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年前，張桂梅過的是一種和現在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時，她在大理有丈夫，有一個家。
她是黑龍江人。母親在近50歲時才生下她，在她年少時去世，她跟着哥哥姐姐們長大、生活，一直有寄人籬下的滋味，她渴望有一個自己的家。1974年，17歲的她跟着三姐來到雲南支邊，在中甸林業局當過播音員、宣傳隊隊員，80年代，經人介紹，她認識了一個男人，是中甸林業局子弟學校的校長，“為了他，我也申請去當了老師”。很快，他們結婚了。
她跟着丈夫回了他的老家大理喜洲，在喜洲一中任教。在她的回憶裏，丈夫多才多藝，兼職給別人修傢俱、講微積分課，賺來的錢給她花，給她買她愛吃的楊梅罐頭。她不愁衣食，不用自己做飯，兩人常常去洱海邊上散步，想去哪兒玩就買車票。丈夫對她好，去大理市裏開會，只要當天能夠趕回去，一定會和她一塊吃飯。
她是極其外放的性格。在東北，她有過一段不安生的少女時期，在家排行第五，跟着哥姐長大，沒有嚴厲的管束，人送她外號五猴子，總是上躥下跳，後來在文工團裏當舞蹈演員，調皮搗蛋，會哄騙鄰居家的小女孩，把人家的長髮剪掉，還會抓毛毛蟲嚇別的孩子，老師一巴掌拍死毛毛蟲，手就腫起來，她捱了一頓罵，往外跑，在野外遇到了狼，最後被老鄉送回家。
等結了婚，她喜歡去歌舞廳，不想去開學校例會，作為校長的丈夫就包庇她去唱歌跳舞……有時候喝醉了，丈夫就把她揹回家。那時候她是一個美麗的老師，説一口動聽的普通話，化粧，穿紫色皮鞋、藍色褲子、紅色上衣，她和丈夫的宿舍裏，掛着一個手編的門簾，小個小個的珠子掛起一串，美極了。
一位喜洲一中的女老師回憶，到了午休的大課間，在桃子樹下的草坪上，張桂梅會帶着孩子們圍着圈圈唱歌、跳舞，“裙子穿起多漂亮多飄逸”，學校裏關係好的老師給她取了個外號：老妖精，簡稱老妖，她也回嘴，小妖，“生活有滋有味的”。
1993年12月，張桂梅的丈夫被查出胃癌晚期。後來，她形容那段歲月，“我看那山和水都是灰濛濛的一片，這意味着我有家的生活即將終止，愛與被愛的生活即將結束。”
她盡了最大努力留住丈夫，把房子賣掉，家裏所有能賣的東西也全部賣了，總共籌了二十多萬。她到處跟親戚朋友們借錢，後來丈夫的家人勸她別治了，她不願意。丈夫自己也想放棄，她勸他，我們能活一天算一天唄，就等於你陪我一天就行唄。不管多貴的治療方案，她都試，7千多一天的進口藥也用上，二十多萬，半年就見底了。
1995年2月，丈夫還是走了。她不想埋葬他，也不想火化他。她走到昆明的大街上，萬念俱灰，往行駛的車上撞，駕駛員踩了剎車躲開，讓她尋死別連累別人。回去以後，她和停屍房的人説：請您把他從冰箱裏頭搬出來。她最後一次抱着丈夫痛哭。愛與被愛的生活，結束了。
抱着丈夫的骨灰盒回到大理，處理完後事，她失去了生命力，頭也不洗，只是躺着，什麼都不想幹。只要一出門，她就看到丈夫活在小草裏，活在洱海中。
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年，她想，她必須離開。她申請調動，填了許多地方，只有華坪接收了她。對於這個小縣城來説，大理是個大城市，她是個來自大城市的老師。1996年，她把裙子和門簾都留給了同事們，帶着一件丈夫留下的毛背心，來到華坪。
