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錯綜複雜，既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客觀原因主要是守舊勢力的阻撓和鎮壓；社會現實條件的限制；帝國主義列強的干涉等等。但是，這些情況與其説是導致戊戌變法失敗的客觀原因，不如説是改革者在進行改革之前應當考慮的客觀現實條件。所以，真正導致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是主觀方面的原因。戊戌變法人士激進的改革心態及其改革戰略的失誤是戊戌變法失敗的重要主觀因素。
一、戊戌變法人士的激進心態
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後，中國面臨着世界列強肢解瓜分的嚴重危機。俄、英、法、德、美、日等列強加緊了對其在華利益的爭奪。在甲午戰爭後短短的三年時間裏，中國沿海重要的港灣旅順、威海衞、膠州灣、九龍、廣州灣，都樹起了帝國主義列強的旗幟；許多重要的鐵路幹線的修築權，落到了他們手中，中國幾乎全部國土都被劃分為各個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中國面臨着從半殖民地淪為殖民地的嚴重危機”[1]在這種情況下，以康梁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機，強烈的危機感給其內心以深刻的刺激與震撼，導致他們的心態產生了巨大的波動，變得越來越激進。
大體上，以康梁為代表的戊戌變法派的激進改革心態具有以下五個方面的特點。
（一）憤世心態
在封閉的條件下，民族危機的深度只有少數敏感的知識分子精英能夠真切地感悟到。他們的敏感與其周圍一般官僚士紳的沉悶平庸形成鮮明對比。這樣一來，一種與此相聯繫的道德優越感就會油然而生。這種激憤而孤獨的精英意識與優越感，會使變革者與廣大官僚士紳之間形成巨大的隔閡，並導致後者對前者產生同樣的情緒化反應。造成這種憤世心態的原因是，由於中國傳統體制吸納這些有變革志向的知識精英的渠極其狹窄，改革者精神上深受壓抑，他們既然無法通過正常的制度化的政治參與渠道來實現自己經世濟民的政治抱負，也就無法以正常的方式來疏導自己的壓抑感。依次戊戌變法人士一旦獲得青年皇帝的知遇之恩，就使得他們的求變心態以高度情緒化的亢奮激烈的方式表現和宣泄出來，力求引起最高統治者的注意。變革着的憤世心態與廣大官僚士紳的沉悶平庸相沖突，導致了戊戌變法走向兩極化的對立。
（二）急劇改革的心態
康有為在《上清帝第五書》中説：“外釁日迫，間不容髮，遲之期月，事變之患，旦夕可至”，急切的高呼要是還不進行變法改革“皇上與諸臣，雖欲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急切之情溢於言表。受這種心態影響的變法者，總是以他們主觀上所感受到的危機感的強度來作為激進變革的理由，而變革成功所須考慮的客觀條件卻往往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之內。
（三）全面“大變”的心態
能表達這種心態的，是康有為在呈光緒帝第六份奏書中所説的“能變則存，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2]改革本質上是一種漸進的過程，它要求在舊的基質上尋求新的生長機制，要求在順應歷史傳統的連續性的基礎上進行變革，但變法人士卻不自覺地排斥這種傳統的改革。這種“全變論”有其片面性。變革者僅僅注意到傳統政教與制度文化對中國應付民族危機所構成的障礙，而忽視了這種傳統政教與制度文化在許多其他方面對龐大的中國傳統社會經濟與文化生活繼續承擔着傳統的整合功效。他們僅僅根據中國舊體制無法抗衡列強對中國的侵略這一點來認定變法必須是全面的“大變”，這顯然是失之偏頗的。
（四）簡單化的樂觀預期
改革者一方面對中國危機的前景充滿了焦慮，另一方面又對改革的前景有一種過於簡單的，不成熟的樂觀判斷。改革者對變法的簡單化的樂觀判斷的原因主要是少年氣盛，血氣方剛而又缺乏實際閲歷，而且康有為認為，由於中國與日本在民俗文化方面相近，只要以日本為借鑑，中國的改革也就“易如反掌”。“大抵歐美以三百年而造成之政體，日本效歐美以三十年而養成之，若以中國之廣士眾民近採日本”，那麼，其結果將是“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3]康有為所表現出來的這種不切實際的虛幻的樂觀心理是一種非理性的因素，它會使變革者忽視變革過程的複雜性，它引發的那種虛幻的自信會進一步起到鼓動變革者提出不切實際的，與現實脱節的變革方案的消極作用。
