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年前，張桂梅過的是一種和現在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時，她在大理有丈夫，有一個家。
她是黑龍江人。母親在近50歲時才生下她，在她年少時去世，她跟着哥哥姐姐們長大、生活，一直有寄人籬下的滋味，她渴望有一個自己的家。1974年，17歲的她跟着三姐來到雲南支邊，在中甸林業局當過播音員、宣傳隊隊員，80年代，經人介紹，她認識了一個男人，是中甸林業局子弟學校的校長，“為了他，我也申請去當了老師”。很快，他們結婚了。
她跟着丈夫回了他的老家大理喜洲，在喜洲一中任教。在她的回憶裏，丈夫多才多藝，兼職給別人修傢俱、講微積分課，賺來的錢給她花，給她買她愛吃的楊梅罐頭。她不愁衣食，不用自己做飯，兩人常常去洱海邊上散步，想去哪兒玩就買車票。丈夫對她好，去大理市裏開會，只要當天能夠趕回去，一定會和她一塊吃飯。
她是極其外放的性格。在東北，她有過一段不安生的少女時期，在家排行第五，跟着哥姐長大，沒有嚴厲的管束，人送她外號五猴子，總是上躥下跳，後來在文工團裏當舞蹈演員，調皮搗蛋，會哄騙鄰居家的小女孩，把人家的長髮剪掉，還會抓毛毛蟲嚇別的孩子，老師一巴掌拍死毛毛蟲，手就腫起來，她捱了一頓罵，往外跑，在野外遇到了狼，最後被老鄉送回家。
等結了婚，她喜歡去歌舞廳，不想去開學校例會，作為校長的丈夫就包庇她去唱歌跳舞……有時候喝醉了，丈夫就把她揹回家。那時候她是一個美麗的老師，説一口動聽的普通話，化粧，穿紫色皮鞋、藍色褲子、紅色上衣，她和丈夫的宿舍裏，掛着一個手編的門簾，小個小個的珠子掛起一串，美極了。
一位喜洲一中的女老師回憶，到了午休的大課間，在桃子樹下的草坪上，張桂梅會帶着孩子們圍着圈圈唱歌、跳舞，“裙子穿起多漂亮多飄逸”，學校裏關係好的老師給她取了個外號：老妖精，簡稱老妖，她也回嘴，小妖，“生活有滋有味的”。
1993年12月，張桂梅的丈夫被查出胃癌晚期。後來，她形容那段歲月，“我看那山和水都是灰濛濛的一片，這意味着我有家的生活即將終止，愛與被愛的生活即將結束。”
她盡了最大努力留住丈夫，把房子賣掉，家裏所有能賣的東西也全部賣了，總共籌了二十多萬。她到處跟親戚朋友們借錢，後來丈夫的家人勸她別治了，她不願意。丈夫自己也想放棄，她勸他，我們能活一天算一天唄，就等於你陪我一天就行唄。不管多貴的治療方案，她都試，7千多一天的進口藥也用上，二十多萬，半年就見底了。
1995年2月，丈夫還是走了。她不想埋葬他，也不想火化他。她走到昆明的大街上，萬念俱灰，往行駛的車上撞，駕駛員踩了剎車躲開，讓她尋死別連累別人。回去以後，她和停屍房的人説：請您把他從冰箱裏頭搬出來。她最後一次抱着丈夫痛哭。愛與被愛的生活，結束了。
抱着丈夫的骨灰盒回到大理，處理完後事，她失去了生命力，頭也不洗，只是躺着，什麼都不想幹。只要一出門，她就看到丈夫活在小草裏，活在洱海中。
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年，她想，她必須離開。她申請調動，填了許多地方，只有華坪接收了她。對於這個小縣城來説，大理是個大城市，她是個來自大城市的老師。1996年，她把裙子和門簾都留給了同事們，帶着一件丈夫留下的毛背心，來到華坪。
