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讀書筆記

第一篇：《資治通鑑》讀書筆記

最近，學習了《孫權勸學》這一課，這一篇文章出自《資治通鑑》。通過學習這篇文章，我對《資治通鑑》這本書有了很大的興趣。於是，這幾天，我用心閲讀了這本鉅著。

《資治通鑑》這本書是宋朝司馬光主編的一部編年體史書，記錄了上起東周下至五代，一千三百多年的史事。司馬光編成這部四百多萬字的鉅著，一共花費了十九年的時間。《資治通鑑》的內容以政治、軍事和民族關係為主，兼及經濟、文化和歷史人物評價，目的是通過對事關國家盛衰、民族興亡的統治階級政策的描述警示後人。所謂資治通鑑，即“鑑於往事,有資於治世”,這四個字體現了中國傳統的資治育人意識。司馬光自己也説《資治通鑑》是“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

讀完《資治通鑑》這本書後，裏面的故事讓我有許多很深的體會。掩卷回首，無數人物，許多場景，總要在眼前紛然活躍，讓我或是讚歎，或是鄙棄，或是激動，或是沉思，從歷史事實中得到警悟的啟迪，同時很自然地對此書的編輯者司馬光油然而生欽佩之心。書中的人物的精神有許多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比如，藺相如的顧全大局，廉頗的知錯就改，蘇武的正氣，韓信忍受侮辱終於成就大事的胸懷等等。從韓信的故事中，我知道了要聽取別人正確的意見，要不然反而自己吃虧。韓信身為一個不可多得的奇才，最後卻落得了身死家破的下場，全因沒有聽取正確的計謀，真是可惜。讓我記憶深刻的還有唐太宗，唐太宗是個明知且有遠見的皇帝。一個人要知足，幹什麼都要前思後慮，適可而止。光知吃飯，不知“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的稼穡之艱難，就不會珍惜糧食，就會大吃大喝，就會忘記勞動者的血汗，久而久之，則飯不常也。君猶　舟，民猶水，水可載舟，也可覆舟。當權者不知愛護百姓，當頭頭的，不知關心下屬，則危在旦夕。這也就清晰明瞭地告訴我們一個道理：一個人要知足，幹什麼都要前思後慮，適可而止。

我最敬佩的就是劉邦，他有懷仁之心，很會籠絡人心，最終逼使項羽**、創造了擁有四百年曆史的漢朝，把我國的文明又推進了一步。不過我覺得項羽太不懂得收買人心了，後來竟使曠古奇才韓信投奔了劉邦。在最後，項羽被劉邦圍在烏江時，不聽烏江亭長勸： “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可他卻説：“天之亡我，我何渡為!”然後就自刎了。這多可惜啊!項羽也是一代英雄，逃回江東之後，好好治國，還是可以反攻的，何必如此呢?

《資治通鑑》是一部至今還無法替代的編年史的歷史鉅著，問世千餘來年，給了後人多少教益和啟迪!司馬光的勞績是永遠令人敬佩的!

第二篇：資治通鑑讀書筆記

《資治通鑑﹒秦紀一》一：

（前250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眾，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克聊城，歸，言魯仲連於齊，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也，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也。”

《資治通鑑﹒秦紀一》二：

（前237年）文信侯免相，出就國。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遊間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並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強公室，杜私門。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夫色、樂、珠、玉於秦而王服御者眾，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臣聞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 。

”

第三篇：資治通鑑讀書筆記

急流勇退

古往今來多少風流名士，有的滿腹經綸指點江山齊家治國，有的驍勇善戰保衞國土邊疆，更有甚者文武兼備成就一代偉業。這些人讓歷史成為了他們的歷史，然而，儘管他們功名成就，但是他們大多數人的下場卻往往令人不勝唏噓。但是，范蠡卻是一個例外，因為他在事業高峯的時候，選擇了激流勇退。