這種以危機感的強度為基礎的求變心態，固然是可以促進變革的重要因素。但是，由於危機感是一種主觀的心理因素，很容易使變革者脱離現實的允許條件來確定變革的幅度、速度與範圍。危機感比較容易使人們確認變革的“必要性”，而變革的約束條件則較少地為人們所重視，這樣就會使改革的分寸與火候的把握失去依據。也正是這種激進的求變心態導致變革者的政治行為與政治選擇上的激進性。他們是在這種激進心態的支配下，來設計和制定變法的基本戰略和策略的，結果使得康有為等改革派在變法的具體戰略措施上沒有采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做法，而是採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
二、康有為改革戰略的失誤
（一）先聲奪人的改革聲勢
變法一開始，康有為就把改革的通盤計劃公開於世，並把矛頭公開地明確地直指他所認為的反對改革的政敵與傳統的官僚體制，當榮祿問康有為如何改革時，康有為竟回答：“殺三品以上阻撓新法大臣一、二人，則新法行矣。”這種驚世駭俗的言論，只能被保守派視為變法派準備大開殺戒的公開聲明。並從而引起榮祿等勢力派官僚的嫉恨，徒然增加了變法的阻力。其次，康有為向光緒帝建議，以“大誓羣臣，以定國是”作為變法的第一步計劃。在光緒帝尚沒有取得真正的最高權力的情況下，大誓羣臣的做法的結果，實際上就是把皇帝從變法過程的仲裁者的至高地位，推向改革派一邊。一旦改革派與對立派的矛盾日益發展的情況出現時，皇帝本人將由於其明確的政治傾向性，而失去足夠的政治迴旋餘地。
（二）改革理論不成熟
公羊學説是康有為維新理論的基本出發點，它把儒家經典解為偽書，對中國知識界無疑是當頭棒喝，它動搖了封建正統儒學的思想基礎和封建正統思想的合法性。因為幾千年來的儒家正統教育並不是用一兩篇文章或一場精神運動就能否定的，它是根植於中國傳統農業社會基礎上的，即使在工業化社會或後工業社會，儒家思想仍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和生命力。所以康有為的公羊學説一出籠，自然遭到一大批守舊和保守人士的攻擊，即使本來對社會危機有很深的認識，同時主張政府變革的一大批洋務派官僚也不能認同康有為的價值觀念。公羊學説使得改革者失去了廣泛的支持者和同盟軍，使戊戌變法最終演變為改革精英的獨舞。另外，在沒有對中外國情作出深刻的歷史比較的情況下，僅僅依據中日兩過歷史表象的類似性匆匆設計出仿效日本明治維新的急進的改革方案。日本在分封制的條件下，具有傳統權威合法性的君主可以在傳統的幕府體制之外另起爐灶地建立中央集權的機構，當他在推想改革時可以從社會中直接引用大批新人來充實自己的新的政治中心而無須顧忌傳統貴族的意見。而中國與日本不同，在中國這種傳統的官僚集權體制下，君主可以提拔 少數人，但不可能變更整個官僚階級，他必須採取緩進的方式變革，只有這樣才能在維持舊式官僚的聲望與利益的前提下發揮新官僚的作用，否則就會引起舊官僚的劇烈反抗。所以在中國當時的歷史情境下用激進的改革方案就嚴重脱離了中國社會的實際，這種改革理論的不成熟也埋下了導致改革失敗的理論陷阱。
（三）“快變、大變與全變”的一攬子解決方式
當變法派取得皇帝信任並開始推進改革時，他們不是採取步步為營的漸進方式，而是主張“快變、大變與全變”的一攬子解決方式。在這種變法戰略的影響下，光緒帝在一百零三天的時間內發佈了二三百條涉及選拔人才，農工商業，裁汰官員，廢除科舉等幾乎所有方面的上諭。這種毫無章法的不顧實施條件與後果的做法，只能使變法的實施停留在形式上。而且，改革產生的利益受到的影響的人們越來越多地聚集到反對派一邊。尤其像科舉制改革這種涉及全國數以百萬計士紳前途的大舉措，變法策劃者要求在當年就把全國的生童試改為策論考試，連給考生做貯備的時間也沒有。這對歷經數十年寒窗之苦的一般人士來説，實在是過於苛求，他們難以對這樣的變動有足夠的心理承受力與思想上的準備。這樣容易產生反對情緒。
（四）孤立與排斥太后的政治戰略
由於慈禧太后對光緒皇帝作出的舉措，掌握着事實上的否決權。因此如何處理光緒帝與慈禧太后之間的關係，對於變法能否順利進行有重要意義。儘可能地減少太后對皇帝的猜疑與不滿，防止保守派與太后之間結合成政治上反對光緒改革的政治聯盟，是確保變法成功重要條件。然而康有為拒絕採取“調和兩宮”的主張，主張“尊君權之道，非去太后不可”。[4]可以説，這是康有為在政治戰略上最嚴重的失策。這種政治戰略的前提，顯然是十分錯誤的。首先，太后在變法問題上並非極端保守，她同意在有限的範圍內進行變革。其次，太后對光緒皇帝所具有的權威性以及她在羣臣中的至高權勢乃是不容忽視的客觀事實。