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誦芬對航空的興趣始於燕京大學附屬國小讀書時期。當時，哥哥顧誦詩就讀於市區裏的崇德中學，學校裏的學生用硬一點的紙板做滑翔機，用橡皮筋彈射。哥哥把學校裏做好的滑翔機拿回家裏，帶着弟弟顧誦芬在空曠處放飛。在天空中翱翔的飛機模型吸引了年幼的顧誦芬，他以極大的興趣與哥哥一起開始製作，一起在外放飛。入讀中學後，他又從父親那裏得到了一本有着重要影響的人物傳記——《一個飛機設計師的故事》。這是蘇聯飛機設計師雅科夫列夫的自傳。
“1937年七七事變，有天早上把我炸醒了，日本飛機排得很整齊往西邊去，緊接着就是炸彈響。1939年我們到上海，二戰快結束的時候上海(日軍駐地)經受了美國飛機的轟炸，所以我知道二戰美國人之所以佔優勢，就是他們的空軍厲害，所以航空非常重要。”
不久後，顧誦芬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學航空工程系。
1951年，顧誦芬大學畢業。因為抗美援朝，我國急需建立自己的航空工業。上級組織決定，這一年的航空系畢業生要全部分配到中央新組建的航空工業系統。面對母親的不捨，懷揣着航空夢想的顧誦芬，踏上了北去的火車。與他同一批的畢業生都被分配到飛機設計和航空技術研究部門，唯有他被留在了重工業部航空工業局機關。一心想設計飛機的顧誦芬，因此還有一點小小的不開心。
在比賽中捧回的一個又一個獎盃，大大增加了蘇炳添的自信心，也讓他更執著於短跑這條道路。
但是，教練説蘇炳並添沒有短跑運動員的天賦。
他個子只有172cm，短跑運動員最佳身高是180cm—195cm，當年中國另一飛人劉翔身高在189cm，短跑項目中，個子矮要失去許多先天優勢。
再加上我國短跑事業相比其它國家而言，起步要晚一些，選擇短跑作為終身事業的運動員少之又少，國際短跑賽事上我們從來沒有進入過決賽。
年輕氣盛的蘇炳添偏偏不信這個邪，他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在短跑運動上創造出奇蹟，讓外國人看看我們的實力。
為了這個理想，蘇炳添想去專業的體校進行學習和訓練，但他去了幾家體校，都因為他個子矮、年齡大被婉拒，現實將他打回原型。
劉翔從七歲就開始進行專業訓練，而想入體校的蘇炳添，這時已經15歲了。
眼看蘇炳添的田徑之路就要畫上句號，這時候他人生中的伯樂出現了。
中山體校教練寧德寶看中蘇炳添的身體素質和爆發力，想把他收為麾下弟子。
寧教練費了好大勁才説服體校的領導，破格把蘇炳添招進來，然而，訓練剛剛開始不到半月，蘇炳添就吵着要回家。
中學時的訓練和現在專業體校的訓練相比，從運動量、技術上都簡單很多。
體校要求學生6點就要起牀開始訓練，一上午的高強度練習，在中午短暫午休後，下午還要接着練，蘇炳添被體校辛苦的訓練嚇住了，他不想跑步了。
他叫來父母想要退學，父母也不忍他受苦，便要把他帶回家，寧教練實在捨不得這個好苗子，苦口婆心地勸説蘇炳添和他的家人。
蘇炳添的父母親雖然沒有文化，但從寧教練的態度上，他們覺得是真心為孩子好，於是媽媽許諾給蘇炳添100元零花錢，把他留在寧教練身邊。
從此，蘇炳添如開掛般，正式開啟了屬於他的“飛人時代”。
參加這次飛行的航天員中，有一位新人，叫湯洪波，年僅46歲。
和聶海勝、劉伯明不同，這是他第一次上太空，但為了這次的飛行，他已經準備了十一年。
湯洪波出生在湘潭縣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他是家中的老大，下面還有一個小3歲的弟弟。
5歲開始，就跟着父母一起做家務、下田扯草。
10多歲時，湯洪波已是家中插田扮禾的一把好手。
高三那年，他選擇了招飛入伍。父母都很支持他。經過考試和身體測試後，湯洪波成功考上了航校。
從航校畢業後，湯洪波直接去了新疆，成為一名空軍飛行員……
説到這裏，就不得不提到他兒時的一件趣事：湯洪波十歲的時候看着天上的飛機説，如果長大能當飛行員該多好。
現在看來，他的夢想不但成真了，還超越了！
神州十二號載人飛船的成功發射，湯洪波的飛天夢實現，
隊員們説，吳天一在高寒地帶開展科研工作的拼搏精神和獻身精神，曾令外國專家欽佩不已。
