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國家統一是最高原則
蘇聯是各蘇維埃共和國在共產黨領導下為了實現社會主義偉大理想、共同繁榮昌盛而自願組成的，數十年裏聯盟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變成為先進的工業國，從一個資源大國發展為經濟大國、科技大國和軍事大國，許多產品產量躍居世界第一位，綜合國力成長為能與美國相抗衡的超級大國。在其發展過程中儘管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包括蘇聯模式的歷史侷限性、蘇共和聯盟中央的各種嚴重政策錯誤，但是這些都是可以在聯盟範圍內通過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通過改革開放逐步解決的。蘇聯人民深知國家分裂的嚴重後果，因此在民族分離、主權要求和共和國獨立活動愈演愈烈，對聯盟命運構成威脅的情況下，他們以莊嚴的投票表達了自己的心願。1991年3月17日蘇聯就聯盟前途舉行全民公決，全蘇1.86億選民中80%以上參加了投票，投票者贊成保留蘇聯的佔76.4%。毫無疑義，蘇聯解體是違背蘇聯大多數人民意願的。
蘇聯解體對各獨立國家經濟、政治、社會的影響決不是短期內可以消除的。各國之間的一系列經濟矛盾，包括供貨、價格、結算、貨幣、等等，使獨聯體內部的相互貿易急劇減少，相關企業的原料供應、銷售市場和生產過程全面紊亂，導致社會生產長期衰退，消費市場嚴重短缺，通貨膨脹惡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蘇聯解體還引發了獨立國家內部政治矛盾、領土糾紛和民族分離活動的加劇。俄羅斯的韃靼和車臣共和國要求獨立，格魯吉亞的阿布哈茲民族獨立，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的納卡衝突，塔吉克的連年內戰，便是突出的表現。
社會主義為國家統一、民族和睦、政治安定和經濟繁榮提供了制度基礎。改革開放打破了傳統經濟體制的束縛，為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不僅整個經濟空前繁榮，而且內地和少數民族地區經濟也得到很大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地區之間、民族之間的經濟聯繫空前加強，它們相互分工協作、構成統一的經濟體系。統一的經濟體系、共同的繁榮和共同的利益，要求各民族生活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式下。無可否認，中央地方之間、各民族之間仍然存在着各種經濟上的矛盾，但是這些矛盾只能在生產發展和共同繁榮的基礎上採取適當措施加以解決。任何分裂、破壞國家統一的行為都是與經濟政治的客觀發展規律相違背的，都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所不容的。蘇聯解體給世人留下的最重要教訓，也是我們研究蘇聯解體所得出的最重要結論就是：國家統一是最高原則。
(二)維護國家統一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
蘇聯劇變和解體的最重要教訓在於，在社會主義國家裏為保持社會安定、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這是由社會主義國家性質本身所決定的，也是由共產黨的性質所決定的。
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共產黨作為社會先進階級——無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先鋒隊，決定着社會的發展方向，這就是社會主義道路。作為先進的羣眾性政黨，它以各種機構、基層組織聯合了數以百萬計的黨員，成為社會中政治社會化的主要力量；作為一個完整統一、一體化的政黨，它吸引了各行各業絕大部分管理人員和專家；作為各民族優秀分子的政黨，它將各地區、各民族凝聚在一起，發揮着促進各民族人民大團結、維護多民族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重要的凝聚作用；作為動員、聯繫羣眾的政黨，它通過對各種羣眾組織的政治領導，通過自己普通黨員的一致行動，努力爭取廣大羣眾對無產階級政權的支持，化解各種不滿和矛盾。蘇聯的教訓正是在於，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從“革新”黨向削弱黨、取消黨的方向發展，使國家和社會失去了凝聚力量，導致社會混亂，最終偏離了社會主義道路。其結果是在蘇聯這樣一個多民族的聯盟國家裏，由於聯合了各民族先進分子的共產黨的瓦解，而造成自由主義、民族主義氾濫，使國家陷入分裂狀態。
由此可見，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是關係到國家統一、社會安定、民族生存的重大關鍵所在。而堅持黨的領導就必須加強黨的自身建設、進而完善黨的領導。蘇聯長期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影響了政治體制中其他各種設置積極發揮各自的作用，同時蘇共在自身建設上的一系列問題，又使黨處在不斷的蜕變過程中。