起初，這更接近於一種放逐和逃避。她先是在中心中學當老師，一年之後，申請調動到新建的民族中學。但到了華坪，她看到的事物有些不一樣了：有學生冬天穿着一兩塊錢的塑料涼鞋，有學生買不起飯，晚上抓一把米放進熱水瓶，作為第二天的早餐。她常帶學生下館子，幫他們交學費、添置衣服和被子，把丈夫的毛背心給一位小男孩。這裏的孩子需要她，“為了能讓他們走出大山，我做了一點小事，我感到快樂”。她的心裏有了一些輕鬆的感覺。
她清楚地記得，一個帶着女兒前來交書本費的父親，走了五六個小時，把賣桃子的收入、一大包的錢塞給了她，“他很樸實地告訴我，就這些了啊，我有錢還給你送來。”她動員了幾個學生一塊數錢，一分錢、五分錢、兩毛錢的紙幣，零星的幾個硬幣，髒兮兮的，總共不到50塊錢。但她把紙幣捆成了一捆，留作紀念，“你看看人家這日子過的，還滿高興滿高興的，然後把孩子還送給你。人家沒有一句怨恨的，一句都沒有的。我們還怨天怨地在這兒怨的。”
她反觀了自己。“人家還沒像我，我不缺吃，不少穿啊，這個人的生死應該是自己明白的。這個天災人禍自己應該明白。自己(就別)糾結在那出不來的情感，是不是?”她慢慢打起了精神，內心的苦悶和空虛漸漸被驅散了。
“但不幸再次降臨在了她的頭上”，用華坪縣前教育局局長，如今是張桂梅宣講小組一員的楊文華的話説。1997年4月，張桂梅被診斷出患有子宮肌瘤。從醫院到學校10分鐘的路程，她走了40分鐘。回到了宿舍，她哭一會兒，站一會兒，一夜未眠。
當時她是四個國中畢業班的政治老師，第二天，鈴聲一響，她本能地走進教室。她想陪孩子們走完這關鍵的幾個月，他們來不及適應新的老師了，那是他們考學的機會。她還能怎麼辦呢?當年患癌的丈夫撐了一年多，是因為自己百般籌錢，在他身邊照顧，如今輪到了自己，沒有醫藥費，也沒有人安慰。
吃止痛藥，再疼就捂着肚子上課，就這樣，她送走了四個班的畢業生。後來，她借了幾千塊錢，坐上了夜班車，到昆明做手術。她的腫瘤拿下來，腸子粘連到了後背，每次摸的時候就感覺到非常硬，肚子像一塊石頭一樣，疼的時候是一陣陣的，人也變成黑瘦黑瘦的了。
萬幸的是，這個從外地來的、埋頭苦幹、帶病上課的女人被看見了。當時華坪縣正大力發展開採煤礦，學校裏的老師工資低，就幹着第二份職業，或者辭職出來做煤礦生意，縣裏正需要一個正能量的老師作為宣傳典型。一個政協委員告訴她，我們絕不能捧着骨灰盒來宣傳您。她的事蹟開始在小縣城裏傳遍，兩次手術期間，一天晚上她喘氣困難，學校裏的幾位老師冒着大雨去醫院，給她取氧氣袋，一晚上跑了五六次，整夜在身邊照顧她。還有一位山裏的女人，把五塊錢的路費也捐給她治病，自己走了六個小時的山路回家。
她形容，那是一種“愛的支撐”。
後來，她有過幾次成家的機會。她的名聲傳出了縣城以外的地方，有人慕名而來。有一次，王秀麗接到了她的電話，説北京來了一個作家，你過來看一下嘛。王秀麗想，跑上門跟人家説自己是作家的人，通常都是不厲害的，便沒去。第二天才知道，那是張桂梅的追求者，見面的時候，張桂梅還塗了口紅，穿了高跟鞋。王秀麗立刻叫個摩的就去了兒童之家，但那人已經走了。
要是成家了，必然是要分一半的心給對方，張桂梅説，找一個伴有什麼用呢。王秀麗説，每天很累地回到家，至少有個人跟你説一下話嘛，抱一抱你也是好的嘛。
王秀麗聽説，是兒童之家的孩子不喜歡那人。那人坐椅子，孩子就説，你起來一下，假裝要掃地。那人坐牀邊，孩子就説，你起來一下，假裝要疊被子。一天都不讓那人坐下。他們還問張桂梅，你要忙着結婚嗎?你就怕以後我們養不起你嗎?
