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國富論有感（共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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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讀國富論有感

讀國富論有感怎麼寫？以下是我們給你的範文格式參考。

今天説的並不是老子，而是有經濟學之父譽稱的亞當﹒斯密，他在經濟學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説法，至少300年內，人們都將在市場經濟中生活，不會有人像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推翻牛頓力學那樣推翻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亞當﹒斯密不僅是一位經濟理論學家，他也為這種理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與準確的數字，確實做到了“有七分證據，不説八分話”的治學態度，而這種治學態度正是大多數中國經濟學家所缺少的態度。所以，熊彼得説亞當﹒斯密注重實際，將各種不同的數字與因素一併考慮，對以後作為抽象的理論奠立了基礎。

《國富論》研究的對象是人與人交換時的經濟行為，認為經濟行為的出發點是利己心，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這是人性的自然現象。茅於軾先生曾舉《鏡花園》里君子國裏的故事加以説明人的利己行為，小説第十一回裏描寫了君子國裏一名隸卒買物的情況：隸卒﹒﹒﹒手中拿着貨物道：“老兄如此高貨，卻討恁般低價，教小弟買去，如何能安！務求將價加增，方好遵教。若再過謙，那是有意不肯賞光交易了。”

賣貨人答道：“既承照顧，敢不仰體！但適才妄討大價，己覺厚顏，不意老兄反説貨高價賤，豈不更教小弟慚愧？況貨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俗雲‘漫天要價，就地還錢’。今老兄不但不減，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請到別家交易，小弟實難遵命。”

只聽隸卒又説道：“老兄以高貨討賤價，反説小弟克己，豈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總要彼此無欺，方為公道。試問哪個腹中無盤算，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談了許久，賣貨人執意不增。隸卒賭氣，照數討價，拿了一半貨物。剛要舉步，賣貨人哪裏肯依，只説“價多貨少”攔住不放。路旁路過兩老翁，作好作歹，從公評定，令隸卒照價拿了八折貨物，這才交易而去。

茅於軾先生講完這個故事給了我們兩點思考。第一，現實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都是各方偏袒自己利益引起的。因此，我們常常地錯誤認為，如果關心別人的利益勝過自己的利益，爭論就不會發生。而君子國裏發生的事情，恰恰説明了把關心別人利益作為自己的行動準則，同樣會有爭論。我們同樣得不到一個和諧的社會。

生活中我們會發現，在現實的商業交換中，買方和賣方通過討價還價，最終會達成協議。而在君子國這個人人為他的社會裏，討價還價根本不可能存在。小説不得不借助兩個過路老翁來調解矛盾。這裏包含着一個極為重要的道理：以自利為目的談判雙方同意的均衡點，而以利他為目的的談判則不存在能使雙方同意的均衡點。所以利己是可以達到一個和諧的社會，而利他則是一個糾紛不斷的社會。從動態的變化來看，它最終必定轉變為“小人國”。因為君子國是最適合於專門利己﹑毫不顧人的“小人”們生長繁殖的環境。當君子們吵得不可開交時，“小人”跑來用使君子吃虧自己得利的辦法解決了矛盾。長此以往，君子國將消失，被“小人”國替代。從這一點看，人是利己的.生物實在是人類社會的大幸。

第二，只要是交換都是為了改善自己的處境，使自己活得更舒服體面，如果沒有這點動機我們為何要交換？我們有過交換經驗的人都知道，交換的雙方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才產生了交換，而君子國有了市場，而通過市場的交換卻是“利他”行為，這種動機顯然是矛盾的。

借用茅於軾先生有趣的例子，我們明白了亞當﹒斯密的理論為何是建立在人性自利的基礎之上了，只有人人自利，交易雙方才能有均衡點，才能構建一個和諧的社會。

《國富論》全書共分為五篇，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篇1﹑2章，講合作分工優點。斯密舉了個制針工廠的例子，把制針這個職業分成大約18種不同工序，每一道工序都由專門人才從事。因此，一個10人的小工廠每天能製造48000枚針。如果他們獨立工作，不專門從事一種工序，他們誰都不會每天製造20枚針，也許連一枚都知道不出來。所以，凡是能採用分工的工藝，一經採用分工便能相應地增加勞動生產力。（《國富論》第八頁）