蘇共的自行瓦解最後又導致社會主義制度在蘇聯的終結、蘇聯的解體，這一事件證明加強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是何等的重要，黨的自身建設是何等的重要。只有當黨能夠始終如一地代表和反映廣大人民羣眾的利益，只有當黨能夠始終如一地保持自己思想上的先進性、科學性、及時揭示並把握和遵循歷史發展的規律，才能真正實現黨的領導，才能贏得廣大人民羣眾的信任，使之自覺地接受和服從黨的領導。蘇聯的教訓告訴我們，像蘇共以前那樣閉關自守、與外界隔絕是行不通的，像戈爾巴喬夫時期那樣一味地迎合西方，追求西方的價值觀，照搬西方的一套也是不行的。搞社會主義建設必須走自己的路，重要的在於必須適應新的情況實現改革開放方針，而這種改革開放的目的是最終實現社會主義的本質，即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出發，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以滿足人民羣眾不斷增長的物質、精神需求。
(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律制度
蘇聯劇變和解體的一個重要教訓是，必須承認在國家的政治體制方面，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存在着艱鉅的改革任務。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的優越性固然十分重要，但它不能代替政治體制方面的不足和缺陷。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本身處在不斷的發展變化過程中，它必須不斷適應社會的發展變化。
蘇聯蘇維埃制度的弊端不僅在於以黨代政使蘇維埃實際上處於無權境地，不能擔負起領導國家的重擔，而且還在於從總體上説未能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問題，特別是未能處理好中央與以各少數民族為主體的各加盟共和國之間的關係問題。一切權力集中於中央造成過分的中央集權，其結果是地方的積極性不能得到充分發揮，而更重要的是在少數民族地區造成新的民族問題，形成民族隔閡和民族不信任，使原本就不容易解決的民族問題與地方問題交織在一起，使問題更加複雜化。
在社會主義國家應當加強和不斷完善民主和法律制度，建立行之有效的人民羣眾參政、議政和監督制度；調整中央與地方關係，使之規範化和法制化；應充分發揮中央集中和地方分權各自的優勢，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吸引少數民族參政、議政，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民主、實現民族和睦、維護國家統一的根本保障。同時，對於少數利用民族、政治問題，製造民族矛盾、民族糾紛、分裂國家的勢力，應毫不手軟，堅決給予回擊。在這方面，戈爾巴喬夫時期的教訓是十分突出的，被所謂的民主束縛住手腳，對民族主義一味姑息、遷就，對民族分裂主義勢力打擊不力，最終只能造成嚴重的民族衝突和國家的解體。
(四)區分民族矛盾與階級鬥爭的界限，堅持用政治和法律方式解決民族關係問題
在社會主義國家隨着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的消滅，階級對抗也隨之消滅，因此民族矛盾、包括出現的民族主義一般均屬人民內部矛盾，應當採用政治、民法和法律的方式加以解決。即使是發生破壞國家統一的民族分離主義活動，對於這種對抗性矛盾一般也應通過政治鬥爭和法律手段加以解決。當然，對那些肆意破壞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極少數民族分離主義者，應當採用果斷的強硬手段，制止民族分離活動，但也要盡力避免波及廣大人民羣眾。
過去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過程中，把普遍存在的民族矛盾和問題歸結為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或者説成是西方資產階級代理人，而且把維護本民族歷史文化傳統的活動、要求擴大民族自主權的行為，也統統打成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輕則進行批判，重則繩之以法或進行鎮壓；甚至在衞國戰爭期間藉口極少數人的背叛行為，把十幾個弱小民族作為罪人強迫遷移，造成對少數民族的極大傷害。蘇聯政府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把民族矛盾和問題歸結為階級鬥爭，動用武力和專政手段來處理民族關係問題，其後果只能是嚴重傷害非俄羅斯民族的大多數羣眾，加深他們對大俄羅斯人的仇視心理，激發他們對聯盟中央政府的不滿，加深民族離心傾向，削弱聯盟國家的凝聚力。
