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來，張桂梅的每一天從清晨的教學樓巡視開始。5點30分，張桂梅打着手電筒，將5層教學樓的樓道一一點亮，早些年，她要趕走因為沒有院牆而進入學校的蛇和各種小動物，低飛的蝙蝠會劃破學生的臉。她站在二樓，手持喇叭，催促學生跑步進教室。
她希望順時針轉的每一分鐘都能逆轉貧窮。
她記得調任雲南華坪縣中心學校教書時，第一次目睹貧窮帶來的苦難：有學生沒錢置辦衣服，冬天穿着一兩塊錢的塑料涼鞋;有學生買不起飯，晚上抓一把米放到熱水瓶，作為第二天的早餐;還有家長來教書費，拼拼湊湊在桌上灑了一把，最大金額的5角，總共不到50元，“我就這些了，有了還給你送來。”
張桂梅常自掏腰包帶學生下館子，幫他們交學費、添置衣服和被子。1997年4月，張桂梅被診斷出患有子宮肌瘤，腹腔中長了一顆2公斤大的腫瘤。
從醫院到學校10分鐘的路程，張桂梅走了40分鐘。為帶好畢業班，張桂梅堅持上課，把學生送進考場再住院。有一天，張桂梅突然喘不上氣，有老師頂着風雨為她找氧氣袋。有學生家長在山裏採野靈芝，用機器磨成粉，拌在飯裏送給她吃，還有學生去山裏採摘野核桃給她。
山裏的婦女們為了給她治病捐款，10元、5元……縣長對她説，我們這個地方再窮，都會把你的病治好。“所以我就留在這兒了。”張桂梅説。
2001年，華坪縣兒童之家福利院成立，捐助方指定讓張桂梅擔任院長，丈夫去世、無兒無女的張桂梅答應了。她發現，每一個孤兒背後都有一個悲劇性的母親，有殺死家暴丈夫獲刑的母親，有因重男輕女陋習導致分娩死亡的母親，有與丈夫感情不和離家出走的母親。
這讓張桂梅意識到，貧困的女孩成為貧困的母親，貧困的母親又將養育貧困的下一代，“惡性循環一直存在。”
班裏女孩本就不多，張桂梅發現，總有女孩讀着讀着就不見了，她去大山裏找，發現很多女孩十幾歲就嫁人了。有一次，張桂梅在家訪途中，看到一個女孩坐在田埂上，眼睛往遠處看，她上前詢問這個女孩在想什麼，女孩看了她半天，哭着説自己想讀書，但媽媽讓她嫁人換彩禮。張桂梅很氣憤，去女孩家裏試圖説服她的家人，費用她負責，但沒有成功。那個女孩的眼神、坐在高山上的樣子一直刻在張桂梅腦子裏。
張桂梅想創建一所免費女子高中，為大山女孩提供教育機會，阻斷貧困代際傳遞。但2004年，這個想法在不被當地教育部門理解，“什麼時代，還建女高?”
