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國，作為一種先進的治國方略與法律文化，是社會進步、社會文明的重要標誌。法治國家，是以市場經濟的相當發展為經濟基礎、以民主政治的相當完善為政治基礎、以發達的權利義務觀為核心的精神文明為思想文化基礎的。真正意義上的依法治國在資本主義社會才開始實行，但是，正如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一樣，資本主義也不可能有徹底的法治。社會主義國家不僅應當是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民主國家，而且也應當成為真正實行依法治國的法治國家。社會主義的依法治國必然是而且應當是人類歷史上全新的、最高歷史類型的依法治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然要經歷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着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與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逐步發展與成熟，以科學的權力義務觀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法律文化的逐步發展，全面確立社會主義依法治國方針的要求越來越強烈。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繼承鄧小平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總結古今中外治國的成功經驗，反映全國人民的意願，順應時代發展潮流，明確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並從憲法的高度確立了社會主義依法治國的理念，這標誌着黨和國家治國方略的根本性轉變。
社會主義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是，(一)有法可依，這是依法治國的法律前提，也是依法治國的首要環節。有法可依不僅要求立各種各樣的法，更重要的是要求所立的法是良好的法，即符合人民的利益、社會的需要和時代的精神的法。如果所立的法非常糟糕或者漏洞很多，不僅會給壞人提供為非作歹的機會，還會使好人無從依法行事。(二)有法必依，有法必依是指一切政黨、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公民都必須依法辦事。這是依法治國的中心環節。有法必依要求：(1)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執政黨作為國家的領導核心，能否做到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能否依法決策和依法辦事，是依法治國能否實現的關鍵。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實行並堅持依法治國，要求執政黨不去隨意干預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更不能代替國家政權包辦一切，而是要時刻保持與人民羣眾的密切聯繫，與廣大人民羣眾一起嚴肅認真的監督國家機關和公職人員嚴格執法守法，保證其充分、正確、合理地行使職權。全體黨員，特別是各級黨員領導幹部務必加強對法律和法學知識的學習，努力增強法治意識，掌握和提高運用法律手段管理經濟和社會事務的本領，以自身的實際行動帶動廣大幹部和羣眾，在全社會形成學法、用法的良好風氣，為堅持依法治國打下堅實的思想基礎。(2)一切國家機關及其公職人員必須嚴格依法辦事。國家機關及其公職人員是代表國家制定、執行和實施法律的專門機關和人員。它們嚴格依法辦事，是實行並堅持依法治國的關鍵所在。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及其公職人員，都要嚴格依法辦事，這樣才能切實保護人民羣眾的合法權益，同時又為人民羣眾樹立守法的榜樣。(3)廣大社會成員要依法辦事。廣大社會成員不但要自覺以法律為行動指南，還要善於運用法律來爭取和捍衞自己的權力和自由，勇於同一切破壞法律秩序的違法犯罪行為作鬥爭，維護法律的威嚴。這是依法治國廣泛而深厚的社會基礎，是依法治國真正實現的重要標誌。(三)執法必嚴，依法治國的關鍵是執法，難點和重點也在執法。執法必嚴一是講執法要嚴肅，即執法機關和執法人員要本着對人民負責、忠實於法律的精神嚴肅認真地、一絲不苟地執行法律。二是講執法要嚴格，即正確、合法、合理、公正、及時。(四)違法必究，就是要嚴格追究違法犯罪行為人的法律責任。這是依法治國的必要保證，是法律威嚴的重要體現。違法不究，不但會使受到侵犯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法律保護和救濟，使被破壞的社會關係和社會秩序得不到恢復，而且還會損害法律的威嚴，使法律失。
實行依法治國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過程。這也是一個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是一項艱鉅複雜的系統工程，要經歷一個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
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今天，只有政府帶頭有法必依、嚴格執法，國家才能在法治的軌道上有序發展。
早在2014年2月23日，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第二次廉政工作會議上強調，要進一步簡政放權。對市場主體，是“法無禁止即可為”;而對政府，則是“法無授權不可為”。對於政府而言，“法無授權不可為”，避免了“有權任性”的情況發生。我們可以從中感受到給權力戴上的“緊箍咒”，讓社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得到了有效提升，極大地釋放了市場活力。
在計劃經濟時代，每個個體都是“單位人”，從自己的生老病死，到孩子出生、讀書、分配、工作等等，都需要單位和政府的管理，而政府過多地干預微觀事務，則會束縛個體的成長。步入市場經濟，各種社會力量得到了極大的釋放，單個的人從“單位人”轉變為“社會人”，政府已經慢慢習慣於不再幹預微觀的社會活動和經濟活動。但是，這種轉變對當下的市場需求而言，還不夠徹底。因此，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以後，政府依法行政成為了新時期的革新。每個行政行為，都得依法，政府的手不能伸的太長，否則，如果政府管得過多，直接干預微觀經濟活動，不僅影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增加交易成本，還容易滋生腐敗。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政府釋放市場活力的決心和信心。
