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統一與分裂

自古中國人的心中便始終具有大一統情結，而歐洲人則不然，雖然後來建立了歐盟，但是仍然無法重現羅馬帝國的榮光，主要的原因我認為有如下幾點。

首先，環境。

公元前2100年左右，地球不僅出現了文明，而且還形成了最早的國家。這四個最早的文明（美洲文明不在本文探討範圍內）都有一個共同點：同一環境、同一緯度。河流沖積平原擁有河流帶來大量泥土和腐殖物，意味着這裏的土地最為肥沃、平整的土地量也最多；北緯27-38度的位置擁有較為有利於農作物生長的氣候，充足的日照、充沛但不過量的降雨、適宜的濕度和不太寒冷的冬季，可以讓農作物獲取充足的養分、植株自然抗病性最強、天敵相對較少。這些自然環境意味着在這些地區從事農耕可以獲得最多的食物，而且因靠近河流，一旦出現農作物減產還可以從河流中獲取食物以渡過難關，所以最早的四個文明誕生於這些地區不足為奇，這是自然和人類共同的選擇。

文明在初生期最為弱小，除了要面對自然的變化還要面對其他文明的威脅，發展過程中稍微不慎就會滅絕，文明因自然的恩賜而誕生，也因它的保護而成長。

山脈：中國擁有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東南部擁有浩瀚的太平洋，西南部有茂密的叢林和縱橫山脈（平均海拔4000米）的阻隔，西邊有全球最大的天塹——喜馬拉雅山脈（平均海拔6000米），一道最高屏障不夠還有其他屏障補充，喜馬拉雅山脈旁還有崑崙山（平均海拔5500米）、祁連山（平均海拔4500米）、天山（平均海拔4000米）等山脈組合，到了黃河流域還有秦嶺守關，唯一敞開的地方只有北面。北方文明受氣候的影響要比中原的大，遊牧所獲取的食物要比農耕的少，更重要的是農耕文明可以實現人的聚集從而產生城市，讓社會分工得以實現並提高生產效率。而南方的文明在生產力普遍低下的情況下，無法跨越喜馬拉雅山脈和橫斷山脈茂密的叢林，在這樣一個沒有外來致命威脅的安全環境下，中原文明可以安全、高速的發展，中原文明在實現大統一之前就意識到缺少自然屏障保護的北方少數民族的威脅，從而製造了地球最大的人工防禦體系：長城。在自然屏障的保護之下，擁有廣袤平原帶來的沃土和先進的農耕技術，只需防住北方文明的入侵，茁壯成長並非難事。

歐洲，雖然南部擁有阿爾卑斯山脈（平均海拔3000米）、比利牛斯山脈（平均海拔1800米）、喀爾巴阡山脈（平均海拔2000米）和亞平寧山脈（平均海拔2000米），但以上山脈根本無法構成天然屏障，當年漢尼拔可以率領士兵和大象翻越阿爾卑斯山，差點滅亡了羅馬，但他們無法率領軍隊翻越喜馬拉雅山脈；中部和北部是廣袤的平原，在歐亞大陸銜接處並沒有天然屏障，一旦中亞和遠東的文明翻越烏拉爾山，一馬平川的歐洲平原就可以任憑騎兵馳騁，從上帝之鞭到成吉思汗無數次證明了這一點。在局部地區，阿爾卑斯山保護下的羅馬、比利牛斯山旁的伊比利亞半島、四周環海但離大陸不遠的克里特島以及多山海岸曲折的伯羅奔尼撒半島誕生了最早並且實力強大的文明，它們只需扼守住戰略要地，提防住海岸和港口，就可以獲得相對穩定的安全環境。不幸的是地中海周邊的自然條件實在太適合人類發展，這裏在同一時期內誕生了多個文明，他們都知道在大海的對面、在山的另一端有一塊富饒土地和眾多的人口，在自己面積狹小的平原獲得充足發展後，最好的防禦就是對外擴張。

然而過度的擴張必然會使在一個大國家內充滿了各種民族、文化、思想，如果不將這些事情進行一個有機整合，那麼這個國家不論有多麼遼闊的疆土，但還是如同玻璃器皿一般，輕輕一碰便碎了。

其次，傳統。

中國在其五千年的歷史當中，大一統的“正常年代”要遠遠高於分裂的“非正常年代”，分裂的年代在中國歷史中主要有三國兩晉南北朝以及五代十國時期，除此之外都基本上屬於大一統王朝，而且即使中國正處於分裂的狀態，各地割據的軍閥奮鬥的最終目標也都是恢復“正常年代”的大一統，這便是深受中國“統一”文化的影響。而反觀歐洲大陸，在羅馬帝國垮台之後，一直無法再次形成大型的、能夠統治整個歐洲的帝國的再現。在歷史上也不缺乏一系列的人企圖統一歐洲，例如：查理五世、拿破崙、希特勒（在此我們姑且不討論他們的正義性），但是最終的結果無一是成功的，究其原因便是在漫長的分裂中，公民早已喪失了對原來帝國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喪失了原來國家的概念，與他們來説，曾經的朋友已經變成了如今的敵人，這種現象周而復始，所以歐洲的分裂也就不足為奇了。

第三，思想。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中華帝國長期的優勢形成了巨大的文化優越感：根據中國封建社會的傳統觀念，中國是“天朝上國”，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中國皇帝就是“天下共主”，周圍的文明都是“蠻夷之國”（乾隆在英國使臣馬戛爾尼訪華時也是這麼認為的）。翻開世界歷史，這個觀點在十六世紀之前，的的確確是一個事實。下面給大家看一下中外的時間對比：

