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公祭日是指一個國家紀念曾經發生過的重大的民族災難所創立的國家祭日，這是為了激勵起國人的發奮努力，勿忘國恥，將羞恥感轉換為前進的動力，積極努力地為國家和民族的發展做貢獻。同時也緬懷國人，紀念死去的革命烈士和同胞，緬懷逝者。又提醒了我們廣大青少年們要積極向上，奮發進取，提升民族精神，更加愛國!下面由小編來給大家分享國家公祭日心得，歡迎大家參閲。
國家公祭日心得1
翻開日曆，異常普通的12月13日，這一天卻應該是每個中國人不該忘記的歷史，這一天是血的事實，這一天，300000的中國人在機槍的掃射下，在刺刀的刀口下，倒在血泊之中。空氣中滿是瀰漫着炮火味和血腥味，廢墟上沾滿了碎肉片和血跡。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只有一個共有的名字：日本鬼子。
這件慘絕人寰的事至今已過去73年，早已成為歷史，但這段歷史不該被人遺忘，更不該被敢做卻不敢承擔的人所篡改，歷史不容有一點污垢，不容本身便雙手沾滿善良人血液的骯髒之人所篡改。
這一天，日本鬼子們對手無寸鐵的中國進行了長達6周之久慘不忍睹的大屠殺。“鬼子”，呵，應該用屠夫，用禽獸來稱呼吧。這些禽獸用鉛絲將難民及其俘虜捆綁，驅至下關草鞋峽，先用機槍掃射，複用刺刀亂戳，最後澆以煤油，縱火焚燒，殘餘骸骨投入長江。令人髮指者，是日軍少尉向井和野田在紫金山下進行“殺人比賽”。他們分別殺了106和105名中國人後，“比賽又在進行”。
在他們進入南京的短暫一個月內，城內發起2萬多起強姦，輪姦之類的事件，無論婦女，老婦還是少女都無法逃脱被玷污的局面。為了掩蓋自己搶劫和強姦的罪惡，許多女子在被強姦後又遭槍殺、毀屍，慘不忍睹，並且他們見道房屋便點火焚燒。似乎，這些對於他們而言是一件有趣且理所當然的事。
事後的南京一片淒涼。
一列列的數字，震撼着太多的人，一個簡簡單單的數字背後都是一條無辜生命。
這場震驚中外的大屠殺，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永遠的傷痛。但是日本武藤章卻似服了興奮劑般迫不及待地打電話給時任關東軍參謀部第二課課長的河邊大佐説：“愉快的事情發生了!”
時至今日，日本任無悔意，連一句簡簡單單的對不起都沒有，甚至試圖通過歷史教科書美化侵略戰爭的罪行。僅憑個人情感和信念曲解事實，掩蓋醜陋的真相，甚至還聲稱南京大屠殺是
人該忘記過去，但不該忘記歷史。紀念歷史，並不是一味地宣泄仇恨，而是讓每個中國人都能夠清楚的瞭解曾經的中國，並且避免“南京大屠殺”式的悲劇不再重演。
73年來，中國人的仇恨沒有增長，時間可以消逝，但記憶不會風化，恥辱更是不容漫長的沉痛所塵封。
1937年的12月13日，對我們每一箇中國人而言，是一個不該忘卻的日子，這段記憶不能遺忘，這是一個讓人的心會流血的日子。
國家公祭日心得2
今天，是首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紫金山含悲，秦淮河低迴。77年前，這裏曾發生了舉世震驚、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我三十萬同胞慘遭屠戮。這是中華民族永遠抹不去的傷痛，也是人類文明最慘烈的悲劇之一。
77年來，我們曾以無數方式祭奠、悼念、追思南京大屠殺的死難同胞，以無數方式探討這場屠殺帶來的思考：國家的崛起、民族的復興、和平的共識、戰爭的倫理、人性的自覺與人道的尊嚴。現在，我們終於設立和迎接來了國家公祭日，以肅穆的儀式來悼念歷史，讓澎湃的感情集中表達，必將促使民族歷史記憶長久保持喚醒狀態，促使一個民族汲取歷史力量、以更開放的姿態迎接未來。
公祭日，展示了我們的人文精神與民族性格。歷史構成了一個民族的共同記憶，歷史鍛造了一個民族的精神品格，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浸透熱血的土地是每個民族的朝聖之地。當波蘭人為奧斯維辛紀念館獻上鮮花，當德國人在大屠殺紀念碑林中默哀，也讓我們重回77年前那座血與火的城市，閲讀寫在大地上的民族史，感受那種緊緊挽結着我們每一個人的血脈深情與民族精神。
