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通過學習《決定》原文、習近平總書記對《決定》的説明，閲讀輔導讀本和聆聽委領導的精神宣講和輔導報告，是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現將學習體會彙報如下。
一、進一步提高了理論認識
在《決定》説明裏，習近平總書記就決定起草的背景和考慮從歷史、現實、未來作了充分準確的説明，使我瞭解了十九屆四中全會選擇議題的出發點，加深了對制度重要性的認識。1980年，鄧小平同志在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時就指出：“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當今世界日益激烈的國與國的競爭，歸根結底是國家制度的競爭。相比過去，新時代制度建設分量更重，對改革頂層設計要求更高，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要求更強，相應地建章立制、構建體系的任務更重。《決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進行了高度總結，第一次並列提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系統描繪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圖譜”。隨着全會精神的貫徹落實，必將對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優勢，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從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到深刻認識制度問題的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從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重大命題，到專門用一次中央全會專題研究，我們不僅在實踐中走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成功之路，而且在理論上形成了對制度建設規律的系統認識。
二、更加堅定了制度自信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治理體系的形成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建立什麼樣的國家制度，是近代以來中國面臨的一個歷史性課題。鴉片戰爭後，無數仁人志士進行了反腐探索，戊戌變法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被封建體系殘酷扼殺，中體西用的洋務運動沒有使中國擺脱被殖民的厄運，以“辛亥革命”為象徵的資產階級革命沒有帶來真正的“三民主義”，反而使中國陷入軍閥割據，列強一也沒有停止對中國的覬覦，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重重壓在中華民族的身上。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自彼時起，中國開始在馬克思主義道路上上下求索，經過28年浴血革命，建立了新中國；從新中國成立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29年裏，黨領導人民開創性地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型國家制度；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八大前的30多年裏，黨鮮明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積極推進經濟體制和其他體制改革，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完善國家治理；黨的十八大以來，通過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為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提供了有力保障。由此可見，中國之治是紮根中國社會土壤的偉大制度創造，是適合中國國情的善治之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黨帶領中國人民長期奮鬥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的必然結果。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治理體系的優勢是堅定“四個自信”的基本依據。《決定》概括總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13個優勢，其所帶來的制度紅利顯而易見：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書寫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中國故事、改革開放新時期的中國故事、黨的十八大以來發生歷史性變革的中國故事，書寫了創造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蹟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蹟的中國故事，書寫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偉大飛躍的中國故事，就是我國制度和治理體系顯著優勢的充分論證。正如《決定》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能夠持續推動擁有近14億人口大國進步和發展、確保擁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進而實現偉大復興的制度和治理體系。事實勝於雄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已被實踐證明了的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體系。
（三）高度重視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制度的生命力在於執行”。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力的集中體現，堅持和完善制度需要積極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保障才能得以實現。《決定》突出點明的“抓緊制定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急需的制度、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備的制度”，就是在制度執行層面下大力氣，將制度的優勢切實轉化為治理效能。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主體的政府，不但要構建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還要加強人才隊伍建設，把提高治理能力作為新時代幹部隊伍建設的重大任務。正如何立峯同志在《優化政府職責體系》中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與之相比，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仍然比較薄弱，政府全面正確履行職能的體制性障礙仍然一定程度存在……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優化政府職責體系，必須提高為民盡責的能力水平，提高為民服務的效率效能，這也是踐行中國共產黨人初心使命的應有之義。”
中國保持社會繁榮穩定、經濟高速發展、人民共同富裕、凝聚治國理政強大合力，與世界上一些國家思想混亂、黨爭不斷、執政黨能力不強威信不高、政局動盪形成鮮明對比，我們理應倍加珍惜來之不易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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