依法行政在新時期新階段，就是一場“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自我革新。各級政府相繼推出了“負面清單”，對審批目錄清單進行全面梳理，不該政府審批的，堅決祛除，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而廣大年輕的創新創業者，在“互聯網+”的大背景下，掀起了追逐夢想的新高潮。很多年輕人感慨，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錯過了上世紀_十年代的改革開放，迎來了新時期新階段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新機遇，又有“互聯網+”的無限可能。而且，政府簡政放權、依法行政吹起了一股創業新風。
“大道至簡，衍化至繁。”從各級政府公佈的審批目錄清單中，我們可以發現，對激發市場活力的濃濃誠意，清單以外的項目，我們已經不用再申請行政審批了，而且政府一直在對審批事項做“減法”。“法無授權不可為”背後，藴含的市場活力前所未有。
法者，治之端也。
法治，就是用法律的準繩去衡量、規範、引導社會生活。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想要國家富強，民族昌盛，就必須做到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一個現代國家，必須是一個法治國家；國家要走向現代化，必須走向法治化。
和諧、幸福、美麗、平安，這些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温馨詞彙，千百年來，既是治國者的信仰追求，也是老百姓最樸實的精神理想，莫不心嚮往之。在擁有13億人口的泱泱大國，要讓這些理想照進現實，法治才是可靠現實路徑！
國泰民才安，有穩定才有發展。在依法治國的今天，最重要的是要通過實實在在的履職成效使社會更加安定有序、人民羣眾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得到增強。要實現法治中國，保障人民權益，既要“眼睛向外”，警惕和打擊敵對勢力的分裂、滲透、顛覆活動，確保國家安全；又要“眼睛向內”，依法懲防各類刑事犯罪，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還要“眼睛向前”，對影響社會治安和公共安全的新型案件特點加強研究和應對，最大程度防止和減少羣眾的損失。
百姓縈懷，萬事不難。對國家執法機關而言，法治中國是最大的民心工程、暖心工程；對羣眾而言，他們的合法訴求能得到公正對待，公平正義能在每一個案件中得到體現，就是法治中國的“最大實惠”。因此， 國家執法機關在公正辦案的同時，還要放下架子與身段，公正司法，聽一聽羣眾在法律訴求方面需要什麼、盼望什麼、心事有哪些，在此基礎上，對症下藥，完善執法辦案和法律服務舉措，方便羣眾合法訴求的解決，提升通過執法辦案化解社會矛盾、維護和諧穩定的能力。
歲月靜好，時光荏苒，回首以往歲月的坎坷與艱辛，我們不禁感慨，有一種信仰叫法治中國，有一種精神叫法治中國，有一種力量叫法治中國。在法治中國的引領下，依法治國，團結民心，共建中國的輝煌法治！
“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的內心裏。”法國思想家盧梭的這句警言，凝鍊道出了“使法必行之法”在於人心這一道理。全面依法治國，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堅實保障。民眾的法治信仰和法治觀念，是依法治國的內在動力，更是法治中國的精神支撐。在佔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國，如何做到人人尊法、守法，這是世界法治史上獨一無二的課題。而在推進依法治國的道路上，必須抓住領導幹部這個“關鍵少數”。
首先，領導幹部是握有權力的“關鍵少數”。權力是一把雙刃劍，在法治軌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則必然禍害國家和人民。每個黨政組織、每個領導幹部必須服從和遵守憲法法律，不能把黨的領導作為個人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的擋箭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裏，就是要依法設定權力、規範權力、制約權力、監督權力。法治的真諦，在於全體人民的真誠信仰和忠實踐行，全面依法治國，必須緊緊圍繞保障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來進行，堅決不搞特殊化、沒有特殊羣體。其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權由法定、權依法使是基本的法制觀念，領導幹部作為行使法律賦予職權的“關鍵少數”，必須要真正弄明白法律規定怎麼用權，什麼事能幹、什麼事不能幹， 謀劃工作要運用法治思維，處理問題要運用法治方式，要帶頭營造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環境。説話做事要先考慮一下是不是合法。黨紀國法不是“橡皮泥”、“稻草人”,違紀違法都要受到追究。只有心頭時刻懸着法律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其行為才不會越雷池半步。
《韓非子·有度》曰：“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明代方孝孺也説：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規，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時代呼喚法治，人民期盼法治。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我們正向着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方向砥礪前行，對領導幹部來説，只有時刻敬畏法度，做模範守法的標兵，才能權為民作用，乾淨廉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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