而康有為等根本無視這一既存事實，他們認為既然太后已經歸政於皇帝，那麼在法統上，皇帝就應擁有相應的實權，一旦他們認為皇上並不擁有這種相應的權力，就應排斥太后作為改革的目標。事實上，康有為為排斥太后的做法，在變法派內部就受到不少人的反對。連作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楊鋭也曾上奏指出，“ 皇太后親將天下授之皇上，宜遇事將順行，行不去處不宜固執己見。變法宜次第。進退大臣不宜太驟。”而戊戌變法派內部的重要人物之一的王照，就曾主張把變法的榮譽花環戴在太后頭上，以此來滿足這位老婦的虛榮心，以儘可能地減少變法的阻力。然而，康有為由於長期以來受到張蔭桓的影響，堅執挾此抑彼“之策，把慈禧太后視為”不可造就人物“來加以排斥。而在這種情況下，變法派不是分化了太后與榮祿的聯合，而反而使兩者由於利益與共而更為緊密地聯合起來。
除了上述問題之外，人們還可以從康有為一些有關政策的具體建議中，認識到這位政治人物在政治上的不成熟。
當孫家鼐問及，變法千頭萬緒，無一不需經費，而國家財政只有此數，不可以應對這一問題，康有為竟輕易地回答説，這件事根本無須擔憂，英吉利不是正垂涎西藏而又不能得到嗎？如果朝廷把西藏賣給英國人，就可以得到好價錢。有了這些錢，哪有新政缺錢的道理。孫家鼐由此而意識到康有為的“誕妄“，而預料到康有為是難有變法的作為的。此外，康有為還授意洪如衝，由他提出建議中國與日本合為一邦。另外，康有為有關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改換西服的”改革“建議，他提出的理由是：“衣服雖未事，然切於人身最近。故變法未有不先變衣服者。此能變，無不變矣。”[5]這種變法設想完全不考慮中國的客觀條件與國情，它是如此地不切實際，以致於從來不願承認自己有什麼過錯的康有為到變法失敗以後也承認這種好高務遠的空想主張“實為巨謬”。[6]康有為回憶這一點時曾感歎，如果全國的人都穿了西裝，那農村的織機人還能從哪兒掙錢生活？
康有為在變法過程中提出的另一建議是以孔子紀年。光緒年號是清王朝統治的合法性的象徵符號，以孔子紀年曆來就是反對清王朝統治的漢族反抗運動的統治做法，它無疑會引起滿清權貴與王朝效忠者們自然而然的猜忌：康有為這樣做是否有否定大清王朝的統治而謀求恢復漢族統治的險惡用心？人們還可以從康有為對變法中的經濟問題的建議，來看出這位過於自信的變法設計者的輕率與無知。康有為在建議統籌全局，舉辦新政的奏議中，認為舉辦各項內政所需的費用，通過發行六億兩公債來籌集，在這以前，清政府曾發行過昭信股票億一兩，而事實上卻極少有人願認購。六億兩的公債，當時政府一年的總收入還不到一億兩，國家是否有足夠的支付能力？按當時中國的國情是不可能籌集到這麼多的資金的。
從康有為等變法派人士在中國變法所作的戰略設計中，更為切實具體地認識到，有康有為這樣的書生政治家來主持複雜而艱鉅的變法大業，其失敗就決不是偶然的，儘管我們並不懷疑康有為與他的青年同志們在道德上的真誠與熱情。
如果説，光緒是荊棘叢生的危崖的脱韁之馬，是江海巨浪中失控的風帆，那麼，始終受到這位年青皇帝尊崇的康有為，卻對光緒的思想與政治選擇的激進化負有最直接的責任。當光緒帝最需要冷靜的關鍵時候，康有為卻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正是他促使處於極度的焦慮心理狀態的光緒皇帝作出一系列更為激進的決策。
三、光緒帝的激進政策
（一）裁汰宂官事件
七月十三日，光緒帝下詔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太常寺、太僕寺等中央衙門以及一些外省衙門。戊戌變法把裁官視為首要措施，京師閒散衙門被裁者不下十餘處。由此而導致連帶關係失職失業者近萬人之多。朝野為之震驚，頗有民不聊生之感。光緒帝實施他心目中的官制改革的激進做法，其基本原則是“新舊水火，勢不兩立”。康有為建議皇上用賞罰之大權，嚴懲守舊派。為使新法推行，他甚至建議皇上頻頻採取“大舉動”，用當年趙武靈王、秦孝公與彼得大帝的方式來震聳守舊派。光緒帝下詔裁汰宂官，然而，卻對於被裁撤的官吏的今後的生活出路並無相應的配合措施。這就使當時的官制改革給一般官僚在精神上造成極大壓力，這種壓力往往又直接影響了他們對新政的態度，其結果是各種謠言廣為流傳。據記載，“京中已有裁撤六部九卿，而設立鬼子衙門，用鬼子辦事之謠。”一些老邁官僚竟有“焦急欲死者，惟有詛謗皇上，痛罵康有為而已。”[7]
（二）禮部六堂罷官事件
