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1896-1989)江蘇鎮江人。早年畢業於唐山工業專科學校。1917年獲美國康乃爾大學碩士學位，並獲得該校授予的“斐蒂士”研究獎章。1922年應聘東南大學教授兼工科主任。1924年任北洋大學教授、工學院院長。1942年任杭州錢塘江橋工程處處長。建國後，先後出任中國交通大學、北方交通大學校長，鐵道科學研究院院長，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名譽主席。1955年6月，被聘為中科院技術科學部學部委員，並當選為、副主任。還榮獲美國國家工程科學院外籍院士，1979年獲美國卡尼基——梅隆大學授予的“卓越校友”獎章。
從小得到的啟示
南京秦淮河上，有座文德橋，這裏是夫子廟古代最繁華的地方。
自清末以來，秦淮河上每年端午節都要劃龍船，看龍舟競渡。
有一年端午節的前一天，幾個小朋友來茅家邀約以升次日同到秦淮河去看龍舟競渡。不巧的是，第二天以升的胃疼得厲害，不能去了。只好相約着，請他們看完以後，再把如何賽龍舟的情況告訴他。
這一天，秦淮河上彩旗招展，人聲鼎沸，鑼鼓喧天。一百多條龍舟一字兒排開，船頭上坐着划船手，按照規矩，在龍舟競賽的進行中間，划船手必須齊心協力地劃，看哪條船最先達到目的地，就算是優勝者。當天，觀看龍舟競渡的人山人海，河岸邊擠得水泄不通，不論
大人小孩，都穿戴得整整齊齊，鮮美亮麗，大家都想佔據一個能看得清楚的地方，能站到文德橋上，便是最理想的選擇。
當龍舟從文德橋下劃過時，一時間，數百人擁向文德橋。忽聽嘩啦啦一聲響，橋塌了，許多人都摔到橋下去了。文德橋原本是一座比較古老的橋，年久失修，突然遇到擠壓，便倒塌了。有些識水性的人連忙下水救人，賽龍舟的人也放棄了競賽，參加救援，這是出於人們預料之外的重大事故，經小朋友們的逼真描述，讓以升心情非常激動。小朋友離開後，他平躺在牀上，浮想聯翩，心中暗暗下定決心：將來我要學習造橋，要造出千萬人踩不壞，擠不塌，踏不斷的橋，甚至讓汽車，火車從上面通過也無妨。
後來，茅以升決定學土木工程，特別是學造橋，這從小立下的志願，終身為之奮鬥，並立下豐功偉績的，不能不説是文德橋倒塌的啟發。
自炸錢塘江大橋
錢塘江大橋是我國自行設計建造的第一座既高又長的鐵路、公路和行人三用兩層大橋。 1933年8月，茅以升授命來到杭州，為祖國建造新橋，出謀獻策，繪圖製件是他多年的心願。錢塘江古稱“無底”，就是説錢塘江水深，流沙厚，變遷莫測，江面水流洶湧，波濤險惡，沖刷力大；加之建橋經費有限，施工期限急迫，因此，必須把能同時動工的工程，上下有關的工程，配套聯成“系統工程”同時動手，一氣呵成。茅以升運用自己的聰明才智，發揮工程技術人員和建橋工人的集體智慧，勢如破竹地解決一道道難題。如每一個橋墩下要打160根樁，9個橋墩就要打1440根樁，若用老辦法汽錘打，一天只能打1-2根，後來他們採用“射水法”，一晝夜可以打30根，從而提高了工效。又如運用“汽壓沉箱法”建造橋墩，將鋼筋水泥製成重達600噸的箱子，準確地放在已打進泥沙裏頭的木樁上，沉箱下落時築墩身，墩身完畢後架鋼樑，上下並進，日夜施工，終於如期完成我國造橋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工程。從此，他的名字和一座座大橋一起留在了祖國各地。1955年到1957年期間，茅以升又主持修建了我國第一座跨越長江的大橋——武漢長江大橋。
在建橋的兩年半時間裏，茅以升沒有星期天，沒有假期，為了監督工程的進程，以身作則，經常同工人在一起，甚至通過沉箱下水去實地調查，以便及時修正施工規劃方案。一次，他下到水深30多公尺的沉箱裏，正好日機空襲，關閉電源，只好和工人一起呆在箱子裏。雖然大家很沉着，但當時還弄不清是什麼原因。待升到水面以後，才知道原來是空襲的緣故。後來，茅以升回憶當時情景時説：“在水下的處境，真是永久難忘！那位管電氣閘門，堅守崗位的工人也是令人難以忘懷的。”