第一篇5章，講的是的勞動價值論。斯密説，勞動是商品的真實價格，貨幣只是商品的名義價格。因為金和銀像其它商品一樣，價值是變動的。任何金銀所能購買或支配的勞動數量，或所交換到的其它商品數量。取決於已知金銀礦藏的豐富程度或稀缺程度﹒﹒﹒﹒作為衡量尺度，自身價值不斷變化的商品，決不能成為其它商品價值的精確尺度。而同等數量的勞動，在所有時間和地點，可以説和勞動者具有同等價值。按照勞動者的身體健康情況和技能熟練程度，他必然總是犧牲相同份額的安逸﹑自由和幸福。無論他得到回報物品的數量如何，他所支付的價格必然是相同的。誠然，這種勞動所買到的物品的數量有時多些，有時少些；然而，變動的是這些物品的價值，而不是用來購買它們的老動價值。在任何地方，稀缺或是耗費許多勞動的物品價格就昂貴，反之則低廉。因此，只有本身價值絕對不變的勞動，才是最終而真實的標準，一切商品的價值在任何時候和地方都可以用勞動來衡量和比較。（《國富》26頁）

第二篇1章，講的是資產的性質。斯密認為一個人的資產足夠維持他生活幾個月或幾年，他自然希望用這筆資產中的大部分來獲得收入。保留適當的部分維持生活外，可以將資產劃分為兩部分：他所希望用來創造收入的部分被稱為資本；另一部分被用來消費。

資本又有兩種：第一，資本可被用來生產﹑製造或購買產品，然後將產品銷售出去，取得利潤﹒﹒﹒﹒﹒﹒此種資本被稱為流動資本；第二，資本可以被用來改良土地，購買生產用的機器或工具，也就是來購買不需要改變所有者，或不需要再次流通，就可以創造利潤的東西。這種資本被稱為固定資本。（《國富》205頁）

第二篇3章，主要是論資本的積累。斯密説，有一種勞動投入到勞動對象上，能增加此物品的價值；另一種勞動卻不能。前者因為可以生產價值，所以稱為生產性勞動。後者稱為非生產性勞動。但有些非生產性勞動者又非常必要，例如：軍隊﹑律師﹑醫生﹑牧師，等等。如果要缺少這些非生產性人士，社會將不穩定﹒﹒﹒﹒與窮國比較，富國僱傭生產性勞動的基金當然要大的多﹒﹒﹒（《國富》242-246頁）

斯密認為資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節儉，而不是勤勞。誠然，沒有節儉以前必須先有勤勞，節儉所需的東西都是由勤勞得來。但只有勤勞，而沒有節儉，有所得而無所留，資本則不能增加。

第三篇1章，論財富的自然增長。也是體現了合作分工精神。斯密認為城市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生活資料的再生產（實話實説，斯密這點可能有問題，但驢又不敢確定）。所以，鄉村向城市提供生活資料和加工原料，城市向鄉村居民返回一部分加工產品作為回報﹒﹒﹒﹒兩者的收益是共同和相互的，這裏的勞動分工也和在其它場合一樣，對從事分工中不同行業的所有不同人都有利﹒﹒﹒﹒城市為鄉村的剩餘產品提供市場；鄉村用剩餘產品交換自己需要的東西。城市居民收入和人數越多，為鄉村居民提供的市場也就越大；這種市場越大，對大多數人的好處越大。斯密的意思也就是説，通過分工合作，然後交換，這樣雙方的財富都有所增加，這也就是他所謂的財富自然增長。

第三篇4章，斯密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論點，商業和製造業的發展逐漸建立了秩序和良好的政府，進而在鄉村居民中建立了個人自由和安全。因為，在一個沒有商業與製造業的國家裏，大地主的剩餘產物沒什麼可以交換，他就會將其全部用在款待賓客上。斯密説，如果這種剩餘產物足以維持一百或一千人之外，沒有其它的用途。因此會被許多人依附與圍繞，只能靠地主的恩惠來生活，就必然服從他，如同士兵服從支付響銀的君主一樣﹒﹒﹒﹒因此，導致貴族勢力的強大，上弱下強，國王無法約束大貴族的暴力行為﹒﹒﹒最終會導致一幅暴力﹑搶劫和混亂的畫面。

但是，封建制度的所有強制力量絕對辦不到的事情（阻止貴族勢力與戰爭），卻由對外商業和製造業做到了。它們漸漸為大地主提供了可以用自己剩餘產物來交換的東西，他們自己可以消費這些東西，不必與其它人分享，一切都歸自己所有，這在世界的每個時代似乎都是人類主子們的卑鄙格言﹒﹒﹒﹒因此，他就不再和他人分享了，自然而然地依附於地主生活的人員就會脱離他們，地主的勢力也會被消弱，最終暴力﹑混亂也會停止。

