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是中華文化的大智慧，也是傳統文化對於君子之道的詮釋。它教導我們一方面要與他人和諧共處，另一方面，又需要保持自己的獨特。在文化問題上不也是如此嗎？四川大學生髮起“拒絕聖誕節”活動，這種粗暴的盲目排外的做法，不僅不是在弘揚傳統文化，反而是違背了傳統文化中“和”的理念與精神。
必須承認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確實出現了問題，端午，重陽越來越無人問津，聖誕節，情人節卻越來越熱火朝天。這絕不是在危言聳聽，而是真切的現狀。所以許多人要求禁止“洋節”看起來似乎並非沒有道理。
但仔細推敲便發現，這種要求實際上是出於一種“非此即彼”的粗暴邏輯。難道中國人不過聖誕節了，傳統節日就會重受青睞嗎？這種邏輯顯然是不能成立的。我們傳統文化繼承發展中出現的問題，更多還是在我們自己身上。
節日的背後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藴，如果沒有對其內涵的瞭解，對節日自然會莫名奇妙乃至生髮淡漠。也許每個中國人都知道屈原自沉汨羅江的愛國壯舉，但又有多少人能領會他當時的淚水與絕望，以及對國家和人民的熱愛？也許我們的蒙學讀本會告訴我們，屈原是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但這遠遠不夠，如果我們不瞭解他的精神，自然也會對他缺乏足夠的敬意，自然就會對端午節缺乏足夠的興趣。
從這個意義上説，“洋節”更缺少在中國生長的土壤。許多人熱衷於過聖誕節，但真正讓他説説節日的內涵，恐怕是“一問三不知”。中國的聖誕節，感恩節，是生長在市場炒作的土壤上的，換句話説，中國人過的並不是聖誕，而是一次又一次的“購物節”。單憑市場炒作而紅火的節日，早已失去了節日其本身的意義。
所以，我們應該感到慶幸，慶幸我們的傳統節日還沒有給急功近利的市場環境玷污，仍是一份文化的淨土。我們還可以在春節守歲，在元宵吃湯圓，在端午賽龍舟，在重陽遍插茱萸，在中秋共賞月圓，而不是和聖誕節一樣，去商場購物。到這一步，不能保持自身的獨特性，才真正是傳統文化的悲哀，是中華民族的悲哀。
因為我們有深厚的文化獨立的傳統，所以我們並無需畏懼“洋節”的入侵。我們也並沒有必要去禁止文明的交流。這種閉關自守做法，本身就是缺乏民族自信力的體現。既然我們足夠優秀，又何必擔心被同化？弘揚傳統文化，途徑不是靠排擠外來文化，而是培厚社會文化土層，讓傳統文化成為每一箇中國人的自覺追求，才不懼外來文化。拒絕“洋節”，只是“治標不治本”，並不能真正喚起人們對傳統文化的重視與關注。
在如今一個文化多元的時代，文化交流無處不在，無時不在。我們不能也不可能去逆潮流而行，我們只能弘揚我們的傳統文化，並吸收外來文化中合理的精神，與其和諧共處，這應當是我們對“和而不同”傳統智慧的繼承與踐行。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一個西方寓言對此作了闡釋：“一羣身上長刺的豪豬聚在一起過冬，離得太遠會失去温暖，挨的太近彼此的刺又會扎着對方，只有在不相互傷害的前提下互相趨近，才既能保持羣體的温度，又避免相互刺傷。”而這個合適的距離，其實説的正是一種和而不同的境界。
和而不同意味着平心靜氣地站在對方的立場上接納對方的觀點。“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扞衞你説話的權利”，法國大哲盧梭如是説。由於各種原因，朋友間難免會出現爭論，這時就要“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也就是説，要心平氣和地把自己的觀點告訴朋友，朋友不聽也就算了，不要再説。所謂“水滿則溢，月盈則虧”，“朋友數，斯疏矣”，朋友之間一味強求一致，“同而不和”，只能招致侮辱。