公祭日，讓我們學會以寬闊的歷史視野正視、思考和解決問題。這場慘絕人寰的災難已過去77年，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已近70年，我們用肅穆的國家公祭儀式提醒着自己，保持歷史的痛感，但不煽動民族的仇恨;敦促日本正視歷史、反思戰爭、檢省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餘孽，但不將民族感情矮化為街頭泄憤。經歷過深重苦難的民族，更應懷着寬闊的歷史眼光，更應懂得珍惜和捍衞人類的核心價值。
公祭日，也讓每個普通中國人找到帶着歷史感的活法。它讓史書上的文字變得意象豐沛，讓每個人的生活獲得了歷史的重量，也讓一個民族的幾代人之間，有了心傳和默契。正是在這個低頭默哀的瞬間裏，來自不同地域、不同職業、不同社會角色的你我，都抹平了差異，僅僅成為十三億中國人中的一個。
有象徵意義的是，半年以來，中國領導人幾乎參加了每一次抗戰紀念日。7月7日全民族抗戰爆發週年紀念日，9月3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和9月30日“烈士紀念日”，領導人蔘與國家公祭，是國際慣例，也是規格和意義的象徵，更與每個普通中國人的情感互相呼應，表達了整個社會在民族情感上的同頻共振。
12月13日，為同胞默哀，為中華祈福，在災難的創傷中培育人道態度與和平精神，在屈辱的歷史中學會自立自強。今天，我們這樣緬懷歷史，正是要歷練出迎接美好未來的氣度與力量。
國家公祭日心得3
今年12月13日是首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當天上午，黨和國家領導人將出席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的國家公祭儀式。
1937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在南京開始對我同胞實施長達40多天慘絕人寰的大屠殺，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慘案，30多萬人慘遭殺戮。這是人類文明滅絕人性的法西斯暴行。中國人民不會忘記，全世界人民也不會忘記，法西斯暴行早已被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
南京大屠殺中的慘絕人寰，愛好和平的人們記憶猶新、永生難忘。歷史記載：南京大屠殺期間，日軍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殘忍地進行殺人比賽——兩人從無錫的橫林鎮，殺到常州的火車站、鎮江的句容城、南京的紫金山下，一個殺了106人，另一個殺了105人;由於分不清誰先殺到100人，於是兩人以殺150人為新的比賽目標……聽到這樣的故事，回憶慘痛的歷史，每個人都會強烈譴責侵略者對人權野蠻的踐踏。
國家檔案局公佈的最新資料片《南京大屠殺檔案選萃》中，有幾位普通人面對大屠殺的表現令人敬佩，也令人深思：南京一家照相館的國小徒羅瑾，冒着生命危險，拷貝日軍軍官送來沖洗的罪行照片，祕藏在寺廟當中，輾轉同學吳旋之手，終於保存到抗戰勝利，成為南京軍事法庭審判的一號證據;金陵女大收容所的程瑞芳，白天不停工作，為難民撐起千瘡百孔的“保護傘”，晚上就着昏暗的燈光，含淚記錄侵略者暴行，掙扎寫下心路歷程，成為中國版“安妮日記”……這些珍貴資料片，記錄了中華民族心靈上永遠的創傷，更讓日軍犯下的滔天罪行無可辯駁。
忘記歷史就意味着背叛，忘記歷史就會在靈魂上生病。然而，確有人得了健忘症，確有人的靈魂已經生病：比如，日本右翼分子始終在遇難者“30萬”這一數字上大做文章，以此為突破口否認南京大屠殺;又如，日本篡改教科書，聲稱“南京大屠殺是20世紀謊言”……南京大屠殺鐵證如山，絕不容許否認歷史和任意篡改!