當勾踐降夫差的時候，范蠡對勾踐不離不棄，在勾踐十年的卧薪嚐膽中，范蠡也是一直過着忍辱負重的生活，然而當三千越甲踏平吳國都城，勾踐復國大計成功的時候，范蠡罷相了。或許很多人不理解，但是范蠡卻很堅定：罷相。范蠡罷相後，經商，最後成為了富商——陶朱公。

名成利就，人人都想擁有，這當然是無可厚非的，但是我認為在追求名利的過程中，想要功成身退，就必須懂得在適當的時候全身而退。在追名逐利的時候，大多數人都會被自己的貪婪所迷惑，只懂得一直往上走，卻忽視了背後隱藏的殺機。正所謂：狡兔死，走狗烹；鳥飛盡，良弓藏。雖説范蠡這麼做是迫不得已，因為他知道勾踐是隻能共患難而不可共富貴的，但是他能這麼毅然決然地罷相卻是我對他非常敬佩的一點。人在高位，享受高官厚祿，試問有誰願意自己默默地走下來？即使在高位上的時候背後暗藏殺機。韓信就是這樣一個的例子。想當年，從受胯下之辱的市井流氓到後來點兵多多益善的大將軍再到不可一世的淮陰侯，風雲變幻間，誰能料到他竟然有如此下場？對名利的過分留戀最終導致的將是用自己生命做祭品的祭祀。

所以，我一直都認為，人生，應該是先默默耕耘，厚積薄發，進而成大事，然後在高峯處急流勇退。

難為人臣

自古以來，任何一位明君身後肯定有一羣有才能的大臣，反之卻不然。為人臣者，身兼數職：替君主體恤民情，替百姓反映民生，為社稷制定大計??

然而，我認為為人臣最為重要的是做到：功高而不蓋主，握權而不懾君。 若想運用自己學富五車的才華指點江山，那首先就應該做到以上所説的兩點。

皇帝自認為是天子，處於整個國家權力的最高點，最不喜歡的就是功高蓋主和威懾到自己統治的人，而臣子之中卻偏偏是最容易出現這種人的。一旦皇帝意識到你的影響已經足夠動搖他的根基的時候，他便會找準時機一併剷除你和你的黨羽。

如果你本來就有“王侯將相寧有種？”的思想的話，這當然無話可説了。但是倘若，你本來就有一顆赤子之心，想着為皇上為社稷分憂解難，盡人臣之責的話，這就犯難了。當你傾盡心血為社稷時，鋒芒畢露，聲名在外，可能就會引起皇上的疑心；當你碌碌無為平庸無奇時，這自然是不會引起皇上的關注的，同時也説明了你的仕途升遷遙遙無期。也許這兩種情況都是比較極端，也有折中的情況的，但是卻少之又少。當處於第一種情況時，往往後來都功高蓋主而引來殺身之禍；而在第二種情況的，全部都是史書無名。想要善始善終並且名流千史，用孟子的話來説就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

“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每次看到秦始皇，都會想起這一句。秦始皇

的統一大業，是中國大一統的開端，而史書往往對秦始皇是偏向於貶義的，其中很大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他統一中國之後所施行的暴政。其實秦國的律法向來苛刻，自商鞅變法起，秦國的律法開始變得嚴厲起來。正是由於律法的苛刻而使老百姓不敢隨便觸犯法律，從而形成了嚴明的軍紀和淳樸的民風，進而秦國也開始漸漸富強起來。在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很多人對秦國都沒有歸屬感，屢屢犯事，幾乎使得國家陷入無序的狀態。於是，秦始皇便採取韓非子的法家學説，以苛刻的律法威懾臣民。然而，結果事與願違：這引起了舉國上下的轟動和更多的刺殺活動，最為著名的就是“荊軻刺秦”。之後，秦始皇為了堵着天下儒生的悠悠之口，發動了駭人聽聞的“焚書坑儒”。這些都是為史學家所詬病的。