那是1990年夏，中外科學家攜手組建“阿尼瑪卿雪山聯合登山隊”。海拔6282米的阿尼瑪卿雪山位於青海南部，以其海拔高、地形複雜、氣温低、風力大、紫外線照射強，氣候多變等特點，為高山環境生理研究提供了完備條件。此次登山目的之一就是考察人在徒步急進登山狀態下的複合反應。
在海拔5000米進行高山生理實驗10天后，外方醫療隊員因為出現急性高原反應停下了腳步。而同樣出現高原反應的12名中方隊員，在隊長吳天一的率領下卻一直攀登至5600米高度，並建立了實驗站，完成了一週的科學考察。此次考察結果———《人在特高海拔的生理研究》論文在國際高原醫學界引起轟動，為我國贏得一項特別貢獻獎。
在高原醫學研究中，吳天一不僅是勇者，更是一位智者。他極富語言天賦，精通英語、俄語，且與藏胞交談不用翻譯。陪同外賓訪問時，他地道的英語令美國科技參贊驚詫不已。
掌握多種語言，賦予他登上世界舞台的階梯。他第一個向世人介紹高原肺水腫和成人高原心臟病。他將險境中求得的數以萬計的科學數據，撰寫成100多篇論文。其中，《我國藏族在世界高原人羣中獲最佳高原適應性》一文，榮獲世界高原醫學界認可。《高原病命名與分型》等論文被國際低氧學術研討會多次引用，並收錄於國際科技資料數據庫。
年過八旬的吳天一仍帶着心臟起搏器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原開展科研工作。他直言，高原醫學研究的“無限風光”在崇山峻嶺之間，只要事業需要，他將隨時背起行囊奔赴險峯。
彭士祿的同事們背後喜歡親暱 地稱呼他為“彭拍板”，“這個‘雅號’是研究核潛艇時得來的。1962年，核動力裝置的論證和主要設備的前期開發時。“當時的各種爭論實在太多了，他常常對研製人員説，不要吵，做實驗，用數據講話，最後他來簽字。對了，成就歸大家；錯了，他來負責。”因此當時他才有了這兩個外號，一個叫“彭大膽”，一個叫“彭拍板”。“研製核潛艇是從零開始的，事事都等到有十分把握再幹，哪有可能？”在試驗工作中，彭士祿只要有七成把握就拍板，另外三分困難和風險再努力想辦法克服。“沒困難，不冒風險，哪來的創新呢？還要我們這些人幹什麼？!”核反應模式堆安裝出現公差的善後處理，押送核燃料元件等，有危險有困難，彭士祿總是衝在最前，但在名利面前，他卻總是藏着、躲着。
1928年，楊振寧父親自美國歸來。同年隨父赴廈門大學，進國小二年級。
1929年，其父應聘清華大學，舉家赴平，居於清華院西院十一號；入讀教員子弟學校成志國小三年級。
1933年，國小畢業，入讀城內絨線衚衕天主教聖公會崇德中學，離家在校寄宿，曾因考試偷看被罰。
1937年，日軍發動七七事變，北平不穩，隨母攜弟妹返回合肥。
1938年，受日本侵華戰爭影響，全家逃難，經廣州、香港、越南河內輾轉抵昆明，楊振寧入讀昆華中學高中二年級。同年秋天，以高二學歷參加統一招生考試，被西南聯大錄取，先遵父命報化學系，後改物理系。
1942年，楊振寧畢業於昆明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本科論文導師為北京大學吳大猷教授，後考入該校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物理學部(清華大學物理研究所)讀研究生，師從王竹溪教授。
與他同室居住的有凌寧、金啟華和顧震潮，黃昆和張守廉也偶爾來住幾天。
1944年，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研究生畢業，碩士論文導師是王竹溪教授。
無論在哪裏，無論幹什麼，朱彥夫心中始終裝着一件事，那就是將自己所經歷的難忘事件寫下來，以告後代。犧牲戰友的臨終囑託催促着他去寫，殘廢人自強不息的信念鼓舞着他去寫，共產黨人的神聖使命召喚着他去寫！
當時遲浩田上將瞭解到朱彥夫的事蹟後，專程趕往沂源縣看望朱彥夫，稱他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並稱贊他“雖然失去一隻眼睛，但更能把人生看得透徹。”並高度評價了_支持丈夫帶領羣眾致富的犧牲精神。之後，遲浩田上將先後三次給朱彥夫寫信，鼓勵他把當年抗美激戰中的壯烈情景寫下來，傳給人們，讓人們瞭解歷史，推動國防教育。1989年9月的一天，朱彥夫對妻子説：“我年輕時拿過鋤杆子和槍桿子，但這兩杆子過早地夭折了，我思量來思量去，我得用筆桿子再作貢獻。”“遲部長也説過好多次了，你是該寫！俺明日就給你買紙和筆墨。”妻子高興地説。
