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歷史簡明讀本》，簡明扼要地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曆程中不斷髮展壯大的歷史。本書雖謂簡明讀本，但展現的壯闊的歷史進程分外厚重和堅實。一書在手，便能清晰地把握黨的歷史的基本脈絡，是黨員同志們學習黨史的好教材。本書系統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求得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不懈大無畏的精神！
七月的光芒照徹眼眸。陽光灑落曾經跋涉過的山川溝壑，一座用無數先烈鮮血和生命凝聚而成的豐碑兀然傲立在天地之間。七月註定要成為永世歌頌的主題。九十年彈指揮間，光影流瀉，跨越了星漢的隔閡，我們永遠不該忘記南湖舟櫓？乃一聲，無數先驅挺身長嘯，在七月的感召下，從南昌城頭的第一顆子彈出發，直到和井岡山上的翠竹一起牢牢聳立，直到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產黨在風雨兼程的路，展示了自強不息，大無畏的精神，為神州大地增加一段又一段的傳奇。
1842年 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不平等的《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給英國。1860年 簽訂《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島給英國1896年 英國強迫清政府再訂條約，租借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北地區及附近島嶼，租期99年，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日本佔領。 1945年 日本投降，又被英國重新佔領。1984年 中英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1997年 香港迴歸中國，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1844年9月20日，葡萄牙女王瑪麗亞二世宣佈澳門為“自由港”；1849年，葡萄牙停止向中國交澳門地租。1851年，葡萄牙佔領凼仔。1864年，葡萄牙再佔領路環。1883年，葡萄牙再佔領望廈、青洲。1887年，當時的葡萄牙政府方使清政府先後簽訂《中葡會議草約》和《中葡和好通商條約》，規定“葡國永駐管理澳門以及屬澳之地與葡區治理它處無異”。1896年，葡萄牙企圖再佔領附近的大小橫琴島，但不成功。1908年，葡萄牙要求展界，並劃定澳門的界址。從1849年8月29日沈志亮殺害亞馬留總督始，直至1966年12月3日因文化大革
命和凼仔學校事件而觸發“一二？三”事件，顯示民間對葡萄牙人在澳門的特權一直深感不滿。1974年4月25日底葡萄牙革命成功，新政府實行非殖民地化政策，承認澳門不是殖民地，而是中國的領土。中葡兩國政府於1986年開始為澳門問題展開合共四輪談判並於1987年4月13日，兩國總理在北京簽訂《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及兩個附件。聯合聲明説，澳門地區（包括澳門半島、凼仔和路環）是中國的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於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而1993年3月31日於北京，由全國人大通過並經當時國家主席江澤民頒佈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共九章145條目另加三附件）成為相當於澳門的“憲法”。
1999年12月20日零時在澳門新口岸交接儀式會場，直到現在沒有迴歸中國的只有台灣了，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台灣一定能回到祖國的懷抱中。