1937年9月26日，火車象巨龍般馳過錢塘江大橋。公路橋是11月17日通車的。“人們可以雙腳跨過錢塘江了！”真是萬人空巷，額手稱慶！然而日寇入侵，戰火已經蔓延至浙江，黑暗象籠紗似的把錢塘江橋兩岸矇住，難道經過千辛萬苦造好的橋，留下給敵人利用？不能，絕不能！茅以升涔着一雙淚眼，望着錢塘江橋，口中唸唸有詞：
鬥地風雲突變色，炸橋揮淚斷通途。
五行缺火真來火，不復原橋不丈夫。
“錢塘江橋”四字的偏旁為金土水木，按五行説的木、火、土、金、水五種物質時“缺火”。
12月23日，距離公路橋通車一個月又6天，隨着“轟”的一聲巨響，已建成的錢塘江大橋被炸斷了
吉鴻昌(1895.10.18-1934.11.24)抗日愛國名將，原名恆立，字世五，漢族，河南扶溝人，中國抗日將領，民族英雄。1895年10月18日出生於河南省扶溝縣呂潭鎮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受家父影響，吉鴻昌幼年即具有愛國思想。1913年秋天，不滿18歲的吉鴻昌便投到馮玉祥部當兵。他因吃苦耐勞、智勇正直被馮賞識，提升為手槍連連長，不久又提升為營長。
1921年，吉鴻昌回鄉探親時，拿出全部積蓄，利用一所破廟作校舍，創辦了“呂北初級國小”。吉鴻昌立下規定：凡是貧家子弟，一律免費上學。學校規模一度壯大，曾被譽為“豫東第一”。
1925年10月，吉鴻昌升任綏遠省督統署直轄騎兵團團長兼警務處處長。不久又被任命為第36旅旅長。十幾年裏，吉鴻昌雖不斷升官，但卻絲毫沒有改變“當兵救國，為民造福”的初衷，時刻銘記着父親“作官即不許發財”的教誨，平時省吃儉用，興辦公益事業。他嚴於律己，也約束部隊不許擾民。吉鴻昌結識共產黨員宣俠父等人，開始接觸革命思想。1926年9月，馮玉祥在五原誓師，響應北伐。吉鴻昌率部參加了西安之戰。1927年4月，吉鴻昌所部擴編為第19師，升任師長，歸屬馮部國民革命軍第2集團軍所轄。國民革命軍沿隴海路東征，吉鴻昌率部攻克洛陽、鞏縣，又強渡黃河，佔領豫北重鎮新鄉，奉軍被打得抱頭鼠竄。吉鴻昌所部被譽為“鐵軍”。
1928年任第30師師長，調防甘肅天水。1929年7月，吉鴻昌進兵寧夏，任寧夏政府主席兼第10軍軍長。他整飭了軍隊和吏治，致力於漢回團結，提出了“開發大西北”的口號，決心為民興利除弊。
1930年4月，蔣、馮、閻中原大戰爆發。吉鴻昌奉命率部從寧夏出潼關，參加討蔣大戰。9月，馮玉祥的西北軍戰敗。吉鴻昌為了保存實力，接受蔣介石改編，就任第22路軍總指揮兼第30師師長，不久被蔣派往光山、商城一帶進攻鄂豫皖蘇區。
吉鴻昌對進攻蘇區十分反感。他“託病”到上海與黨組織取得了聯繫，隨後又化裝到鄂豫皖蘇區進行了考察，思想上受到很大觸動。隨後曾在潢川組織所部起義參加工農紅軍未果。蔣介石發現吉鴻昌有“謀反”之意，便解除了他的軍職，逼迫他出國“考察”。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鴻昌將軍被蔣介石逼迫下野，到國外“考察實業”。船到美國，吉鴻昌就接二連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裏的頭等旅館不接待中國人，而對日本人卻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鴻昌要往國內郵寄衣物，郵局職員竟説世界上已經不存在中國了，吉鴻昌異常憤怒，剛要發作，陪同的使館參贊勸道：“你為什麼不説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説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禮遇。”吉鴻昌當即怒斥：“你覺得當中國人丟臉嗎，可我覺得當中國人光榮！”為抗議帝國主義者對中國人的歧視，維護民族尊嚴，他找來一塊木牌，用英文在上面寫上：“我是中國人！”