起初，這更接近於一種放逐和逃避。她先是在中心中學當老師，一年之後，申請調動到新建的民族中學。但到了華坪，她看到的事物有些不一樣了：有學生冬天穿着一兩塊錢的塑料涼鞋，有學生買不起飯，晚上抓一把米放進熱水瓶，作為第二天的早餐。她常帶學生下館子，幫他們交學費、添置衣服和被子，把丈夫的毛背心給一位小男孩。這裏的孩子需要她，“為了能讓他們走出大山，我做了一點小事，我感到快樂”。她的心裏有了一些輕鬆的感覺。
她清楚地記得，一個帶着女兒前來交書本費的父親，走了五六個小時，把賣桃子的收入、一大包的錢塞給了她，“他很樸實地告訴我，就這些了啊，我有錢還給你送來。”她動員了幾個學生一塊數錢，一分錢、五分錢、兩毛錢的紙幣，零星的幾個硬幣，髒兮兮的，總共不到50塊錢。但她把紙幣捆成了一捆，留作紀念，“你看看人家這日子過的，還滿高興滿高興的，然後把孩子還送給你。人家沒有一句怨恨的，一句都沒有的。我們還怨天怨地在這兒怨的。”
她反觀了自己。“人家還沒像我，我不缺吃，不少穿啊，這個人的生死應該是自己明白的。這個天災人禍自己應該明白。自己(就別)糾結在那出不來的情感，是不是?”她慢慢打起了精神，內心的苦悶和空虛漸漸被驅散了。
“但不幸再次降臨在了她的頭上”，用華坪縣前教育局局長，如今是張桂梅宣講小組一員的楊文華的話説。1997年4月，張桂梅被診斷出患有子宮肌瘤。從醫院到學校10分鐘的路程，她走了40分鐘。回到了宿舍，她哭一會兒，站一會兒，一夜未眠。
當時她是四個國中畢業班的政治老師，第二天，鈴聲一響，她本能地走進教室。她想陪孩子們走完這關鍵的幾個月，他們來不及適應新的老師了，那是他們考學的機會。她還能怎麼辦呢?當年患癌的丈夫撐了一年多，是因為自己百般籌錢，在他身邊照顧，如今輪到了自己，沒有醫藥費，也沒有人安慰。
吃止痛藥，再疼就捂着肚子上課，就這樣，她送走了四個班的畢業生。後來，她借了幾千塊錢，坐上了夜班車，到昆明做手術。她的腫瘤拿下來，腸子粘連到了後背，每次摸的時候就感覺到非常硬，肚子像一塊石頭一樣，疼的時候是一陣陣的，人也變成黑瘦黑瘦的了。
萬幸的是，這個從外地來的、埋頭苦幹、帶病上課的女人被看見了。當時華坪縣正大力發展開採煤礦，學校裏的老師工資低，就幹着第二份職業，或者辭職出來做煤礦生意，縣裏正需要一個正能量的老師作為宣傳典型。一個政協委員告訴她，我們絕不能捧着骨灰盒來宣傳您。她的事蹟開始在小縣城裏傳遍，兩次手術期間，一天晚上她喘氣困難，學校裏的幾位老師冒着大雨去醫院，給她取氧氣袋，一晚上跑了五六次，整夜在身邊照顧她。還有一位山裏的女人，把五塊錢的路費也捐給她治病，自己走了六個小時的山路回家。
她形容，那是一種“愛的支撐”。
後來，她有過幾次成家的機會。她的名聲傳出了縣城以外的地方，有人慕名而來。有一次，王秀麗接到了她的電話，説北京來了一個作家，你過來看一下嘛。王秀麗想，跑上門跟人家説自己是作家的人，通常都是不厲害的，便沒去。第二天才知道，那是張桂梅的追求者，見面的時候，張桂梅還塗了口紅，穿了高跟鞋。王秀麗立刻叫個摩的就去了兒童之家，但那人已經走了。
要是成家了，必然是要分一半的心給對方，張桂梅説，找一個伴有什麼用呢。王秀麗説，每天很累地回到家，至少有個人跟你説一下話嘛，抱一抱你也是好的嘛。
王秀麗聽説，是兒童之家的孩子不喜歡那人。那人坐椅子，孩子就説，你起來一下，假裝要掃地。那人坐牀邊，孩子就説，你起來一下，假裝要疊被子。一天都不讓那人坐下。他們還問張桂梅，你要忙着結婚嗎?你就怕以後我們養不起你嗎?