更棘手的是資金。一所高中需要配套至少3個實驗室，最便宜的生物實驗室“就要五六十萬元”，大家覺得張桂梅“太天真”。
但張桂梅堅持要幹，“錢多錢少我不管。”早在2002年，她就四處“化緣”。她打印“好大一堆證明和宣傳材料”，去人多的街上、橋上發，想着一人捐幾元，捐得多了學校就辦起來了。
然而，5年只募集到1萬多元，有人罵她騙子，還有的向她吐口水。
張桂梅在2007年當選黨的十七大代表。當年，全國黨代表在麗江市只有兩人，張桂梅是其中之一。那一年，張桂梅去了北京——一名記者發現她破洞的褲子，將她想創辦一所免費女子高中的想法見諸報端，引起政府重視。
在市、縣政府200萬元資金支持下，2008年4月，全國第一所免費女子高中投建，環境簡陋至極：沒有食堂、廁所、圍牆和大門，只有一棟5層教學樓，地上遍佈鋼筋水泥。
當年，張桂梅帶領17名老師擦洗教室，他們將牀從山下抬到教室，鋪上新被褥，貼上學生的名字，迎來第一屆新生：96個女孩。
貧困是一種隱私
這些女孩是學校老師通過滿大街和菜市場貼廣告、口耳相傳從大山裏招來的。
學生什麼也不用準備，只需帶着乾糧和衣服，坐上大山通往縣城的汽車，去女高尋找屬於自己的一方課桌。周雲麗是那個夏天的96個幸運兒之一。
報考女子高中時，周雲麗正苦於沒錢讀高中。媽媽早逝，父親養豬、種地、幫人鋤草，養活一家四口。在周雲麗的記憶裏，有些跛腳的父親總是一清早出門，用碗裝着冷飯上山勞作，傍晚才回家。
打從記事起，周雲麗就和姐姐去山上，替父親分擔農活。姐妹倆讀書的動力很直接——擺脱土地與貧窮。
但讀到高中，父親發了愁。兩個女兒都讀高中，一年花費上萬元，難以負擔。九年級還沒畢業，父親就開始為讀書湊錢。那時，父親總是坐在院壩邊、豬圈門口不停地抽煙。
在女高最初建立的兩年，來讀書的女孩幾乎都是因為貧困。周雲麗後來才意識到，自己很幸運。在她所在的村子，許多女孩十五六歲就已定親。山裏人覺得女孩讀書花錢，不如早早嫁人。
女高成為貧困女孩人生的第一個轉折點。當時，第一屆學生成績很多未達到會考分數線，且年齡偏大，有學生補習3年還未拿到國中畢業證。
女高接納了這些女孩，只要是農業户口，想讀書，就收。僅有的一棟5層教學樓成為全校師生吃、喝、睡的場所。學生們住在3樓3間教室裏，每間教室有女老師陪同，其餘女老師和男教師被分入4樓兩間大教室。男老師們輪流在一樓木板牀上守夜，夜晚，學生們要去隔壁中學上廁所，女老師陪同，男老師打手電筒護送。
開學不久，張桂梅就遇到一件糟心事。一個女孩去醫院做闌尾手術，被發現已懷孕4個月。一陣批評的浪潮襲來，女孩的父母也質問學校。女孩説了真話，孩子的父親是對面一所高中的男孩，兩人在入學前的假期發生關係。
張桂梅長了教訓。學校沒有圍牆，常有男孩來戲耍，張桂梅守在教學樓前，見到逗留等候的男孩就趕跑，大罵“小混蛋”。
學校沒有性教育課。有性知識輔導老師問需不需要支援，張桂梅讓他們“滾一邊去”，“手機上已經很過火了，還用教嗎?”
後來，教學樓一樓安裝了鐵柵欄。一向吝嗇的張桂梅在安全管理支出上毫不心疼，有宿舍門壞，她立即請師傅來修。每當大學聯考季來臨，張桂梅會請幾個人日夜看守教學樓，讓學生看到“樓前樓後都是人”，安心。
為了杜絕攀比，張桂梅規定，學生必須剪短髮，穿校服，女老師在校不能穿裙子和高跟鞋。