《人民日報》今天(12月12日)刊發的《重温歷史記憶，不忘砥礪前行》一文指出：國家公祭，意味着公祭活動將從個體記憶、家庭記憶、城市記憶，上升到國家記憶、民族記憶、世界記憶。把家殤、城殤變為國殤，就是為了表明中國人民牢記侵略戰爭曾經造成的深重災難，表明中華民族從來沒有忘卻苦難的歷史，表明中國人民反對侵略戰爭、捍衞人類尊嚴、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立場。確實如此，國家公祭日警示世人別在靈魂上生病，已經生病的必須趕緊治療，切莫諱疾忌醫，一條黑路走到底。
國家公祭日心得4
今年12月13日，是中國首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這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今年年初以專門決定形式設立的，從而為國家公祭日提供了國家法律的確認和保障。此次設立國家公祭日，來自民間的長期呼籲、政協的連續提案、中日關係的曲折反覆以及國家重建歷史與政治認同的明確意向。今年的12月13日作為國家首個公祭日，其系列祭奠活動更是凸顯出國家重建歷史認同與國家認同的政治意識與政治意志。此次關於公祭的國家實踐，將南京大屠殺祭奠活動從民間與地方政府層次提升至國家層次，對於塑造國家意識與國家認同具有積極意義。
國家公祭日是二戰後各國反思和轉化戰爭遺產的普遍國家實踐，已構成國際慣例。公祭形式上，各國政要及民眾開展大規模的集體敬獻花圈、公開演講等活動，在共同儀式中強化“想象共同體”(民族)的命運意象和實在性。我國關於二戰的歷史紀念活動，以南京大屠殺為例，長期處於民間和地方層次，比如---市的紀念活動從1994年開始堅持了二十年，但由於缺乏國家公祭的法律安排，在規模與影響力上頗有不足。與之對照的是，作為侵略國與戰敗國的日本，每年在國內以原子彈事件展開戰爭祭奠。
現代的國家認同已發展出兩個基本層次：一是民族文化層面，以歷史命運共同體和民族主義精神為內核;二是政治法律層面，以憲法與公民權利為內核。各國基於民族國家利益與歷史理性，均交疊運用這兩種層次不斷強化國家認同，增強民族凝聚力與團結。如此，則今年12月的首個憲法日和國家公祭日，當可共同作為國家認同建構現代化的新思維與新進路。
關於國家公祭日的具體活動形式，各國具有大致相近的實踐與安排，比如國家領導人敬獻花圈並發表演講，羣眾自發集會開展紀念活動。---市將繼續以往的“集體默哀一分鐘”的安排，但國家層面的祭奠活動顯然會因為公祭日的國家化而升格，形成公祭日新的祭奠傳統。同時，基於互聯網時代的溝通交往特徵，網絡公祭亦成為國家公祭的重要組成部分。
此外，同主題的國家公祭只是國家的一種特別倡議行為，對歷史的紀念與承受仍應寄託於民間層次和日常實踐。近年來圍繞抗戰史的民間紀念活動有所進展，大大豐富和拓展了國家戰爭公祭的素材、土壤和民意基礎，較為突出的是四川“建川博物館”中的抗戰史主題館。
實際上，以抗戰為主題的國家紀念活動歷來受到中日關係變遷的影響。在此次公祭日之前，國家與民間對抗戰史與抗戰影視生產的投入和支持力度一直頗為強勁。中日關係在友好主題與歷史反思主題之間存在較大張力，近年來更是因為釣魚島事件和日本政治右翼化引發兩國關係緊張，從而在背景與動力上助推了國內抗戰敍事的強化以及公祭活動的國家化。日本的戰爭公祭，除了原子彈主題外，靖國神社參拜亦是年度化重鎮。此次國家公祭，當可視為對日本歷史態度及戰爭公祭行為的回 擊。
不過，此次公祭的意義除了既有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歷史認同之外，還應該有超出事件本身的宏闊意義。戰爭公祭在國際關係意義上表現為一種民族主義對抗，這作為外交鬥爭和政治博弈的對等手段是必要的，而在內政意義上亦可起到強化愛國主義的政治認同效果。這些正面精神有其效度，亦有其限度，不可漠視，亦不可失當。
在中國和平崛起與依憲治國的當代，國際層面仍奉行和平與發展主題，內政層面則應堅持依法治國和有序民主的基調，賦予整體國家精神以一種必要的結構均衡感、寬和威嚴氣質和現代價值取向。同時，着眼東亞和平建構大局，中日和解仍然是兩國乃至於東亞和世界和平發展的規範願景，是中國承擔負責任大國角色和真正崛起的地緣政治基礎。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對歷史負責的方式就是對當下國家與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負責。國家公祭被編織進歷史與現實、外交與內政、民族與個體、國家與社會、區域與世界的複雜關係和張力之中，其意義紛繁，價值流變，激情與悲情互生。然箇中不變者，乃中華民族的自強不息與苦難奮鬥精神，亦有矢志和平與追求歷史正義的正當意志，更有內修文德法度、外協近鄰萬邦的復興之志。如此，則亡靈可慰，外敵可遏，和平可期，大國氣象可成。
國家公祭日心得5