民族、民族矛盾和問題與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是屬於兩個不同範疇的問題，在任何歷史發展階段均不能簡單的混為一談，更不能等同起來。只有在存在剝削階級和階級壓迫的社會，存在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的社會，或者在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之間，民族矛盾和問題才與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密切相關，民族衝突能反映出階級鬥爭的實質，而在社會主義國家民族矛盾和問題已不反映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實質。如果硬要把民族矛盾和問題説成是階級鬥爭的反映，採取武力鎮壓來平息民族衝突，那隻能是造成更深的民族間積怨和仇恨，把各民族人民引向災難。
(五)進行經濟改革，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縮小經濟差距，實現共同富裕，是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經濟基礎
蘇聯解體的深刻根源是蘇聯經濟模式的歷史侷限性阻礙生產力發展而又長期未得解決。60年代以前，蘇聯社會經濟高速增長，人造地球衞星率先在太空翱翔，人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何等燦爛奪目，不僅聯盟內部具有凝聚力，而且吸引世界爭取解放的民族，也使西方世界發生了信仰危機。然而自70年代始，隨着世界新技術革命的興起，西方發達國家獲得了新的機遇，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而蘇聯傳統體制不適應新技術革命的要求，經濟增長緩慢，逐步進入停滯和衰退時期。經濟的巨大反差，引起凝聚與離心的新變化，蘇聯面臨信仰和解體危機。
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是一切社會現象的根源，而生產力是經濟中最根本的決定性因素。為了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為了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凝聚力，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無產階級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儘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4](P161)。列寧精闢地指出，“當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任務解決以後，隨着剝奪剝奪者及鎮壓他們反抗的任務大體上和基本上解決，必然要把創造高於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的根本任務提到首要地位，這個根本任務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 又説：“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使新社會制度取得勝利的最重要和最主要的東西。” 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生產力必須堅持改革開放。這不僅因為社會主義生產關係與生產力既有適應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而且因為社會主義是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經歷着政治、經濟、科技進步、外部環境的不同階段和不同條件，經濟體制和政策不可能一成不變。因此恩格斯説：“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5](P346)。蘇聯解體的深刻教訓是長期固守僵化的傳統體制和理論教條，傳統經濟體制嚴重阻礙科技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長期的商品短缺、效益下降和經濟衰退，使社會主義的凝聚力大大下降。
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在和平和發展的時代，經濟發展的中心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政治、文化和科學的中心，必然是人們嚮往的聖地和聚集的焦點。一個國家如此，大千世界也是如此；歷史上如此，現而今也是如此。在社會主義消滅剝削和壓迫，實現民族平等的條件下，邊境地區人心的向背和人員的流向，民族地區的向心和離心歸根結底取決於經濟的決定性力量，取決於社會生產是否發展、綜合國力是否增強、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首先要考慮效率，同時也要兼顧公平。共同的利益是團結的基礎。進行經濟改革，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縮小經濟差距，實現共同富裕，是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經濟基礎。