在國外，吉鴻昌利用記者的採訪，以事實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國的種種罪行，並斥責英國縱容日本侵略中國和蔣介石對日妥協的醜惡行徑。在德國，吉鴻昌曾多次要求到蘇聯參觀訪問，遭到蔣介石反動政府使館的百般刁難，不予簽證。悲憤之下，吉鴻昌揮筆疾書：“渴飲美齡血，飢餐介石頭。歸來報命日，恢復我神州。”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後，吉鴻昌聞訊立即回國寓居天津，祕密與中共華北政治保衞局聯繫。不久，他整理出版了《環球視察記》，藉以抒發他憂國報國的熱情。同年4月，吉鴻昌在北平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由一個愛國的舊軍人轉變為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從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他按照黨的指示，到湖北黃陂、宋埠一帶召集舊部策劃起義。起義失敗後，他赴泰山動員馮玉祥出山組織武裝抗日。吉鴻昌毀家紓難，變賣家產6萬元購買武器，積極聯絡各地抗日零散武裝，作起兵抗日準備。
1933年5月26日，吉鴻昌同馮玉祥、方振武等抗日將領依靠蘇聯的武器支援和集合東北義勇軍在張家口宣佈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吉鴻昌任前敵總指揮兼第2軍軍長。敗退的熱河軍，蒙古族武裝，察哈爾當地民團和一些當地的土匪武裝建立了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任第2軍軍長，旋任北路前敵總指揮，率部向察北偽軍進擊，在收復康保、寶昌、沽源等城池後，吉鴻昌又指揮部隊向多倫進攻。經過五晝夜血戰，7月12日終於收復多倫。察北四城的收復，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鬥志。然而，蔣介石卻反誣同盟軍破壞“國策”，令何應欽指揮16個師與日軍夾擊同盟軍。
1933年8月26日，吉鴻昌率領3000多人試圖去商都同抗日同盟軍高樹勛會合，建立蘇區。但遭到國民黨軍隊攔截，蘇區無法建立。吉鴻昌無奈之下找到了方振武，準備一同進攻由國民革命軍駐守的北平城。9月21日，行進到日軍和國軍交界的非武裝區。日軍飛機投放傳單，要求吉鴻昌部隊3日內離開，不然派兵剿滅，吉鴻昌在3日內離開了。10月10日，吉鴻昌部隊在進攻到北平附近的昌平被中央軍，晉軍，西北軍包圍，軍隊譁變崩潰。
隨後，日軍主力在察邊境集結，並驅使敗退偽軍準備重新進攻。蘇聯在國民政府的壓力之下也停止了對同盟軍的支援。國民政府中央也派出要員去説服同盟軍領袖馮玉祥放棄獨立割據的念頭，將部隊交給中央指揮。而中共則在同盟軍內部開始宣傳策反，準備將抗日同盟軍發展成紅軍，在河北山西建立蘇區。內憂外患之時，同盟軍內部的東北義勇軍部首先表示歸附中央。馮玉祥也發表聲明取消了同盟軍司令的頭銜。8月15日，偽軍重新進攻多倫。分崩離析的同盟軍不敢正面對抗。在15日夜連夜不戰放棄多倫，全軍轉移。轉移之後，剩下的5萬抗日同盟軍徹底瓦解。