設立國家公祭日，舉行國家公祭儀式，對內對外的意義是多重的。
其一，沉重打擊日本右翼試圖歪曲、抹殺歷史的“翻案”企圖。
一個民族不怕犯錯誤、甚至犯罪，但最怕無視歷史、歪曲歷史、褻瀆歷史。南京大屠殺是日本侵略者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鐵證如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中國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對此作出了莊嚴的審判。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有侵華日軍各級指揮機構當時的命令和日本官兵的記錄為證，有中國倖存者的血淚控訴為證，有《拉貝日記》《魏特琳日記》等國際人士提供的證言和美國牧師約翰·馬吉1937年拍攝的電影膠片為證。然而，一段時間以來，日本國內政界學界媒體各種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言論卻甚囂塵上。舉行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讓人們銘記這段血凝的歷史，對於凝聚中華民族的力量，反擊日本右翼勢力否定侵略與加害史實的言行具有重要意義。
其二，彰顯對生命的敬畏、對人權的尊重。
30多萬，不是一個冰冷的數字，而是一個個曾經鮮活的中國人的生命。這些死難者的背後，是一個個曾經温暖的家庭。中國舉行國家公祭儀式，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期間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死難者，體現的是對人權的尊重、對生命的敬畏、對和平的嚮往。日本右翼分子打着“尊重死者”的幌子，託詞“死者為大”“死者即神”，不顧國際社會的一再譴責，一意孤行參拜供奉有甲級戰犯靈位的靖國神社。既然“死者即神”，那麼被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屠殺的南京30萬生靈，應該不應該得到稍有良心的日本人的最起碼的懺悔和尊重?日本號稱已經進入現代民主社會，動不動就打出“尊重人權”的口號，要尊重人權，就應從尊重別國國民最起碼的生存權做起，就該老老實實地到侵華日軍實施屠殺的地方去謝罪。
其三，牢記戰爭悲劇，追求共同和平。
殘忍、嗜血是人類扭曲的變態心理，是阻礙人類文明發展的毒瘤，理應受到全人類的唾棄。因此，世界許多國家都以設立紀念日的形式，提醒人們勿忘歷史，警惕噩夢重演。例如，波蘭的奧斯維辛集中營解放紀念日、德國的大屠殺受害者紀念日、俄羅斯的衞國戰爭勝利紀念日、以色列的大屠殺紀念日、美國的珍珠港事件紀念日等。中國設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與上述紀念日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將使南京大屠殺成為世界人民集體記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人們牢記戰爭悲劇、追求共同和平的重要歷史資源。
其四，反思歷史教訓，激揚民族精神。
短短六個星期之內，30萬骨肉同胞生靈塗炭，這一方面反映了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殘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當時中國國力軍力的孱弱。國民政府指揮無方，一些國民黨部隊臨陣脱逃，而民眾則毫無組織，散沙一盤。更有甚者，充當“帶路黨”，引領日本侵略者指認已經解除武裝的中國軍人。30多萬中國人的生命付出，非但沒有換來日本人的同情，反而遭到日本右翼分子的恥笑、羞辱。公祭死難者，也是在警示當代國人，追求和平不能放棄武備，面對外敵的侵略，我們只能萬眾一心，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
硝煙已經散盡，警鐘仍需長鳴。牢記國恥，勿忘國殤，富國強軍，鋭意進取，居安思危，常備不懈，警惕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絕不讓歷史重演，這就是設立國家公祭日和舉行國家公祭儀式的意義所在
張純如：她用生命點亮歷史
2004年11月9日，一位年輕的華裔女作家在美國加州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突然離去震驚了整個世界。據不完全統計，僅在美國，就有230多家報紙、電台、電視台發佈了這一消息，並向這位年輕的華裔女子致以敬意。近年來，還沒有哪一位華人的去世在美國引起如此之大的震動.