後來，就再也沒有什麼北京來的作家了。
長大後我就成了你
“張老師，我們要去西藏當兵了。”
今年9月，張桂梅接到兩名學生的電話。原來，在大連讀書的冉夢茹和在桂林讀書的劉敏相約好了，要去西藏當兵。
“海拔那麼高，你們怎麼受得了?”張桂梅問。
“不是您鼓勵我們去艱苦的地方嗎?”學生笑嘻嘻地回答，“放心吧，我們不會當逃兵，不給您丟臉。”
幾個月過去了，兩名學生已經正式入伍參加集訓，張桂梅還時常唸叨着她們。“我一直教育姑娘們要報效祖國，可真去這麼艱苦的地方，我又心疼得不得了。”她説。
“張老師真正做到了教書育人，她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教會了學生堅韌、感恩、奉獻。”楊文華説，華坪女高的學生出去後都像張桂梅一樣，能吃苦、肯奉獻，很多學生畢業後都去了艱苦地區。
周雲麗是華坪女高的第一屆學生，大學畢業後，她又回到了母校，成為一名數學老師。
“沒有女高，就沒有現在的我。”周雲麗説，母親在她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家裏靠殘疾的父親和年邁的奶奶種地賣糧，供她和姐姐讀書。“當我聽説有位好心的老師建了一所免費高中時，我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華坪女高每週有一堂全校的思政課，學生們坐在院子裏，由張桂梅統一組織理論學習。“張老師會給我們講革命先烈的事蹟，帶着我們讀黨章，還會講她創辦女高的艱辛經歷。”周雲麗説。
2015年7月，周雲麗大學畢業。當時，她已經考上了相鄰縣一所中學的教師崗位。但聽説華坪女高缺老師，她毫不猶豫就放棄了正式編制，回到母校擔任代課老師，直到一年後才考試轉正。
“這都是張老師教育我們的，自己強大了，也要記得去幫助別人。”周雲麗笑着説。
每年的畢業季，是張桂梅最高興的時候，經常有學生打電話、發短信給她報喜。“她經常向我炫耀，哪個學生去搞研究了，哪個學生去新疆支教了，然後露出老母親般的欣慰笑容。”王秀麗説。
平日裏，張桂梅喜歡看學生在課間操時排成方陣唱紅歌、跳紅舞。嘴裏還經常唸叨：“姑娘們長得多好啊，一個個吃得白白胖胖的。哼，等她們考上大學就得減肥了。”
每天上午課間，歌劇《江姐》的經典選段《紅梅贊》都會在校園裏準時響起，這是她最愛的歌曲。學生們齊聲高唱，她偶爾也會哼上幾句。
紅巖上紅梅開
千里冰霜腳下踩
三九嚴寒何所懼
一片丹心向陽開
向陽開……
這是她的信仰，也是她的一生。
雲南華坪女高的一天，從清晨的喇叭聲開始。
女高就建在半山腰上，天還沒亮，五點多響起的高亢喇叭聲，是來催促起牀的，女孩們揉着眼睛往外走，一個女人的聲音穿透過喇叭：“傻丫頭，快點!”到了教學樓，喇叭聲也不間斷：“時間快到了，遲到了的掃球場去!”