後來，就再也沒有什麼北京來的作家了。
辦校12年後，不斷有學生為爭取讀書機會湧向這裏。有女孩揹着包站在校門外，懇求來這讀書，許久不肯離去，張桂梅年年遇到這樣的女孩。也有外市來求學的，學校不能收，她就送5000元錢，囑咐對方，沒錢再找她要。
張麗(化名)國中時，父母離婚，被判給父親。但父親長期酗酒，常常責罵她。她獨自一人住進鎮上120元一間的出租屋中，房費由改嫁的母親支付。
國中畢業，她想着去打暑假工，家裏再湊些錢就能讀書。但母親堅決不讓她讀，説家裏供不起。她天天哭，會考成績未達到女高分數線，最後的機會也失去了。
她不甘心輟學，去年暑假，她壯着膽，拿着貧困證明、獨生子女證明、父母離婚證來到女高門口，申請一個讀書機會，辦公室老師收下她的材料。沒想到，幾天後，她的媽媽接到女高的電話，女兒被女高錄取了。媽媽説孩子走了“狗屎運”。
學校不僅送張麗一張高中入場券，也為她支付了生活費，免除她經濟上的擔憂。
不過，像張麗一樣因交不起學費而來到女高的越來越少。2019年，華坪女高一本上線率40.67%，排名麗江市第一。今年，學校成績依然可喜。159人蔘加大學聯考，一本線以上70人，本科線以上150人。
但今年9人未上本科線的大學聯考成績讓張桂梅不太滿意，她覺得，今年受疫情影響，山裏的孩子與城市孩子進一步拉開差距。
上網課在大山裏很不便，風一刮，信號就沒了。她讓老師和各級村委會聯繫，讓家中沒有網絡的學生去村委會上課，並給沒有手機的學生買了手機。
張桂梅希望有學生考上清華北大的心願也沒能實現。
學校最缺的仍是資金。華坪女高的教師工資由縣財政負擔，工資水平低。華坪縣教育局黨委書記胥國華告訴記者，華坪女高最初按18個教學班、900人辦學規模設計，但因資金有限，每年只能招收100到160人。
除了教師工資，學校水電費、學生的所有支出均由學校負擔，每當賬户剩下100萬元，張桂梅就進入新一輪的憂心，她要繼續為錢奔走。
名氣能為學校帶來錢。張桂梅因此在乎每一次出名。第一次被全國聚焦在2008年，新聞聯播報道她的第二天，她正要起身去人民大會堂作報告，汶川地震來了。第二次時，媒體宣傳她，片子還沒播，魯甸地震來了。
這一次，趕上了疫情。她以為又沒了音訊，自己卻突然火了。
社會各界的捐款讓張桂梅暫時免於為錢發愁。但代價是每日數不清的媒體約訪和陌生人的問候電話，有人請她去給幹部講道德課，有報紙請她跟全國優秀教師寫幾句話。以前沒錢看病，如今，她身體的每個器官都被醫生關注，有人給她開中藥，有人對她問診。
她對每位到訪者客氣。多家媒體到來前，她特地去醫院打了一針，以免中途倒下。今年春節，她坐在椅子上接受視頻採訪，身後有縣長和一名醫生保駕護航。
這位強勢的校長逐漸發現，自己能做的越來越有限。對於這所學校的未來，她多數時候表示樂觀，覺得學校名氣大了，自己即使不在了，政府也會管。