和而不同意味着求同存異，精誠合作。也許會有人説：“‘道不同，不相與謀’，人們的出發點不同，生活閲歷不同，對生活的理解也不同，怎麼可能有合作的基礎呢？”但是，電視劇《亮劍》中的李雲龍和楚雲飛卻給我們樹立了一個和而不同、精誠合作的典例：他們一個是自學成才的“泥腿子”，一個是國民黨黃埔軍校的高材生；一個信仰馬克思主義，一個以三民主義為原則；一個為社會主義而奮鬥，一個為資產階級民主共和而努力。但是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兩位英雄個率領部隊密切合作，共同打擊進犯的日寇，譜寫了一曲曲抗日救亡的凱歌。即便是在內戰期間，兩人雖各為其主，都不幸被對方打傷，卻依然彼此惦念。正所謂“英雄惜英雄”，同樣為改變中國現狀而奮鬥的共同信念，使兩人結下了跨越階級的革命友誼。
和而不同意味着海納百川的胸襟，包容萬物的氣度。“兼聽則明，偏信則闇”，呂不韋博覽羣書，汲取百家之長作《呂氏春秋》，終為後人稱讚；董仲舒匯儒、道、墨三家之精華（兼有神學），終成一代碩儒。一個人只有和而不同，廣泛地接受各種觀點，並吸取其合理內核，才能達到人生中至高的層次。一個社會若是一味求同，則一定會損害多元文化的發展。乾隆時期的文化專制，使中國思想界萬馬齊喑；新文化運動中的盲目西化和全盤否定儒家思想的傾向，都對和諧文化的共生和健康發展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所以，時至今日，小到人與人之間的親疏遠近，大到民族文化的和諧發展，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對於現代人依然有着清晰的指導意義。讓我們堅持和而不同的思想，促進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為建立一個和諧多元的世界、和諧多元的社會而不懈努力。
論語云：”君子和而不同“。在我看來，君子乃至國家甚至世界都應和而不同，在“和”的大花圃中各散“不同”芬芳。君子和而不同，為和諧社會點綴絢麗色彩。
大千世界，人無前篇一律，所謂“和”，既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所謂“不同”，既是人的獨一無二及自我特色，古時百家爭鳴的思想運動，孔子，孟子，道子，莊子等各個流派掌握着自己派別的獨特思想，共同發展，百花齊放。在科學界，牛頓定律，愛因斯坦相對論，普朋克量子論，無一不是互為基礎條件，共同進步的，但卻各有特色。正是因為人的思想思維各異，才競相迸發出如此之多思維火花並共同前進。正所謂君子之和而不同，彼此相觸又獨樹一幟。
民族和而不同，各有差異有歸於統一。
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和”的國家中各民族保持個性，共同繁榮。語言上，習俗上，地域上都各有差異，正是這些差異才使中國文化博大精深，令世界矚目，然而它們在差異中和諧共處，迴歸於統一。試想，倘若只有“不同”，各民族會爭鋒對立，倘若只有“和”，文化的單調也會使中國喪失繽紛的色彩。可見，民族和而不同也十分重要。
國家和而不同，為世界發展提供動力。
