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的社會結構，我們從何而來？又將歸往何處？
“生於斯，長於斯，終老是吾鄉”乃是中國社會的鄉土本色。似乎我們都生活在一個所謂的“熟悉”社會中：生活在為土地所囿，在一個先我而在的生活環境。正如“學而時習之，不亦悦乎”，所描述的就是這樣因熟悉而得到的隨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而這種因熟悉而得到的信任，並非是契約精神的重視，而是對行為規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時的可靠性。這樣的禮俗社會，是一種沒有具體目的，因在一起生長而發生的社會，稱之為“有機的團結”。與之相對應的是法理社會，“機械的團結”，是為了完成一件任務而結合的社會。
常説鄉下人愚，究其原委，並非是智力不如城裏人，而是缺少適應城裏社會需要的知識。為什麼會這樣呢？在鄉土社會，空間阻隔小，面對面的羣組並不必要求助於文字。
那麼除了空間阻隔，還有就是時間阻隔了，比如個人的今昔之隔，社會的世代之隔。
在一個依本能而活動的動物不會發生時間上的阻隔問題。它的壽命是一連串的“當前”。誰也不能剪斷時間，像是一條水，沒有刀割得斷。但是在人卻不然，人的當前時整個靠記憶所保留下來的“過去”的累積。
差序格局：
我們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紮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繫。每個人在某一時間某一地點多動用的圈子也不一定是相同的。我們儒家最考究的是人倫。倫是什麼呢？我的解釋就是從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發生社會關係的那一羣人裏所發生的一輪輪波紋的差序。
在差序格局中，，社會關係是逐漸從一個一個推出去的，是私人聯繫的增加，社會範圍是一根根死人聯繫所構成的網絡。因此，我們的傳統社會裏所有的社會道德也只在私人聯繫中發生意義。
在差序格局中，社會範圍能收能放，比如，我們如何來定義“家”的大小？與之相對應的團體格局，所謂“西洋社會像捆柴”，團體之間是有界限的。
在差序格局下，在以自己為中心的社會關係網中，每個人都“克己復禮”。而在團體格局下，尤其是宗教觀念，每個人在神前平等，神對每個人都公道。
家時一個綿續性的事業羣，它的主軸是在父子之間，在婆媳之間，是縱的而不是橫的。
關於禮治與法治：禮治是”教化“，修身克己，其維持力量不在外部權利而是身內良心。社會結構和思想觀念的改革以適應法治的推行，防止法治的好處未得而又破壞了禮治。
權利的分類。橫暴權利和同意權利。橫暴權利時指社會衝突，上下之別。而同意權利是源於社會分工和社會合作。
教化性權利乃是以穩定的文化傳統作為前提。凡是被社會不成問題的嫁衣接受的規範，是文化性的，當一個社會還沒有共同接受一套規範，各種意見紛呈，求取臨時解決辦法的活動是政治。文化的基礎必須是同意的，但文化對於社會的新分子來説又是強制的，是一種教化的過程。
長幼之序時教化權利所發生的效力。當文化不穩定時，傳統辦法不足以應付當前的問題時，教化權利必然跟着縮小。
“在我們客套中互問年齡並不是偶然的，這禮貌正反映出我們社會裏相互對待的態度是長幼之序。”
《鄉土中國》第一次讓我思考了中國現在社會結構，社會現象的成因。以前從沒有想到要追根溯源過，也從沒想過這些問題的背後，竟有如此深層次的或簡單或複雜的原因。
在費孝通先生的筆下，中國人的特性是和土地分不開的。是的，中國作為千年的農業大國，無論如今城市化發展如何洶湧，中國人的基因裏永遠有一句話被傳承着“面朝黃土背朝天”。可見，那時的中國，對土地對上天，有着我們無法想象的崇拜。我認為，從一點就能體現出來，就是人們見面時的打招呼的方式。西方國家尤其沿海，需要看上天的臉色，決定是否出海，於是他們搭訕的方式就形成了“今天天氣怎麼樣”，而中國，同樣是要看上天的臉色，卻總結出了“今天吃了麼”這樣的句子。“吃”字一出，就讓人聯想到食物，而食物是從哪裏來的呢？是土地。所以，在中國人心中，土地是衣食父母，相比於上天，土地在人們心中更為重要，再加上一句話“天上不會掉餡餅”這也讓中國人留下了些許潛意識，向上天祈求只能是心靈上的慰藉，真的想要生存下去，要靠自己的雙手，上天可以決定這年收成好不好，而土地和雙手可以決定今年是不是有收成。在中國，一片土地就像是一位母親，一大家子人生活在一起，一個鄉村，一個鎮，年代久了，每個圍繞在土地上的人，多少沾些親帶些故。每個人彼此熟悉，每個人守一小片土地，沒有外力的情況下，人們就安於這樣的現狀，不願意改變，於是家族式的社會就產生了。
