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老先生的《江村經濟》（其實，此書在國際上較為通用的名是《中國農民的生活》）最早是1939年以英文版面世的，其後直到1986年才有了中文譯本。這時隔的40餘年，可以説貫穿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中國歷史進程——從國民黨統治到新中國的建立，以及建國後的幾個不同發展階段。所以單從時間上説，此書是中國近現代發展軌跡的見證者；另外在內容上，此書由於中譯本出現時間較晚，所以現在大家所見的中譯本里一般都會附加費老先生在回國後對江村陸續進行的十餘次調查情況以及其總結和比較。作者將本書的研究範圍從上世紀30年代一直拓展到90年代，而這些後續的補充也極大的提升了此書的價值：特別是在歷史研讀和文獻價值方面，因為目前還未出現第二本能對某一地區進行的長達60多年的調查和總結的著作，這不能不説是我國社會學研究歷史上的一個奇蹟。所以，無論上是作為歷史資料來研讀還是作為社會學研究著作來看，此書可以説都是首選。而事實也説明了這點：此書自面世以來就是那些有心瞭解、學習中國農村經濟、社會以及文化變遷的入門之選。
首先接觸此書的感覺就是通俗易懂；待稍微深入進去後，我們才發現它已經為我們踏入中國農村這一重要而宏大的調查領域提供了一個絕妙的範本。可以説，現代對於中國農村問題的研究很難不受到此種風格的影響：從《黃河邊的中國》到《私人生活的變革》，無不閃爍着此書的影子（看了一點，即有此種感覺····不當之處請明者指正）。而這點其實也激起了我對於此種調查風格或是研究方法的反思：為何一種思路或是方法在沒有出現之前很少有人去運用它，而一旦其出現則如同秋風掃落葉之勢風靡不止呢？能否簡單的比較説是某位大家創造了一種風格，還是説他適應了大眾對於某一事物的欣賞和偏好而順勢而為的。對於這個問題，只是一點突發奇想而已，其實不應該是我們讀書筆記的“正規任務”，僅此自娛吧！
另外，看了此書，不禁聯想起了另一位社會學大家——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一書。雖然二者描述的現實以及作者的關注點有明顯的差異，但我們從這二者的比較中不難發現它們的異曲同工之處：對於調查地的現實片段所進行的觀察異常細緻入微，並在實地資料、調查數據以及現場感受三者中實現一種平衡和統一，構建出其理論體系和分析的框架，最後能夠給人以極大的認同感。能達到這幾方面的著作其實就已經是相當難能可貴了；但對於此二書而言，如果僅僅如此，那它們也不會成為流傳至今的經典之作了。在我看來，它們骨子裏最重要的通點就是作者通過其犀利的眼光加上嚴密的思維邏輯，把這些我們看來都很日常的材料進行了重新構建和解讀，以此勾勒出一種我們時常會有所察覺但卻只是一堆碎片、很難以言語表達的情境。而這也正是我們通過學術調查、研究所最需要培養和鍛鍊的，也是我們這些初學者最為缺乏的。
一直有種觀點：我們現在寫論文、做學術研究，最忌諱的就是抱着一種為了論文而論文或是為了學術而學術的態度。但很可惜的是，越來越多的案例告訴了我：論文或是報告的寫作已經越來越偏離我們的初衷和目的了。現在的我們，在思維能力的培養和鍛鍊上已經落後了很多，剩下的只是機械的套用他人的數學模型和公式，以此來為我們的結論服務。從這點上來看，看似是讓我們的分析推理變得更加嚴密、準確了，但事實上卻是我們對於事件洞察和分析能力的喪失，以至於我們需要通過外界的數據和模型類來為我們的推理和結論做靠山：我們已經很難做到用語言來深刻地表達事件背後的邏輯及其深層次理念了。此類變化已經把學術研究所能帶給我們的最有價值的鍛鍊和提升都消耗殆盡，對此，我們卻樂此不疲：每天都在把自己關在一片數據和統計軟件中，彷彿對事件本身的分析和追蹤理解已經不再是其任務了。所以，現在重讀費老先生的書，是對於自身的一種反思和總結，還是很有必要的額！
