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來到這個講台，是代表着一個團隊過來，代表我們遠望人這個團隊來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們遠望人的經歷和故事。“遠望1號”船、“遠望2號”船的誕生代表了我國航天事業的一個時代，在這之前，世界上只有美國、前蘇聯、法國擁有航天測量船，我們國家只有少數的幾個陸上測量站。“兩彈一星”成功以後，中央決定開展遠程運載火箭的全程試驗，還要發射地球同步通信衞星。這些飛行器的飛行軌跡都在數千乃至數萬公里以上，陸上的測量站已經覆蓋不了。這個時候，毛主席、周恩來總理親自決策，要建造屬於我們國家自己的測量船。
船頭的“遠望”兩個字，這是毛主席親自手書。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戰略決策，有了“遠望號”就有了全球布站的測量能力，也加速了我國航天事業的快速發展。今年我國最新一代遠洋測量船“遠望7號”船建成，“遠望1號”船到“遠望7號”船相差了將近40年。我作為“遠望2號”船的最後一任船長，也是“遠望7號”船的第一任船長，非常幸運地見證了這段歷史變遷。在大海上搞航天測控，就是我們遠望人風口浪尖上的舞蹈，因為我們知道，只有征服大海，才能仰望星空。
很多人都認為大海都是富有詩情畫意的，我當時也是帶着這個嚮往，上大學的時候選擇了船舶駕駛專業。1993年畢業以後又帶着這個嚮往到了“遠望2號”船工作，但是很快，大海給我上了一課，1997年讓我經受了一次生與死的考驗。4月17日的早上六點鐘，我像以往一樣到駕駛室去接班，發現駕駛室的氣氛十分地凝重。原來在我們前面的航線上面，一個熱帶低壓迅速增強到強熱帶風暴，幾個小時以後，我們的船就被這個狂風惡浪所包圍，風力迅速增大到11級。天空看上去烏雲密佈，昏天黑地，好像到了世界末日一樣，只有我們船的前方能夠看到一絲絲，透出一絲絲光亮。我聽我們當時的一些老船員跟我講，這就是我們常説的颱風風暴眼。
颱風風暴眼是什麼概念？就是我們經常看中央電視台預報那個雲圖，它中間有個黑洞，就是處於那個黑洞的邊緣位置，那個是非常危險的，也是我們航海人談之色變的極端惡劣海況。種。種跡象表明，我們離颱風中心越來越近。船上馬上組織氣象會商，分析討論，正在説話的時候一個大浪打過來，我們有三個人坐在那個沙發上面，連沙發帶人一起被拋起了一米多高，然後再砸下來，這個力量是非常大的。海面上六米多高的大浪像一座座移動的小山一樣，連續地撞擊船體。我們的船頭有時候看到撞到湧浪裏面去，十幾秒鐘可能都抬不起來。兩萬多噸的巨輪就像一葉扁舟在風浪中上下升沉，達到十幾米，船上到處吱吱嘎嘎響。特別是好多新同志還以為我們這個船隨時都要解體一樣的，雪上加霜的是我們的通信設備因為這個極端惡劣的海況也不能正常工作了。當時隨船的領導給總部打電話報告情況的時候説，我們遇到了大風浪進入颱風中心。説了一句話以後，後面情況也沒來得及報告，線就斷了。後來再聯繫就聯繫不上，家裏面也着急，船上也着急。後來我們整個通信中斷了連續九個小時，有些年輕的船員這時候已經把救生衣穿到身上，還有一些船員甚至寫了遺書。與颱風搏鬥的這九個小時是驚心動魄的，九個小時以後，當我們看到海平面上遠處一個安靜的夕陽的時候，我們大家都有一種劫後餘生的感覺。