課間操的音樂響起，喇叭聲繼續從人羣中穿過：“腳抬高點唄!”到了吃飯時間，喇叭裏傳出的是震耳欲聾的紅歌，吃完飯的女孩們趕緊往外跑。到了深夜，喇叭聲喊着女孩們的名字，讓她們趕緊上牀睡覺。拿着喇叭的女人就站在樓下盯着，按照規定，宿舍的門不能關，誰要是玩手機或者聊天，她馬上能聽到。
這個木蘭王牌的小喇叭始終握在女高校長張桂梅的手裏，在它之前，她已經用壞了十幾個一模一樣的。喇叭的主人強硬，脾氣挺大，不好對付，掌控着關於女高的一切。
在這所寄宿制學校，性別特質是要被抹平的，女孩們必須剪齊耳短髮，短髮洗起來節約時間，也節約水，吃飯時間被壓縮到10分鐘，每週放假只有3小時。開學時要抄黨章，看革命戰爭片，週六有一堂思政課，張桂梅會拿着喇叭在台上講，作為一個女性，一定要堅強，要獨立，要讀書，用知識來改變命運。
有高三的學生，把書碼得高高的，在那兒低頭打瞌睡、照鏡子，張桂梅發現了，一股腦兒把桌上的書掃到地上，把鏡子直接砸爛。還有學生11點多下了晚課，被張桂梅揪出來説藏零食的事。按照規定，私藏零食是要退學的。女孩倔着不認錯，張桂梅就要求老師和她一起盯着，有時候僵持到凌晨一兩點，6點多上課，老師快堅持不住了，還是得陪着張桂梅“演戲”，分飾黑白兩角，一定要讓女孩認錯。
女高的畢業生陳法羽回憶説，上學時看到張桂梅站在那兒，她和同學們都不敢往那邊走，乾脆繞點遠路。女高的學生幾乎不敢抬頭和她對視，上課沒注意聽講要被罵，成績下降了要被罵，負責打掃的區域有灰也要被罵……
在女高當過三年志願者的殷鑑告訴《人物》，自己能待這麼久，是個意外，跟張桂梅在一塊，必須處處自覺。他看着之前許多去女高支教的志願者，有人想指導張桂梅搞素質教育，還有人夜裏貼黑不溜秋的面膜，讓女孩們看見，也模仿着買三塊錢的面膜，把臉弄過敏了。這些志願者，基本都被張桂梅轟走了。
女高老師的情況也是如此。2008年，張紅瓊讀大四，在雲南師範大學見到了張桂梅，她和同學們被張桂梅的講演感染，找到了張桂梅住的旅館，説想來女高當老師。張桂梅強調，要能吃苦。她想，自己後來被選上，可能也是因為看着強壯。
來華坪面試那天，張紅瓊看到，校址上只有一片草地和一個廁所。5個月後的9月1日，憑着一棟4層樓，女高開學了。在兩個大教室各放幾張牀，男老師住一間，女老師住另一間，學生們住在二樓，宿舍也是教室改造的。晚上學生上廁所，就由一名女老師和一名男老師陪同，到旁邊的民族中學去上。
剛辦學的時候，張桂梅要求老師們五點鐘起牀，分成四個小組打掃整棟教學樓，到七點鐘，還要打掃乾淨院子。張紅瓊説，他們一點也不情願，覺得她太壓榨了，違反了《勞動法》，十幾個老師還寫好了聯名信，簽了名，要抗議張桂梅的行為。一年之後，17個老師走了9個。
衞生交由學生打掃後，張紅瓊是學校團委書記，負責每天站院子裏看着學生打掃衞生。有一次，她沒看學生掃地，出門吃飯了。吃着飯，接到張桂梅的電話，她趕緊坐個摩的回學校，但還是晚了，張桂梅在院子裏劈頭蓋臉批評了她一頓：你現在回來幹什麼……張紅瓊一邊哭，一邊走回去繼續看學生打掃衞生。