教學樓的一樓貼滿捐款人的名字和捐款數額，牆上的企業和個人幫助支撐起這所免費高中。每當有人來校捐款，她要求學生向捐款人集體敬禮，唱《不忘初心》。但她反對學生手舉捐贈牌被拍照的行為，有企業提出此類要求，張桂梅寧可錢打水漂也不同意。
有畢業生回母校捐款，但也不知道最終資助給了哪個學妹，張桂梅希望這種“背對背”的方式，讓學生沒有壓力地接受捐贈。
在張桂梅看來，貧困對女孩是一種隱私，對外，她稱呼自己的學生“山裏的女孩”。
能考走一個算一個
籌來了錢，可籌不來分數。
張桂梅本以為，只要提供給這些女孩機會，學習是水到渠成的事。但她發現這些學生基礎差，試卷測驗幾乎都不合格。
質疑的聲音不止。張桂梅去縣裏開會，聽到人議論，“説得可好，成績那麼差出來怎麼辦?”“如果只給機會她不學，那麼這個機會等於沒有，等於養她3年。”高一還未結束，她意識到這是個“嚴肅問題”，“高中要講分數，不講分數，大學聯考設置就沒有用。”
17個老師走了9個。心灰意冷時，她怕耽誤學生，找縣裏反映，想將學生分到其他高中就讀，遭到數落，“不讓你幹你非幹。”
後來她給老師下任務，一個班要考上多少一本和二本。她希望學校出清華北大畢業生。
更直接的方式是打時間戰。晚休時間從晚上9點半延長到10點半，最後延到12點20分。學生從6點起牀提早到5點半，只有5小時睡眠時間。每天下午，學生回宿舍洗漱15分鐘，穿拖鞋回教室，以便晚上回宿舍躺下就能休息。
剛建校那會，為了給學生餘出更多學習時間，學校衞生被老師包攬。早上6點，全體老師要起牀打掃校園。建設中的工地四處是灰，一下雨都是泥巴，老師們要去溝裏抬水，把水泥板沖洗乾淨。
每次臨近放假，張桂梅跟學生商量，再幹兩天，結果乾着幹着開學了，第一屆學生只在寒假休息了幾天。有人給張桂梅起外號“周扒皮”“魔鬼”“半夜雞叫”，那時的張桂梅每天守在教室門口，有學生坐着睡覺，她就把學生捅醒。後來，學生打瞌睡會主動站着聽課。
吃飯時間被壓縮到10分鐘。張桂梅要求食堂飯不能太燙，菜炒出來，要及時扣上鍋，不能過涼，她計算，一分鐘能有30個學生打飯，159人5分鐘能全部打完，最後一個學生也能有5分鐘吃飯時間。為了加快遞碗的速度，張桂梅不允許學生就餐過程中説話。
為了節省時間，女高學生去縣醫院看病不需要排隊。有醫生聽説吃飯只花10分鐘，向張桂梅抗議學生壓力太大，還有人罵她沒兒沒女，不知道心疼別人家孩子，張桂梅毫不在意，“只要不傷害她們，對她們有意義，就這麼幹。”
實際上，學校也曾有過一段“民主”時期，張桂梅借鑑其他重點高中，組織學生分組討論，她在旁邊聽，發現討論什麼的都有，隨即叫停。起初，學生6點半起牀，9點半休息，結果學生越來越懶，成績越來越差。
張桂梅希望，學生能養成好習慣，有限的時間幹特定的事，“幹不完你就虧了”。有的女生愛乾淨，早上4點就起牀洗漱。張桂梅於是將水停用，只在上午5點半到下午6點間放水，逼着學生休息。睡覺前，學生們提前用盆接滿水，用來沖洗廁所，內褲有時要積攢到週末洗。每週末僅有兩三個小時休息，學校沒有澡堂，學生要去校外賓館洗。
剛進校的17名教師沒有一位教過高中，張桂梅帶着他們去麗江學習。一位老師記得，那會學校流行評課，教室後面坐一排老師，專挑講課老師的缺點。板書哪裏不到位，課哪裏有毛病，老師們常常互相不服氣，當場頂起來，一堂課火藥十足，“女老師有的記仇嘞，下課了還追着問，你講給我聽聽。”
