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豪柳宗元到底是哪裏人？他是“河東人”（河東即今山西省運城市）這點為學界共識，至於具體為河東地區哪裏人卻長期眾説紛紜，莫衷一是。2013年，運城市名專家張號立在查閲了當地各縣市地方誌並實地考察後得出準確結論：“柳宗元為運城市永濟（縣級）市虞鄉鎮人。”至此，柳宗元籍貫之爭終於塵埃落定，“唐宋八大家‘中的一大家有了自己確切的家鄉。
張號立在考證時態度十分嚴謹，他曾在永濟虞鄉鎮學習工作過兩年，還曾去過柳家墳塋看過柳家先祖墓碑。他先後查閲了柳宗元本人寫的《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清代的《虞鄉縣誌》等可靠文獻，指出：
①柳宗元在《全唐文·卷五百八十八·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文中，談到他的父親（柳鎮，曾任殿中侍御史）時説：“唐貞元十二年十二月庚寅，葬我殿中侍御史河東柳公於萬年縣（在今西安市）之少陵原。公諱某字某，邑居虞鄉。”
②清光緒年間《虞鄉縣誌》：“柳子厚堡，在縣北二里劉家營南，頹垣尚存。今呼為城廂……唐柳子厚先塋，在縣北陽朝村東南有數大冢，今其地猶稱柳家墺。”
因此，柳宗元的故鄉準確的來説，是今天的運城（地級）市永濟（縣級）市虞鄉鎮。
至於曾有資料稱柳宗元為”解人“、”運城縣人“、”解州鎮人“等説法，張號立也從河東演變史入手解釋了這些説法的來源和妥當程度。
1999年海潮出版社上冊《運城地區志》第83頁載，北魏時期，河東郡轄北解（臨猗縣西南）、南解（永濟虞鄉）、安定（今解州鎮一帶）等五縣。這裏的北解、南解就是歷史上的“解樑”（其中包括解州），這個時期“解”的外延遠大於當前“解州鎮”的外延。從這個角度講，可以説柳宗元是“解人”。1994年三聯書店《運城市（鹽湖區前身縣級市）志》第5頁載“秦置郡縣，安邑為河東郡治所，解樑屬之。西漢安邑為河東郡首縣，始置解縣。北魏、西魏（時期），解縣先後更名安定、南解、綏化、虞鄉。”從此注知，在秦時，柳宗元的故鄉河東郡管轄過解樑，在北魏、西魏（時期），解縣叫過南解、虞鄉幾個名字。説他是“解人”情通理順。
再説柳宗元“今山西運城縣”人，亦有據可查。1999年海潮出版社上冊《運城地區志》第86頁載，1954年7月，虞鄉縣和解縣合併為解虞縣，1959年又撤掉解虞縣劃歸新設的運城縣，這是柳宗元為“運城縣人”説法的原因。
至於説柳宗元是“運城縣解州鎮人”，屬於誤解。1999年海潮出版社上冊《運城地區志》P84載，唐朝時期，河中府（河東郡）管轄河東（永濟西）、解（運城解州）、虞鄉（永濟虞鄉）等11縣。按北魏時期區劃建制，柳宗元故居在“南解”，也叫“南解樑”，亦即秦時的“解樑”。這是人們説他為解人的歷史依據。有些不知真情的人就按北魏時期及秦時區劃建制的説法（即柳宗元為解人），把唐朝時的柳宗元誤説為“解人”，因為唐朝時“解”主管現今“解州鎮”，進而又誤説是“今山西運城縣解州鎮人”，其實他是唐時河中府（河東郡）虞鄉人，並非唐時河東解人。概括説他是唐河東人是可以的。
1994年三聯書店《運城市志》第8頁載，1960年之前，解州是歷史上解州的治所和解縣、解虞縣政府所在地，名叫解縣城。《鹽湖區新志》：“解州1945年駐閻錫山第七行政專員公署，1947年4月26日解放，設解縣民主縣政府。1954年7月1日與虞鄉縣合併為解虞縣，縣政府駐解州。1958年合併於運城縣，設前進人民公社，1961年更名為解州人民公社，1983年10月為撤縣設市的需要，分出五龍峪鄉政府成立解州辦事處。1997年4月，撤辦建鎮，成立解州鎮人民政府。2001年撤鄉並鎮後，車盤鄉、常平鄉、五龍峪鄉、解州鎮組成新的解州鎮。”
從上述可以看出，在1997年之前根本不存在“解州鎮”。解州鎮建置後，也根本沒有與柳宗元故居永濟市虞鄉鎮在區劃方面發生過聯繫，至於《辭海》和《唐詩鑑賞辭典》分別在1980年和1983年注柳宗元是“解州鎮人”這些情況，均屬對河東演變史的誤解，應糾正為”山西永濟市虞鄉鎮人““。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