但是，如果換位思考一下，如果我們是當時的秦始皇，我們面對剛剛被戰爭洗禮、國家急需穩定的外部環境的時候，我們會怎麼做？我們是否會做出比秦始皇更加令人髮指的行為來呢？

難道秦始皇就是天生一個暴君嗎？難道他從來沒有想過修長城是多麼地勞民傷財的一個工程嗎？難道他不知道焚書坑儒會使他揹負千古罵名嗎？既然他能統一分裂了幾百年的戰國，那他絕非等閒之輩，很多問題並不是他沒想到，而是他想到的比其他人想的還要深入。我並不是説秦始皇做的事情都是對的，但是這麼久以來，史書總是沒有給他一箇中肯的評價。史書上經常用巨大的篇幅給我們呈現一位暴君形象的秦始皇，而對他的功績的描寫少之又少，也許是由於他的施政政策過於苛刻，以致後世史官都不想為他著書立傳、記述功績，而野史記錄 的只有他殘暴的一面，就如雍正一般。儘管雍正是一位非常勤勉的皇帝，但因他即位後不顧手足之情，因此所有的野史都將他寫成是一個殺兄弒父的逆子，使他飽受歷史的非議。

很多人看待歷史的觀點都比較狹隘，總是覺得好人就是一個“高大全”，完完全全的好人；而壞人就是十惡不赦，徹徹底底的壞人。以這種觀點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判尤為嚴重。每一個在歷史上留名的人，都非等閒之輩。在歷史上留名，一般有兩種：一種是犯下滔天大罪，為後世所不齒，最為典型的就是希特勒，相信以後只要提到二戰，就沒有不提希特勒的理由；另一種則是立下豐功偉績，為後世所稱讚，歷史人物中這種情況往往是佔絕大多數。而那些碌碌無為的平庸之輩是很難不被歷史淘汰的，所以能在遙遠的年代流傳至今的人，絕非等閒之輩。

一個人要登上歷史舞台，是多麼不易的事情，而要在歷史舞台上上演一出精彩絕倫的表演就更難了，當然最難的還是在謝幕的時候：一個華麗的轉身然後安然退場。鑑於此，我們應該對每一位能夠登上歷史舞台的人給予寬容，對能夠呈現精彩演出的人給予掌聲，對能夠完美謝幕的人給以致敬。

第四篇：資治通鑑讀書筆記-從-《諫逐客書》論秦國之強大

資治通鑑讀書筆記——從《諫逐客書》論秦國之強大我們先從陶淵明的《詠荊軻》談起。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 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 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羣英。 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 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

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試想，當時荊軻武功高強、劍術高超刺殺秦王嬴政成功，一舉成功，名垂青史，秦國就會滅亡嗎？我的回答是秦國絕不會滅亡！李斯在《諫逐客書》中説：“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並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範睢，強公室，杜私門。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可以看出，秦國的強大，主要在於能從各國招募賢良，大膽任用，勇於割除弊政，歷代君主皆能勵精圖治，察納雅言，變法維新。秦國的強大，非秦王嬴政一人之功，他是踩着前代君王的肩膀站起來的，前幾代君王為秦國今日的強盛奠定了穩固的基礎，為秦國統一六國鋪平了道路。就算荊軻刺殺了秦王嬴政，還有秦王甲、秦王乙??相繼粉墨登場，君臣協力，秦國會更強大。

第五篇：資治通鑑讀書報告

資治通鑑臣光曰選段分析報告

一．選文：

卷第二百四十五

唐紀六十一〔起閼逢攝提格（甲寅），盡強圉大荒落（丁巳），凡四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中

太和八年〔（甲寅、八三四）〕

??

