民主人士。此時的各民主黨派排列順序與中共在《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提出順序完全一致，證明各民主黨派對這一順序是認可的。
中國各民主黨派是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產生的，從成立之日起就是具有聯盟性質的政黨。在抗日反蔣和爭取民主的鬥爭中，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幫助下，各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團結合作，最終作出了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和走新民主主義道路的抉擇。
1948年，人民解放戰爭取得節節勝利，為了迎接新中國的誕生，中共中央於4月30日發佈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鄭重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一號召迅速得到了在香港和內地的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
1948年5月5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李濟深、何香凝，中國民主同盟沈鈞儒、章伯鈞，中國民主促進會馬敍倫、王紹鏊，致公黨陳其尤，中國農工民主黨彭澤民，中國人民救國會李章達，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簡稱民促)蔡廷鍇，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譚平山，無黨派郭沫若，在香港聯合致電毛澤東，盛讚中共“五一”號召，並通電全國響應(簡稱“五月五日通電”)。5月7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積極響應“五一口號”。5月23日，中國民主建國會在祕密召開的常務理監事會議上作出決議：“贊成中共‘五一’號召籌開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並推章乃器、孫起孟為駐港代表，同中共駐港負責人及其他民主黨派駐港負責人保持聯繫。”
根據各民主黨派響應“五一口號”的順序，形成了民革、民盟、民進、致公黨、農工黨、救國會、民促、民聯、台盟、民建的排序。
新政協籌備會議原計劃1948年秋季在哈爾濱舉行，因全國解放戰爭的迅速發展，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遂決定改在北平舉行。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批准了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及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不久，隨着國共北平和談的破裂和南京、上海的相繼解放，新政協的籌備工作迅速提上日程。
在準備新政協籌備會的過程中，周恩來在西柏坡審閲修改了《參加新政協籌備會各單位民主人士候選名單》，並與《關於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等重要文件付印成冊，送各方研究協商。
李維漢自1949年3月10日達到北平後，廣泛與民主黨派、民主人士交換意見、協商溝通，逐個走訪了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譚平山、周建人、馬敍倫、蔡廷鍇等20多位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同他們交換籌辦政治協商會議和黨派工作的意見。5月23日至28日，周恩來、林伯渠又分別約請了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的負責人，進一步協商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一些具體問題。
經過緊張的籌備工作，6月11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預備會在香山毛澤東住所舉行。預備會議討論通過了《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的各單位代表名單》，確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仍為23個，但各民主黨派的排列順序有所調整，為：民革、民盟、民建、民進、農工黨、救國會、民聯、民[]促、致公黨。應該説，這個排列順序是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進行民主協商、考慮了各方意見後達成的一致。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隆重舉行，參加會議的46個單位中有黨派單位14家，除中國共產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外，各民主黨派的排列順序調整為：民革、民盟、民建、無黨派民主人士、民進、農工黨、救國會、民聯、民促、致公黨、九三、台盟。
這一順序與1949年6月形成的《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的各單位代表名單》相比較，新增了九三學社和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作為民主黨派參加單位。對此，周恩來在1949年9月7日所作《關於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的報告中進行了説明：“凡是在去年‘五一’前就建立了組織或已開始建立組織，並且很快地響應了‘五一’號召的，就可以作為參加單位。現在參加籌備會的十四個黨派單位都是按照這個標準決定的。其中有三個單位，一是九三學社，一是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一是新民主主義青年團，需要做些説明。九三學社是在抗戰後期成立的，在民主運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並且響應了‘五一’號召。因為當時在國民黨的統治之下，不能公開發表意見，所以一直到北平解放時才公開活動。台盟是一個革命的組織，‘五一’前就從事台灣人民的解放運動。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早就籌備，今年才成立，它的前身是青年救國會、民主青年同盟等革命組織，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對革命貢獻很大。”基於以上考慮，九三、台盟成為人民政協的參加單位，並正式列入民主黨派的序列。
1949年11月，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國民黨民主派第二次代表會議，決定將民革、民聯、民促和國民黨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統一成為一個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因此，之後的黨派排序中不再出現民聯、民促。救國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認為其政治主張已經實現，遂於1949年12月18日在北京宣告結束，從而退出了民主黨派的序列。
至此，以各民主黨派參加民主愛國鬥爭的歷史與行動為依據，經過中共與各民主黨派的充分協商，並因為民主黨派的組織變動，最終形成了目前的中國各民主黨派排列順序，即：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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