一幕幕輝煌的歷史後面，卻少不了我們共產黨員的奉獻，作為一名普通的共產黨員我要做好我自己，帶動身邊人積極向黨靠攏。作為浙江中煙切絲流水線組長的的我，在中煙已經工作將近30多年了，看着中煙一步步的成長壯大，我很有自豪感。煙草行業屬於國企單位，作為共產黨員的我深感責任重大，嚴格控制煙絲的質量關，絲絲繫於心。
近期，拜讀了黃仁宇先生的《中國大歷史》，加深了原來記憶中有關中國古今歷史的條線印象，體會到作者負笈海外轉換視角、重點提取綜合評判的良苦用心。鑑於讀得有些散漫，而中國歷史之漫漫征途、悠悠流長，其間奧妙玄機，非著説之人一冊黃卷可以蔽之，亦非捧冊之人一時可以察之、一刻可以識之，進而揣測作者或是沒有言盡，寬宥鄙人亦是體嘗有限。故此，作者以宏觀綜合論之，鄙人從小我主觀臆想，讀史於此冊，品讀在其外，隨着零星感悟，簡要、散漫作一讀書筆記。
一、本書架構及史學觀點
正如自序篇中概括的一樣，以“中國大歷史”命名本書，作者旨在將宏觀視野這一觀念引導到中國歷史研究裏去。（一)由於負笈海外，授課對象是非本族的異國子民，作者曾懷疑講述歷史知識的意義及實用價值，輾轉反思之後，最終決定廣泛利用歸納法將現有史料高度壓縮，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綱領，在與西歐史及美國史有了幅度與層次上比較的基礎上再加以研究。（二）對既成事實、不可逆轉的史實，更多專注於考慮其積極意義及前後連貫的出處，而不以個人之恩怨愛憎當作歷史轉折點。（三）不從道德的角度檢討歷史，而是從技術的角度分析中國歷史的進程，着眼於現代型的經濟體制如何為傳統社會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機促成其在中國土地上落腳(文字摘自自序篇，稍作整理）~
鄙人在閲讀“安祿山的反叛”、“王安石的變法”、“數字管理還沒成熟”、“張居正與萬曆皇帝”等篇章時，對作者的宏觀綜合分析法逐漸熟悉並認可，對其通過講説分析不同階段、不同朝代有關“政府抽税”的歷史演變，論證“傳統社會不容產生現代型經濟體制”的觀點慢慢領會逐步接受。或許這些觀點在歷史課本中有所提及、野史小説中早有影射，不敢確説是作者首創或獨創，但確是鄙人第一次跳出政治形態、道德意識去讀史，改作因循本書倡導的“大歷史”似的敍述、點評去理解一段歷史，體會經濟體制、技術條件等其他因素對於歷史、社會、國家（朝代）演進的重要意義，以及它們是如何作用於當時、廣泛影響於後世的。
蜀漢政權的興衰更是與人才聚集與匱乏息息相關。劉備政權建立之初屢受挫折，最終在荊州三顧茅廬，隆中問對，請名士諸葛亮出山。諸葛亮提出了佔領荊州、益州，聯合東吳，與曹操形成鼎立之勢，再圖問鼎中原的戰略。蜀漢在諸葛亮治理期間，注重人才的發掘和培養，楊洪、蔣琬、費禕、姜維等都是他培養出的人才。蜀漢雖“彈丸之地”，實力最弱，但卻能與曹魏抗衡，很大程度上與其擁有一大批忠心耿耿的文臣武士有很大關係。然而蜀漢後期人才青黃不接，以至“蜀中無大將，廖化為先鋒”，最終敗於曹魏，重要原因就是輸在人才匱乏上。
治國之要，首在用才。總書記指出“發展是第一要務，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現代社會什麼最金貴？毋庸置疑，必然是人才。人才是現代社會競爭與發展的重要生產力，總書記指出，國家發展靠人才，民族振興靠人才，人才是興國之本、富民之基、發展之源。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人，關鍵在人才。綜合國力競爭説到底是人才競爭。要樹立強烈的人才意識，真誠關心人才、愛護人才、成就人才，激勵廣大人才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聰明才智。
“21世紀，人才是第一位的戰略資源”，對幹事創業具有基石作用。古人早已認識到這一點，劉備三顧茅廬會諸葛，蕭何月下單騎追韓信，在人才的輔佐下，事業終得以日新月異。禮賢下士自古以來就是優良傳統，重才之風，可興不可廢。時代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舉才任賢，可聚不可散。當下，山西處於發展最為關鍵的窗口期，也是轉型綜改、能源革命至關重要的攻堅期，要緊緊圍繞高質量轉型發展，立足發展急需、改革急用、民生急盼，大規模引進高精尖缺人才，落實總書記提出的“來得了、待得住、用得好、流得動”的總體要求，真正做到以發展聚人才，以人才促發展，推動山西轉型發展新篇章。