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牴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於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
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眾，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翻譯：
臨江（今江西省樟樹市）有個人，打獵時捉到一隻麋鹿，把它帶回家飼養。剛一進門，一羣狗流着口水，都搖着尾巴來了，那個人非常憤怒，便恐嚇那羣狗。從此主人每天都抱着小鹿接近狗，讓狗看熟了，使狗不傷害它。
後來又逐漸讓狗和小鹿在一起玩耍。時間長了，那些狗也都按照主人的意願做了。麋鹿逐漸長大，忘記了自己是麋，以為狗真的是自己的朋友，時常和狗互相碰撞在地上打滾，越來越親近。狗害怕主人，於是和鹿玩耍，和鹿十分友善，但時常地舔自己的嘴脣。多年之後，鹿走出家門，看見外面的很多狗在路上，跑過去想跟狗玩耍。這羣野狗見了鹿既高興又憤怒，一起把它吃掉，路上一片狼藉。鹿到死也不明白自己死的原因。
寓意:
作者對封建守舊勢力及其爪牙深惡痛絕，採用寓言的形式，對他們進行辛辣的諷刺和深刻的揭露。作者通過這則寓言尖鋭地諷刺了那些倚仗權貴而得意忘形的小人物，指出他們必敗的命運。也諷刺了那些無自知之明、認敵為友、結果招致滅亡的人。
"至死不悟"四個字，既表達了作者的厭惡之情，也勾畫出麋的可憐與可悲。這則寓言故事在寫法上突出的是細緻逼真的細節描寫和心理描寫，如"外犬見而喜且怒"，用擬人的筆觸刻畫犬的心理活動。。
麋至死不悟的原因是：它忘卻了自己的種羣本性，而且在養尊處優的情況下沒有學會區分敵我。
柳宗元（773819），字予厚，河東（今山西省永濟縣）人，以下是柳宗元人物簡介，請考生學習。
貞元九年（793）中進士第，十四年登博學宏詞科，授集賢殿正字。十七年任藍田縣尉，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見習御史）。二十一年正月，順宗（李誦）即位，柳宗元積極協同王叔文等人進行政治改革，時為禮部員外郎。改革觸犯了保守官僚、宦官、藩鎮的利益，遭到反對，不到八個月就以失敗告終。九月，王叔文等革新人物受到迫害，柳宗元始貶為邵州剌史，十一月又被加貶為永州（今湖南省零陵縣）司馬。直到元和十年（815）春，才奉召至京師，三月又出為柳州刺史。他在柳州頗有政績，四年後死在那裏。
柳宗元是政治改革家，也是中唐時期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他和韓愈尊儒學、力斥佛、老不同，他尊儒學（最看重《春秋》，主張取聖人大中之道以為理），卻統合佛、道之長而棄其短，並認為韓愈闢佛是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送僧浩初序》）。他能從勢的發展來看待社會歷史的進化，能從安民的角度來談論吏治之道，這些在當時都是有進步意義的。
柳宗元的古文理論比較完備，重要的有三點。一是認為文章要表現正確的思想內容，要能為時所用。他講文者以明道，並要以輔時及物為道，且一再中言：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二是主張文章的內容、形式要統一起來，二者不能有所偏廢。他既反對無乎內而飾乎外，也反對有乎內而不飾乎外。三是強調作家要有好的道德修養和嚴肅認真的寫作態度。他説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又講作文切不町出以輕心、怠心、昏氣、矜氣。此外，他對古代文化遺產並不一概否定，而是主張參用其長，既吸收可取的思想資料，也利用各種文體（包括駢文、辭賦）的藝術形式。柳宗元這些觀點對當列的青年習作者產生過一定的影響。他雖不像韓愈那樣公開和一些青年建立師生關係，但受他指教的人卻相當多。他在長安，每日登門求教者幾十人，到了南方，不少人還從千里以外到永州向他求教。柳宗元熱心幫助他們，或口講指畫，或用函授方法解決疑難，大大推動了古文運動的發展。