她就是張純如，《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的作者，與籃球天才姚明、鋼琴家郎朗一起被美國華文媒體譽為“最引人矚目的在美華人青年”。
1968年3月28日，張純如出生在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的一個華裔移民家庭中。純如之名出自《論語》：“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純如，意思是和諧美好，既有父母思念故國的苦澀，也有父母對女兒所寄託的期許。
張純如1989年從伊利諾伊大學新聞系畢業後，開始了專業寫作的道路。她的第一本書《蠶絲——中國飛彈之父錢學森》廣受好評。
1997年12月，南京大屠殺60週年。張純如在此前用近三年的時間，在世界各地訪問了許多幸存者，參閲了大量的歷史文獻，在各種觸目驚心的資料的基礎上，撰寫、出版了英文版《南京暴行》。此書一經問世，就震驚了西方世界，在隨後數年內再版十餘次，迄今印數已近百萬冊。
在童年的時候，純如與父母談話時，父母經常會提到遙遠的1937年，在大洋彼岸一個叫南京的城市裏發生了些什麼，她的祖父如何逃離那個人間地獄，滔滔長江水如何被鮮血染成了紅色……1994年12月，張純如在加州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殺的黑白照片時，更是感到了無比的憤怒。的確有南京，的確存在大屠殺，但是為什麼有人否認它?純如為這一現象震驚了，幾乎所有的西方人都知道希特勒的罪行，卻無人知曉日本人在中國進行的大屠殺。她為此感到陣陣心悸。
對於在美國這樣的物質社會來説，一個年輕女孩花幾年時間去寫一本歷史著作，在很多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年輕人都要爭分奪秒地奮鬥賺錢、成家立業。不過，這位當時只有25歲的女孩有一個念頭：“這本書能不能賺錢我不管，對我來説，我就是要讓世界上所有的人瞭解1937年南京發生的事情。”
為了撰寫《南京暴行》，純如收集了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的大量資料，以及從未出版的日記、筆記、信函、政府報告的原始材料，她甚至查閲了東京戰犯審判記錄稿，也通過書信聯繫日本的二戰老兵。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王衞星迴憶説，1995年7月，張純如在南京待了25天左右，“她那時才27歲，由於氣候不適應，經常感冒，但她的工作一點也不耽誤。當時南京的天氣很熱，她不顧自己的身體，把大部分時間用在採訪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尋訪日軍暴行發生地以及翻閲國內資料上，每天工作時間有10小時以上。”當時擔任純如翻譯的楊夏鳴副教授回憶説，“她很認真，更十分嚴謹，常常用美國材料與中文材料核對事實。她聽不大懂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方言，但她全錄下來了。她這個人通常會打破砂鍋問到底，有時真覺得她有些偏執。”
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張純如的收穫便是使中國人民找到了“中國的辛德勒”——約翰·拉貝先生，找到了拉貝詳細記錄南京大屠殺的日記。今天，詳細記錄了五百多起慘案的《拉貝日記》已經被翻譯成中、英、日等多種丈字，保存在德、日、美、中等國家的檔案館裏，成為歷史的見證。
在完成《南京暴行》時，純如有一個心願，希望“這本書能夠喚起其他作家和歷史學家的興趣，使他們都能儘早調查、研究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經歷，畢竟，這些來自過去的聲音正在逐年減少並終將全部消失。更為重要的是，我希望本書能夠喚起日本的良知，接受對這樁事件應負的責任”。