如果説，裁汰官員的舉措在中下層官僚中普遍引起了驚恐不安，並進而形成對戊戌變法不滿的社會氣氛，那麼，五天之後出現的王照事件與此後的六部堂官被罷事件，則進一步在上層官僚中引起嚴重不安，禮部六堂罷官事件的經過是這樣的：禮部主事王照上書建議皇帝巡行中外，從日本開始，體太后之意變法。而保守派禮部堂官認為日本歷來多刺客，讓皇帝出訪日本，這樣會使皇帝置身於危險之中。他們認為王照的意見荒謬，不肯代遞。王照起而抨擊禮部堂官，於是引起衝突，結果光緒帝以禮部堂官壅蔽言路為由將禮部六堂官全部罷免。這件事的發生，使新舊兩黨之間的矛盾空前激化。慈禧太后對光緒帝的不滿開始表面化，他認為光緒帝辦事操切，性情暴烈而且處理政務的能力極不成熟。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禮部六堂官被罷之後的第二天，光緒下諭，賞譚嗣同、楊鋭、劉光第、林旭為四品章京上行走。這四位新官與康有為的關係如此密切，以至於人們完全有理由認為，皇帝現在已經完全受康有為的想法支配。由此產生的政治後果是，光緒帝從此本人成為眾矢之的。
（三）從開制度局到懋勤殿事件
康有為在《上清帝第六書》中明確指出“若欲變法而求下手之端，非開制度局不可”。他設想的制度局職掌十分重要，包括討論國家大政方針，定立法典。對於開制度局的建議，反對派一開始就表示抵制，他們認為制度局的開設無疑是對軍機處的“釜底抽薪”，所以這項方案也沒有被採納，此後康有為則轉而提出在宮中開設懋勤殿代替制度局，新舊派的矛盾日益尖鋭。在守舊派屢次否定了康有為的設立的制度局的請求之後，康有為並沒有改弦更張，改換鬥爭方式與策略，而是抓住制度局不放，一味糾纏於此，以致影響了其他新政的推行。在制度局受到抵制之後，又開設懋勤殿，議政處，立法院，這些機構花樣翻新，其預期目的非但沒有達到，反而引起守舊派的反感。而光緒帝也同樣受其僵硬的思路的影響，並始終以制度局為唯一的改革思路。
四、對變法失敗的反思
戊戌變法人士在進行變法時，存在着一些制約變法的條件。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怎樣變革才能取得成功？
在中國傳統的官僚集權體制下，在皇帝與太后分享皇權合法性的條件下，在少數先知先覺的精英與多數後知後覺的官僚士紳對峙的條件下，只有一個改革者被充分地“官場社會化”，以獲得官僚羣體認可的行為方式與態度，他才可能遊刃有餘地從事政治活動，並才能在這一基礎上，取得相應的對舊體制進行的政治經驗與政治技巧，才能使改革的計劃更為周全，各種舉措更為切合實際，而不至引起廣大官僚階層的嚴重對立與反抗。
皇帝採取大刀闊斧而又激烈的改革方式，將會使反對改革的保守派與那些由於改革而喪失既得利益的官僚，有可能與充滿權力失落感的慈禧太后結合起來，從而形成皇帝難以招架的強大政治阻力。解決這一困難的前提是皇帝必須握有實權。而皇帝要取得實權，決不應是通過大張旗鼓地發動變法的聲勢，甚至不是以變法的名義來清洗保守派，因為，這樣做必然會打草驚蛇。另外，在傳統力量十分強大的情況下，長期處於封閉環境中的多數人，無法接受那種明目張膽的對傳統價值觀念與習俗的挑戰性的言辭與主張。正因為如此，改革者應採取多數官僚所能理解與接受的觀念來闡述與表達改革的理由，通過隱蔽含蓄的方式來發展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鋒芒鄙露。
真正富有成效的改革，應採取疏導與漸進的方式，力求做到水到渠成，順其自然，把複雜的矛盾，問題，阻力與障礙予以分散，並逐步地克服與化解，主張小步地持續地推進，而不是“畢其功於一役”地既存秩序作根本的決裂，使新制度的創設與舊有的現存秩序之間，大體上可以保持相適應的狀態，在歷經了上述各個階段之後，最終將使變革的結果逐漸轉化為一種約定俗成的社會風尚，習慣。這樣就不再會引起新舊派之間由於界限分明與對立而出現的兩極衝突。
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極其複雜，既有客觀原因更有主觀原因。我們在強調一些客觀不利因素的同時更應該注重主觀方面的失誤。戊戌變法人士理論上、組織上不成熟，康有為等中國改革的主要人物，雖有滿腔熱情但卻不具備一個合格的政治家與改革者所應具備的政治經驗與政治技巧，不僅不能揚長避短，因勢利導，給變法創造有利環境和條件，反而在激進主義的政治道路上越走越遠，最終加速了變法的失敗。戊戌變法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改革，分析它失敗的原因對於我們今天的改革事業有一些借鑑意義
國際背景
經濟
19世紀下半葉是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階段。這個時期，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引起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第二次工業革命促使資本主義迅速發展，並開始向壟斷階段過渡。美、德、英、法等早已建立起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位居世界前列，而原本相對落後的俄國、日本，在發展了資本主義之後，也迅速強大起來。在這種局勢下，變革舊的制度和舊的生產力，發展資本主義已經成為當時的一種世界潮流。[2]