如今，“全球化”大家已經不再陌生，和平與發展也是當今時代的主題，這便是世界的“和”，在這樣一個“和”的世界，有着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共存，有着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共存，在經濟，政治，軍事上，彼此擁有自己的政策，卻可以優劣互補，也正是因為各種優劣衝突的存在，世界的發展才擁有了動力。例如歐洲的聯合，如今的歐盟已經成為了強大的團體，在設有聯合之時，每個國家力量並不強大，彼此聯合後，和諧共處，卻依舊保持本國風貌，在“和”之下的“不同”促進了歐盟的發展，國家的和而不同難道不是我們應該堅持的嗎？
世界之大，各事物都應該和而不同，這樣才能嗅到“和”的花園中散發的各種馥郁氣息。
“和”，又寫作“龢”或“咊”。《説文解字》：“龢，調也。咊，相應也。”———“以聲音相應。協調地跟着唱或伴奏”。所以和不表示一味地應和，而是飽有自己發聲的同時，與大聲音融合成美妙的共振。“和”區別於“同”，“同”是一模一樣，是齊唱；而和，是異的協調，是合唱。
但是，我們生活種往往有着“一派和氣”：當遇到矛盾時，總的一句：“大家都是一家人，要和和氣氣的”，便糊弄過去了；或是眾人都閉口不提，保持緘默。這是真的“和”嗎？為何常常出現這些“和”？
當有危機或異聲在羣體中蔓延時，個體會趨於恐懼被自己的同類羣體孤立，出於歸屬感的依戀，對認同感的及需，我們會同他人保持一樣的步調。有時表現出是一場侵略，又或是一場沉默，總之，都是所謂“和諧”的，實現了温暖的合羣。個體在羣體的相互擁抱中不願醒來。“房間裏的大象”慢慢滋長，而他隨時可能抬起腳來，踩碎這“和諧”的幻覺。
而這種個體的歸屬感的集合體便成了社會的秩序，就像鄉土中國的人們都在差序格局中運用禮治來維持社會安定。一旦有村民之間的矛盾，便開一場“教育”大會。在鄉村父老見互相道歉，牽手言歡，但卻是礙於面子和解，實際兩家已結上了樑子。
久而久之，人們的思想被社會秩序所限制，沒有人質疑秩序本身的假和諧，而或為了一個個屈於規則的相同人。就像房龍筆下的村莊一樣，老人被奉為信條，任何嚮往外面的人都被丟進了萬丈深淵，人們被自己的信條圍在了村莊，生活得和諧。直到河流枯竭，生活不濟，他們渴望外面的世界，但一切太晚了，累累白骨成了之前信條下的“和諧”的祭品，留下來的終是彌補不了的懺悔。
所以，這樣的和諧只會帶來同化，扼制了異的發展，扼制了“異”向“和”的融匯。真正的“和”是“以聲音相應，協調地跟着唱或伴奏。”因此我們需要“存異”。
“存異”是和的基礎。17世紀英國大力推行版權法，促使機械生產及機器的發明，允許新東西的出現，才有了後面的工業革命，達到力鼎盛的和諧；春秋的大環境允許流派的發聲，才迸發出“百家爭鳴”的思想盛況。和是諧調，諧調來源於不同事物之間的配合，是異的組合，是新事物與舊社會的契合，從而迸發的和諧力量。
“存異“是“和”的力量。香農同時攻讀數學和工程學兩個專業，但是，在當時的美國，數學和工程學是針尖對麥芒———數學以抽象為美，工程學則是以應用為前提，而正是這兩樣異樣、甚至互相鄙夷的學科組合，奠定了香農《一個通信的數學理論》，將數學用以傳遞信息，並以機械化的實用基礎實現。正是“存異”的組合，開啟了我們通信時代。
因此，我們需要個體智慧去勇敢，發現反抗社會中的假和諧，我們也需要一個寬容的社會去包容異的發聲。但是同時，我們也不可濫用“異”的力量，去過分追求個性而否定一切的認同，我們還需適度求“同”去融合“異”，最終，“和”或了人類共同的面龐。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這是中華文化特有的智慧：共生共存，和而不同。
兩河流域的輝煌化作一抹煙雲，在歷史的天空留下遙遠而又凝重的一筆；古埃及文明也隨時光化鉛，成為一段飽含滄桑的回憶；古印度文明也早已化作被風揚起的塵埃，消散了蹤跡。唯有華夏文明，歷久彌新，不斷書寫着屬於自己的燦爛光輝。