這個航次靠碼頭的時候，接船的親人們比平時都要多得多。我們許多船員見到久別的親人的時候都流下了眼淚。雖然海上有風險，但是我們遠望人只要接到任務，仍然會義無反顧地堅決出征，毫不退縮。
2007年2月春節剛過，我們按計劃完成了“北斗一號”04星的測控任務。返航途中突然接到北京指揮中心的指令，衞星在變軌過程當中出現異常與地面失去聯繫，要求應急測控。接到這個指令以後，我們迅速嚮應急測控海域開去，同時對這個衞星出現異常的原因進行分析。分析可能是衞星在變軌的過程當中發生了翻轉，翻轉會導致什麼情況？衞星它上面有一部天線，它是對着我們地球的，這樣我們測控站對它就可以對話了。它一翻轉，天線對到外太空了，那我們就聯繫不上了。在茫茫的太空中，找一個直徑只有幾米的這個衞星就好比大海撈針一樣。一天、兩天、五天、十天過去了，我們的雷達操作手輪班上崗不間斷地進行搜索。我們發出去十萬多條指令，沒有一條得到回覆。這個時候，我們參試人員的生理、心理還有我們船帶的燃油、補給的物資，船舶的壓載都逼近了極限。為什麼？因為這是我們計劃外的測控，但是大家沒有一個輕言放棄。終於在第十八天的時候，創造了奇蹟，發現了衞星，緊急地發送了應急測控指令，為挽救衞星做出了關鍵性的貢獻。
祖國把“遠望號”交給了我們，也就意味着我們遠望人將人生交給了大海。海陸相隔兩重天，遠望人面臨着很多取捨，也經受着很多考驗。出海時間長了，蔬菜也比較緊缺。一般我們出去以後，最多兩個禮拜，綠葉蔬菜就沒有了。好多同志因為缺少維生素，三天兩頭的口腔潰瘍。半個足球場大的空間，一待就是幾個月，生活單調枯燥。我最長的一次應該是工作了一百四十天，最遠去到過西經一百三十度的地方，赤道附近。第一代測量船還存在因為造水能力，還有通信帶寬的問題，用水比較緊張，打電話比較難的困擾。我在“遠望2號”船工作的時候，我們兩天用一桶水，十公斤，包括我們洗臉、洗腳、洗盤子、洗衣服，全在裏面，半個月洗一次澡。
其實對遠望人來説，任務的艱難和生活的艱苦我們都能克服忍受，但是面對家庭的困難我們卻無能為力。我女兒出生的時候，我正在海上執行“神舟一號”任務。1999年10月5日，我把快要臨產的妻子送到醫院，交給岳父岳母照顧以後便匆匆忙忙趕到船上，做出海準備，10月8日出海執行“神舟一號”任務。後來愛人的預產期一推再推，到10月22日剖腹產，女兒才出生。而我呢，【】因為打電話不方便，10月25日才知道我第一次做了爸爸。回家第一次見到女兒的時候已經是第49天，我陪着她們過了一個禮拜就又出海去執行任務。女兒今年十七歲，我只給她過過一次生日，那次我還專門精心準備了一下，女兒好像有點不適應，跟我説，我已經習慣了只有媽媽的生日。遠望人把和家屬、小孩能在一起聚一下作為一種幸福的奢望，但是他們都無怨無悔、心甘情願。這就是大海為遠望人塑造的性格，這就是中國航天人。
我工作了二十三年，與測量船打了二十三年的交道，在我身上早已打下了海天的烙印。我和大家一樣，我們都深愛着我們的祖國，深愛着這個時代。只要堅守這份愛，祖國的航天事業就一定會更燦爛，我們的人生就一定會更精彩。謝謝大家。
演講者：汪涵
我是汪涵，來自湖南電視台的一位節目主持人。我做主持人十八年了，主持了十八年的節目，像這樣的舞台、這樣的燈光、這樣熟悉的攝像師、這樣的觀眾、這樣的氛圍……我應該特別的熟，但是今天，一個人站在這個舞台上的感覺，非常的奇妙，甚至説奇怪，還好有你們、有現場諸位親愛的觀眾朋友。所以我説主持人在舞台上應該像春風一樣，他能夠讓舞台上所有的一切變得那麼的自然、那麼的妥帖，就像顧城的詩寫的一樣——草在結它的種子，風在搖它的葉子，我們站着，不説話，就十分美好。