年僅36歲的純如離開了，她死前留下了一張紙條，上面寫着：“我曾認真生活，為目標、寫作和家人真誠奉獻過。”她的墓碑上寫有這樣的話：“摯愛的妻和母親，作家、歷史學家，人權鬥士。”
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與純如有過多次交往，他一直很欽佩張純如的執著、知性和追求真相的勇氣。他曾對記者説：‘對於純如的父母和孩子，他們失去的是女兒和母親;對於中國人，他們失去的是一個正直的同胞和朋友;而對於整個世界，他們失去的則是一個勇於説真話並努力讓別人相信事實的人。”
金陵永生——美國人魏特琳女士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的不平凡事蹟
這幾天，眾多南京人走進南京師範大學校園，參觀正在那裏舉辦的“魏特琳與金女大難民所”圖片展，追憶這位國際友人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勇敢救助中國婦孺的義舉。
六十二年前，侵華日軍在南京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當時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任職的美國人明妮.魏特琳女士以無畏的氣概收容保護了數萬中國婦孺。
明妮.魏特琳(中文名華羣)出生於美國密西根州，大學畢業後，加入聯合---傳教士公會，一九一二年來華任合肥三育女中校長，一九一九年調任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育系主任兼教務主任。一九三七年中國抗戰爆發後，日軍進犯南京，金陵女子學院奉命遷往成都，而魏特琳女士卻毅然留守並擔任代理校長。十二月十三日，日寇攻陷南京，對手無寸鐵的中國人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姦殺燒搶。目睹日軍獸行，魏特琳女士義憤填膺，她把校園騰出改為收容婦孺的難民所，僅十五日晚就收容了一萬多無助的婦女兒童。這期間，日軍曾多次進入金陵女大搜捕婦女，魏特琳挺身而出將日軍攆走，為此她還被懷恨在心的日本兵打了耳光。
南京大屠殺期間，魏特琳主持的金陵女大收容了數萬名中國婦孺。她也是最初提出設置安全區建議的外國人士之一。今年八十二歲的丁榮聲老人至今還清晰地記得，當年她們一行十幾個姑娘逃到金陵女大，是華大姐幫助她們倖免於難;而八十六歲的趙珍蓮老太太一提起敬愛的華大姐就眼含熱淚。她説，要不是華大姐的保護，當年她很可能就命喪日寇之手。
魏特琳長期暴露在日寇的暴力中，為救助中國婦孺耗盡心力，在那段可怕的日子裏，她經歷了太多的恐怖和衝擊，致使身體和心靈都受到損害，精神極度衰弱。一九四0年五月，在友人的勸説下，魏特琳女士返美治療。一年之後，為擺脱病痛折磨，她在美國家中開煤氣自殺。
魏特琳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的無畏義舉贏得了人們的稱頌和敬重。一九三八年七月，當時的中國政府為答謝魏特琳保護中華婦孺，祕密授予她採玉勛章;一九四一年六月，又發佈了褒揚她的政府令。她的同事在發佈其死訊時評價説：“像在戰場中倒下的士兵一樣，明妮.魏特琳也是在戰爭中犧牲的。”
位於美國密西根州雪柏德鎮郊的魏特琳女士墓地，墓碑上鐫刻着四個醒目的中文大字：金陵永生。
為紀念這位魏特琳女士，南京師範大學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正在組織翻譯《魏特琳日記》(一九三七年八月——一九四0年)，計劃於明年出版，這是一部研究南京大屠殺歷史的珍貴目擊式史料。該中心祕書長張連紅博士的傳記著作《明妮.魏特琳傳》，也在加緊撰寫之中。
拉貝日記
