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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主題教育以學促幹讀書班黨課講稿:擔當作為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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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主題教育以學促幹讀書班黨課講稿:擔當作為歷史

“以學促幹”讀書班第二批主題教育黨課講稿範文

同志們: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幹事擔當,是幹部的職責所在,也是價值所在。”擔當作為問題伴隨着領導與權力的存在而存在。中國共產黨作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其在發展的四大歷史時期始終不斷推進幹部擔當作為,致力於與黨內不擔當不作為問題進行鬥爭。隨着社會進步和時代發展,我黨推進幹部擔當作為的具體措施也不斷與時俱進,形成一條清晰的幹部管理進程脈絡,取得了豐碩成果。藉此機會,我圍繞“以學促幹”專題,與同志們共同梳理建黨百年來我黨在不同歷史時期推進幹部擔當作為的重要舉措,進一步在學習黨史中感悟初心、勇擔使命,以昂揚的姿態奮力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作出應有貢獻。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黨十分重視紀律建設,進入黨組織的幹部多數都有很強的紀律性和約束力,不擔當不作為問題很少出現。只有極少部分同志帶有非無產階級意識,片面重視軍事工作而忽略政治組織工作,以至於後期逐漸脱離羣眾與實踐。對此,黨中央在國內外革命局勢嚴峻複雜的情況下兼顧黨內治理,採取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措施。

(一)加強無產階級教育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黨內部殘留着大量的以小資產階級思想、資產階級思想和地主階級思想為典型代表的非無產階級意識。周恩來同志指出:“非無產階級意識是我們黨內出現不正確思想的直接根源。”

1924年5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中央執委會擴大會議通過《黨內組織及宣傳教育問題決議案》,提出在安源和北京兩地開辦黨校。安源黨校成為我國曆史上第一所地方黨校,雖成立時間較短,但也起到了培育人才,造就幹部的作用。1925年10月,黨中央第二次擴大執行委員會通過的《宣傳問題決議案》中將開辦各地黨校列為重要工作任務,並且提出要開辦普通黨校和高級黨校兩種形式的黨校,如此雙管齊下,達到教育黨員幹部的最佳效果。1933年3月,黨中央在江西成立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歷經革命戰爭的長期洗禮,共產主義學校始終跟隨中央行動,最終在紅軍到達陝北瓦窯堡後正式確立為中央黨校。周恩來同志在這一時期還提出了“促進黨員幹部向職業化轉變”的要求,在督促幹部學習理論知識的同時,提高工作能力,更好地為革命效力。

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創立了一整套由中央黨校、高級黨校、普通黨校組成的黨校教育體系,對於推進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加強黨員幹部教育、保持我黨先進性以及為戰爭創造穩固的後方條件都發揮了巨大作用,同時為推進幹部管理工作,激勵幹部擔當作為積累了經驗

(二)開啟黨內法規建設

黨內法規因黨而生、因黨而立、因黨而興。為順應革命形勢變化和滿足自身建設的需要,黨中央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對黨內法規建設進行了不懈探索,開啟了以黨章為根本的法規制度建設新曆程。

1921年7月,黨的一大通過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黨內法規,即《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具有“臨時黨章”的性質,它的頒佈為後來黨內法規的制定和完善奠定了基礎。1922年7月,中共二大正式頒佈《中國共產黨章程》,向全黨昭示黨的組織系統、原則和紀律,形成了立黨、管黨、治黨的制度雛形,宣告我們黨內的根本大法由此誕生。1923年7月,中共三大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修正章程》和《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等多部法規,對黨中央領導機構的工作制度、職權分工、組織框架等方面內容進行明確規定,豐富了黨內法規內容。1925年1月,中共四大討論通過《關於宣傳工作之議決案》和《對於組織問題之議決案》,使我黨在解決教育、宣傳、組織工作等方面存在的問題時有法可依。1938年10月,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首次提出“黨內法規”這一概念,指明黨中央需制定一種較為詳細的黨內法規,以此來統一各級領導機關的行動。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通過的黨章是我黨獨立自主制定的第一部黨章,它不僅成為我黨成熟的重要標誌,也象徵着我黨黨內法規建設開始逐漸步入正軌。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中央從理論上認識到“黨內法規”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內涵,並嘗試在實踐中建立黨的組織制度、領導制度和工作制度等,雖存在諸多問題,但在當時確實起到了規範行為、嚴明紀律的作用,對於防範和治理黨員幹部不擔當不作為問題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開展延安整風運動