家族，以血統關係為基礎而形成的社會組織，包括同一血統的幾輩人，亦可稱為家屬。如陳氏家族、王氏家族等。提到家族，我不由得想到了一句話“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這句話充分反映了所謂的中國人的醜陋一面，費先生在書中説，“在鄉村工作者看來，中國鄉下佬最大的毛病就是‘私’”所謂政府的“貪污無能”；所謂企業的“經營不善”都是這“私”的毛病在作祟。當家族的一個人“發跡了”，那麼以這個人為中心的恨不得祖宗八代有關係的都成了親戚；倘若他落魄了，這個家，可能也就縮小成了三口之家。私心、崇尚權力、為自己能得到的那些好處不遺餘力的爭取，中國人的劣根性就此體現出來。而讓這種劣根持續生長的正是中國人世世代代從傳承下來的中國式社會結構——家。不過，中國除了私，還有一點特色，就是值得稱讚的孝。所謂百善孝為先，雖然鄉土中國的私心很重，但是並不能掩蓋中華傳統美德，從土地發展起來，一家族為基本結構的社會，並不存在過多的法制。雖然歷朝歷代都有衙門有公堂，但鄉土中國的人們通常認為家醜不可外揚。而除了法律還有什麼能約束人們的行為呢，就是那“傳統美德”了。中國人信奉宗教的不多，大多信仰儒家，“三綱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就是古老中國的禮治。
如今，隨着中國越來越快的發展，追求與國際接軌的高水平，國際上的法制社會看上去的完全公平，深深影響了中國人，中國終於由孔儒教誨的禮治社會漸漸轉型為時髦的法治社會，禮治與法治的衝突也就此開始出現。中國人講究仁、義、禮、智、信，禮治與法治的衝突就可從這其中的一個字體現出來——信。在傳統中國人腦海裏，信，不僅是美德，還是一個人做人的根本。我們可以輕輕體會“言而無信”這四個字説出口時的感覺，透露的是何種失望、厭惡與氣憤，這就是中國人對信得感覺。鄉土的中國人合作一件事的事後憑的就是相互的信任，而這種單純樸素的感情，卻被法治打擊的體無完膚，法律不講信，講的是證據。鄉土中國的人不懂什麼合同，他們只認這個人，並且相信這個人，腦子裏沒有什麼證據的概念，沒有凡事籤個合同來保障自己權利的習慣，可是這樣，在如今的社會下，就得不到法律的保護，我們總能聽説一些因為不懂法的冤枉案子，把那些受了委屈還不得公平的主人公稱之為“法盲”我不敢苟同這個稱號，難道幾千年傳下來的禮教就全是錯的麼？為什麼我們不能稱那些鑽法律空子‘缺德不違法’的人叫“禮盲”呢？
費孝通先生説，“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從古至今，農民人口在社會總人口中比重是很高的，農民對社會的進步發展也作出了極大貢獻。作為一名從農村走出來的學生，我感到無比驕傲。以前對自己生活的村子沒有太多感想，在讀完《鄉土中國》後再去回想，鄉土社會果然都是大同小異的。
在農村生活，土地就是命根子，也正是那些廣袤的土地養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小的時候跟隨父母到田裏去播種或者收割，印象最深的是刮開蓋好的薄膜種玉米籽，再就是在秋收時節抱麥子。在北方，割麥是農活裏最苦最累的活，農民割麥的姿勢用“面朝黃土背朝天”來形容最恰當不過，母親心疼我，沒有讓我割過麥穗，於是我開始找尋新的“營生”——挖苦菜。現在想來，土地真的好神奇，你播種它會生長，你不播種它也生長。苦菜就是那種自然生長的植物，挖它並不費事，田地裏到處可見，不一會兒就能挖一小筐，帶回家後用水淘了就能吃。“非典”那年，母親不信任小賣部的菜種，我就天天出去挖，那段時間家裏足足吃了一個月的苦菜。在鄉下，生活好像不用怎麼花錢，吃的自己都可以種，家家户()户都有一口井，梨樹、沙棗樹什麼的也都有，柴火有葵花杆子和玉米棒棒，逢年過節的時候買些糖果、穿件新衣裳就是了。可見，土地孕育了多少生命，人們聚村而居確有一定道理。
費孝通先生分析説，中國農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説來有下列幾點：
一、小農經營每家耕地的面積小，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與耕地不會距離得過遠；
二、因水利灌溉的需要，他們聚在一起住，合作起來比較方便。
三、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衞。
四、土地平等繼承的原則下，兄弟分別繼承祖上的遺業，使人口數量在一個地方一代一代地增長，成為相當大的村落。
我生長的村子是由第二點和第三點決定的，因為我們那裏沒有農場，也不是以姓氏命名的村落，人們聚居一起除了是種習慣外就是合作的需要，村子裏稱為“變工”。尤其是在打麥場、絞玉米和刨籽瓜時節，由於每家的勞力有限，人們會就近叫着鄉鄰一起做工，效率也高，今天一起去張三家打麥子，後天再去李四家刨籽瓜，也就是“變工”。這裏沒有任何商業行為，人們似乎約定俗成了某種共同遵循的規則，認為這樣做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這是一個沒有陌生人的社會。