張桂梅鼓勵這種爭吵，反對互捧。一次評課，聽到老師們互評只講好的，她提起凳子就走人，把10多個老師晾在一邊。
學校花費18萬元去各個高中買試卷，開啟題海戰術。學生們高一高二上完課，高三刷題。有人説這種刷題方式不科學，她説，“我們不管科不科學，能考走一個好學校算一個。”
第一年，張桂梅在兒童之家和學校兩頭奔波，一邊是50多個需要照料的孩子，一邊是96個渴望考出大山的女孩，做着做着工作時間就沒了，她“把自己的生活忘了”。
狗屁，這是我的地方
每到假期，張桂梅帶着麪包、礦泉水，坐車去山裏家訪。12年來，張桂梅的家訪路長達12萬公里，最遠時要坐10個小時車。
第一屆學生家訪時，張桂梅走一家哭一家。有的人家裏連衣服都買不起，寒冬裏穿着一件單薄的外衣，除了物質貧窮，人的精神狀態也糟糕，男人提着一個大煙袋懶洋洋閒坐，女人穿得髒兮兮，目光呆滯地看着人。
有的村子一個大學生也沒出過，有女孩考到女高後，村裏開始陸續有高中生。
每次去家訪，張桂梅盡力幫助解決問題。誰家種的水果賣不出去，她發動老師一起購買;看到很窮的人家，她把自己穿的外套、隨身帶的錢留下;有個人家只有兩個姑娘，被人欺負，土地被侵佔，張桂梅幫她們打官司，“吃虧我才不幹呢。”
有個女孩全市統考中數學只考6分，張桂梅去女孩家家訪，希望女孩的父母讓她轉學或讀職高。到那一看，整個山頭僅剩女孩一家板房，女孩的爸爸殘疾，獨自一人操勞的媽媽將搬離大山的心願寄託在女兒身上。
家訪結束，張桂梅給這家人辦了貸款。她把女孩叫到跟前，“家庭這樣，你説咱們怎麼辦?”最後女孩考上了大學。
對家庭關係不和的，張桂梅會想辦法調解。有個女孩四五年沒有跟父親説話，一次唱歌大合唱，張桂梅把父親從山裏接出來，讓女孩站在父親身後唱《我的老父親》，父親聽着聽着哭了起來，父女關係改善不少。對不懂事的女孩，張桂梅會直接讓女孩對着母親跪下。
張桂梅像一個大家長。宿舍樓2層以上的門長年開着，張桂梅隨時進屋查找學生是否帶手機，看到學生日記也翻。有一次，張桂梅翻到一個女孩給一個男生寫的情書，她把女孩叫到面前，讓她停止談戀愛。女孩很生氣，説她翻日記違法。
“狗屁，這是我的地方。”張桂梅説。
去年，張桂梅翻到一個學生寫給自己的一封信，一看內容，女孩要自殺。信裏説，父母常年酗酒，活着沒有意義。張桂梅害怕了，她去女孩家裏訪問，發現女孩父母醉得不省人事，等了3小時，父母清醒了，張桂梅將信的內容念給他們聽，讓他們寫下再也不喝酒的保證書。不過保證書是寫了，可這個父親不喝白酒，改喝啤酒了。
張桂梅的眼睛像鷹一樣盯着女孩們。她看到有個學生3年穿一件外套，給她生活費，讓班主任格外關照。為了省錢給哥哥看病，一個學生經常不吃晚飯，獨自留在教室唱歌。張桂梅發現後很心疼，告訴她好好吃飯才能有力氣學習，考出去才能改變自己的家庭。
那時，周雲麗喜歡和一個家境稍好的女生來往，週日休息時間也會約着出去玩。張桂梅看到後，把她叫到辦公室，説家裏沒錢沒勢，應該投入更多時間學習。周雲麗不服氣頂了一句，張桂梅氣得用手裏的諾基亞手機砸她，罵人聲整層樓都能聽見。兩個班主任聞聲過來勸，周雲麗的姐姐也來了。張桂梅看出來姐姐心疼妹妹，“如果我真把她打着了，姐姐肯定上來捶我。”
多年後，周雲麗才懂得校長當時的一番苦心。讀大一時，她回校看望張桂梅，抱着校長開玩笑，“你再打我一頓。”從雲南師範大學畢業後，周雲麗回到華坪女高，成為一名數學教師。
這裏出來的女孩後勁非常足