1935年至1948年是我黨在陝北地區開展根據地建設的13年,這期間我黨內部曾出現過“三股歪風”,即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隨着黨組織的發展壯大,大批新干部的加入,使得黨內進行一次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成為必需。為此,黨中央於1941年至1945年開展了大規模的整風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上產生了重要影響。

整風運動分為整治普通幹部和高級幹部兩個方面,對普通幹部的整治主要是進行思想作風糾正,對高級幹部的整治則是討論黨的政治路線。兩個方面同時進行,目標一致,即消除黨內殘餘的王明錯誤思潮,消滅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通過整頓“三風”來達到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目的,同時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為黨的長久建設奠定基礎。整風運動的步驟是以一帶全,通過幹部個人閲讀學習中央文件,逐步在全黨形成相對一致的思想認識,再進一步改進工作。為保證整風運動的系統有序開展以及得到中央的直接統一領導,我黨於1941年8月出台《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設立中央政治局統籌管理整風運動相關事宜,毛澤東被任命為主任,任弼時為副主任。同年冬,林伯渠以陝甘寧邊區政府主任的身份到甘泉、鄜縣等地實地調查整風情況,獲得許多寶貴的第一手資料。1942年1月,張聞天率領調查團到陝北、晉西北等地考察,僅到1943年3月,所整理出的調查研究報告已經十分可觀。

延安整風運動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是一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它堅持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正確方向,使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從此在全黨範圍內深入人心。同時,它使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達到了空前團結和統一,對破解錯誤思潮,推進幹部思想教育,激勵幹部擔當作為具有重要意義。

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黨致力於社會主義的鞏固與建設,對黨內風氣和領導幹部的管理較為鬆散,使得部分領導幹部鑽了空子,犯了錯誤。為保證社會主義建設順利進行,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任務,我黨開始採取更加正規有效的治理措施。

(一)開展“三反”運動

“三反”運動是我黨在全國執政後打響的反貪污首戰,雖運動開展時長不足一年,但成效顯著,憑藉開創反腐運動之先河的偉大嘗試以及運動開展過程中的浩大聲勢,成為我國反腐運動史上的一座豐碑。

1951年11月30日,黨中央在全黨範圍內下命令:要求嚴重注意、揭發、懲處幹部的貪污腐敗行為。同年12月,中共中央頒佈《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和《關於反貪污鬥爭必須大張旗鼓地去進行的指示》兩部文件,正式拉開“三反”運動帷幕。在隨後的活動開展當中,大批羣眾積極響應,主動上報貪污人員,提交犯罪證據,其聲勢和效率深刻彰顯了人民羣眾的巨大力量,黨中央加緊出台《關於立即限期發動羣眾開展“三反”鬥爭的指示》,號召羣眾參與進來,加大檢舉揭發力度,至此,“三反”運動在全國範圍內掀起高潮。據統計,僅“三反”運動開展期間就有10.8萬餘人接受調查。黨中央的嚴厲處罰給所有黨員領導幹部敲響警鐘,極大程度上打擊了貪污腐敗行為。之後,黨中央藉助“三反”運動的巨大影響力,順勢開展“四清”“五反”運動,在清除貪污腐敗分子的同時,淨化黨內政治生態,黨員幹部廉潔、樸素、自律的工作作風得以形成。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反腐運動的開展,對嚴重犯罪分子依法進行打擊,揭露出嚴重的貪污腐敗案件,營造出風清氣正的黨建環境,不僅在當時對於加強黨的作風建設發揮了積極作用,對於今天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改進黨的作風,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構建反腐制度體系

新中國成立初期是我國反腐制度建設的奠基期,黨中央在積貧積弱的國內大背景下,為維護百姓利益,杜絕國家資源浪費,初步建立起了一整套包括黨紀法規在內的反腐制度體系。

這一時期我國反腐制度體系的主要內容包括根本經濟政治制度、紀檢監察制度、刑事法律法規等。在經濟上,新中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前,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與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並存,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占主導地位。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我國逐漸進入了純公有制時代,由此便克服了資產階級私有制下營私舞弊的弊端,有利於消除貪污腐敗的物質基礎,為管束幹部腐敗提供了制度前提。在政治上我國建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有利於充分保證民主,依靠人民力量實現國家權力體系的建設,對幹部腐敗行為的控制有着雙重作用。