美國有一個特別有名的藝術家，叫作約翰·凱奇，他在一九五幾年的時候寫過一部鋼琴曲，名字叫作《四分三十三秒》，作品是這樣的，演奏家站上舞台，打開琴蓋放上琴譜，端坐好了以後，四分三十三秒之內手指頭沒有觸碰一下琴鍵，一直就靜靜地坐着，頭十秒鐘大家在等待，有可能這個鋼琴師，他在醖釀情感，慢慢的有一些躁動，慢慢的有人打哈欠了，慢慢的有各種各樣的聲音，到了四分三十三秒，鋼琴師起來，收起琴譜然後蓋上琴蓋説，我的演出完畢，走了。全場莫名其妙，但是安靜下來以後，所有的觀眾體會到，雖然那一刻什麼聲音都沒有，但是他們聽到了琴鍵以外的音樂，自己的心跳、呼吸、小聲的議論、些許的煩躁，所有的這一切彷彿變成了《四分三十三秒》音樂當中的每一個組成部分。
其實我在這裏，特別希望跟年輕朋友分享的就是，不要輕視行動的力量，也不要輕視個人的力量，用心地去做你認為你該做的每一件事。
就像我最開始，我大概是1996年從湖南電視播音專科學校中專畢業，我沒有讀過大學，我當時進到湖南電視台的節目，叫《男孩女孩》。我們當時根本就沒有節目可做，就有這麼一個欄目，每天大家上午就開會，然後中午到食堂吃飯，下午又開會，然後在辦公室睡覺，然後又開會，但是我覺得那樣的生活，對於一個剛剛從學校畢業的年輕人來説，特別的新奇。但是後來打了很多次報告，都沒有留在湖南台，然後我就去了湖南經視，就是我到目前為止，我的人事關係依然還在的那個電視台，湖南的一個地面頻道。我特別珍惜一個稱謂，我想我作為一個最優秀的節目主持人，後面沒有“之一”的話，很難，但是我可以做湖南經視最忠誠的員工，我願意在這裏待十年、二十年……拿下這個稱號。
我在這個電視台一進去開始做劇務，當時我們劇務組有兩個，我們兩個彼此認為是最帥的劇務——我和李維嘉。做劇務的時候，我們倆是最快樂的劇務，每天往這個演播廳扛椅子，槓椅子的時候我們兩個就在想，今天我扛的椅子有可能會是毛寧坐的，維嘉説，那我這個還有可能是林依輪坐的呢，兩個人每天有很多特別開心的事情。我們那個時候現場兩百五十六個觀眾，每個觀眾來看節目的時候有個塑料袋，每一個塑料袋裏面有五十多件禮品，我就負責每天錄節目的時候往每個觀眾席放禮品，滷蛋粉、電燈炮、水龍頭、麪條、醬油……每天就做得特別快樂，因為我知道放不完的麪條，我可以帶回家。
然後後來我就當了現場導演，跟現場所有的觀眾朋友講一些笑話，然後活躍現場的氣氛、帶領全場的朋友鼓掌，當然我們今天現場的掌聲全都是大家自發的。我記得我們那時候要帶領大家鼓掌，我那時候在當現場導演的時候，我是每期自己鼓掌鼓得最厲害的。我記得有一次我們的台長到現場來看節目，（問)這哪來的現場導演，(説）小夥子你過來，我就過去了，“台長你好”，“把倆手伸出來”，我説，啊，怎麼做節目還帶檢查指甲蓋洗沒洗乾淨的？我一伸手，手拍得特別紅，他説，你們看這個現場導演多麼地投入，鼓掌鼓得多麼地賣力。我當時特別地快樂，因為所有的人要去看當時的那個綜藝節目，要花很大的經歷，求爺爺告奶奶得拿到一張票，我場場都在裏面，特別地快樂。