早上要跟衞生，中午要跟，晚上還要跟，後來張紅瓊懷孕了，她想，以後孩子出來我怎麼辦啊。一天早上，她決定“軟抵抗”，就在宿舍睡着不出來了，想以此退出這個工作。張桂梅找到她，她説，衞生不想管了，我要更多去關注一下孩子。張桂梅同意了。但之後兩年，她明顯感覺到和張桂梅的關係疏遠了，“為了家庭疏於工作的這種人，張老師就不怎麼欣賞”。
就是這樣一位“暴君”，今年夏天出現在央視的《面對面》節目裏。她建起的女高，一所全免費的公辦女子高中，去年有159個女孩參加大學聯考，考上本科的是150人。再往前數，從2008年女高成立到現在，一共有1804名女孩考上大學，離開這裏——在西南邊陲的小縣城，這可以稱作一個奇蹟。七八月份，張桂梅為此接受了兩次羣訪，13家媒體的記者圍繞着她，網上都是“女英雄”的稱呼。
在華坪，張桂梅的名字其實20年前就傳開了。成為女高校長之前，她是帶病上課的民族中學老師，也是當地孤兒院“兒童之家”的院長。時代變遷裏，她的故事變得越來越魔幻，隨意問起路人，人人都知道她，一位上了年歲的婆婆説，在電視上看到張桂梅騎着駱駝去深山裏家訪，勸女孩們回來讀書——實際上，華坪壓根兒沒有駱駝，張桂梅騎的，是一匹馬。
在那些過往的語境裏，張桂梅已經成為一個全身心奉獻的、偉大的黨員——少年喪母、青年喪父、中年喪夫，一生無子。她日日往返於女高和兒童之家，連遠在東北的哥哥、姐姐相繼去世，她都沒有時間回去。她沒什麼朋友，也沒什麼興趣愛好，像一個完全沒有縫隙的人——直到她登上微博熱搜的那天。
那是今年10月，張桂梅的一個採訪引發了熱搜。視頻中，張桂梅講述因為學生當了全職太太，而不願意接受她捐款的故事——“我最反對當全職太太，你滾出去”，將張桂梅置於輿論中心，“全職太太也需要尊重和理解”的聲音，一時之間淹沒過了“女英雄”。
在這之後的一個月裏，張桂梅拒絕了不斷前來約訪的媒體，直到11月份的一天，她才出現，穿一件黑色羽絨服，黨徽戴在胸前，打開羽絨服，裏頭是黑色毛衣，在同一個位置，還戴着一個黨徽。“紅到心裏去了。”她伸手去遮，有些不好意思。
有媒體問張桂梅，你覺得自己現在是一種比較理想的女性狀態嗎?你希望學生們成為怎樣的女性呢?
張桂梅輕輕搖了搖頭，不願意回答這個問題，“又提到女性了，算了。”
“全職太太”事件之後，她面對媒體有了些謹慎。那天，包括《人物》在內的一行人來到她面前，她看着縣委宣傳部的人，説你怎麼又來了，是揶揄的語氣，也是她一貫的説話方式，直接、乾脆。
她説她的想法最初是從自己的女學生出發，後來到深山裏的女性，“能救一個是一個”，希望女孩們在成為一個母親之前，還可以讀書，大學聯考，離開這裏，給下一代一個好的環境。
“真的是重要，家庭的背景，家庭的環境，母親母體的肥沃”，張桂梅正講着，我們大笑了起來，母體的肥沃?多麼新穎的表達。
“我説的是知識的肥沃，土地的肥沃……”張桂梅趕緊解釋，但也跟着笑，“我又不好好説話了。”
那些圍繞着張桂梅的“女權主義者”的稱謂，華坪縣婦聯主席劉安萍並不認同。她和張桂梅認識好幾年，覺得對方一直以來的想法就是救山裏的女孩，救一個就是救三代，“可能我和她接觸多，我也認同她的這個想法，我覺得她的這個樸素的觀念就是這樣，如果一定要把她和什麼概念聯繫起來，是不是有點過度解讀了?”