正如費老先生自言的那樣，他對自己學術生活的一個嚴格要求就是“理論要和實踐相結合來為改革服務”。他在本書以及後續調查得出的基本結論中就包括很重要的一條：“中國農村的根本問題是農民飢餓的問題。而貧困的一個很重要的根源就在於農村的'土地制度，出路就是改革土地制度”。費老先生在70多年前就已經清晰的看到中國農村的發展的基本障礙或是瓶頸了。這一方面讓我們對其學術能力以及對問題的洞察力深感敬佩，但另一點不得不引起我們思考的是：為什麼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們國家在發展農村的過程中，始終不能夠很好的解決農村的土地問題，這不能不説是對當前學術研究的一種嘲諷和無聲的鞭策，至於這種反思到底能否在新形勢下得到很好的處理，我們仍然需要去觀察和驗證。
貌似説了很多極端的話，加之水平有限，有不當之處請盡情批判，歡迎指正！
初讀江村經濟，首感便是被費先生的社會責任感所打動，在新婚妻子逝世，自己身患疾病的時候，費先生居然能夠一刻不停地進行社會調查，為百姓生活奔波，這不禁令筆者欽佩萬分。著名的功能主義學家馬林諾斯基教授在序言中評價：我敢預言，費孝通博士的這本書將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發展上的一個里程碑。它讓我們注意的並不是一個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個最偉大的國家。那費先生是怎樣展示這個偉大的國家呢？
首先，筆者認為這本書有兩個主要方面，一部分是向我們介紹中國農民的傳統生活、經濟、社交等形態，另一部分就是通過之前的研究成果指出中國農村的出路在哪裏。江村經濟，我們在讀的時候，不應該忽略它的副標題“中國農民的生活”，作者關注的不僅僅是經濟，而且包括農村人的行為和心理。
關於中國農民的生活，該書中顯現出來的就是農村社會的“人情性”，最明顯的是在蠶絲業改革中，具有威望者擔任改革首腦，而且改革中，改革者努力防止生產資料所有權的集中，保證每户的心理平衡、人際平衡，有一句話或許最能體現這種理念——“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另外，農民生活中，禮儀的開支佔了很大的比重。在鄉鄰生活中，一家有事，四鄰免費支援勞力；在經濟困難的時候，組成互助的首要對象是親戚，親戚們也是自感責無旁貸；在從事同樣工作的漁民中，他們之間有相互接待的成規；在養羊的時候，羊多的人可以把自己的羊的飼養權交給窮人，而報酬多數是採取送禮，而非金錢……在農村，沒錢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人情關係。
關於小媳婦制度，體現的是重男輕女的思想，本質上是因經濟落後而出現的思想。一個姑娘可在未婚前為家裏養蠶繅絲賺錢，結婚可以省去200元左右的婚禮費用，婚後可以減少婆媳矛盾，但是，人們仍然排斥這種做法，原因就是這樣會縮小親屬組織，導致一個家庭在村裏各個方面的孤立無援，尤其是經濟危機之下的借貸。這也體現了鄉村社會人情的價值所在。
關於航船制度，從某種程度上講，航船因為掌握了城鄉交流的渠道而得以生存下來，給筆者的啟示就是，農村的發展，一定要與城市結合。筆者做如下解釋：因為有交通工具上的便利加上職業性，航船主與城鎮的商户建立了堅實的利益關係，他們賺取了生活費用；他們免費為村民提供服務，獲取了村民的信任，他們獲取了不可取代的優勢；當蠶絲業改革時，他們因為捎帶貨物的不可取代性而獲取了補償；當經濟危機時，他們因為與商户堅實的利益關係得以成為借貸的中介，獲取生存。假如每户農民都能與城鎮直接經常聯繫，恐怕航船主的生存不會那麼容易了。
接下來，迴歸本書的重中之重，那就是中國農民問題的解決。費老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簡單的説，就是農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農村企業組織成功與否，最終取決於中國工業發展的前景。”總結江村人發展經濟的困境，有如下幾點：