黨中央意識到,單方面的反腐不能從根源上杜絕腐敗問題,要使幹部時刻保持自律自覺,就必須設立監察部門,反腐的同時配合查腐、防腐,以達到從源頭遏制幹部貪污腐敗行為的目的。1949年11月,中共中央通過《關於成立中央及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決定》,宣佈成立黨的中央和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負責管理黨內紀律相關事宜,這是我國紀律檢查工作的良好開端,開創了我國紀律檢查工作的先河。為更好地預防和治理腐敗問題,黨中央還制訂了懲治貪污腐敗的法律條文。1952年出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是新中國第一部反貪污條例,其中的十八項條例對貪污概念、處罰原則、刑法措施等懲治貪污腐敗的基本問題做出明確規定,進一步鞏固“三反”“五反”運動的勝利果實。1954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佈《關於處理貪污浪費及官僚主義錯誤的若干規定》,具體指出犯官僚主義錯誤的表現情形、認定依據、處罰規定,既為對犯官僚主義錯誤幹部的處理提供了法紀依據,又從客觀上遏制了官僚主義的蔓延和滋長。1954年9月20日,第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批准公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人民民主、社會主義原則作了全面規定,提倡用社會平等來對抗個人特權、用集體主義代替個人主義、用無產階級思想同資產階級思想進行鬥爭、用勞動觀念同剝削觀念作鬥爭,貫徹社會主義原則,它對預防和治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腐敗行為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隨後,我國還先後設立了國家檢察機關、政府檢察機關,這些機關都為黨內治理提供了堅實保障,一系列治理措施的層層落實,使我黨治理不擔當不作為問題的能力及黨內廉政建設有了進一步提高和加強。

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

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之後我國經濟體制改革迅速起步,國內經濟背景實現了極大程度的改變。對外開放帶來的貿易往來和思想彙集在短時間內迅速衝擊國內社會思潮與意識形態,部分領導幹部被利益的“糖衣炮彈”腐化,逐漸產生個人私慾膨脹的錯誤觀念。面對新的國情和時代背景,黨中央當即決定進行領導體制改革,堅決打擊貪污腐敗,推進幹部擔當作為。

(一)加強黨規黨紀建設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黨中央指出:在中國經濟發展開始的關鍵期要自覺地維護黨規黨法,切實做好黨風工作,切實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使全黨全國形成民主與集中並重,自由與紀律並重,個人心情愉悦與統一意志相結合,安定團結相統一的政治格局。唯其如此,我們才有可能發揮黨員的革命熱情、工作積極性,把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起來,勝利地完成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這一偉大事業。

黨中央結合當時的特殊國情,提出了加強黨規黨紀建設的治理措施,出台了一系列針對性法規,由此來規範幹部行為,使幹部管理工作有法可依。1980年2月29日,黨中央出台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其中指出:解放後由於一些同志產生驕傲自滿的情緒,黨內出現了脱離羣眾、脱離實際、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獨斷專行、特權思想等不良傾向。為了全面恢復和進一步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健全黨的民主生活,維護黨的集中統一,增強黨的團結,鞏固黨的組織和紀律,提高黨的戰鬥力,黨中央根據目前黨的狀況,向全黨重申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準則》中列舉出堅持黨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堅持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專斷、維護黨的集中統一,嚴格遵守黨的紀律等十二條準則,對增強幹部黨性提出具體要求,同時對黨建工作也進行了系統闡述,成為當時乃至很長一段時間內我黨建設的依據性文件。

之後頒佈的《關於黨員領導幹部述職述廉的暫行規定》《關於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規,也在不同程度上約束着幹部行為。此外,我黨還對改革開放前舊有的規章制度進行系統梳理,廢止不合時宜、約束力弱的法律,完善不夠全面、亟待補充的內容,為後續黨內法規的進一步建設和完善提供了初步框架。在這些黨規黨紀的規定和約束下,黨員幹部們開始注重自我調整,自我革命,自我糾錯,使這一時期黨內風氣得到很大程度的淨化。

(二)改革幹部任用制度

改革開放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我黨幹部隊伍都存在着年齡不均、政治不純、專業化水平低以及知識結構薄弱的弊端。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始逐步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建立離休退休制度,以新老幹部交替為起點,致力於實現幹部管理的制度化和規範化。