北魏有孝文帝改革，鮮卑族在華夏文明前選擇了融合；英姿颯爽的蒙古人當權，卻選擇了沿襲漢人制度；豪情萬丈要踏破關門的滿人，在踏入中原前就沉醉於漢文化；即便是半封建半殖民時期，中華文化也以頑強的生命力走了過來。
為什麼上下五千年的風霜不但沒有侵蝕它，反倒為它的輝煌添磚加瓦？
中華文化之所以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它所特有的包容性：繼承傳統推陳出新，面向世界博採眾長，在求同存異兼收幷蓄中不斷髮展壯大。
中外文化交流是世界文化進步的一個重要條件，也是推動文化多樣性的內在要求，這種交流從古至今都存在着。鑑真東渡，馬可波羅來華，玄奘取經，鄭和下西洋……所以，將各民族文化對立起來是極其錯誤的。
佛教起源於古印度，西漢末年開始傳入中國。那時的神州大地，是儒家和道教的天下，可是佛教並沒有因此被排擠出去，而是在潛移默化中對中華文化起了深遠持久的影響。自隋唐開始，佛教被中國的義理加以創造，從而使佛教中國化，頗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勢。再後來，佛，道，儒在碰撞中交融，走上三教合一的道路。
絲綢之路，是古代東西方文明溝通的橋樑，促進了這兩種文明的相互滲透。如今，重啟絲綢之路為東西方文化的交流搭建了一個巨大的平台，既有利於各國的經濟發展，也有利於各族文明在交流中共存，在交流中壯大。
縱觀當今時代，多極化趨勢日益深化，單一的文化無法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需求，無法匹配精彩紛呈的世界，唯有文化共存才是出路，不同文化類型應作為平等的對話夥伴相互尊重，並在一種友好氛圍中消除誤解摒棄成見。“韓流”也好，“日流”也罷，“西流”亦可，如果我們運用得當，懂得吸收適應社會主義實踐的優秀部分，並不斷提高自身的文化創新能力，這就這一個把中華文化的影響力不斷加深的機會。
文化共存是“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共生共存，和而不同，這是中華文化的智慧！
最近，國際著名品牌杜嘉班納的一則視頻廣告引來熱議，而隨後其設計師在網絡上的言論更是被曝出有多處辱華言辭。一時間。網絡上就“辱華”問題鬧得沸沸揚揚。
類似的事件已經不止一起，“奔馳海報辱華”，“瑞典電視台辱華”等情況屢見不鮮。可是俗話説，“不遭人妒是庸才”。的確，古代的能臣賢相，從一介不入流的小官做起，直到萬人之上的朝中大臣，所收到的彈章都要有等身高，如果受到的談何少了，那才是怪事。同樣，外界針對中國越是鬧得沸沸揚揚、甚囂塵上，就越是表明了我們中華文化的優秀，同時也表明着我們中國的國力已經到了不可輕視的地步。試想，一個正常的人會對靠近的老虎感到威脅與恐懼，對它使用手段恐嚇迫使其後退，可這個人會對從面前經過的螞蟻做出什麼反應嗎？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中華文化的優秀與否，歷史早就已經給出了答案。被杜嘉班納的視頻廣告所歧視的筷子，就是中華文化中的燦爛結晶之一。任何一種食物經過幾千年的沙汰淘洗還依然能夠保存下來，不論好壞，總會有其存在的道理。更何況，筷子是中華民族的先輩們在飲食方面不可或缺的、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而杜嘉班納的做法卻令人懷疑它是否符合國際品牌的名聲。在沒有對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做出充分了解時，就隨意製作出了這樣一部充滿了諷刺歧視意味的短片。而後續杜嘉班納對該事件的應對措施更是看不出一個大品牌該有的氣度。