社會學裏分出兩種不同性質的社會：一種並沒有具體目的，只是因為在一起生長而發生的社會；一種是為了要完成一件任務而結合的社會。前者是禮俗社會，後者是法理社會。鄉村屬於前者，費孝通先生在書中説道，鄉土社會是靠親密和長期的共同生活來配合各個人的相互行為，社會的聯繫是長成的，是熟習的，到某種程度使人感覺到是自動的。只有生於斯、死於斯的人羣裏才能培養出這種親密的羣體，其中各個人有着高度的瞭解。我無比慶幸自己的童年能在鄉村度過，和我同齡的一代都是村子裏的爺爺奶奶、叔叔阿姨看着長大的，整個村子裏的人都知道我，我也認識整個村子裏的人，而父母這一輩的人基本上都是稱兄道弟，平時見面都會很親切地打招呼。鄉村裏的人都是彼此熟悉的，熟悉是長時間、多方面、經常的接觸中所發生的親密感覺。現代都市最缺少的也就是這種感覺，門對門的鄰居尚且不認識，更何況樓裏和小區的人，於是，在鄉土的本色裏開始產生出陌生的社會。
學者將東西方人民的性格作比較，説在西方社會爭的是權利，而在我們的社會卻是講交情。對於這個問題，也要從鄉土社會入手，它是孕育所謂現代人的搖籃，現代人最根深蒂固的共性是從鄉土裏帶來的，也是影響中國千年的儒家文化造成的。中西方的主要區別就是差序格局的不同，也即羣己、人我的界限劃法問題。西方人看重的是團體，而且公私分明，中國人則不然。就拿“家”來説，是最能伸縮自如的了。“家裏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個人，“家門”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羅任何表示親熱的人。自家人的範圍是因時因地可伸縮的，大到數不清，甚至天下可成一家。每個人都有一個關係網，好像把石頭丟在水面上發生的一圈圈波紋，裏層是和自己最親近的人，然後就是各種交情程度不同的人們了。
中國的本色是鄉土，而現在的主流是爭相到城裏立足，一些人是因為土地的有限接納不了村裏人口的增長，另一些人則是趕時髦。鄉土社會發生了變遷，從血緣結合轉變到地緣結合是社會性質的改變，也是社會史上的一個大轉變。就像費孝通先生在結尾所説的，鄉土社會是靠經驗的，他們不必計劃，因為在時間過程中，自然替他們選擇出一個足以依賴的傳統的生活方案。如此，希望土地依然是大自然哺育生命的土地，希望鄉村的生活更加美好！
最近讀完了費孝通的《鄉土中國》，這是一本解讀農耕文化下中國社會文化形態的書，處處充盈真知灼見，解釋了中國人很多根深蒂固的行為習慣的來源。特別是有過一段社會經歷後讀這本書，能幫助理解很多社會現象，產生共鳴。
中國基層社會是鄉土性的，城市人不願承認（他們認為鄉下人土氣），可他們不知，城市人也是從土氣的鄉土社會分化出去的。城裏人嘲笑鄉里人愚笨，事實上，城裏人分不清韭菜和麥子跟鄉里人不知道給車子讓路的道理是一樣的，都是缺少見識，並不是智力不及，因為在鄉下不需要讓車子這種智力。
很多事情都類似，比如現代社會電子產品的使用情況，需要的自然用得順暢，沒有需求的自然一竅不通。
而説到“私”這種性格特徵，中國人自古以來都認為“各人自掃門前雪，哪管別人瓦上霜”，特別是一遇到公家的財產和設備，就覺得是免費的，都可以湊上一腳。這也是外國人一直以來對我們的詬病。
關於管理制度，法治在鄉土社會中並不見得有優勢。我們國家在戰國時期就提出了法制治國，可兩千年來依然是人治。因為鄉土中國生活在穩定的圈子裏，大家都是熟人，打個招呼就行了。這種生活背景下顯然沒有法律和合同之類東西存在的必要，因為法治是對陌生人的管理制度，只有整天要和陌生人打交道的現代人才需要。對中國人來説，分得太清楚未免傷了感情。
鄉土社會的權力：橫暴權力、同意權力、長老權力、時勢權力，這些權力結構只能慢慢改變，法律也是沒有辦法的。
在書中，也説到了中國式的婚姻，中國人的婚姻中不愛才是天經地義，夫妻之間的關係是合作關係，男主外女主內，各自管好自己的工作，一切相安無事。至於愛，同性之間才有，人們往往認為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非要尋找兩性間的愛，也往往不在妻子身上找，而是到酒肆、勾欄之中找，而且往往成為一段佳話。
這本書儘管寫得淺顯明白，但是思想深刻，一個觀點就能引申出一篇論文來，閲歷多一些的時候會有更深的感觸。
作為既接受了西方現代文化，又深受中國鄉土文化影響的現代青年人來説，一邊要應付現代文明，一邊沒法徹底清除深入骨血的鄉土文化，內心難免會感到撕扯。我想，多一點自己的主張，少一點得失之心，總會在這撕扯中找到一條光明的道路的。那麼，我們的生活也就變得豁然開朗，越來越順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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