從這張圖上我們不難看出，歐洲大部分時間上是大分裂時期，即便在羅馬帝國建立之後，雖然名為帝國，但實際上仍然是一個鬆散的聯邦。中國則不然，而這主要得益於秦始皇在統一六國之後頒佈的一系列政策,“書同文，車同軌，貨幣統一”為後世奠定了穩固的統一基礎，讓華夏一統的民族觀刻入了每一箇中國人的心中。而反觀羅馬帝國，羅馬帝國在征服一個地區後，往往不會進行文化和思想的改造，所以便會產生一種現象：羅馬治下的小亞細亞人認為自己還是小亞細亞人，同時具有羅馬公民的身份，這就導致了羅馬帝國內部的不穩定因素呈指數級增長。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國的起義主力往往是要求降低賦税的農民，而西方則同時具有文化起義、宗教起義和農民起義三者的原因。

其次，中國民族的大融合也間接促進了中華大地的統一，古代的少數民族雖然與中原的正統王朝時常發生戰爭，但是在這種過程中，民族進一步融合，少數民族開始學習中原的先進文化，與中原漢人通婚，逐漸使這種文化差異消失了，也很好的減少了被外族入侵的風險，也呈現了萬國來朝的盛景。而羅馬帝國卻不懂這些，幾次被外族入侵，最終也是被哥特人滅亡，而在此之後歐洲分裂成了數十個、數百個小國，他們需要的更多的是一種政治和力量的平衡，而不是歐洲的統一。當一個國家過於強大，有了統一歐洲的機會時，其他各國便會形成同盟去共同討伐（如法國、西班牙、奧地利），這也註定了歐洲分裂的歷史必然性。即使現在有了歐盟，但是仍然是面和心不和，還不斷的有國家要求“脱歐”，由此可見，歐洲的統一也是難於登天。

最後一點，政治制度。

中國的皇帝自稱天子，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百姓對皇帝的服從是服從於國家機器的壓力；

西方帝王與臣民則按照上帝名義下的神聖契約，由帝王依照神的意旨統治。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以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為核心。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在中國延續兩千多年，對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國體與政體、官僚政治與行政管理，以至文化教育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西方政治文明的源頭在古希臘羅馬。無論是他們創造的法律制度，還是哲人們的政治智慧，都給後人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財富。

古代中西政治制度的不同具體體現在以下方面：

1、古代中國的歷史實際上是一部帝王將相的家譜。它寫滿了帝王將相的叱吒風雲，而卑微平民無足輕重,芸芸眾生從來不見記載。而古希臘羅馬史卻是一部平民追求民主權利的發展史。在這裏，沒有君臨一切的專職君主，有的只是圍繞公民的基本權利進行的各種鬥爭和改革。而這就會創造無數可以使國家分裂的機會。

2、君主專制、個人集權與宗法血緣關係，貫穿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始終。古代中國在向階級社會過渡中，原始民主蕩然無存。古代民眾沒有古希臘、羅馬公民那種自豪感與主人翁意識，在中國最終確立的是君主專制統治。而希臘、羅馬在城邦國家時代，出現了西方的羣體公民的民主，較多地保留了原始民主制殘餘。他們採取的是貴族集體領導或全體公民共同掌管國家政權。

3、中國古代變法爭鳴和政治改革都是圍繞加強王權專制而展開。諸子百家為專制王權制造了奠基理論；中國古代法律，實質是加強君主專制，其內涵是刑罰，懲治百官和眾民，以加強王權的威懾，帶來的是人權的喪失。古希臘羅馬的政治改革大多是在平民與貴族鬥爭的背景下進行的，內容是鞏固和擴大公民的民主權利；法律制度是為維護民主制度服務，其內涵是人民權利、保障公民自由與平等的人權。這種主權在民,法律至上的政治制度是共和國中心價值觀念，與中國帝王思想，官本文化是水火不相容的。

4、從中西古代政治制度的利弊和影響看：中國大一統和儒家正統思想加上專制皇權造就了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社會的安定。其中專制王權是整合社會的權力中心。舊中國的每一次朝代更替或走向統一，都是強有力的君王專制維繫了帝國的統一與文明的延續。所以，儘管中國古代有頻繁的朝代更替，但文明的繼承與發展卻一脈相承，從未中斷。 而西方的民主政治和法制思想成為了催生人類邁向現代化的動力。進入近代，西方國家率先確立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一方面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面也與古希臘.羅馬的民主共和傳統有內在的繼承關係和深刻的歷史淵源。

延引他人並綜上所述總結：古代中國實行人治，一是重視皇權，沒有民主人權可言。皇權對臣民施以嚴刑酷法，以強制百姓遵規守矩；二是中國重視家庭倫理綱常，家庭是皇權最堅實的社會支柱，嚴格受到血緣禮儀規範的限制。上有皇權，下有家庭，所以獎賞與治罪往往涉及家庭。

古代西方實行法治，一是重視人權，人權自由受法律保護；二是西方倫理推崇個人主義與功利主義，對家庭與鄉土觀念相對淡泊。所以政敵制裁相對寬容，不涉及家庭。

綜上所述，西方的各種政治制度就註定了他的不穩定性，即使有各國聯姻等方式，但是這種鬆散的聯盟也無法使歐洲聯合起來，也就是歐洲分裂的原因。

雖然這些制度造成了歐洲的分裂，但是也同時促進了資本主義思想的狂潮，使歐洲在幾個世紀的時間中成為了世界的中心，領跑於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