在中國的國力蒸蒸日上、中華文化在國際上日益散發着光與熱時，有些人便會坐不住了，急於尋找出它的錯誤來批判它、諷刺它，試圖從一塊白璧上尋找細微的瑕疵，以此來貶低別人，抬高自己。殊不知，在這自負託大的外表下，他們對中國表現出的實力的忌憚，與他們色厲內荏的形象已經暴露的一覽無餘。
但不得不説，國人對待此事的做法，雖説是很振奮人心，甚至還有惡意的謾罵。但是，在這激進的外表下，又何嘗不是對本民族文化的不夠自信呢？歧視，如果對自身文化有足夠信心，又何必對這些無謂的中傷做出過激反應呢？正如劉禹錫所説，“人或加訕，心無疵兮”，孰好孰壞，交予時間，“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時間自會回答一切。
在國際交往中，不可重蹈清政府的悲劇進行閉關鎖國；也不可數典忘祖，盲目親附，“君子和而不同”。要達成“淡若水”的“君子之交”，各美其美，美美與共。
如若與人和諧相處是一片大海，那麼你自己的獨特之處將是海塔上的那顆明珠；如若與人和諧相處是湛藍明媚的天空，那麼你自己的獨特之處將是那搏擊長空的雄鷹……
君子，與人和諧相處，為已鋪上生命之路，君子，不失自我，將在已鋪之路上激起生命之火花！
綠蘿攀繞在頹枯的樹幹上，盡情的綻放鮮花，頹枯的樹幹因之而極顯生機，美麗的綠蘿也可以盡情展示自己的風采。
物亦如此，人更是如此。
在儒家的傳統中，孔孟總是形影相隨，既有大成至聖，則有亞聖，既有《論語》，則有《孟子》，孔日“成仁”，孟日“取義”，他們的宗旨也始終相配合。故有人把孔子比作蘇格拉底，把孟子比作柏拉圖，且日：“孟子序詩書，述仲尼之意。”然而孔子之所以大至聖，是由於他能夠以“君子坦蕩蕩”的風格，避免“小人長慼慼”的態度去保持他的悠閒。而與這種態度截然相對的是孟子的“生於優患，死於安樂”的主張。孔子日“飯菜要做好，衣服要合式”，而孟子卻毫不忌諱地提出“皰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孔孟併為儒家派之名人，他們都竭力讓仁政推至民間，然而在他們各直的骨髓中卻又有各自的獨特思想與見解，孔子由他的：“君子坦蕩蕩”的風格而被大成至聖，而孟子也以他的“憂國憂民”而被尊為聖亞。
古人亦知“君和而不同”的益處，而今人更能領略“君子和而不同”的真諦。
當今世界，可謂五彩繽紛，複雜多變，在這種局勢下，各國以及每個人都知道世界和諧發展是最大的關鍵。於此每個人都在為這無形的共同願望而努力着。03年的sars病毒威脅着每個中國人民的生命，然而最終我們戰勝了死亡，為什麼呢，因為全國的心連在一起，全世界的心連在一起。與世界各國的和諧發展是必需的，但同時，我們更要加速我們自己國家的發展，以我們獨特的丰姿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君子和而不同是我們共同明智的人生準則。
你我的相對微笑與互助構成了和諧的大海，讓你我這顆明珠更加耀眼。
你我的相對微笑與互助構成了和諧的天空，讓你我這雄鷹盡情搏擊長空！
阪口安吾在《墮落論》中提出：希望美好的事物能夠以美好的方式終結，是一種卑微的人之常情。
我們常常將對人類的所有美好幻想加諸於某一個人的`身上。就像我們希望李白可以縱情詩酒，又能馳騁官場；我們希望李煜胸懷治國韜略，同時宋詞無能出其右；我們希望納蘭賭書消得潑茶香，一生只如初見……然而十全十美只是妄想：李白長歎“舉杯邀明月”，知音甚少，無人可解語；李煜淪為亡國君，階下囚，只恨“一江春水向東流”；家家爭唱飲水詞，納蘭心事無人知，終是人間惆悵客……
所謂大同，就好比用撲蝴蝶的網套兜風，只是荒唐可笑的幻影。一味追求“個個全才”，最終難免成了“求全之毀”。
生活的百般滋味是一種救贖，也是一種犒賞，諸味調和，才使生命的邊界得以豐富和擴張。在無數時光片段裏，我們尋覓某個讓生活變得充實豐富的片刻，留下屬於自己努力的痕跡，讓那些乏善可陳的時刻也變得獨一無二。這樣的時刻也許只有一點點，但也彌足珍貴。