後來又當導演，可以讓我特別欣賞的節目主持人，按照我的想法去做節目，哇，還有什麼比這更開心的。沒過多久，台裏面做內部的晚會，説汪涵是學播音主持的，你讓他去試試吧。哇，可以在全台同事的面前主持節目，開心得不得了。當時做了一個節目叫做《真情》，台長就問我們當時的一個節目主持人：“汪涵當搭檔可以嗎？”“可以！”，然後還問了我們的一個燈光師，“小廖，你覺得汪涵可以嗎？”“不錯！暖場的時候全場觀眾都樂成那樣，讓他去吧”。太開心了，我可以當主持人了。每件事情都是我心裏覺得，我應該去這麼做，而且這麼做我特別特別地開心，不管是什麼情況我都接受。比如説今天的燈光突然間沒有往昔那麼好了、今天的攝像不是你以往熟悉的、今天你化完粧之後，總覺得自己的黑眼袋比平常要大很多、今天的嘉賓、今天的台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那麼不如意，趕快在內心鼓掌，因為你的機會來了。我一定要學會很好的忍耐這樣的一個特別尷尬，或者是特別難堪的局面，我一定要扛下去。因為面對困難無非三點：第一，度過了這個困難，你有度過困難的智慧；你面對困難，你有了面對困難的勇氣；你繞過困難，你有了繞過困難的狡猾，多好。
你還要生命教你什麼，你還要這個舞台教你什麼？就像塞內加曾經説過這樣的一句話——何必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見全部的人生都讓人潸然淚下。但是我想，他所呈現的應該是這樣的一種情緒，既然我們都知道最終的結束是那樣，我們何不開開心心地、歡欣雀躍地、一蹦一跳地能夠朝着那樣的一個歸宿去，因為我們心裏面，充滿了太多太多對這個世界認知的美好。
叔本華好像也説過同樣類型的話，就是説如果你自己的眼神關注的是整體，而非個人的異己的生命的話，那麼你的行為舉止看起來會更像一個智者，而不是一個受難者。所以我特別在這裏要花這麼長的時間，跟我所有的年輕的朋友分享的就是——不管怎麼樣，我們還這麼健康；不管怎麼樣，我們還能夠這麼自由地呼吸也好、鼓掌也好，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也好，你什麼都不會失去，即算你有一天經過了所有的東西，你會覺得生命太苦難了，恭喜你，你知道生命苦難了。
很多哲學家窮其一生，他們有可能就是為了告訴大家，其實生命有多麼的苦難，我們應該怎樣的用微笑去面對它。來之前我就一直在想，我今年四十歲，我舍掉了什麼東西，當然我得到了太多太多，得到了我很多受之有愧的，觀眾給我的掌聲和喜愛。因為我個人覺得在電視台，主持人只是最後的一個完成者，如果我們今天現場沒有燈光師、沒有攝影師、沒有化粧師、沒有音頻師，這個節目完全不可能呈現在大家面前，但是所有的鮮花、掌聲給了我們，所以我覺得受之有愧。但是我想，我今天面對這麼多年輕的朋友，80後、90後，我們是不是一定要在腦子裏，建立這個“舍和得”的概念？我後來一想，不應該！因為在這樣的一個社會當中，在這樣的一個生活當中，很多時候你舍了卻什麼都沒有得到，所以當你心裏面有了“舍和得”，我只要得到什麼，我就去捨去什麼，如果説舍而不得，或者是得非所願，那我們就只能得病了，你會怨恨。所以我覺得與其在這裏，跟大家強調“舍和得”，還不如去考慮捨得背後的另外一個詞——接受。上天遞給你的東西我們用雙手去接着，捧在手心，當然也沒必要高舉過頭頂，因為每個人都有可能會接到這樣的饋贈。