約翰·拉貝(John ，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西門子洋行代理人、納粹黨南京小組代理人、南京安全區主席。在二十年代就已經加入了納粹黨的前身德國社會工人黨，在納粹分子中屬於元老級的人物。他追隨希特勒，但又受到中國人的愛戴。在“南京大屠殺”期間一手組建起“國際安全區”，挽救了25萬中國百姓的生命。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拉貝曾經多次寫信給希特勒。南京大屠殺過後，拉貝在戰時的德國發表了多次演説，講述了自己的所見所聞，並向希特勒遞交了記錄暴行的膠片。他被人們稱呼為“洋菩薩”。約翰·拉貝被稱作“中國的辛德勒”。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拉貝因曾是納粹黨員而被先後蘇聯和英國逮捕[3]。鑑於在南京時的功績，他因而得到國民政府每月金錢和糧食接濟[。國民黨政府還指出，如果拉貝願意返回中國，將為他提供住房和終身養老金。1950年拉貝逝世。《拉貝日記》於1997年出版，並被譯為中、英、日、德四種語言。它被公認為是研究南京大屠殺事件數量最多、保存得最為完整的史料。拉貝先生故居位於南京市鼓樓區小粉橋1號南京大學內，同時建有南京大學拉貝與國際安全區紀念館和南京大學拉貝國際和平與衝突化解研究交流中心。為了紀念拉貝，其在德國柏林的墓碑也於1997年運抵南京，現保存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內。
拉貝並不仇視猶太人，他有猶太朋友，甚至還協助過一家猶太人逃往英國。
納粹
1882年出生於德國漢堡的約翰·拉貝，在納粹中屬於元老，很受尊敬。他1908年就來到了中國，1919年甚至還數次遭到了中國政府的驅逐，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中國也對德宣戰，而他作為德國西門子公司商務代表的身份則異常尷尬，才被迫回國休整。被遣返回國的第二年，拉貝回到中國，打着某中國外資公司高級顧問的名義做着掩護，直至西門子洋行中國總部在上海獲准正式開張。這段時間他受到重點監視，懷疑他多次來訪中國有着其他的隱藏目的，到國民政府在南京紮根並認可了西門子公司在華的權益之後，他才告別了“黑名單”，不再是“行跡特殊的人”。
拉貝與大多從事情報工作的機構以及要員們都有着極為特別的關係，除了軍界人員之外，還經常接洽德國駐南京的軍事顧問團要員，以及以納粹黨徒身份鑲入日本軍界的遠東第一間諜佐爾格。日本人在歷史書上給他扣了個納粹間諜的帽子。
也正是這些複雜的身份與經歷，才使得拉貝的日記以及保護下來的大量南京大屠殺的資料被莫名質疑，很多文字資料都沒有得到更高的重視。原因在於，日本人在國際法庭辯稱”一個納粹黨徒的話，毫無説服力，不該被公信……。“
活菩薩
1937年的冬天，日軍侵佔中國首都南京，國民政府敗退並撤離，南京宣告淪陷。一時間，大量的日本軍隊蜂擁至南京城內，開始了瘋狂的燒殺搶掠，頃刻間，南京城屍橫遍野。
拉貝是在南京淪陷前匆匆從秦皇島結束休假趕回南京，很多人認為跑都來不及呢，回去趟這個渾水乾什麼，但拉貝認為，自己在中國生存了幾十年，這個國家的命運與自己已經無法再分割，沒理由在這種時候充當一個外籍身份的懦夫，所以，他堅持留下。在日本飛機整天瘋狂轟炸南京城內每一處目標時，大量平民喪失了庇護，拉貝偶然間發現，西門子公司一直所懸掛着的納粹黨旗能夠起到保護作用，他當即打開公司大門讓街上的上千百姓湧入，在納粹旗下保全了性命。
在拉貝以德國納粹黨員以及多重政治身份的威懾下，他逼原本對安全區實行運輸封鎖的日軍開閘放行，讓糧食與藥品能成功運抵，拯救數十萬人的性命。而且，他自己帶頭捐出存款，與眾人一起湊錢去向軍隊套購高價軍糧，以保證更多的人不被餓死、凍死。在這短短的幾個月時間裏，拉貝每天睡眠不足4小時，糖尿病每天都發作，幾乎打光了所有的胰島素。他説，如果上帝非要結束他的生命的話，那務必先拯救下這難民營中仍在苦苦掙扎的二十多萬無辜百姓。
拉貝家避難者名單，有簽名有手印
拉貝在南京的家中，密密麻麻地收容了600多中國難民，而他則自己掏錢奉養起了他們。他的行為是無私的，也是偉大的，他被人們親切地稱呼為“活菩薩”。
在1937年底至1938年初那段血腥恐怖的日子裏，拉貝為了救護中國難民而日夜奔忙，竭盡心力，二次累得昏倒。他的一些事蹟並沒有在日記中記載，如他帶着助手冒着生命的危險跑遍南京街頭，用照相機拍攝下大量日軍屠殺的照片，也蒐集到了大量的屠城血證，並在1937年12月26日時，將這些重要的資料交到了德國駐日大使館情報分析員佐爾格的手上，希望能夠通過他的關係將這些文件交到德國政府高層以及日本朝野，以求得重視，對這種殘酷的暴行予以制止。雖然，他的目的並沒有達成，無論是德國政府還是日本政府都對此不屑一顧，但是身為前蘇聯祕密特工的佐爾格還是將這些資料複製了幾份，交給了德國戰時統帥機構，以及蘇聯社會主義政府那裏才得以保存。