政治
19世紀後期，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通過議會改革等，使更多的民眾獲得了選舉權和參政權，政治民主化進一步擴大。英、美等國實現了文官制度改革，整頓了吏治，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從而保證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常運行。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在長期的發展中日趨完善。這些國家都為中國人建立資本主義制度提供了示範。
國內背景
社會背景
民族危機的加深。
19世紀末，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英、美、法、德、俄、奧、意、日等相繼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因此加緊對落後國家和地區進行侵略，西方列強趁機掀起侵略中國的狂潮，偌大的中國被分割成了一塊塊列強的“勢力範圍”，整個國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勢。中國邊疆地區出現了新危機；《馬關條約》的簽訂，
馬關條約
中國再次遭受割地、賠款，以及大量主權進—步喪失的厄運。甲午戰爭的慘敗更加速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進程。亡國滅種的危急形勢迫使一些先進的中國人開始尋找新的救國救民道路。
經濟基礎
中華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
這一時期民族資本主義得以初步發展的原因有三：一是帝國主義的入侵所帶來的刺激。《馬關條約》中允許列強在通商口岸開設工廠，列強紛紛加緊資本輸出，中國 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遭到進一步破壞。這在客觀上促使中國城鄉的商品經濟有所發展，為中華民族工業的發展創造了一些條件；二是在洋務運動中，洋務派打着“自強”、“求富”的口號，興辦了一批近代工業企業，對中華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到了引導和刺激作用；三是因為一些覺醒的國人把發展民族資本主義、抵制洋商洋廠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們發出了“實業救國”的呼聲，利用有利時機大力發展民族工業。19世紀末，中華民族資本主義得到了初步發展，為資產階級開展維新變法運動提供了經濟基
階級基礎
民族資產階級的壯大。
隨着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中華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他們開始謀求與其經濟地位相符的政治權利。民族資產階級作為新的政治力量開始登上政治舞台，為戊戌變法奠定了階級基礎。
思想基礎
近代以來新思想的發展
光緒
鴉片戰爭後中國的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封建統治的危機也一步步加深，先進的中國人開始思考要通過何種道路來挽救中國的問題。林則徐、魏源等主張“向西方學習”，發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呼聲，成為學習西方的先聲。但是他們的思想由於受到種種限制，並沒有付諸實踐。洋務派將“向西方學習”的思想付諸行動。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務運動，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指導下，主要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希望以此達到“自強”、“求富”的目的。洋務運動開啟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但是甲午戰爭的慘敗卻表明靠洋務運動並不能救中國。 [2]