第四篇，論政治經濟學體系，這是全書最重要的一篇。斯密在第二篇説道，社會每一個人﹒﹒﹒﹒通常他既不打算促進公共利益﹒﹒﹒﹒而他管理產業的目的在於使其產品的價值能達到最大程度，所想到的也只有他自己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有一隻“無形的手”引導着他去盡力達到一個他並不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就是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的促進社會利益。（《國富》327頁 )

關於把資本用在哪裏能夠生產出最有價值的產品這一問題，斯密認為，顯然一個身臨其境的人能做出比政治家或立法家更好的判斷；

斯密在貿易方面主張“自由放任”，反對商業上的壟斷與限制（包括退税與出口獎金）.斯密認為，享有這種國內市場壟斷權的各種產業，往往受到極大鼓勵，並且使社會較大部分的勞動和資本轉到這些產業上來。但這樣做能否增進社會總產業，並引導其朝着最有利的方向發展，也許並不十分明顯。

由於壟斷提高了商業利潤率，從而妨礙了土地的改良。土地改良的利潤，取決於土地的現實產量和投入一定資本後可能產量之間的差額。如果這一差額提供的利潤，大於等量資本從任何商業取得的利潤，土地改良就能從商業抽取資本。反之，商業從土地改良業抽取資本。無論什麼原因提高了商業利潤，都會減少土地改良相對高的利潤。所以，壟斷阻礙了土地改良﹒﹒﹒﹒﹒﹒

第2篇：讀國富論有感

給你一篇讀國富論有感的寫作範例，你可以參考它的格式與寫法，進行適當修改。

《國富論》，全稱《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初版於1776年，作者亞當·斯密（Adam Smith）。偶然發現，該書出版的同一年，美國《獨立宣言》發表。從歷史的角度看，1776年可謂是人類文明歷史上的跨步之年，自由、民主、商業社會發展的文明結晶通過兩本劃時代的書籍和聲明宣揚到了整個歐洲和北美大陸。而具有歷史藴意的是，《國富論》所面世的時代，恰恰是法國曆史學家布羅代爾所認為的“世界時間”鐘擺離開中國的時間（彼時中國應處於大清帝國乾隆治下的“所謂輝煌盛世”），這既是一種時間上的巧合，也是一種歷史發展趨勢的必然。站在今天回首兩個世紀前的全球文明中心的變遷歷程，以及回顧東西方兩種文明在隨後的200餘年所經歷的碰撞，更讓人感到唏噓不已。

重新將焦點回到《國富論》一書。全書分為五篇，從勞動生產力增進的原因分析到資產的劃分和積累，從不同國家的財富發展到國與國之間的政治經濟學體系構建，再到對君主或國家的收入探討，斯密在他所處的那個年代，通過其所聞所思，對這些問題一一進行了細緻的闡述和分析。從現實出發，在查閲大量資料後，斯密研究比較剖析出一條符合富民與富國發展規律的道路。因此《國富論》的出版，標誌着經濟學真正開始作為一門嚴謹的社會科學的誕生。

誠然，當下再看此書，斯密所提出的部分觀點和理論已被一代代“後浪”經濟學家所延伸甚至突破，但如果説站在18世紀的角度看待此書，那麼我認為這應該是一本能讓人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去翻閲的經濟學聖經。不僅如此，《國富論》不應僅僅被視作一本經濟學類的鉅著，更應該被視作當時那個時代人類社會制度、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後，所孕育出的智慧文明資產。彼時“日不落”帝國的繁榮，依我看，自然有人民勤勞的財富創造能力，但更離不開英國當時社會所運行的機制。事實上，也正是有了底層機制的確立，繁榮才有可能到來。那麼，時隔240年後的今天，人類發展歷史已遇到了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那麼在現在的時代背景下，人類又應該怎樣形成屬於這個時代的智慧資產？

對於中國而言，這個問題更為特別。在《國富論》出版後的240餘年裏，“沉睡的東方巨龍”歷經列強炮火的喚醒、先進思想的啟蒙，是否在今天做好了迎接“世界時間”的鐘擺重回東方的準備？這一切，才應該是中國青年“後浪”所應該思考的。繼承着斯密等前輩所留下的精神文明，結合着中國本身令人驚訝的經濟發展體量和動能，新時代新階段的富國富民之路，也理應留下屬於中國人書寫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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