悽慘晚年
1938年二月份，拉貝的糖尿病已經開始惡化，而且，由於拉貝對日軍的不斷施壓，以及他對日本暴行的不斷指責與控訴，激怒了日本軍界的要員們，強行要把他驅逐出南京，德國政府在接到日本方面的通報後，決定對拉貝召回，接受質訊。拉貝最終在將難民營託付給馬洛、魏特琳等十幾位外國人士，安排妥當後便回了國。
在回國之後的不久，拉貝被黨部的人調查，並封鎖了他與外界的一切聯繫。而拉貝沒有接受警告，陸續在德國漢堡、墓尼黑、漢諾威等市多次發表演講作了數場關於日本人殘酷非人的戰爭行徑的報告，在遭到軍警驅逐後仍舊堅持抗爭，因而被蓋世太保逮捕，並被限制人身自由，在確認無太多罪名可立之後，他又在家中被軟禁，被特工監視。後來，在拉貝被捕的事件影響逐漸擴大化之後，納粹分子將他列到了黑名單之上，隨時可能被祕密處決，拉貝沒有屈服，反而是一再執拗地抗爭着，不斷地喊着要回中國，回南京。
在納粹政府被-之後，拉貝也沒有因此而重獲自由，居然又因自己的納粹黨元老的身份被逮捕，重新投入到了監獄。藉助來自中國方面的擔保信件以及大量的證據後，拉貝被暫時性釋放，但仍被列為重點觀察對象，但卻沒有想到，在英國方面拘禁並審查他了之後，前蘇聯方面又再度把他丟進監獄，在最後一次離開監獄之前，拉貝的糖尿病已經嚴重到了極為危機的地步，隨時會終結他的生命，也正是因此他才會被釋放。但他入獄的消息傳到南京後，南京還是掀起了一個不小的捐款熱潮，人們傾囊相助湊齊了幾千美元，才將他贖出監獄，恢復了半自由的身份。
拉貝的晚年十分之淒涼，在1950年，也就是抗戰勝利的第五個年頭他就逝世了，當時無人知曉，沒有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動，他的墓碑上也僅只書寫下“一個好人，一個不屈的人，約翰·拉貝”。他所做的，所寫的，所成就的，幾乎可以説是人類歷最偉大的部分，但他從來沒有認為自己是個英雄。
國家公祭鼎
國家公祭鼎是一尊高1.65米、重2014公斤的三足圓形銅鼎。是為了紀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化學武器死難者、細菌戰死難者、勞工死難者、慰安婦死難者、三光作戰死難者、無差別轟炸死難者而設立，現矗立在南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前。
160字銘文是指鐫刻在鼎正面的160個字。
具體內容見下：
泱泱華夏，赫赫文明。仁風遠播，大化周行。洎及近代，積弱積貧。九原板蕩，百載陸沉。侵華日寇，毀吾南京。劫掠黎庶，屠戮蒼生。卅萬亡靈，飲恨江城。日月慘淡，寰宇震驚。獸行暴虐，曠世未聞。同胞何辜，國難正殷。哀兵奮起，金戈鼉鼓。兄弟同心，共禦外侮。捐軀灑血，浩氣幹雲。盡掃狼煙，重振乾坤。乙酉既捷，家國維新。昭昭前事，惕惕後人。國行公祭，法立典章。鑄茲寶鼎，祀我國殤。永矢弗諼，祈願和平。中華圓夢，民族復興。
譯文:氣魄恢弘我華夏，千年文明燦如花。 苦難始，積貧積弱陷沼澤。 天下九州具動盪，光陰百年土淪喪。 日寇侵華滔天罪，毀我南京金陵城。普通黎民遭洗劫，無辜百姓被屠殺。 三十萬死者含冤，四十天江城抱恨。 日月悲光華慘淡，全世界為之震驚。 侵略者殘暴如獸，諸罪行聞所未聞。同胞們何罪之有，只在於國家多難。 軍與民奮起抵抗，拿起槍戰鼓擂響。 兄弟們同心協力，共禦敵義無反顧。 甘灑熱血獻生命，浩然正氣衝雲霄。八年硝煙終清掃，天地改變換新顏。 一九四五勝利後，建立共和更制度。 歷史清晰且真切，警醒後人以為戒。 國家設立公祭日，通過立法表意志。鑄就這一楚寶鼎，祭奠死難雪國恥。 永不忘記此誓言，全球和平是祈願。 實現偉大中國夢，民族復興慰英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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