日本僧人吉田兼好認為，事事能幹卻不解風情的人，好比沒有杯底的玉杯，中看不中用。又説，如果談話的對象意見與自己的一味相同，則與獨坐並無差異。生活的樂趣在於不同，不是一言堂，而是各執所長。
我們的周圍生活着形形色色的人，有很多可愛的人，也有可愛又可恨的人。有人會覺得他們是小的，就有人願意把他們看大了；有人認為他們是平凡的，也有人願意叫他們英雄。活成一個真實的自我，即使是走到窮途末路的人，也有人願意去相信他們的生龍活虎。
現代人常調侃，生活就像一條牛仔褲，爛了就當破洞褲穿。接受自己的不同，接受別人的差異，用短暫的生命去創造屬於自己的一切，就不必在社會中舉步維艱。
給日復一日的黑咖啡多加半包糖，為萬年不變的陳俗增添一些新鮮感，在安穩乏味的生活中始終懷抱生機、熱情、好奇心，在調和與共存中享受這“和而不同”之美。
萬物相生，物如此，事猶是，人亦然。
在現代社會中，“和”是社會生活中的“和睦”、“和氣”，是國家層面的“和諧”、“和平”，也是人與自然眾生共處的一種狀態，“和”似乎成了追求的主旋律。
《説文解字》中如是解釋“和”：“龢，調也。啝，相應也”，造字的初衷是“以聲音相應，協調地跟唱或伴奏”，繼而引申出“和諧”之意。由此可見，“和”的本意並不是一味應和。正如《論語》中有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不是隱藏人的缺失而展現出的“一團和氣”；也不是消磨掉個體的獨特性，將其肢解裝進社會的框架；更不是羣體因為心存恐懼或毫無主見而選擇圓滑附和，造成千人一面的假象。相較一潭死水的庸君盛世，百家爭鳴的戰國才是更加和諧的社會生態，個體的差異帶來國家的生機和繁榮。
當人們在既定框架中推崇“和”時，也就從另一方面否定了“不和”的價值。在固有觀念中，“不和”代表着極端、災難和恐懼，然而，有時的“不和”即是掙脱時代和社會枷鎖的開創者。當主張改革者逆先王之道，反時代之潮流，提出變法而引發巨大爭議時，正是這樣的“不和”，推動了人類文明歷史的進步；當人們為了伸張自己的正當權力而抗爭，不甘屈服於強權或慣例而因此產生衝突時，正是這樣的“不和”讓權利有了生命的根基；當個人以科學和藝術的正途去冒犯強勢羣體、挑戰權威時，正是這樣的“不和”讓發展在逆境中求生。被批判和被攻擊也許是這些“不和”最初難以杜絕的宿命，但它們在血雨腥風中重生。
由此可見，“和”與“不和”不是兩個既定的概念，更不能簡單地分為非黑即白的兩個對立面，沒有了二元對立的格局和隨之而來的戾氣，沒有了阻斷理性思考的高牆，那麼就會形成“不同未必不和，和中自有不同”的社會。
真正的“和”是與自我和解，人要想走遠就要學會卸下包袱，在超越自我、挑戰未來的過程中，我們要學會悦納不那麼完美的自己，正如尼采所言“剋制是苦事，不和解的人睡不好”；真正的“和”是社會形態的不同，美人之美，共存相生，互學互鑑，個體的差異性才能使社會多姿多彩；真正的“和”是世界的融合多元，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只有承認世界的多樣性，才能擁抱世界的和諧統一。
不同未必不和，和中自有不同。
硃紅的游魚和着碧透的荷葉，將一池潭水映襯得越發清澈碧透是跳動的水汽和着眩目的日光，映襯出七彩的霓虹；是變幻的浮雲和着彤彤的旭日，生成了輕裊斑斕的朝霞。自然用他的生花妙筆，擇就了一幅幅清麗雋永的圖畫透灑出一股“和”的氣息。
然，游魚有其硃紅，荷葉有其碧透，和中也各顯獨特，此之謂“不同”，水汽和日光也是一樣。
人又何嘗不是如此？
《論語·子路》中説“君子和而不同”，不僅要與別人和諧相處，自己也要有不同於別人的獨特風格，如關羽的忠義，阿q的“樂觀”，魯濱遜的堅強……