鄧小平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提出要廢除幹部終身制,他指出:“選好接班人是戰略問題,關係到黨和國家的長遠利益。”“老同志的第一責任應當是選好接班人。”“解決接班人的問題,最重要的是建立退休制度。”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召開,此項政策正式得以落實。1982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建立老幹部退休制度的決定》,建立起老幹部離休退休和退居二線的制度。4月10日,國務院發佈《關於老幹部離職休養制度的幾項規定》,肯定了黨的老幹部對黨事業發展的重要作用,對退休年齡、退後保障以及選拔中青年幹部等相關事宜做出明確規定。此外,黨中央還專門設立了中央顧問委員會,一方面幫助老幹部順利退休離職,另一方面選拔優秀中青年同志,為幹部隊伍注入新鮮血液的同時,順利引導幹部職務由終身制向離休退休制過渡。

黨和國家領導職務終身制的廢除,是一場幹部制度方面的深刻改革,為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確立職務任期制奠定了基礎,也為後續更長時間內我們黨和國家落實領導幹部任職相關事宜做好了鋪墊。領導職務任期制的建立,確保了中央領導集體交接班,解決了鄧小平擔心的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長遠利益的大問題,避免了亡黨亡國的危險,同時,也是推進幹部擔當作為的有效舉措。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增加了防腐拒變內容,着力構建良好政治生態,重點整治幹部懶政怠政、推諉扯皮的不作為不擔當問題,同時本着“容忍改革失誤”“三個區分開來”的思想原則,對幹部幹事創業進行託底,激發幹部的責任擔當,成就永垂青史。

(一)加強黨性教育,提高思想水平

在新的時代背景下,要解決部分黨員幹部由於缺失馬克思主義信仰而不去擔當作為的問題,就必須站在“旗幟鮮明講政治”的戰略高度謀劃黨性教育工作,這是提高黨員思想水平的前提。對此,黨中央採取了加強黨性教育的方法,淨化黨員思維觀念,純潔黨內政治風氣。

首先,黨中央領導開展了一系列集中性教育活動,例如黨章教育、黨史教育、為民服務教育、羣眾路線教育、廉政教育等,通過這些教育實踐活動提高廣大黨員幹部的思想理論水平和科學文化素質,加深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理解,準確把握新時代對黨員幹部提出的具體要求,自覺增強抵禦各種誘惑和錯誤思想的能力。其次,黨中央提倡開展經常性教育。抓好學習培訓,通過上黨課、參加培訓班、召開研討會等途徑,有計劃、週期性地組織黨員幹部集體學習;加強實踐鍛鍊,要求黨員幹部立足本職崗位,積極“創先爭優”,為增強黨性鍛鍊搭建平台;嚴格組織生活,認真執行“三會一課”制度、“民主評議黨員”制度,結合專題組織生活會,從思想、學習、工作、紀律、作風等方面不斷改善提高,時刻保持共產黨員的先進性。

新時代黨中央堅持集中性教育和經常性教育相結合的方法,開創了我黨幹部黨性教育的新模式。在長期的思想教育實踐中,習近平總書記形成了一整套關於黨性教育的新思想,勾勒了建設一個廉明清正的執政黨的宏偉藍圖,通過開展黨員理想信念教育、加強黨員理論修養培訓、培養黨員責任擔當意識等多種途徑,使習近平新時代黨性教育思想為推動黨的偉大事業做出更多貢獻。

(二)完善各類機制,淨化政治生態

新時代背景下,黨中央針對黨風廉政建設出台多部法律法規,不斷完善選拔任用、容錯糾錯、幹部考察等一系列機制,致力於形成依規治黨和依法治國相結合的良好局面。

一是完善選拔任用機制。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選人用人問題,他強調:“治國理政,首在用人。”黨中央的幹部選拔標準始終秉持正確原則,將政治標準置於首位,把廉潔品質視為底線,把擔當作為當作重要內容。堅決貫徹執行《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嚴格按照規定程序選人用人,積極推行公開選拔和競爭上崗制度。與此同時加快對年輕幹部的培養。黨的xx大報告指出,要抓好後繼有人這個根本大計,健全培養選拔優秀年輕幹部常態化工作機制,切實推動幹部隊伍專業化、知識化、年輕化。黨中央致力於營造一個尊重知識、鼓勵創新、公平競爭、激勵作為、人盡其才的良好環境,做到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以正確用人導向激勵幹部擔當作為。