總書記説，歷史是人類最好的老師，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鑑歷史，可以給人類帶來了解昨天、把握今天、開創明天的智慧。近期，我閲讀了《簡明中國史-黨員幹部國史必修》這本書，感觸頗深。現就對三國時期的歷史感悟談一下自己的所思所想。
東漢末年，漢室衰弱，天下羣雄並起，赤壁之戰後，中原大地形成魏蜀吳三足鼎立之勢。在三足鼎立格局中，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從道義上説漢室正統在他手中，即佔據天時；江東孫權有長江天險，即佔據地利；而劉備漢室貴胄，名聲較優，善於籠絡人心，即人和。三政權各有優勢，但曹操為何最為強大，三分天下有其二呢？可以説，曹孫劉三方的強弱、疆域大小，是與三方所得人才多少成正比的。
曹魏政權，從曹操起，在官員任用上，打破世族門第觀念，提出堅持“唯才是舉”原則，收羅了許多優秀人才。曹操前期的五位重要謀士——荀彧、荀攸、程昱、郭嘉、賈詡，都是主動投奔曹操的，其中有四個人來自曹操的對手的陣營，郭嘉和荀彧是從袁紹那裏投奔曹操的。曹操聚集人才，用為掾屬，在身邊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智囊團，粗略統計，在《三國志》及裴注中留下記載的就有90餘人。曹操以“求賢令”廣開賢路，人才川流不息，曹魏成為三國中最強大的國家。當然，最後曹魏從內部滅亡也與其人才使用有關。曹魏前期，曹操廣納賢能之士，後期由於九品中正制的執行，外部人才資源匱乏，並且大多數成為司馬懿、司馬師及司馬炎一族的心腹。司馬懿之心，曹操心裏很清楚，並明確不可重用，但考慮到他的軍事才能，還是沒有殺他，把他作為輔政大臣最後一位，但後代曹睿即位後，改變這一政策，導致司馬懿家族逐漸做大，高平陵政變之後，曹魏政權名存實亡。
非常欣賞上海一所學校的辦學理念：“教學生四十年，為學生想四十年，為國家民族想四百年。”
那麼我們歷史教師承擔着怎樣的時代使命？通過歷史課，學生學到的應該是什麼？難道只是為了讓他們記住一些朝代，背下一些都城，瞭解一些屈辱，知道一些探索嗎？我認為問題可能出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傳統的教學目標基本上是以傳授知識和培養歷史思維能力為主，在思想教育方面，多為政治性的國家教育和民族教育，缺乏情感影響和人格教育。
2、過於強調完整的學科知識體系，知識點羅列過多，授課時間不足，教師教學緊張，導致教法實施以“灌輸”、“説教”和“畫重點”最為普遍；教師包辦“壟斷”和“一言堂”，忽視學生主體性的存在，也導致學生和社會對歷史課程產生誤解和偏見，認為歷史的學習方法無非是死記硬背而已。
新的《歷史課程標準》界定歷史學科的性質為人文學科即歷史教育要關注學生人文精神的塑造和思想境界的建設。所以我們要使學生樹立對國家、民族的歷史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審美情趣，形成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國際意識。那麼，如何樹立對國家民族的歷史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呢？
有一次，週一早晨舉行升國旗、唱國歌的儀式。讓我們感到尷尬的是站着一千多名學生的大操場，幾乎聽不到唱國歌的聲音。面對這樣的場面，我做了這樣的工作：南京大屠殺固然是日本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但也正是由於國家放棄了人民，將軍放棄了士兵，軍隊放棄了百姓，男人放棄了女人，兒女放棄了父母，大人放棄了孩子的因素，所以才會出現這樣束手
待斃的情形。而在一個公民的社會裏，每個人都是國家的主人，如果我們在任何時候能想到“我就是國威，就是國儀，就是國家的尊嚴與安全，”那麼，我們就能做到在空無一人的廣場上獨自一人長國歌升國旗，而那一個人的力量將勝過千百個不負責任的“匹夫”。這裏面沒有一句直接的説教，沒有一句直接的批評，但我想每一名學生都會被震撼，每一名學生都會深思。這件事告訴我們，歷史教育無處不在，歷史教育大有作為，歷史教育責任重大，它關係到國家、民族的存在與興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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