他説；“凌晨四點鐘，發現海棠花未眠。”這樣一位書寫着簡單，雋秀的作家初時並不為人所歡迎。多少人説他的文章空洞無文，甚至他的導師要他“不要再寫這種三歲小孩子的玩意”，對此，他都一笑泯之。終於，他的散文集《花未眠》轟動了世界。他就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
那一句淺淺的清香，感動了多少心靈。保存心中的那份“不同”，讓我們的生命有如“花”“未眠”。
再説“翠翠、天寶和儺送”，那段悽美的愛情故事——天寶的守護，翠翠的等待，無不透露出這個男人縝密細膩的心思。沈從文，在那個人人埋怨的時代，他以一顆敏感的心，去擁抱那古老的邊城，他小心翼翼地保護着它不讓它受到塵世的玷污，讓心以原始的狀態存在。
似乎印證了他説的“我知道你會來，所以我等。只為了一場和你的不期而遇。”那個水美、山美、人美的天地真的在那個骯髒的時代與沈從文邂逅了。
君子善守不同，恰合乎魯迅先生的“真理在胸筆在手，無和無畏曰自由。”
川端康成的《花未眠》，沈從文的《邊城。魯迅的“自由，此之謂“美美與共”，然其一個執着，一個細膩，還有一個則放蕩不羈，卻共同為我們呈上了精彩紛呈的藝術盛宴，此之謂“各美其美”，這不正是“君子和而不同”？
只看見一條魚在荷葉間游來游去，魚兒硃紅，荷葉碧透……
和諧，這個詞既是那麼簡單，又是那麼難，簡單的是它就代表着平安無事，這只是它最膚淺的詮釋，難的是它是在人們獨立思考、提出問題時，能夠彼此融洽的進行心靈的交流的社會狀態——即和而不同。
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大動盪大混戰的時期。這個時代可謂與“平安無事”無緣。但這個時代又是中國古代思想發展的黃金時代，原因何在？究其根本，是因為這是一個在思想領域“和而不同”的時代。儒、法、道、墨、名、農、陰陽、縱橫、兵、小説十大學派和數不勝數的國小派彼此爭鳴，他們都竭盡全力試圖駁倒對方，但又不強迫對方接受自己的思想，而是在相互的辯論中，與對手共同進步，正因為這種思想上的和諧，中國古典文化才在不斷的創新與融合中達到了古代史上的最高峯，而那些各家的大師們，也因此成為了世界文化史上一座座巍峨矗立的山峯，受到後人們的景仰。反觀其後的“大一統”時代，統治者在實現政治一元化的同時，在文化領域也追求“一體化”，先有秦始皇獨尊法家焚書坑儒，後有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於是古代中國的文化界就此“穩定”，但也日益失去生機。取得統治地位的學派成為了統治者粉飾太平的工具，日益僵化腐朽，而非統治思想則被視為“妖言惑眾”遭到打擊摧殘，到了明清，中國古典思想終於徹底走進死衚衕，知道鴉片烽火驚醒華夏，中華文化才迎來新生。
中國古代的文化的興衰，猶如我們耳邊的警鐘，時刻警示我們：和而不同方為真正和諧，追求表面太平只會招致災難和恥辱。
與摧殘思想的古代反動統治者不同，新中國建國伊始便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政策。改革開放之後更是大力支持文化事業的發展。因此當今中國的文化事業呈現了繁榮發展的大好局面，一批又一批優秀的文化作品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中。而在百花齊放的繽紛中，中國一步步走向和諧，走向進步。
和而不同方能造就和諧，在我們投入絢麗的現代生活中，讓我們保持這和諧的文化底藴，在和諧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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