(六)堅持和平外交方針，反對霸權主義，維護國家主權
在對外政策方面，既然集中精力於經濟建設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首要任務，外交政策的目標就是為國內建設服務、為國內建設提供良好的國際環境，就應該始終堅持和平外交的原則。與此同時，也要防止國際敵對勢力的顛覆破壞，特別是利用民族問題作為干擾經濟建設、分裂國家的潛入口。
所謂和平外交是指：首先，要正確判斷形勢，正確瞭解各種力量的分化組合。歷史證明，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過於樂觀的估計、對世界局勢過於緊張的判斷，使國內各方面的工作一直處在緊張的臨戰狀態，給國內建設造成了不小的消極影響。其次，要盡一切努力化解矛盾和衝突，盡一切努力避免戰爭或對抗。二戰結束後，蘇聯不僅沒有儘量利用戰時同盟機制，爭取緩和局勢，反而憑藉自己力量的上升，過分追求自己的利益，導致持續幾十年的冷戰。既使自己要花費相當的精力、物力去維持那些“成果”，又使經濟建設這個戰略中心受到衝擊和被轉移。而在對抗中的失敗，又最終導致拱手出讓那些所得。事實證明，只有努力將經濟搞上去，提高綜合國力，社會主義國家才能真正立於不敗之地。第三，要嚴格把意識形態的矛盾與國家關係區分開，堅決避免在外交實踐中摻雜意識形態的成份。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蘇聯也宣稱要把和平共處與階級鬥爭區分開，但在實踐中卻由於不正確地理解和平共處，以及總試圖利用和平共處為自己擴張謀利，結果是始終沒有理順二者的關係，“和平共處”往往被自己“輸出革命”所破壞。第四，要堅持不稱霸。霸權主義既是社會主義思想的敵人，又是經濟建設的包袱。霸權主義政策必然會導致衝突、引發軍備競賽；霸權主義可能爭得一時的輝煌和榮耀，但蘇聯的例子也證明，霸權主義最終將使自己在爭霸中耗費資源，一切所得也將因爭霸失敗而丟失。第五，堅持和平外交是從國家和世界力量結構的實際出發，從一切以國內建設為中心出發，並不是迴避或無原則的妥協，防止對抗也不是不防禦或回擊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在涉及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的問題上，既要堅持和平外交的基本思想，又要堅決維護自己的正當利益和原則。
蘇聯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其幾十年的革命、建設與發展中，取得了輝煌的成績，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的建國建黨的理論，更極大的鼓舞了全世界的共產主義者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信心。但是，蘇聯的實踐畢竟是沒有經驗可循的，在原有的政治經濟體制出現了問題之後黨和國家並沒有及時的採取措施糾正不當之處，加之蘇聯黨的領導人在重大問題是犯了嚴重的錯誤，以及西方“不遺餘力”的和平演變，最終導致蘇聯的解體，對這一現象進行深入地研究與反思對於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與改革無疑具有重大指導意義，具體地説，導致蘇聯解體的原是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 蘇聯模式的弊端
1.經濟因素。蘇聯高度中央集權的經濟體制形成與30年代，在發展進程中顯示過巨大的優越性，創造過公認的歷史功績，使蘇聯得以成為第二個超級大國。但這種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有很大的缺陷和弊病，不能夠充分發揮地方、企業以及個人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缺乏活力與生氣；不能夠及時地進行技術改造，提高經濟效益，使經濟發展始終處於一種粗放經營的狀態；不能夠正確地調整經濟結構，促進經濟的全面發展，消費品生產比例過低，使蘇聯人民的生活始終不能實現由小康向富裕的轉變；不能夠全面地對外開放，吸取世界各國之長為自己所用。這樣，必然使自己由停滯變為落後，陷入經濟困境之中而難以自拔。正是這種體制，使得蘇聯的經濟搞不好，上不去。這是蘇聯機體的深層次的原因。
2.政治因素。蘇聯政治體制存在嚴重弊端，其一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執政黨沒有找到如何管好黨和參與國家管理的途徑。蘇共長期的執政地位加上法制不健全，沒有強有力的監督機制，使黨內民主遭到破壞，黨嚴重脱離羣眾；在黨內還難免有各種不良分子，他們以共產黨員的身份，利用自己的職權，幹出各種違法亂紀的事情，嚴重地損害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敗壞黨的聲譽和形象，引起人民的不滿以至痛恨。其二是權力過分集中。權力集中於黨和領導幹部手中，破壞了民主集中制，削弱了社會主義民主，壓抑了人民羣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戈爾巴喬夫上台後，認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趨同”，對蘇聯的政治體制進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 [1](P776)改革，實際上完全採用西方的一套，搞政治多元化，實行多黨制，削弱和取消了蘇共的領導地位和執政權力。