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處，昌呂翻。譽，音餘。好，呼到翻。惡，烏路翻。〕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敍位，量能而授官；〔荀卿子之言。度，徒洛翻。量，音良。〕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強不能斷；〔斷，丁亂翻。〕邪正並進，譭譽交至；取捨不在於己，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與矣。

夫木腐而蠹生，酰酸而菓集，〔菓，而鋭翻。〕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羣臨也。文宗苟患羣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譭譽者為實，為誣，〔譽，音餘。〕所進退者為賢，為不肖，其心為

公，為私，其人為君子，為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驅之使為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為，乃怨羣臣之難治，〔治，直之翻。〕是猶不種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況河北賊乎！〔温公此論為熙、豐發也。〕

二．正文：

朋黨亂朝，文宗又懼又怨，無力吐槽。司馬光批評文宗的這種行為，他認為造成朝中朋黨相互擠援的原因是因為文宗沒有分清君子與小人之間的差別，導致用人不善，賞罰不明。而文宗害怕朋黨亂朝，卻無所作為只會抱怨羣臣難以統治，既不可能清除亂朝黨羽，更不可能擊退外族強盜。在司馬光看來，唐文宗實在稱不上一代明君。

對於司馬光而言，“明”是君主的一個重要素質。君主擔負治國重任，必須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睿智的洞察力，明辨是非，識別賢愚，選拔賢人，斥退小人。①因此司馬光就一再強調君主要明辨君子和小人截然不同的處世取向和兩種人之間勢不兩立的矛盾。他在通卷一即指出君子與小人之間的差別。“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 ② 理想情況是治理國家必須要用德才兼備的人，但是如果不能保證人人做到德才兼備，就應該有才無德的人讓位於有德無才的人，因為如果讓有才而無德的人橫行，勢必會給社會造成更大的危害。③但偏偏“夫德者人之所嚴，

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④李訓辭敏智捷，善揣人意，受到文宗的重用，權傾天下，朝士驅逐一空。文宗被李訓的才能所惑，因而寧願原諒他過去的過錯而重用他。

君子和小人不相容，則互斥互排，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君子和小人，在於君主的分辨。然而明主善於度德(更多請你搜索：)量能，刑罰分明，則不為奸臣迷惑，朝廷一片清明；昏主不能明辨小人和君子，優柔寡斷，取捨受制於他人，則小人得志，朋黨叢生。就宋申錫和李訓的不同下場可見文宗屬於後者。再而就司馬光對人才的評判標準而言，文宗也只能算得上一個君子而非一個明主，無雄才大略，容易被假象迷惑。但文宗實際上是一個好皇帝，勤儉節約，以身作則，想必也有一番治國平天下的志向，只可惜後唐時期宦官掌權作亂，實乃前朝累積之惡果，已非君主一人所能力挽狂瀾。

就如司馬光所説，“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選賢和任官是明主治理國家必須掌握的一門技術。君主要善於擇賢、養賢，任為百官，“其德足以敦化風俗，其才足以整頓綱紀，其明足以洞察一切，其強足以捍衞仁義，大則利天下，小則利一國”。⑤可惜文宗不能很好地掌握這門技術。宋申錫是有德之人，應當重用，但文宗不能明辨是非，聽信讒言，將忠誠的宋申錫流放偏遠地區，實在是一大錯誤。重用李訓和鄭注一輩，用句不恰當的話説，就是遇人不淑了。

賞罰嚴明與混亂, 恰當與失當, 也是君主公明與昏庸, 政紀安穩與鬆懈的標準之一。明主 “ 有功者賞, 有罪者刑”, 而昏君則常常“ 邪正並進, 譭譽交至”。文宗明知宋申錫是被冤枉的，卻不能