一、信貸系統不完善；
二、市場知識缺乏；
三、剩餘勞力無法轉化，女性人口外流；
四、傳統觀念的羈絆。那麼，按照費老發展工業的提議，針對江村存在的缺陷，聯繫現在三農問題，筆者認為現在農村的發展需要的是：一、一個懂得市場經濟、商業運作、鄉村人情、任勞任怨的領導人，這樣才能在控制住民心的前提下好好運作農村經濟；二、國家加大對農村的投資，給予銀行借貸系統充足的資金支持農村建設；三、在國家控制下的典當業的發展，可以彌補經濟危機之下銀行投資的空白；四、知識下鄉、科技下鄉是必不可少的，建立一個覆蓋農村的科技知識系統；五、因地制宜建立鄉村企業，吸收農村的勞動力，將剩餘勞動力充分利用起來；六、繼續宣傳計劃生育、男女平等思想。
當然，中國的農民問題幾千年都沒有很好地解決，筆者所提出的只是基於現實的淺見而已。費老將農民的土地問題的解決打開了一個缺口，給了筆者這樣的啟示：本着共同富裕的原則，城市在農村的發展中也是要承擔一定責任的。城市的納税人，要對農民土地上的產出物給予一定的補貼，這種補貼可以是提高物價，也可以是增加税收反哺農民。
關於該書的方法論的收穫：首先，費老以動態的方式完成對中國農村狀況轉變的研究，從未開化傳統狀態到接受世界工業的萌芽。馬林諾夫斯基在這部書的序言中認為“那面向人類社會、人類行為和人類本性的真正有效的社學分析的人類學，它的進程是不可阻擋的”。因此，這部書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學界都具有標誌性影響。其次，採用田野工作的方法，深入農村社區，向西方社會展現一個生動詳實的中國農村社會的圖景，把中國的問題與世界背景相結合。再次，採取結構功能主義理論指導。第十二章《蠶絲業》是最佳典範。蠶絲業的技術變革引發了社會組織和社會原則的變革，進而影響到社會結構的其他部分，如親戚關係等。
最後，借用費老的話，我們要“齊心協力、認清目標、展望未來，才不辜負我們所承受的一切犧牲和苦難”。筆者相信，中國的農村、中國的明天會更美好！
《江村經濟》是描述中國農民的消費、生產、分配和交易等體系的一本書，是根據開弦弓村的實地考察寫成的。它旨在説明這一經濟體系與特定地理環境的關係以及與這個社區的社會結構的關係。同中國大多數農村一樣，這個村莊正經歷着巨大的變遷過程，本書説明的是這個正在變化着的鄉村經濟的動力和問題。
儘管這是小範圍的深入實地的調查，但是反映的卻是中國農村普遍的生活狀況和一系列由社會變遷引發出來的社會問題。有些問題知道今天都還沒有確定的有效的方針對其進行解決。
農村勞動力過剩就是其中之一，儘管這在當時只是處於萌芽的趨勢，但，發展到今天已經是一個相當嚴重的社會問題了。這也正好説明了費教授的先見之明。
在本書中的第十章有關農業提到：“前兩年村裏有兩台抽水泵……然而這種機器尚未被普遍的採用，主要是因為使用機械而節約下來的勞動力尚未找到生產性的出路。”注意了，這這兩台抽水泵在村裏已經存在了兩年，根據當地的地域寬廣來説應該是有足夠的時間得以推廣的了，但是它偏偏就是沒有被普遍的採用，而其根本原因也已經明確了。也就是説在當時來説，當地的農民們就一家就已經害怕勞動力過剩了，相當於吃閒飯吧，害怕失業。也就是説至少從那時開始村民們就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了。而在本書當中曾不止一次的提到可以説是強調每個家庭都不敢要過多的孩子，怕養不起，就算養大了也還是個問題，因為財產的再分配問題，也即是人均佔地量又將減少。
造成勞動力過剩產生的原因主要有兩個：
一是人口增長量過快；
二是農業機械化。
