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個月，學校要求講普通話，這可難為了我們這些六年級的同學了，低年級的時候講講普通話還沒有什麼，不知道為什麼，到了高年級，課間再講普通話就有點不好意思，可是老師要求我們講普通話。老師的“聖旨”，誰又敢“違抗”呢？
我們班有兩個不自覺的同學，老師要求講普通話，可是他們兩個總會在無意中“蹦出”一句武陟話。“奇葩”同桌劉鴻森就是這兩個不自覺同學當中的一個。
他好像已經養成了習慣，有時連上課回答問題都會不自覺的説句武陟話，同學們和老師經常提醒他。為此，老師專門為同桌和另一個不自覺的同學趙一鳴定了一個“規矩”，如果發現不講普通話，一次扣一分，如果講普通話，那麼就會給他們加一分。 有了這條規矩，同桌和趙一鳴在課堂上都注意了起來。
由於同桌和趙一鳴發言都很積極，所以他們在回答問題的時候，很容易説武陟話。今天下午有一節語文課，這節語文課可真是“好戲連連看”啊！
“老師，這道題……”同學們正在寫題的時候，劉鴻森突然問老師了一句，還沒有等劉鴻森説完，剩下七十八個目光全部投到了劉鴻森的座位上，同學們異口同聲的對劉鴻森説：“普通話——”老師又説：“劉鴻森沒有説普通話，扣一分。”呵呵，劉鴻森不知道為什麼，趴到桌子上笑了起來，我們幽默的語文老師又説：“讓我聽聽，劉鴻森這笑是‘武陟笑’還是‘普通笑’！”
一節課下來，劉鴻森一共被老師因為普通話扣了五分，可是加了一分。唉，不説普通話的後果呀！
老師佈置了一個任務，讓回家教一個家人學説普通話，回家的路上我就想：教誰呢？媽媽教過語文，會説普通話，不用教；爺爺奶奶會説點普通話，但老是轉音，教他們難度太大；爸爸呢，會説普通話，但平時不大説，讀篇文章讓人聽着不舒服。嗯，還是教爸爸吧，用媽媽經常説我的話就是“可塑性強”。
晚上我拿出一篇我讀過的散文詩《孔子禮讚詩——和風萬里》，先讓爸爸讀一遍，爸爸讀時，我看媽媽老是想笑，我批評媽媽要認真聽，然後我給爸爸指出一些翹舌音，如“史”“志”“師”等都讀成了平舌音，告訴爸爸讀“zhi，chi，shi”這樣的翹舌音時要把小舌頭翹起來，然後我讀，讓爸爸模仿，爸爸還真配合，跟着讀了好幾遍，有點進步，可還是聽着彆扭，特別是爸爸翹舌頭的樣子有點好笑，幾次我都想笑，我都忍住了。
練過了平翹舌音，我又告訴爸爸，讀文章得有感情，不能用一種語氣讀，而且有的地方讀的聲音要大，有的地方讀的聲音要小，有的地方讀慢，有的地方讀快。我一段一段的教爸爸，都是我先讀，然後讓爸爸模仿，練了好幾遍，爸爸都累了，我讓爸爸完整地讀了一遍，我和媽媽給他打了65分。這一次嘗試，雖然有點難，但是爸爸的普通話有了進步，下一步我將帶動爺爺奶奶説較為標準的普通話。
媽媽是幼兒教師，爸爸在教育局工作，他們上班時間都講普通話，回家後也要求我講普通話。起初我對普通話的重要性認識不夠，總是心不在焉的。自從經歷了三年級暑假髮生的事情後，我徹底改變了對普通話的看法。
那年暑假，我們一家去南京旅遊。在中山陵回旅館的公交車上，遇見兩個與我年紀相仿的女孩。其中一個彬彬有禮地説：“你好！你們是外地人嗎？”我大聲地回答：“逗呀！”，引得一車人朝我望，問話的女孩也是一臉疑惑。我知道我説的是濱海方言，大家都聽不懂，便趕忙改口用普通話重複一遍“是的”。她開心地説：“正好，我們也是。”我倆用普通話聊了起來，而且越聊越投機，似乎是久別重逢的朋友。兩個異鄉人，通過普通話的交流，相互瞭解各自家鄉的美麗景觀、風土人情，那一天我們都很開心。
回到賓館，勞累了半天的我躺在牀上，脱下襪子甩給媽媽：“媽媽，求求你幫我把襪子死一下。”媽媽不耐煩地説：“死就死，喊什麼？”恰好服務員此時來給我們整理房間，聽了我和媽媽的對話，一臉的緊張：“什麼死不死的？你們可不要嚇人喲。”逗得我和媽媽大笑。服務員把我倆的方言聽錯了意思，我趕忙解釋：“是洗襪子，不是死襪子。”服務員摸着我的頭，笑着説：“我們可不歡迎講方言的孩子。”説得我滿臉通紅。
從此，普通話成了我的第一語言。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我都會自信地講普通話。上學期，學校舉行“苗苗杯”演講比賽，我還得了二等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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