寫書對一個失去雙手、雙腳的特等殘廢人而言，其艱難不言而喻。但有妻子的支持，他充滿信心。他知道自己的能力，所以從沒想一口吃成個胖子。開始只是笨拙地學讀，摹仿着寫：寫書信、寫報告、寫新聞。也許是戰爭血與火的經歷使他刻骨銘心，也許是朝鮮戰場的慘烈使他沒齒不忘，每每落筆，他的腦海裏總是浮現出那些長眠於異國他鄉的戰友的身影。他先後學寫了《莊户天王》、《救險記》、《悼青山》和《異人夢》，全部是烈士或與烈士有關的故事。生活，尤其是戰爭生活，成為他創作的源泉，戰友，是他作品中堂堂正正的主人公形象。他寫書寫得很苦，也寫得很累。一到陰天，四肢的截斷面便向外滲血水，疼痛難忍，_便用藥棉不斷給他擦拭傷口。他累了，她便給他輕輕捶背，夏天天熱，沒買風扇前，她堅持用蒲扇為他驅熱。有一次，一位搞創作的人看了他的部分初稿，不屑地説：“就是再比這好上十倍，也出版不了。現在都喜歡看談戀愛、跳舞的，這樣的書沒人看！”這一句話，使他萌發了輟筆的念頭。妻子第一次衝他發了火：“你要是不寫下去，對得起你犧牲的戰友嗎？對得起遲部長嗎？那些亂七八糟的書再好賣咱也不寫。這書你儘管寫，能出最好，出不了咱當家史”想起妻子對自己的莫大支持，他滿臉愧疚，禁不住又熱血沸騰。“《極限人生》中的‘根限’兩字，是指身體上的極限。對我來説，身體是殘缺不全的，這就要以沒有極限的奉獻和追求來彌補”用兩隻殘臂夾筆，寫得累了，他就用牙咬着筆寫。這些年來，他究竟咬壞了多少支筆，碰翻多少墨水水瓶，連_也記不清了。口涎、壞眼睛滲的水、胳膊斷處流下的血水和汗水時常會浸濕稿紙，模糊了字跡，只好重寫。為此，_沒少動腦筋。後來，她找來塊小塑料紙，墊在丈夫寫字的殘臂下，他每寫幾行，她就把塑料紙移動一下起初，兒女們勸他口述，他們記錄，可他總覺得那樣少了一些思索的空間，表達不出內心的真情實感。更重要的是，他把寫作作為磨礪意志、自強奮進的重要途徑。因此，他還是堅持自己寫，自願找罪受，找苦吃。這種罪、這份苦不僅僅是生理上的，很多時候是生理之外的。別的不説，光是那一天學沒上過的知識飢渴，就時常把他逼得心煩意亂，焦頭爛額。多少回，為了一個情節的描述，他會不吃不喝地憋上幾天；多少次，為了一個詞甚至一個字，他會搬來字典、詞典，一查就是幾十分鐘、幾小時！就這樣，他起初每天寫幾十個字，後來每天能寫幾百個字。有時候半夜裏想起什麼，從牀上爬扯半天才爬起來，開燈寫下來，把妻子吵弄醒了，兩個都睡不着，就拉咕呱
到1996年5月，他七易其稿，終於完成了長達43萬字的自傳體小説《極限人生》。他長長舒了一口氣，心中一塊石頭落了地。他認為，這部作品無論從構思、語言，還是描述和遣詞造句上，都不能同作家的作品相比。但他覺得，在一桌盛筵上，出現一道味道迥異的“清拌苦苦菜”，不是更能顯出山珍海味的誘人濃香嗎？他決心把這部小説出版出來。從此，_又陪同丈夫踏上了艱難的送稿路。人民武警報的一位記者看了《極限人生》的手稿後，深受感動。“《極限人生》對人怎樣戰勝生理上的缺陷，對人怎樣活着提出了強烈的叩問和挑戰，對普通人和傷殘人都是一種極大的引導和激勵。”
《根限人生》從創作出版發行，始終離不開各級領導和有關部門的關心和支持。黃河出版社編委看了《極限人生》的書稿後，立即決定出版。時任國務委員、國防部長、軍委副主席的遲浩田上將聞訊後，高興之情溢於言表，欣然提筆為該書題寫了書名，併為朱彥夫親筆題寫了“鐵骨揚正氣，熱血書春秋”的條幅。1996年6月，《極限人生》以33萬字的篇幅出版印刷。朱彥夫在書評中寫道：“我把《極限人生》這篇拙作幻化成烈士的遺願，勾化成一曲悲歌、一副輓聯奉獻於烈士，將是我畢生最大的寬慰。如果讀者能從中汲取到做人的力量，我就不會因空耗時光而差愧了。”在極短的時間內，第一次印刷的3萬冊《極限人生》銷售一空。為滿足更多讀者的願望，黃河出版社又作了第二次印刷。
朱彥夫的事蹟傳開後，齊魯大地掀起了學習朱彥夫的熱潮，朱彥夫也被中組部表彰為“模範共產黨員”。面對患難與共幾十年的妻子，他説：“我做夢都沒想到有今天的日子，要是説我幹出了點事，那百分之九十的功勞是你的，沒有你，就沒有我朱彥夫！”此時的他動了感情，淚水從墨鏡後悄然流下。如今，朱彥夫的一部新作即將問世。這仍然是一部以自己的真實生活為素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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