人口增長雖然在當地來説是受到壓制，但是人口還是得增長的，人均佔地量也是快速的下降，人們的生活水平並沒有因為時代的發展得到很大的改善。然而一個問題還沒有解決又來了更大的挑戰，農業機械化接着來了，如果機械化得到普遍的應用的話，那又將有大批的農民淪為剩餘勞動力。隨着農業資本的積累和技術的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還將進一步提高，即使農業人口不再增加，農業中的剩餘勞動力也將迅速增長。儘管當時人們沒有普遍的採用機械化，但是這是一個趨勢來的，這是歷史的潮流，是社會的進步，誰也擋不住的。這個從我們自己這一代人生活的年代可以看得到的，從七八十年代農業機械化在全國都得到了普遍的應用。所以説這是一個趨勢，我們所能做的不是改變這個趨勢也不是去阻止它，我們要從機械化的應用之仲找到自己的出路才行的，但是村民們不知道改怎樣的去找啊，叫他們去城裏打工爭得過受過高等教育的嗎？不行，這就導致了勞動力過剩的必然的產生。
農田中的勞動力剩餘，如果沒有其他吸收勞動力就業的渠道，農村中的種種社會經濟問題就會多起來。比如聚眾賭博、酗酒、各種迷信、熱衷於紅白喜喪事、滋事生非、打架鬥毆、偷雞摸狗等等鄉村社會問題日益增多。農村基層政府管理社會的工作量日益加大，成本越來越高。一個國家，如果大量的勞動者有工作可幹，大家都忙忙碌碌，一天八小時工作，就沒有精力和時間去折騰別的事情；而一個國家，有很多的勞動力沒有事情可幹，就會閒而生非，無端生出許多社會矛盾和問題來。所以，勞動力過剩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是急待解決的。
農業生產力的現代化過程是不可抗拒的，其進程必然要有很多的農業勞動力剩餘出來，正確的戰略選擇是要加速這種現代化過程，使農業產業勞動生率提高，能支付農業產業分工所發生的交易費用，而與農業關聯的產業得到足夠的支付後，也能正常地分工發展，從農業種養業中吸收過剩出來的勞動力就業。專業化和規模經營能提高勞動生產率，而分工和產業分化則會大量地增加就業。當然啦，這個農村剩餘勞動力不可能全部由農村內部產業的分工和分化吸收就業。一是農村的一些產業要向城鎮集中，二是相當多的農村剩餘勞動力還是要向城鎮轉移。這樣，農村的農業就可以家庭農場式經營，農業的現代化也就為期不遠了。
但這不是個順利的過程，這個過程可以説是艱辛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鎮轉移是一個問題來的，這對農村剩餘勞動力來説是不怎麼公平的，跟人家競爭的起點就不一樣了，成功的可能不大。我認為這個需要國家的政策支持，有國家這個強力的後盾無論是什麼問題解決起來都不難。這就要看國家的政策到底是怎麼實施的了，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就算有多好的政策實施起來也是有點難度的。
我想單靠現在的分散的小農經濟是難以解決農業的現代化問題的，它達不到家庭農場的經營規模，所以説用農業機械化在這裏難以得到發展。
農村勞動力過剩這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國家應該要出台什麼有效點的方案來解決了吧，希望不要讓我們人民等太久了。
這就是我從《江村經濟》裏看到的令我思考的問題。
我無法體會鄉村的生活。
但是通過費孝通先生《江村經濟》一書，從社會關係到社會經濟的詳細描述中，我對1930s的鄉村樣貌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江村經濟》本質是一篇社會調查報告，讀來十分流暢，但是要做分析與思考卻並不容易：從調查區域（背景）、江村的家庭關係到家族財產與繼承、親屬關係的擴展，在從家庭內部關係到户與村的關係，這樣一系列的“關係”構成了後續的消費、職業、勞動、產業、貿易種種現象，並且最終歸結到鄉村經濟的基礎與根本——土地。
“我們必須認識到，僅僅實行土地改革、減收地租、平均地權，並不能最終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最終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辦法不在於緊縮農民的開支而應該增加農民的收入……恢復農村企業是根本的措施。”