早期的資產階級維新思想萌芽
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派中的很多人親身參加了洋務運動的實踐。
經歷了甲午戰爭的失敗後，他們認為洋務運動僅將“制器”作為學習的重點是不夠的，中國真正要學習的是西方先進的政治制度。早期維新派主要針對一些具體問題提出了改革方案，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他們只進行一 些理論上的宣傳，很少從事實際的政治活動，有很大的侷限性。儘管如此，他們掀起的維新思潮仍然產生了廣泛影響，並對康、樑維新思想的產生起到了思想先導的作用。 [2]
維新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康有為打着“託古改制”的旗號，將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學説與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相結合來宣傳變法。他之所以要借用孔子的名義來宣傳西方的政治制度，康有為的思想在當時極具震撼力， 為維新變法奠定了理論基礎。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體現了他對封建頑固勢力的妥協。[2]
梁啟超
梁啟超
將維新思想的影響進一步擴大。梁啟超的維新思想在當時的一些愛國知識分子和開明官僚中產生了較大反響，大大增強了維新變法的聲勢。[2]
嚴復認為要挽救中國，必須維新，要維新，必須大侶“西學”。他通過發表文章和翻譯西方著作，無情抨擊了封建頑固思想，提出了“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維新主張。嚴復雖然沒有參加維新運動的實踐，但是他對西學的介紹和宣傳卻對近代早期知識分子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也為醖釀中的戊戌變法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武器。
維新派與頑固派的論戰
三個“要不要”的論戰，即要不要實行維新變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為君主立憲制度，要不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一種新思想的產生，必然會遭到保守思想的反對，維新派和頑固派的論戰不可避免。這是一場維新與守舊、變法與反變法的爭論，是中國的資本主義思想同封建主義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鋒。維新派利用這次機會使自己的思想廣泛傳播開來，中國的知識分子進一步開闊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更多的人倒向了維新陣營。
維新派圖出賣國土
1894年末，譚嗣同給其師歐陽中鵠寫信談及改革路徑，具體到改革經費的籌措時，譚嗣同説：“試為今之時勢籌之，已割之地不必論矣。益當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以二境方數萬裏之大，我之力終不能守，徒為我之累贅，而賣之則不止值二萬萬，仍可多取值為變法之用，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認為蒙古、新疆、西藏、青海“毫無利於中國”，不如賣掉“供變法之用”。
康有為在戊戌年前後，也有將西藏、新疆等地賣給列強的想法。據翰林院編修夏孫桐在《書孫文正公事》中記載，朝廷重臣孫家鼐曾質問康有為的新政構想“萬端並起”，經費將如何籌措；康有為的回答是：把西藏賣給英國，“可得善價供新政用”。然而康、譚其實並不懂國家之間買賣疆土是怎麼回事。在康有為進呈給光緒帝的著作之一《日本變政考》裏，康有為舉了庫頁島（日本人稱樺太島）劃俄和阿拉斯加售美兩個例子，來證明其賣疆土搞變法的理念是正確的。然而日俄《樺太千島交換條約》並非如康氏所言，是日本政府在“賣地”，而是日俄兩國的一次邊界勘定。至於出售阿拉斯加，其目的並不是為了賣錢來處理內政，其所得亦非如康有為所説，賣了“金錢數萬萬（億)”(實際上僅賣了720萬美元），更沒有拿來“築鐵路、興學校、購鐵艦、增海軍”。批評者指出，康有為在進呈給光緒的著作裏如此扭曲史實，或是其本就一知半解，或是刻意曲解以引誘光緒贊同賣疆土搞變法——考慮到康氏畢生為學，如梁啟超所言，常好博求異，為證成己論，不惜抹煞事實，曲解證據，恐後者之可能性更大