女高辦學路上曾經最堅定的反對者、曾任華坪縣教育局局長的楊文華在採訪時主動提起了那個視頻。很多人談獨立，談自由選擇，不見其語境。他覺得張桂梅反對的不是全職太太，而是反對她的學生們去當全職太太。“這些學生就像她親生的一樣，如果沒有這個學校，她們10年前就是結婚生崽，生一窩的那種。”他激動地側着手掌砸了砸桌子，“她作為一個母親，作為一個老師，把你撈出來，救了，你又回到原點了。”
王秀麗在華坪縣電視台工作，是最早關注和報道張桂梅的記者之一。作為記者，她最開始書寫張桂梅，並非是那種歌頌式的報道視角。“因為我覺得不管對她的評價有多高，其實她是個非常普通的女人。”她是張桂梅在華坪唯一的好朋友，她們會各自搭着摩的到餐廳會和，相約吃火鍋和披薩，喝幾杯雲南乾紅，偶爾也在辦公室偷偷喝飲料、吃零食。張桂梅和她説起自己年少時的男友、去世的丈夫，以及後來可能成家又被她拒絕的機會。
她們也會爭吵，常常其中一個摔門而出，十幾天不聯繫，直到另一個打來電話。女高建校那年，王秀麗接到一個電話，張桂梅在那頭説，我都要死了，你還不來看我。“她也有她的煩惱，她也有她的委屈。”
跟着張桂梅去家訪，王秀麗會幫忙拍一些鏡頭，家訪的視頻會放給學生們看。但有時候，王秀麗不願意拍，她覺得女孩們會自卑，並不想展示出來。張桂梅固執地要拍，她説，我不這樣做，她們就以為她們像公主一樣。王秀麗還是舉起攝像機拍了，“一個人撐了那麼大一所學校，還要努力地讓這些孩子出去，不要讓人家看她們的笑話，至少要讓她們有一個光明的未來，她的壓力是非常大的，所以那時候她可能稍微有點暴躁，有點尖鋭。”
一所沒有“門檻”的學校
對於大山裏的女孩們來説，華坪女高沒有“門檻”。
從建校第一天起，張桂梅便定下規矩：學費、住宿費等全免，只收少量伙食費。特別是對貧困家庭的學生，即便基礎很差，會考分數沒過線，也全部招進來。首屆學生幾乎全都是“線下”生。
學校生源差，教學條件更是十分簡陋。校園沒有圍牆，沒有食堂，甚至沒有廁所，只有一棟教學樓和一根旗杆，院子裏滿是雜草。學生在一間教室上課，在另一間教室睡覺，吃飯、上廁所都只能去隔壁學校。
“她心裏着急，如果等學校全部建好，晚一年招生，就又有一批女孩被耽誤了。”楊文華説。
學生入學了，張桂梅卻犯了愁。“有的學生考試只能考幾分，這樣下去可怎麼辦?”張桂梅心想，就是把命搭上，也要把學校辦出名堂。
在華坪女高，學生雷打不動每天5點30分起牀晨讀，晚上12點20分自習結束才上牀睡覺，連吃飯時間都被限定在15分鐘。
張桂梅有一個小喇叭幾乎從不離手。“傻丫頭，快點!”在校園裏，有學生稍一磨蹭，就會聽到她的吼聲從小喇叭裏傳出來。
十幾年來，她不僅每天陪學生自習到深夜，還一直住在學生宿舍。“我一刻也不能離開學校，老師、學生我都得盯着。”她説。
2011年夏天，華坪女高首屆畢業生一炮打響，大學聯考百分之百上線，還有幾名學生考上了一本。“和學生入學成績相比，華坪女高創造了一個奇蹟。”楊文華説。
2016年，華坪女高完成建設工作，各項設施逐步完善，學校有了食堂、宿舍，還有了標準的塑膠運動場。截至目前，學校3個年級共有9個班，在校生達464人。張桂梅常年堅持家訪，累計行程11萬多公里，覆蓋華坪和周邊縣的1500多名學生。至今，華坪女高已送走10屆畢業生，1804名學生從這裏考入大學，學校不僅一本上線率高達40%多，大學聯考成績綜合排名還連續多年位居麗江全市第一。
學校語文老師韋堂雲説，學生成績突飛猛進，但張桂梅的身體狀況卻一落千丈。她的身上貼滿了止痛的膏藥，平時連爬樓梯都十分艱難。
今年2月，受疫情影響，學生只能在家上網課。心急火燎的張桂梅直接在教室外搭了一張行軍牀，每天躺在牀上，盯着老師學生上網課。
“我上網課的時候，經常聽到她在牀上疼得忍不住發出聲音，但她從來不説。”韋堂雲説。
華坪縣融媒體中心記者王秀麗是張桂梅相識多年的閨蜜，也是她為數不多的傾訴對象。
“她全身都是病，骨瘤、血管瘤、肺氣腫……以前她經常讓別人猜我倆誰更重，可現在她已經從130多斤掉到了只有七八十斤。”王秀麗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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