以前，有潔癖的她不喜歡別人摸她的手，如今，她身體愈發虛弱，要靠別人攙扶。半生教書育人，每次放寒暑假，看到空蕩蕩的校園，她終於可以停下來一會，想想自己的事，以後養老怎麼辦，但找不到一個可傾訴之人。
脆弱的時刻很短暫，很快，她又以健談精幹的形象面對每一個到訪者。她説，只要她能動，女高就不會倒。
作為在雲南待了大半輩子的東北人，張桂梅對待學生成績時的“苛刻”，一如她一生的倔強和堅韌。
1974年10月，張桂梅響應黨的號召，隨姐姐從東北來到雲南，支援邊疆建設，此後的時間裏，她把全部身心獻給了祖國西南邊陲貧困山區的教育事業。
1996年，張桂梅的丈夫因胃癌去世，不久後張桂梅放棄了大理優越的工作環境，申請調到深度貧困山區華坪縣。她放棄進入全縣條件最好的華坪一中，選擇在全縣師資最弱、條件最差的民族中學任教，並承擔起4個畢業班的語文和政治課教學任務。
1997年4月，張桂梅被查出患有子宮肌瘤，需立即住院治療。但為了不耽誤九年級畢業班的教學進度，她偷偷把檢驗結果藏起來，直到7月份把學生送進會考考場後，才住院接受手術。
得知張桂梅身患重病，縣婦聯主席和工委女工委主任同時看望了她。幾天後的縣婦代會上，全體代表為這個“外來的姑娘”捐款。有人借錢捐款、有人把給孩子買衣服的錢捐了、有人捐了自己回家的路費……縣領導説：“張老師，你放心，我們再窮也要把你的病治好。”
手捧着這山鄉的情義，張桂梅的淚水奪眶而出:“華坪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想為華坪做些事。”這一堅持，就是20多年。從那時起，張桂梅的生命就和華坪、和教育扶貧連在了一起。
丈夫去世後，張桂梅沒有再組建家庭，沒有親生兒女，全身心投入教育和慈善事業。2001年，她一邊在民族中學當老師，一邊兼任“兒童之家”院長，成了眾多孤兒的“媽媽”。2003年，維持“兒童之家”的資金面臨短缺。為緩解窘境，張桂梅到華坪各部門籌措資金，“求人很丟人，但如果孩子們生活得不好，我這個義務院長更丟人。”
2003年至2007年的寒暑假，張桂梅在昆明為孩子們籌措到兩萬多元。對此她説，一切辛苦都值了。
“堅持，再堅持一下唄”
進入女高的陳法羽很快發現：關愛的同時，是嚴格的管理。
每天早晨5點半起牀，課間出操1分鐘站好隊。張老師每天拿着小喇叭，不厭其煩地喊學生起牀、跑步、吃飯、睡覺，“你們遲到一秒鐘我也不幹!”
張桂梅和病魔鬥：“不能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無休止地看病上”;
她和貧困較勁：“挽救一個女孩拯救三代人”;
她對學校老師、學生要求嚴格：“堅持，再堅持一下唄!”這是張桂梅勸慰大家最多的話。
陳法羽説：“我們來女高讀書是來改變命運的，不拼拿什麼和別人比?張老師也在拼啊!”