二是完善容錯糾錯機制。容錯糾錯是影響幹部隊伍幹事創業和改革創新的重要因素,也是充分調動和激發幹部擔當作為的必要制度措施。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建立激勵機制和容錯糾錯機制,旗幟鮮明為那些敢於擔當、踏實做事、不謀私利的幹部撐腰鼓勁。”在具體的工作落實當中,黨中央首先要求區分界限,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三個區分開來”原則,明確哪些錯誤和失誤是可以納入容錯糾錯機制,哪些錯誤和失誤是要接受處罰。科學合理區分問責與容錯的關係,堅持激勵與約束並重,嚴管和厚愛結合。其次是注重容糾防三措並舉,通過相關程序有效銜接容錯、糾錯、防錯三個步驟,結合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建立健全容錯跟蹤反饋機制,合理糾錯、防錯,最大限度發揮容錯糾錯機制實效。再次,黨中央強調事前容錯,將工作做在前面,不僅可以防患於未然,同時可以打消幹部顧慮,促進容錯糾錯正向激勵實效生成。

三是完善幹部考察機制。幹部考察是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推動黨中央決策部署貫徹落實的重要舉措,是激勵幹部擔當作為、促進事業發展的重要抓手。新時代以來,黨中央不斷完善考察指標體系,拓寬考察範圍,重視對幹部德、能、勤、績、廉全方位考察;暢通考察渠道,延伸考察深度,挖掘能吃苦、敢擔當、勇作為,能打“硬仗”的幹部;提大學聯考察頻率,拓寬考察範圍,動態掌握領導幹部的日常表現和存在問題;嚴格考察關卡,提大學聯考察公信度,運用信息化手段將舉報信訪信息、黨紀政紀處分情況等整合起來形成預警信息,並納入考察範圍,切實提高審核把關的科學化水平。

在此基礎之上,黨中央不斷健全完善“四項機制”,全方位激勵幹部擔當作為,同時配合監督問責、執紀問責等反向激勵,催生促進擔當作為的約束力,倒逼幹部擔當盡責,在這些機制的共同作用下,不斷激發廣大黨員幹部新時代新作為,新徵程新擔當。

(三)強化黨內監督,發揮羣眾作用

監督是權力正確運行的根本保證,是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舉措。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立足於新時代發展要求,運用黨內監督和外部監督相結合的監督模式,不斷健全完善監督體系,在監督下沉中踐行羣眾路線,取得顯著成效。

將黨內監督和羣眾監督緊密結合,實現羣眾監督制度化,是黨探索跳出歷史週期率第一個答案的經驗總結,也是健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開闢百年大黨自我革命新境界的重要環節。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持以嚴的基調正風肅紀,綜合提升黨內監督效果,中央政治局制定並不斷細化落實中央八項規定,堅持黨性黨風黨紀一起抓,在各個角落尋找隱形變異“四風”,糾治人民羣眾反映強烈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突出整治打折扣、搞變通、一刀切、亂加碼等擾亂秩序的問題,堅決破除特權思想和特權行為。持續糾治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防止隱形變異和反彈回潮,用全方位監督增強紀律意識,保障優良作風。深刻落實對黨員幹部的“全覆蓋”式監督,監督內容完善至幹部日常生活,監督時長也由工作八小時轉向至工作及其以外的時間。與此同時,黨中央逐漸拓寬“民間”渠道,開展監督政策法規宣傳,既幫助廣大人民羣眾瞭解掌握監督知識,又可以發揮羣眾巨大作用收到監督實效。藉助互聯網優勢使羣眾監督更加便捷,真正做到了讓不擔當不作為問題無路可逃。

監督是最好的防腐劑,經過黨中央和廣大羣眾的長期努力,我黨的監督機制不斷完善,羣眾監督的積極性與主動性也得到很大程度提升。通過黨內監督和羣眾監督雙管齊下,讓幹部隊伍治理更加公開化和規範化,由此來為幹部轉變作風提供動力,為我黨推進幹部擔當作為保駕護航。

同志們,敢於擔當作為是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百年黨史就是一部前赴後繼、不怕犧牲的擔當奮鬥史,一代代共產黨人用自己的生命詮釋了不同歷史時期的責任與擔當,並深深鐫刻在了中國共產黨的精神基因之中,成為共產黨人的鮮明特徵和政治本色。黨的xx大過後,我們黨將進入新一輪幹部管理工作高潮,應當繼續增強幹部隊伍防腐拒變能力,堅決抵制“躺平式”幹部,努力營造良好政治生態。全面從嚴治黨並不能從根源上杜絕不擔當不作為的現象,這方面的工作依舊任重而道遠。唯有敢於擔當、奮發有為,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的決策部署,才能不負時代重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培養“不唯上、不唯書、不唯往、不唯己、只唯實”的新時代優秀幹部!

我就講這麼多,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