康有為
康有為出生於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贊修是道光年間的舉人，父親康達初做過江西補用知縣。康有為自幼學習儒家思想，1879年開始接觸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沒有考取。南歸時途經上海，購買了大量西方書籍，吸取了西方傳來的進化論和政治觀點，初步形成了維新變法的思想體系。
1888年，康有為再一次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藉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受阻未上達。
1891年後，他在廣州設立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弟子有梁啟超、陳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參加會試，得知《馬關條約》簽訂，聯合1300多名舉人，上萬言書，即“公車上書”，又未上達。當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書，得到了光緒帝的讚許。7月，他和梁啟超創辦《中外紀聞》，不久又在北京組織強學會。
1897年，德國強佔膠州灣，康有為再次上書請求變法。次年1月，光緒皇帝下令康有為條陳變法意見，他呈上《應詔統籌全局折》，又進呈所著《日本明治變政考》、《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二書。4月，他和梁啟超組織保國會，號召救國圖強。6月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勤政殿召見康有為，任命他為總理衙門章京，準其專摺奏事，籌備變法事宜。
梁啟超
梁啟超出生於小地主家庭，其父以塾師為生。梁啟超自幼在家接受啟蒙教育。11歲至廣州應學院試，中秀才。後在“學海堂”就讀，於經史子集無不涉獵，17歲中舉人。18歲購得《瀛環志略》，從此開始接觸西學。不久，以弟子禮拜見康有為，並於1891年受業於萬木草堂，其“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
1895年，中日甲午戰敗，遂隨其師康有為並各省1300名舉人聯名上書，此即著名的清末“公車上書”。從此開始了他鼓吹變法，高倡改革的政治活動。
1896年，任上海《時務報》主筆，發表《變法通議》、《西學書目表》等，為傳播變法思想做出了重大貢獻，成為當時知名的風雲人物。
1897年11月，赴長沙任時務學堂總教習，在教學中積極宣傳變法思想，培養出蔡松坡等高材生。
1898年，入京協助康有為等促成“百日維新”。其間，梁啟超活躍非凡，為變法事業鞠躬盡瘁，顯示了卓越的宣傳和組織才能。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亡命日本等地，耳聞目睹西方之學，思想又有新變。在日本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繼續鼓吹變法維新。
從1901年至1903年短短的三年間，撰寫了近百篇文章，廣泛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的學術思想，其人物涉及霍布士、斯賓諾莎、盧梭、培根、笛卡兒、達爾文、孟德斯鳩、康德等、其領域遍及歷史地理、教育、政治，名人等各個方面，對當時的中國思想界產生了很大的積極影響，被譽為“輿論界驕子”。
1905年以後，國內革命形勢繼續發展，但梁啟超對清廷心存幻想，思想逐漸落後於時代，成為保皇立憲的積極鼓吹者和參與者。
袁世凱
袁世凱在1896年4月受到監察御史胡景桂的彈劾，指他在小站練兵時犯下“嗜殺擅權”、“剋扣軍餉”，“誅戮無辜”等多條罪狀，榮祿當時視察新軍，為新軍軍容所動，力保袁世凱，袁世凱才得以留任。
1898年9月20日袁世凱抵達天津，1898年9月21日晚袁世凱聽到楊崇伊從北京帶來的政變消息，以為密謀已經泄露，
袁世凱
為避免自己被牽扯上叛逆罪，於是將情況告知榮祿，結果戊戌變法失敗，光緒帝失去朝廷政權並遭軟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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