上天拋給你的東西，用自己的雙肩去承受，不管拋多少先扛着，扛着的目的是為了讓你的身體更加堅強，雙臂更加有力，有一天他饋贈給你更大禮物的時候，你能接得住。忘記“捨得”這個概念，做你自己想做的，任何讓你快樂的事情，前提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和快樂，建立在別人痛苦的基礎之上。除此之外，你可以一個人，沒人看見，你可以蹦着跳着回家，你怎麼樣都可以。所以在這裏要祝願所有的年輕朋友，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一件，如果你希望你的一生當中，你往前、你往後、你停下來的每一個腳印，當你有一天回過頭的時候，希望他們成為詩句的話，你就踏踏實實地走好你人生的每一步。
謝謝各位，謝謝！
演講者：王石
同學們好，像這樣和同學們交流還是第一次，因為站在前面什麼都沒有，從表演上來講這叫做當眾孤獨。但是剛才主持人那熱情洋溢的介紹和同學們熱烈的反應，好像讓我也年輕了兩歲，我想到了比你們還年輕的時候，那個時光大約是四十五年前了，我那時候才十幾歲，和你們一樣想着未來該做什麼。
我曾受福爾摩斯偵探的影響，特別想當個偵探家，也受《海底兩萬裏》、《八十天環遊世界》的影響，想當個探險家，就像《魯濱遜漂流記》那樣。我的數學成績不錯，在國小的時候，是可以跳級的那種，但我的語文不好，所以沒能跳級。
我當過兵，當過工人，當過工程師，當過機關幹部，這樣做到32歲。當時我在廣東的外貿部門，在別人來看，這個職業非常非常好，但是我已經看到我人生的最終會走到哪裏去，我當時的身份是副科長，我已經看到了，我一步一步的可以當科長、副處長、處長、副廳長。既然我已經看到了我這一生會怎麼過，我的追悼會怎麼開，我能想象，我躺在那裏，朋友們是怎麼來向我鞠躬、哀樂，我都想得清清楚楚，我覺得這樣的生活，我當然不甘心。這是我後來到深圳創業的初衷。
我沒有嚴格的人生計劃要當一個企業家，甚至當年的我對於做商人這件事是非常討厭的。
我只是希望改變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我就這樣去了。我既不喜歡做企業，也不喜歡做生意，我曾公開説我不喜歡房地產，以至於現在萬科的CEO鬱亮私下跟我説：“董事長，你不喜歡就不喜歡，但是你不要公開説，你公開説不喜歡，我們怎麼教育團隊要喜歡、要熱愛這個行業？”我説好，我不説了。
但是今天我站到這裏，我要告訴同學們，我非常喜歡房地產，非常喜歡房地產行業，因為它牽涉到城市建設、城市規劃、造福於消費者、造福於人民，我後知後覺地突然發現，我正在從事着一個我夢寐以求都求不到的職業，我由衷的喜歡上了我原來根本不喜歡的工作。
同學們，我這裏想説的是，你不要急於大學一畢業，就馬上要找到一個如何發財、如何終身相伴的職業，不要着急，當你不確定的時候，你就把你所在的工作做好，所在的你不願意的行業做好。可能工資不隨你的心，可能待遇不隨你的心，可能所處的環境，那些人員不隨你的心，但是你要擁有一顆平靜的心。人生下來所謂的自由選擇，它本身就是不自由的，不自由過程當中，你仍然要把它做好，當做人生的一個經歷、一個積累，經歷本身就是一種財富。
認準一個目標，堅持下去
我要説的第一個故事，是2009年，《南方週末》成立25週年，做 “中國尋夢者”評選，評選了8個人，我榮幸的入選，有意思是給了三個標籤，讓我來選。第一個標籤是企業家，第二個標籤是登山探險家，第三個是不行賄者，那同學們，你們猜猜我會選哪一個？我選擇了不行賄者。我記得在我獲得這樣一個榮譽的時候，我説：“不行賄是我做商業的底線，但我沒想到這個底線，卻成了我的一個標籤，這很荒。唐。”最基本的底線，很多人卻認為不可能，一個長久的堅持、最起碼的人格要求，反而成了你最具競爭力的東西。我不得不遺憾的説，我們的社會是需要改革的。