為其平反。李載義殺人妻子害人將卒，朝廷卻因為其有功而不過問罪責。甘露之變後，文宗下詔，凡討伐賊黨有功的禁軍將士以及追捕逃亡賊黨的有功人員，各根據功勞的大小授予官爵和賞賜財物。仇士良、魚弘志等有功的宦官，各根據功勞的大小升遷官位和級品。如此賞罰不明，如何有威信力？如何統治得了羣臣？當然這不全是文宗一人之錯。畢竟宦官勢力太強大，文宗又由於不善用人落得落魄田地，再無回天之力，只能任人擺佈。同時，司馬光也認為君主對於人才和舉薦者要實行一定的賞罰措施。對於所用人才, 如若“ 苟實也, 賢也, 公也, 君子也, 匪徒用其言, 又當進之; 誣也, 不肖也, 私也, 小人也, 匪徒棄其言, 又當刑之。”李德裕上諫文宗，李訓性本惡，難以改正，不適合當近侍。但是文宗卻固執己見，一心要建立歸屬自己的與宦官制衡的力量，堅持任命李訓為近侍。王守澄污衊宋申錫，文宗沒有明察秋毫就信以為真將宋申錫定罪。文宗不能做到賞罰分明導致朋黨亂朝，只能抱怨羣臣難以統治，就像不播種不耕耘卻抱怨田野荒蕪，實乃下下策也。

接下來還是説説我對司馬光的君主觀的個人看法。通鑑可謂是司馬光寫給他的上司即當朝皇帝看的，寄託了他對皇帝的無限希冀和期望。司馬光認為光有德不足以治國，王朝的治亂興衰繫於君王的德才高下。“夫國之治亂，盡在人君……夫道有失德，故政有治亂。德有高下，故功有小大。才有美惡，故世有興衰。上自生民之初，下逮天地之末，有國家者，雖變化萬端，不外是矣。”（《歷年圖序》，《稽古錄》卷16）身為一國之君，承受國家重擔，就應該時時敦促自己，一心

寄予國家社稷安危，整頓綱紀，安定羣臣。因此，當文宗將朋黨亂朝歸咎於羣臣的時候，司馬光非常不客氣地批評他。木頭腐朽了就會長蛀蟲，酰酸了之後果實就會成熟，因此朝中黨羽叢生，君主就應該從自身找原因。同時，司馬光認為君主應該具備三德，即仁、明、武，這三者是君主“治國修心之要”，是關係國家治亂的本原。⑥“仁者，非謳煦姑息之謂也，修政治，興教化，育萬物，養百勝，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辮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慶之謂也，帷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任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 ⑦ 儒家向來宣揚仁政，因此仁放在第一位是毋庸置疑的。明，即君主的洞察力和辨別力，若是皇帝小人君子傻傻分不清楚，毀掉的很有可能就是大片江山。武，君主要掌握核心權力，獨斷專權。司馬光尤其痛恨宦官干政。後唐時期，君主與宦官共同商討國事，進退羣臣，導致宦官敗壞綱紀，傾覆國家。這三點文宗心有餘而力不足，自己無才，近侍無能，宦官掌權已成定局，他也只是牽線的木偶。此外，司馬光認為國家應該由德才兼備的聖人擔當，但是既是聖人，必定少之又少，並且秦漢以降，聖者不王，王者不聖，已經是普遍存在的事實。關於聖王的理想只能流於空想。因此退而求其次，讓位於有德無才的人，即君子。這算不算得上司馬光的某種折衷主義呢？這也只是無奈之舉，但有德無才的人來掌朝遠比讓有才無德的人來掌朝好得多。

三．註釋

①歷史與現實之間的政治思考—司馬光政治哲學研究，第三章，司馬光的君臣民觀，君主之品質；

②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威烈王二十三年“臣光曰”；

③歷史與現實之間的政治思考—司馬光政治哲學研究，第一章，司馬光的人道思想，德才之辯；

④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威烈王二十三年“臣光曰”；

⑤歷史與現實之間的政治思考—司馬光政治哲學研究，第三章，司馬光的君臣民觀，選賢與任官；

⑥歷史與現實之間的政治思考—司馬光政治哲學研究，第三章，司馬光的君臣民觀，君主之品質；

⑦司馬光《傳家集》卷38，《初除中丞上殿札子》；

四．參考文獻：

1. 歷史與現實之間的政治思考—司馬光政治哲學研究，尹佳濤；

2. 百度百科，唐文宗；

3. 簡論司馬光的相對主義君臣觀，畢遊；

4. 有道無才的唐文宗，作者不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