學校師生的付出得到了回饋。2011年，華坪女高向社會輸送第一屆畢業生，96名學生69人考取本科，綜合上線率100%。這個成績讓華坪女高在縣城站住了腳跟。
周雲麗考上大學後，父親總是笑嘻嘻，做什麼都有勁，“覺得再讀4年就出頭了。”父親讓她和姐姐揹着裝滿菜和雞肉的筐子，當面感謝張桂梅。
踏上前往昆明的火車，周雲麗第一次認識大山以外的世界，也體會到不同成長環境帶來的差距。
同學來自全國各地，周雲麗發現他們能歌善舞，自己沒有才藝可展示。舍友問她用什麼乳液護膚時，她還不知道乳液是什麼東西。父親不願女兒落於人後，聽女兒説班裏同學都有電腦，他跑到縣城，花費4000元為女兒買了一台電腦。
差距顯而易見。一位華坪女高的畢業生説，大學的口語課上，自己蹩腳英語口音一出，很多同學忍不住笑。還有人説，自己溝通力欠佳，不主動，不擅長處理人際關係。第一屆學生畢業後，張桂梅不斷收到這樣的反饋，一位浙大畢業生打電話對她傾訴，自己不如別人，英語也説不清楚。
這樣的反饋是張桂梅不曾預想的。張桂梅意識到，學校也需要與時俱進，她開始讓學生跳鬼步舞、穿黃色校服裙，讓兒童之家的孩子吃漢堡、披薩，將生活習慣改成“洋式的”，“免得出去讓人瞧不起。”
一位女孩考上大學後，向張桂梅傾訴，説自己跟同學相比又小又黑，穿得不好，説話也土氣，常受排擠，7個舍友同去宿舍樓底抬水，不許她喝，還經常留她一人掃地，不過自己沒哭過。張桂梅誇獎她好樣的，還對她説，“欺負我，就給我揍回去，別看你長得小，不怕。”
還有考入北京的學生跟她説同學來自人大附中、衡水中學，張桂梅鼓勵學生不要懼怕競爭，迎頭上。她相信華坪女高畢業的學生“後勁非常足”，不會被輕易打倒。
女孩們不可避免審視過去。一位2011級的畢業生説，自己曾有一段時間充滿沮喪，上大學後，她發現同學在高中階段就出國旅遊，考上大學順理成章，而自己的高中生活被枯燥的學習生活填滿，拼盡全力只是為了擺脱農民身份。不公平感會在某些時刻冒出來，但她也因此看到奮鬥的價值——大山走出來的她能通過大學聯考同優秀同學站在一起，這件事本身就值得欣喜。
張桂梅在教學樓外牆上貼了幾個字：剛強、慈惠、質樸。她常鼓勵學生，哪怕落榜了，也不要怕失敗，“天塌不下來”。但有畢業生結婚後回來看她，帶着孩子，又沒有工作，張桂梅會面露憂慮。
張桂梅希望，女孩們走出大山，不要再回來，也不用回母校。有當醫生的畢業生想捐工資，張桂梅沒有收，她不願拿學生的錢。如果未來實力允許，她希望學生能把錢捐給沒錢治病的窮人，而母校和她本人都不需要報答。
張桂梅常説，女子高中是為社會培養人才，一個人奮鬥不是為自己和父母，而是為國家和民族。如果看到有人落水，張桂梅覺得，不管自己是否自信有能力救人，都應該伸手拉一把。
她知道被人拉一把的感覺。來華坪縣任教前，她在中甸子弟學校當老師，在那裏與丈夫相識、成婚，度過了一段平靜的時光。
1995年，為了給身患癌症的丈夫治病，張桂梅花光了全部積蓄，最後給丈夫立碑的錢也沒有，又借不到錢，她在大馬路上撞車尋死，被司機破口大罵。那一刻，張桂梅體會到，“人需要幫忙時，只要有人提一把，真的感激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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