現代的中國已然不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了，現代中國的鄉村也不是那時的中國鄉村了。現在，日益突出的土地問題、剩餘勞動力的流動以及它造成的一系列社會問題（留守兒童、空巢老人等等）是一樁樁一件件擺在我們眼前的社會現實。
我們把農民從土地上解放了出來，但是他們並沒有變得富有，或者説，被解放出來的勞動力並不能實現整個鄉村的振興。
這其中的根源便是中國鄉村中人和土地密不可分的關係，以及傳承千年的鄉村文化。而現在生長在城市中的人，不能理解這種文化。
人們往往從政治角度理解鄉村問題，比如科技含量低下，人口多耕地少等等，試圖通過“提高科學技術水平”“穩定土地政策”這樣的手段來解決問題。而《江村經濟》從文化角度解釋了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
例如財產的傳承和“分家”現象，就導致了一塊大土地被分割為很多塊然後被無數小家庭佔有，這導致了人均土地佔有量很少。在這種基礎上，人們還會想着去買拖拉機，去買抽水機嗎？農業的機械化隨之難以實現。
另外，現在對於迷信、舊俗等等，大多數人是持着懷疑與排斥心理的，因為身處城市的我們不需要這種民間信仰來構建我們的社會。
民間信仰卻是鄉村文化的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它是在人們對社會關係以及人與自然關係的調整中產生，是有其充分存在的合理性的。這就是鄉村文化。
這不禁讓我想起了最近看的一部電影，華裔導演王子逸的《別告訴她》。
如果説電影中把中美文化差異歸結於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差異，是一個海外華人的尋根電影中那些早早離開故土的中國人再次重新踏足這片土地的陌生與彷徨——他們試圖去證明他們來過這裏，但往往最後自己只剩下一口不那麼漂亮的普通話。
不過，陰差陽錯間，《別告訴她》在末尾的細節中有了奶奶對孫女的這樣一段叮囑：“生活中啊，總會遇到很多困難，但你一定要想得開，千萬不能鑽牛角尖兒。因為生活啊，不光是你去做什麼，更是你如何去做。”
其實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縮影：我們之所以如此強調家庭、如此敬重長者，不是單純的集體主義和形式主義，而是因為從很久很久以前，從我們擁有記錄的能力開始，我們就無比看重歷史。歷史中有先輩的經驗和教訓，可以讓我們在發展中少走彎路。
幾千年來，我們不斷地從歷史中汲取發展的養料，但也從來不盲目迷信，我們會實踐，在實踐中那些亙古不變的真理，就會成為整個民族的燈塔閃閃發光。
所以説，正如那些從海外歸國的人對中國文化的刻板印象（甚至包括矮化中國、辱華等等），有多少是刻意為之，又有多少僅僅是因為相隔太遠、離開太久而不得已的曲解和遺忘呢？
那麼，我們這些生於城市、長於城市的孩子，就算家裏的長輩還能娓娓道來他們兒時的鄉村生活，我們對鄉村文化又有幾分的“近鄉情怯”呢？我們一提起鄉村，就彷彿看到了貧窮和落後的代名詞。
《江村經濟》給了我另外一個視角。
“開弦弓的鄉親們對我們這樣親切，他們看見我們來了，抱着很大希望。如果我只寫篇論文，出本書，對他們有什麼好處呢？這不是太對不住他們了麼？但是要拿出主意來，遍索枯腸，半夜不寢，還是不得其門。窗外，春雨綿綿，看來今年的春花又要受影響。白天雨稍停，我徘徊田畝間，東張西望，看看所有的土地都已用上，連走道都狹小得叫人舉步維艱。再在這土地上打主意，希望是不大的，怎麼辦呢？”
我們都從鄉村來，卻不都回到鄉村去。我也應當算是從村子裏出來的孩子。怎麼辦呢？（王雨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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