我的身體不是很強壯。同學們可能就納悶了，説怎麼可能，你的身體不強壯怎麼登上珠峯的？我説正因為我登上了珠峯，我的身體才強壯了起來，我通過嘗試一個山頭、一個山頭的克服，這個過程使得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比原來更強，使我的體力也變成越來越強壯，而不是因為我擁有強壯的體魄我才去登山。事實上，我有偏頭疼，一疼四五天，五官有中耳炎、視網膜炎、鼻竇言、咽炎。我感到最恐懼的是1995年，我突然感到我的左腿劇疼，醫生非常清楚的説，説你腰椎間有一個血管瘤，你必須馬上減少行動，最好是坐輪椅，否則你可能隨時癱瘓。我當時腦袋一懵，我怎麼也沒有想到我44歲的時候，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醫生宣佈我可能癱瘓。所以我想，無論如何，在癱瘓之前，我要去一趟西藏，要去一趟珠穆朗瑪峯。
2003年我去了西藏，記得在登頂下撤的途中，在8800的位置上，天氣非常不好，陰天、颳風、下雪，我特別想坐下來，但我受過的登山訓練告訴我，我不能坐下來，我要是坐下來，我就起不來了。那一刻，能不能活着回來都不清楚，但那時就有一個願望：如果我能活着回去，我絕不再返回喜馬拉雅山，如果再返回來，我就是王八蛋！我詛咒自己。可安全回來之後，那個詛咒也忘了。
我到山腳下和醫生談的時候，醫生説你遇到的就是瀕臨死亡的感覺。登到8000米以上的山峯時，只有兩種廢棄物是沒人理的，一種是空氧氣瓶，再一個就是遇難者的屍體，你免不了會看到遇難者的表情，沒有痛苦，沒有猙獰，沒有死亡之前的掙扎，都很安詳，好像進入天堂一樣。當然了，即使進入天堂很美妙，你願意進入嗎，我相信還是不願意進入的，所以哪怕受折磨，受苦難，你還是願意留在這個世界上。我們知道我們會死，但在死亡之前，你希望什麼呢，你希望做你想做的事情。
我曾説，我一生要三次登頂珠峯，2003年是第一次，2010年是第二次，我想我差不多在我70歲的時候，也就是2021年的時候，我要再登一次頂。但當我到哈佛之後，我才意識到，哈佛是我的第三次珠峯，和這兩次珠峯完全不同的是，這座山峯沒有物理高度。很多人問我，説登珠峯難不難，我説當然難，比想象的還要難。第一個學期特別累，要記太多單詞，失眠，想睡也睡不着，做作業做到2點鐘，8點鐘起來，我曾經幾次想打退堂鼓。
我想跟同學們説什麼呢？人生當中一定要保持一種自我的不滿足，保持着一種好奇心，保持着你對未來的某種期許，堅持就非常重要，勝利往往是在努力一下的堅持之中。我想我和很多人最大的不同，不在於我比他們聰明，也不在於我比他們更運氣，很重要一點，就是我有這樣一個認準的目標，堅持下去。
放下金錢、放下權力、放下虛榮
剛才講“堅持”了，現在我想講講“放下”。我想説的放下，第一是放下金錢，第二是放下權力，第三是放下虛榮。
1988年，萬科進行股份化改造，當時公司形成4100萬規模。當時我就聲明，我放棄分到我名下的股權。第一，我覺得這是我自信心的表示，我不用控制這個公司，我仍然有能力管理好它；第二，在中國社會當中，尤其在80年代，突然很有錢，是很危險的，中國傳統文化來講，不患寡，患不均，大家都可以窮，但是不能突然你很有錢。所以在名和利上，你只能選一個，你要想出名，你就不要得利，你要想得利，你不要出名。我的本事不大，我只能選一頭，我就選擇了名。這時，我想放棄財富。