吉鴻昌戰至10月，因彈盡糧絕而失敗。為了保存抗日實力，吉鴻昌與方振武到國民黨第32軍駐地同商震談判。不料，蔣介石卻電令商震把吉鴻昌和方振武押送北平審問。途中，吉鴻昌用計使方振武脱身。車行至北平城外，押送人員在吉鴻昌感化下，冒着生命危險放走了吉鴻昌。
天津吉鴻昌舊居1934年5月，吉鴻昌回到天津，組織成立了“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被推為主任委員，進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在他家三樓一角，設立了一個祕密印刷所，出版了機關刊物《民族戰旗》報。他的住宅也成了黨組織的地下聯絡站，因而被黨內同志稱為“紅樓”。
1934年11月9日晚，吉鴻昌在法租界祕密開會時遭軍統特務暗殺受傷，被法國工部局逮捕，後引渡到北平軍分會。11月23日，北平軍分會舉行了一場所謂的“軍法會審”。吉鴻昌在法庭上義正詞嚴地説：“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由於黨的教育，我擺脱了舊軍閥的生活，而轉到為工農勞苦大眾的陣營裏來，為我們黨的主義，為全人類解放事業而奮鬥，這正是我的光榮……”
1934年11月24日是吉鴻昌殉難的日子。面對“立時槍決”的命令，吉鴻昌鎮定安詳地向敵人要來紙和筆，揮筆疾書，寫了自己坎坷曲折而終於走向革命道路的一生，歷述蔣介石禍國殃民的種種醜行。在給夫人胡紅霞的遺囑中寫道：“夫今死矣，是為時代而犧牲……”吉鴻昌披上斗篷，從容不迫地走向刑場。他用樹枝作筆，以大地為紙，寫下了浩然正氣的就義詩：“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
吉鴻昌聲色俱厲地對特務喝道：“我為抗日而死，為革命而死，不能跪下挨槍，死後也不能倒下，給我拿把椅子來！”吉鴻昌又命令道：“到前面開槍！共產黨員要死得光明正大，決不能在背後挨槍，我要親眼看着蔣介石的子彈是怎樣打死我的！”當特務在吉鴻昌面前顫抖着舉起槍時，他振臂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革命萬歲！”在這震山撼嶽的呼喊聲中，英勇的共產黨員、中華民族的英雄吉鴻昌壯烈地犧牲了，年僅39歲。
1945年，在黨的“七大”上，吉鴻昌被定為全黨褒揚的革命烈士。周恩來在1971年指出：“吉鴻昌同志由舊軍人出身，後來參加共產黨，犧牲時很英勇，從容就義，很有必要把他的事蹟出書。”
1984年，在吉鴻昌烈士犧牲50週年前夕，扶溝人民在烈士陵園吉鴻昌烈士陳列館前，為烈士塑了銅像。鄧小平為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吉鴻昌將軍犧牲五十週年紀念輯》題寫了書名。聶榮臻親筆題詞：“民族英雄吉鴻昌烈士永垂不朽！”
1995年，在吉鴻昌烈士誕辰100週年之際，李鵬、喬石、李瑞環、劉華清、張愛萍、遲浩田、程思遠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分別為吉鴻昌烈士題了詞。
1947年，剛剛36歲的中國科 學家錢學森，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聘為終身教授。這是一個很高的榮譽，它預示着錢學森的優厚待遇和遠大前程。
美國為什麼如此器重錢學森呢？因為他是美國研究航空科學最高專家馮？卡門的優秀學生，是美國最早研究火箭組織？加州理工學院火箭研究 小組的5成員之一。
