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潰的危機——張愛玲女性意識的非自覺性

崩潰的危機——張愛玲女性意識的非自覺性

在經過五四階段對女性主義的搖旗吶喊後，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女性意識由革命的同路人，向更冷靜地旁觀者的位置走去。看上去彷彿女性意識陷入了低潮期，實則在這低潮中正孕育着新的價值。

張愛玲出現的意義，正在於其並非高舉着某種主義的大旗。她的出現除了《天才夢》的實現之外，更是時勢造英雄的文學演繹。如果我們認可文學的歷史性進步有時是以其主動的後退來獲取的，那麼在張愛玲時期女性意識的沉寂，實在是預示着更深層次的裂變。更有典型意義的一點在於，這種新的井噴式的發展，在最初往往是不具有自覺意志的。

張愛玲其時，已有很多女作家對女性“娜拉式”出走之後的生活進行反思，如凌淑華、林徽因等。她們筆下的“太太們”處於動盪之中，家庭既是安逸的又是停滯的，當巨大的由經濟、政治、傳統等各種因素合鑄的社會之塔向女性壓來之時,女性自身的這些潛在危機便會在意識內部生成,並與社會壓力形成合力,使女性重新淪為男性社會的附庸。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分析，女性之所以長久不能獲得一般意義上的解放，是因為她們不具有社羣性。女性資本家是跟男性資本家生活在一起，而不是女性無產者。這使得女性在面對性別壓迫時，無法結合成社羣。她們是一個個孤立的個體，因此女性意識地覺醒只能落實到每一個女性身上，才有可能體現出整體的反叛。

作為作家本身,對女性意識深處的傳統意識或許並無自覺的審視和反思、她們只是憑着直感和本能,對這種太太生涯生出疑問和審視。這種疑問和審視沒有明顯的目的,卻使女性的深層意識有了展露和反思的契機,並給女性對自身的認識和反思提供了具象。女性第一次不是以外部世界的尺度,不是以男性社會的價值判斷來評判女性生活, 而是以女性自身的眼光、尺度和價值標準,評估和審視女性走出伊甸園後的生活與意義。

將女性深層的傳統意識給予全面地自覺地展露的是張愛玲。張愛玲的出現是歷史的必然,是女性意識經過覺醒期的狂熱而進入冷神的內審的必然。在中國女性作家裏,還沒有一個人象張愛玲那樣以對女性的深切的同情和關注去孜孜於女性悽慘、悲涼的命運的寫生。張愛玲對女性心理瘤疾的展露確有其不能低估的意又。她對女性意識中傳統意識的心理展露,是其對女性意識進化和發展的一個貢獻。在《自己的文章》一文裏,張愛玲表露了她的寫作觀點,她要寫人生安穩的一面。所謂人生安穩的一面,無非是那些最普遍最普通最細小的因而也是最恆久的生活

張愛玲寫的就是這樣一羣居於“安穩”的境地的中國新舊合壁的普通女性。這些女性,大都是生長於舊家庭,生活於行將破落或已經破落的門第之户。她們坦然接受着現代文明的饋贈,或做職業女性、交際花,或跳舞談西式戀愛。但她們依然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仍是為男性世界所苦惱、抽泣。如果説, 七巧的變態更多的歸咎於黃金的薰染和異化,《傾城之戀》、《沉香屑第一爐香》中的新派女性流蘇和薇籠便是源於女性自身的卑弱和虛榮而走向了庸俗。白流蘇是一個離婚女性,但她西式的外殼裏,依然裹着典型的封建式的靈魂。她的擇愛僅是為了尋找一個經濟的靠山,感情為了功利的計算而不斷地患得患失。那種充滿了錨株必較的虛偽戀愛,全憑着一座城市的毀滅被成全。女性談愛離不開靠山。尋愛離不開經濟,戀愛擺脱不掉對男人的依附,已成為一種心理定勢,這正是傳統意識中女性的依賴意識的折射和反映女性的骨子裏仍然是男性的依附。張愛玲筆下的女性,都是這般為男人哭泣着,千變萬化,逃不脱女性“原罪意識”的陰影。《心經》中的小寒正值豆落年華,卻為戀着自己的父親而一遍一遍扼殺掉健康的愛情;《留情》中的少婦敦風,為了有安全感,而自甘嫁給比她年齡大二十多歲的男人做姨太,《紅玫魂白玫瑰》中炳鵬的與裁縫私通,《封鎖》裏女教師與男乘客之間空虛的假戀… …誠然，張愛玲筆下的女性世界,並不代表女性的全部,她僅是描摹了生活在心獄中的女性的原始心態,是生活在舊時代的最後一代人。一本《傳奇》,實際是在提醒女性,這種女性的生涯實在應該結束了。而這一宣告,不是來自於理念的狂熱,西學的薰陶,而是發自女性心獄中的最真切的呼聲。作者不自覺地寫出了女性意識所面臨的危機: 一種崩潰的危機。

一位評論者説道: “也許我們該把( 張愛玲世界) 看成我們的天花病,作者利用它替我們出了一次疹,我們再生,以後永遠不再生病了。我們應該感謝作者在這一點,她一再替我們點出這條不能再走下去的死亡之路,使我們踏上正途。”我們很難發現張愛玲自覺地以女性主義戰士自居，她只是竭盡心力去表達出女性自我認知的困境。這種非自覺性的女性意識，讓我們真切感受到女性在掙脱囚籠時的不顧一切，而更重要的是，它讓我們對初離開囚籠時那種無措、敏感、崩潰的心理狀態感同身受。正是這種來自女性自身的審視和關往, 更使張愛玲的小説比之於其它的女性文學更具有女性意識的親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