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至此，於“遠而望之”四字，回攏到主體的視點上來，文氣稍有提頓，遂發為奇穎的比喻句“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霍”，“雁”句言其盛，“霞”句言其色，“雷”句言其聲，聲色交錯，染色於畫卷，傾聲於畫外，連珠式的四字結構句型，同樣有文勢的波盪，有主體讚美之意的浮動。比喻句的聯綴，既形成氣勢的噴注，又使描述對象的瑰麗色彩及其喧闐聲勢具體化了。比喻是求取形象的確定內涵，而旋即跳成“無得而狀”作為本段的收煞，意緒得以翻變，是從比喻的具體到抽象的概括，旨在説明這一切情景都是無法用比喻而得其盛狀的。惟其用“無得而狀”的模糊語，才更顯示這幅雲蒸霞蔚般的郊遊圖的美不勝收。
“而中秋為尤勝”，文意以“而”字形成轉折，以“尤”字造成遞進。描述經過幾次的遞進，中心便確定下來了。 需要指出的是，《虎丘記》不是某一次遊覽的當時實錄，這從後文“登虎丘者六”的次數可以看出；也不是某一箇中秋日的情景記實。從時間觀念上看，顯系事後追述；從空間觀念上看，是六登虎丘的印象的綜合描述。而綜合印象中的特定意象則是虎丘中秋。這種記遊散文的時空觀念是饒有新意的。“每至是日”，就透現了這種非以某一中秋，而是概括幾個中秋特徵的審美意向。
明代 袁宏道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遊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為尤勝。
每至是日，傾城闔户，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粧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雲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霍，無得而狀。
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竟以歌喉相鬥，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手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才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發，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
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案，巒壑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閣亦佳，晚樹尤可觀。而北為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餘與江進之謀所以復之，欲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於其中；而病尋作，餘既乞歸，恐進之之興亦闌矣。山川興廢，信有時哉！
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最後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餘因謂進之曰：“甚矣，烏紗之橫，皂隸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曲此石上者，如月！”今餘幸得解官稱吳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識餘言否耶？
一旦進入具體的情景描述，作者就顯得墨色潤暢。筆態飛舞在虎丘山前山後，構成一幅全景俯瞰圖。從“傾城闔户，連臂而至”開始，拉開了這幅全景圖的描述畫面。“衣冠士女，下迨踚屋，莫不靚粧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這裏的“衣冠士女，下迨踚屋”把“傾城闔户”具體化了，作者特別點出“踚屋”，把下層市民也包括進去。在盛大的郊遊行列中已有廣大的市民參加，這反映了明代的特點，張岱的《西湖七月半》就有類似的情景描繪。和古典的山水遊記不同，和以單純的自然景物描寫不同，這裏更多地表現了市民階層的郊遊生活，或者説，作者是把“衣冠士女”和“踚屋”的市井細民作為同一的對象來描述。作者不是從自然山水本身獲取詩情（他明確地認為“其山無高巖邃壑”），而是在“踚屋”市民參加的遊覽熱潮中覓得了新鮮的審美感受。這種審美感受反映了明代審美理想和意緒的特徵。“莫不靚粧麗服”的打扮裝飾，“重茵累席”的席地而坐，“置酒交衢間”的旅遊方式，都有濃重的世俗情味，較少古典色彩。
在全景圖的空闊而舒捲的縱意渲染和鳥瞰拍攝之後，作者進入具體細緻的藝術描繪。而這一藝術描繪在審美選擇上的別開生面是扣住一個“唱（嘔)”字，筆墨由疏放趨向深細。“唱”的聽覺形象最能顯示有市民層參加的虎丘中秋郊遊的特徵，也最能體現作者的審美趣味。因而，本文審美重心的`確定導源於主體的審美欣賞意識的定向功能，使中秋時節的虎丘情景描述在審美選擇上顯得別具一格，另奏風調。而這一大段描述又獨特地藉助於“布席之初”到“未幾”“已而”“比至”的表示時間觀念的詞語的微變，帶動出意象的輕轉，使一幅幅情狀圖畫冉冉撲來。而這一切，以“露”的筆墨出之，牽引了“藏”着的主體審美趣味的變化，其用筆如此，堪稱精妙。中郎描述的這一聲態情景是流動、變化的，即由繁鬧到幽靜。“聲若聚蚊，不可辨識”，歌喉相鬥，雅俗既陳，嘈雜的聲浪，莫之能辨，是中秋虎丘熱烈情景的生動、具體的寫照，但不是作者審美的最終目標，他所欣賞的是“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是“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發，響徹雲際”，可見，作者審美上所追求的是清幽而又明亮的聲態。而這一聲態又是產生於“明月浮空，石光如練”“月影橫斜，荇藻凌亂”的幽靜而又雅麗的環境之中。聲、色、境以明麗的格調和交融的整一形式出現，才是作者審美意趣的真正寄託者。他從這裏獲得了審美感受，確定了他獨特的審美個性，他為之神馳和擊節的不是鐘鼓齊鳴的交響樂，而是輕悠亮徹的小夜曲。藝術作為主體對於客體的審美觀照，作者的審美趣味在選擇過程中顯示出獨特的主導作用，由此又產生出作者獨特的審美評價：“聽者魂銷”，“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這一大段作為全文描述重心，不是在橫長的空間感上取勝，而是在時間的不斷推移上使意境導向深入，並以鮮明的層次加以顯示。值得細加玩索的是，這一大段聲態描述的時間、人數、主體審美趣味是密切融合而又同步推進的。布席之初──唱者千百，未幾──數十人，已而──三四輩，比至──一夫。從不可辨識至音若細發，卻響徹雲際，境界每一移位，則主體審美情思便深入一層，如螺絲鑽木，又如開溝掘井，直至審美的核心地帶，發露最主要的審美情趣為止，即“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這裏時域的按步換形，帶來審美趣味的登堂入室。 聲態描述至此已是情盡意滿，作者才突然抽出筆來，寫到虎丘的自然山水景象，“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這一飛來之筆似與上文意脈不相關涉，大有突兀而起之勢。而這一點恰恰體現了袁氏“公安派”的審美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袁宏道《敍小修詩》），“信口而出，信口而談”（袁宏道《與張幼於》），興之所至，不拘成法，顯得灑脱自如，擒縱自便。到這一段，全文才寫到遊虎丘的主體“我”，這和傳統的山水遊記筆法大相徑庭。而主體登臨時的特點又不是徑宣紙面，而是隱藏在直接形象之中，引導人們去體味間接形象的存在。
本文首句交代虎丘名勝的方位“去城可七八里”，誠然為一般記遊散文所交代的[]文字，但為下文埋設了意脈。儘管“其山無高巖邃壑”，卻因其“近城”而吸引了絡繹不絕的遊人。這樣，作者就確定了他的審美重心，不在林泉巖壑，而在遊人旅客，以及他們縱遊虎丘的情景圖畫。“簫鼓樓船，無日無之”，以“無……無……”的雙重否定更見其肯定之意的句式，強調了日日如此、月月如此的頻率和密度。“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遊人往來，紛錯如織”，在上文的意緒上遞進了一層，突出了“月”“花”“雪”這三個時節對於遊人的誘惑力量。作者所用“無日無之”“紛錯如織”還是概括性較強的語言，所給予讀者的是總體印象，而細緻具體的描述則在後面進行，留下審美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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