1999年，48歲的時候，我辭去了總經理的職務，開始只當董事長，真正的不管公司的事兒。這時，我想放棄權力。
第三個放棄，就是放棄虛榮。實際上這回去哈佛，很多人都很好奇，説你王石到哈佛去幹什麼，首先就問，你到那兒帶翻譯嗎？第二，你上的是老年大學吧，更多的朋友之間一見面，那就是猛誇，鉚勁的誇，“太~~”佩服你了，就是“太”這個字拉好長時間，我説你表揚我還是罵我，這樣表揚，無非就是説你王石要過語言關是不可能的，但是你過了，所以“太”佩服你了。確實，一箇中國的著名企業家，上市公司老總，年紀又過了60多歲，你開始學英文，你能不能拉下臉，能不能放下面子，是個問題。
同學們今天在聽我演講，我年輕的時候也曾聽過我敬仰的人演講。他們是兩位美國人，一位是肯尼迪總統，一位是巴頓將軍，肯尼迪總統的就職演説裏説：“不要問社會能為你做什麼，而要問你為社會做了什麼”，我非常欣賞他這段話；第二是巴頓將軍，他説：“評價一個人成功的標準，不是他站在頂峯的時候，而是他從頂峯跌到低谷時候的反彈力。”我同樣非常欣賞。我的人生經歷當中，我怎麼也沒有想到2008年對我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打擊，一個拐點論，一個捐款門，弄得我狼狽不堪，祖宗八輩子都罵到了，一天謾罵的帖子三四十萬，刪都刪不過來。但之後我給了幾個感謝，第一感謝股民對我的這種唾罵，讓我歸零，讓我認識我是老幾，我重新認識自己。而且我現在回憶，確實我當時比較囂張，我感到我在做正確的事情，説話根本不在乎別人的感受，不在乎在什麼場合下；第二，這是我瞭解社會和年輕人非常好的一個平台，不要説是善意的，就算是惡意的又怎麼樣呢？我既然是公眾人物，我享受到公眾人物帶來的好處，我就應該接受我作為公眾人物應該接受的監督。公共人物就是公汽，公汽就是公共汽車，坐上去感到很舒服，它就表揚你兩句，它坐得不舒服，吐口痰，你就得承受。
同學們，我想用下邊的一段感悟來結束我的談話。很多同學非常羨慕我們80年代的一代人，我現在想起來，我也很羨慕，因為80年代當時不覺得，事後越想越覺得那是一個黃金時代。可能你們會感歎現在這個世界、這個時代，全球的不確定，中國未來的不確定，你們很感歎，沒有機會了。現在講拼爹，我相信在座能這樣交流的，拼爹的不多，都是拼自己。但如何拼自己，怎麼拼呢？我想説的是，如果什麼都確定了，你要想出人頭地，想有所作為，那是非常非常難的，正是因為這些不確定，才給了你們機會。我們認識的中國，我們大家都意識到它需要改，但往哪兒改，不大清楚，但是我們都清楚的是，我們希望改好，想法是一樣的。
四年前，我在金沙江漂流，金沙江上水流湍急，到堰塞湖的時候，江水平靜，流得非常非常緩慢，這時我就有時間看兩邊的景色。金沙江兩邊景色都是懸崖峭壁，這時你才發現，懸崖峭壁上是一股一股潺潺的流水，我突然醒悟到，這滔滔的江河就是一股一股無數地潺潺地細細地流水形成的，這一股股的流水，就是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企業，每一個單位，如果我們每一股細小的力量，都做我們應該做的事情，我們匯成的江河，就將匯成我們對未來的期望。
這就是我今天想和同學們交流的。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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