(二)意識形態的錯誤
蘇聯在取得執政地位後的長時期裏，在文化問題上走極端。先是將馬克思主義理論神聖化、教條化、封閉化，對外來文化特別是西方文化一概排斥；後來又在意識形態領域推行“民主化”、“公開化”、和“多元論”，對西方文化頂禮膜拜，並最終在指導思想上完全背離和拋棄了馬克思主義。
在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問題上，列寧堪稱是這方面的典範。他在《共青團的任務》一文中，號召青年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共產主義，但切忌“死記硬背”，“要用對基本實施的瞭解來發展和增進每個學習者的思考力，因為不把學到的全部知識融會貫通，共產主義就會變成空中樓閣，就會成為一塊空招牌，共產主義者也只會是一些吹牛家” [2](P285)。既要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又要聯繫實際，擴充知識，融會貫通，這是列寧倡導的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態度。然而，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蘇共卻走上了一條文化專制道路，黨內教條主義日益嚴重。在激烈的黨內鬥爭中，斯大林在維護列寧和列寧主義過程中，利用其對列寧主義解釋權的特殊地位，泛化、神化列寧主義，致使其嚴重教條化。同時，在斯大林的默許下，蘇聯展開了一場空前的神化斯大林的造神運動。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的結合，使斯大林成為黨的化身和真理的化身。1956年蘇共召開20大，赫魯曉夫揭露了斯大林時期個人崇拜的錯誤，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思想解放。但是，赫魯曉夫未能克服黨內嚴重地教條主義習氣，思想仍處於禁錮之中。勃列日涅夫時期也沒有跳出教條主義的框框。
1985年，以“改革家”著稱的戈爾巴喬夫上台，很快便提出了“公開性”、“民主化”、“多元論”等口號，試圖改變過去封閉僵化、萬馬齊喑的局面。可是，“民主化”沒有成為真正的民主，而成了歪曲和醜化社會主義的自由化；“公開性”則是打着“公開”的幌子，肆無忌憚地對蘇共進行攻擊、詆譭；“多元論”實際上是讓各種非馬克思 baihuawen.c n主義甚至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任意滋長。這樣，蘇共從長期的“左”一下子跳到了右，並嚴重背離的馬克思主義。
(三)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是重要的外部因素
西方國家長期推行“和平演變”戰略是蘇聯解體的外部原因。自50年代以後，西方國家開始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戰略，妄圖運用政治、經濟、文化等非戰爭手段搞垮社會主義。1975年尼克松提出了針對社會主義國家的“不戰而勝”戰略；1989年布什提出了“超越遏制”戰略。西方國家利用蘇聯東歐國家國內出現嚴重問題、正在進行改革的機會，以經濟援助為誘餌，對蘇聯進行“和平演變”。而蘇聯為了得到西方國家的援助，不惜在國內外一系列政策上節節退讓，迎合西方國家，一步步走向深淵。
(四)民族政策的失誤造成激烈的民族矛盾，加快了蘇聯的解體
蘇共背離馬克思主義民族觀，無視蘇聯各民族發展的實際進程，出現一系列民族理論和政策的失誤，嚴重傷害了非俄羅斯族羣眾。1936年，斯大林提出蘇聯已經建成社會主義，並以此為出發點，認為“民族紛爭的基本組織者，即剝削階級已經消滅”[3](P516)，關係到各民族權利平等、經濟和文化等等問題已經基本解決，從而盲目地認為蘇聯各民族之間“真正的兄弟合作已經建立起來了”，因而忽視了民族問題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蘇共處理民族矛盾的政策，違背了馬克思主義民族平等的原則，用階級鬥爭的方式解決民族矛盾。更為嚴重的是，蘇共違背馬克思主義民族平等的原則，容忍俄羅斯大民族主義長期存在。蘇共的這些錯誤的民族理論和政策，不僅引起各少數民族對共產黨的不滿，而且造成少數民族對俄羅斯民族更大的仇恨和隔閡，人民羣眾對蘇共的強烈不滿，民族矛盾的激化和衝突，最終導致一些共和國宣告獨立，蘇聯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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