校辦主任張曉峯告訴記者，張桂梅老師是在拿命辦學，師生們服氣。
張桂梅的言傳身教也感染着女高老師們。韋堂芸老師受傷左腳骨折，想到還有100多天就要大學聯考，她拄着雙枴給學生上課;楊曉春老師悄悄給學生墊付醫藥費、生活費，卻從不往外説——這樣已知和未知的故事，在女高還有很多。
張桂梅宿舍裏有4張牀鋪，1張自己睡，3張留給“不聽話”的和生病的學生。有名女生性格孤僻，和張桂梅住在一起。不管張老師怎麼關心她、開導她，她都不怎麼説話。張老師疾病纏身，每天早晨5點起牀，忙裏忙外一天，晚上還和她聊天。3個月後，這名學生抱着張老師痛哭，説一定好好讀書。
“女高的許多學生家庭貧困、變故多，她們的心要好好去焐。”張桂梅説。
貧困是一種隱私
這些女孩是學校老師通過滿大街和菜市場貼廣告、口耳相傳從大山裏招來的。
學生什麼也不用準備，只需帶着乾糧和衣服，坐上大山通往縣城的汽車，去女高尋找屬於自己的一方課桌。周雲麗是那個夏天的96個幸運兒之一。
報考女子高中時，周雲麗正苦於沒錢讀高中。媽媽早逝，父親養豬、種地、幫人鋤草，養活一家四口。在周雲麗的記憶裏，有些跛腳的父親總是一清早出門，用碗裝着冷飯上山勞作，傍晚才回家。
打從記事起，周雲麗就和姐姐去山上，替父親分擔農活。姐妹倆讀書的動力很直接——擺脱土地與貧窮。
但讀到高中，父親發了愁。兩個女兒都讀高中，一年花費上萬元，難以負擔。九年級還沒畢業，父親就開始為讀書湊錢。那時，父親總是坐在院壩邊、豬圈門口不停地抽煙。
在女高最初建立的兩年，來讀書的女孩幾乎都是因為貧困。周雲麗後來才意識到，自己很幸運。在她所在的村子，許多女孩十五六歲就已定親。山裏人覺得女孩讀書花錢，不如早早嫁人。
女高成為貧困女孩人生的第一個轉折點。當時，第一屆學生成績很多未達到會考分數線，且年齡偏大，有學生補習3年還未拿到國中畢業證。
女高接納了這些女孩，只要是農業户口，想讀書，就收。僅有的一棟5層教學樓成為全校師生吃、喝、睡的場所。學生們住在3樓3間教室裏，每間教室有女老師陪同，其餘女老師和男教師被分入4樓兩間大教室。男老師們輪流在一樓木板牀上守夜，夜晚，學生們要去隔壁中學上廁所，女老師陪同，男老師打手電筒護送。
開學不久，張桂梅就遇到一件糟心事。一個女孩去醫院做闌尾手術，被發現已懷孕4個月。一陣批評的浪潮襲來，女孩的父母也質問學校。女孩説了真話，孩子的父親是對面一所高中的男孩，兩人在入學前的假期發生關係。
張桂梅長了教訓。學校沒有圍牆，常有男孩來戲耍，張桂梅守在教學樓前，見到逗留等候的男孩就趕跑，大罵“小混蛋”。
學校沒有性教育課。有性知識輔導老師問需不需要支援，張桂梅讓他們“滾一邊去”，“手機上已經很過火了，還用教嗎?”
後來，教學樓一樓安裝了鐵柵欄。一向吝嗇的張桂梅在安全管理支出上毫不心疼，有宿舍門壞，她立即請師傅來修。每當大學聯考季來臨，張桂梅會請幾個人日夜看守教學樓，讓學生看到“樓前樓後都是人”，安心。
為了杜絕攀比，張桂梅規定，學生必須剪短髮，穿校服，女老師在校不能穿裙子和高跟鞋。
教學樓的一樓貼滿捐款人的名字和捐款數額，牆上的企業和個人幫助支撐起這所免費高中。每當有人來校捐款，她要求學生向捐款人集體敬禮，唱《不忘初心》。但她反對學生手舉捐贈牌被拍照的行為，有企業提出此類要求，張桂梅寧可錢打水漂也不同意。
有畢業生回母校捐款，但也不知道最終資助給了哪個學妹，張桂梅希望這種“背對背”的方式，讓學生沒有壓力地接受捐贈。
在張桂梅看來，貧困對女孩是一種隱私，對外，她稱呼自己的學生“山裏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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