在馮？卡門的指導下，火箭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為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貢獻。在那些艱 苦的日子裏，錢學森顯露出卓越的才能。一項在航空科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航空科學公式：即著名的卡門？錢公式誕生了。這是由馮 ?卡門提出命題，錢學森做出結果，至今仍在航空技術研究中廣泛使用的一項公式。
然而，當錢學森得知中華人民共 和國成立的消息後，這個每時每刻都在想念祖國的科學家，頓時沉浸在極大的喜悦之中。錢學森在美國已經生活了10多年，又被譽為是在美 國處於領導地位的第一位火箭專家，金錢、地位、聲譽都有了。可他想：我是中國人，我的根在中國。我可以放棄在美國的一切，但不能放 棄祖國。我應該早日回到祖國去，為建設新中國貢獻自己的全部力量！他還對中國留學生説：祖國已經解放了，國家急需建設人才，我們要 趕快把學到的知識用到祖國的建設中去。
錢學森準備返回中國的決定，引起美國有關方面的恐慌。他們認為：錢學 森的專業技術如果帶回去，中國的科學技術將高速度前進。美國海軍的一位領導人曾對美國負責出境的官員説：我寧可把錢學森槍斃了，也 不讓他離開美國！錢學森至少值5個師的兵力。
錢學森的回國計劃受到嚴重的阻撓。美國官方文件通知他 ，不準離開美國。本來，他的行李已經裝上了駁船，準備由水路運回祖國。可美國海關硬説他準備帶回國的書籍和筆記本中藏有重要機密，誣 蔑錢學森是間諜。其實，這些書籍和筆記本，一部分是公開的教科書，其餘都是錢學森自己的學術研究記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幾天之後，錢學森突然被逮捕，關押在一個海島的拘留所裏，受到無休止的折磨。看守人員每天晚上隔10分鐘進室內開一 次電燈，使他根本無法入睡。錢學森的遭遇，引起加州理工學院中堅持正義的同事和學生的同情，在他們和其他正直人士的強烈抗議下，美國 特務機關被迫釋放了他。可對錢學森的迫害並沒有停止，他們限制他的行動，監視和檢查他的信件、電話等。儘管有種種限制，但錢學森沒有 屈服。他不斷地提出嚴正要求：堅決離開美國，回中國去！
在爭取回國的日子裏，錢學森更加關心祖國的建設事業， 經常從《華僑日報》等報刊上了解新中國的情況，和中國科學家、留學生討論建設祖國的有關問題。為了能夠迅速地回國，他租房子只簽訂短 時間的合同。家裏準備了3只輕便的小箱子，天天準備隨時可以搭飛機回中國。
5年過去了。錢學森爭取回國的鬥爭得 到世界各國主持正義的人們的支持，更得到了中國政府的極大關懷。周恩來曾親自了解他的情況，並指示參加中美兩國大使級會談的中國 代表，在會談中提出錢學森博士歸國問題。
1955年8月，這場外交鬥爭終於取得了勝利，美國政府被迫同意錢學森返 回中國。
到達北京的第二天清晨，錢學森就和妻子帶着兩個孩子來到天安門廣場。他激動地説：我相信我一定能回 到祖國。現在，我終於回來了！
衝破重重阻攔而回國的錢學森，一頭紮在了軍事科學的研究中。他傾其所學，又緊 密關注國外的科學動態，不斷推出科研新成果，為祖國的國防事業竭思盡智，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被譽為導彈之父，國務院授予他為全 國勞動模範的光榮稱號。
在美國定居，且能聘為終身教授，這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幻想。可為了祖國的繁榮富強， 錢學森放棄了這一切。在經濟大潮如洪水猛獸般地衝擊社會的今天，錢學森的愛國言行，無疑地凝聚着中華民族之魂，顯示了愛國對志士仁人 的撼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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