當然，柳宗元對古文運動的最大貢獻，是他創作的許多優秀的古文。這些優秀作品大都產生在他被貶以後。原因是長期謫居南方，使他對社會弊病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而形同囚犯的憂患生活使得他悲憤填胸，抑鬱難平。再加上他這時有意識地研究了先秦兩漢的古文，便使他有可能寫出好的作品。總的看，柳文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而又言暢而意美，顯出俊傑廉悍、詞氣峻厲或幽鬱隱微、峭麗精潔的審美特徵。韓愈説柳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即含蓄不露，見《詩人玉屑》引《漫齋語錄》），劉熙載言柳文如奇峯異嶂，層見疊出，都説明它們具有內、外兼善的特點。他的論説文雄辯滔滔，凌厲峭折，大小政論無不筆鋒犀利，論證精確。他的傳記文善於刻劃人物性格，有的是學習《史記》、《漢書》中人物傳記的表現手法，有的則是自有創造。比如他的《梓人傳》、《宋清傳》，明顯地吸取了唐傳奇的特點，但又不是純傳奇。作者善於借立傳來闡發道理。柳宗元是第一個使寓言成為獨立文學形式的作家。他的寓言多以人、禽獸、草木的小故事為題材，有的反映作者的政治見解，有的宣揚人生哲理，寓意深遠。山水遊記是柳宗元對古代散文最出色的貢獻，它們不但再現了南方自然山水的美，還寫出了作者感情的微妙變化。這種借寫被遺棄的山水以吐胸中之氣的做法，把古代山水遊記的寫作推向了一個新階段。柳文中還有不少騷賦，它們從風格到體制都受到屈賦的影響，在唐人中是不多見的。總之，柳文眾體兼備，無論記山水、狀人物、談文章、議論政事、闡述哲理，皆能形容盡致，辯析入微，真是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
柳宗元有詩一百四十餘首。其詩雅淡味深，和陶淵明、王維、韋應物並稱。蘇軾説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評韓柳詩》）。又説詩到李、杜以後，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稱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書黃予思詩集後》）。
劉禹錫曾為柳宗元編《河東先生集》三十卷，原奉已佚，現存宋人輯本多種。今人吳文治等參校眾本，編有《柳宗元集》四十五卷、外集兩卷，另有外集補遺一卷。
792年，柳宗元被選為鄉貢，得以參加進士科考試。793年，21歲的柳宗元進士及第，名聲大振。不久，柳宗元的父親柳鎮去世，柳宗元在家守喪。796年，柳宗元被安排到祕書省任校書郎。798年，26歲的柳宗元參加了博學宏詞科考試，並中榜，授集賢殿書院正字（官階從九品上）。[12] 801年，柳宗元被任命為藍田尉（正六品）。803年十月，柳宗元被調回長安，任監察御史裏行。從此與官場上層人物交遊更廣泛，對政治的黑暗腐敗有了更深入的瞭解，逐漸萌發了要求改革的'願望，成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
柳宗元的祖籍是河東郡（河東柳氏與河東薛氏、河東裴氏並稱“河東三著姓”），祖上世代為官（七世祖柳慶為北魏侍中，封濟陰公。柳宗元的堂高伯祖柳奭曾為宰相，曾祖父柳從裕、祖父柳察躬都做過縣令）。其父柳鎮曾任侍御史等職。柳宗元的母親盧氏屬范陽盧氏，祖上世代為官。柳宗元只有兩個妹妹。[7] [8]
773年，柳宗元生出生於京城長安。四歲時，母親盧氏和他住在京西莊園裏，母親的啟蒙教育使柳宗元對知識產生了強烈的興趣。柳宗元的幼年在長安度過，因此對朝廷的腐敗無能、社會的危機與動盪有所見聞和感受。（九歲時遭遇建中之亂，建中四年，柳宗元為避戰亂來到父親的任所夏口。年僅12歲的柳宗元在這時也親歷了藩鎮割據的戰火）公元785年（貞元元年），柳鎮到江西做官。柳宗元隨父親宦遊，直接接觸到社會，增長了見識。他參與社交，結友納朋，並受到人們的重視。不久，他回到了長安。父親柳鎮長期任職於府、縣，對現實社會情況有所瞭解，並養成了積極用世的態度和剛直不阿的品德。能詩善文的父親和信佛的母親為他後來“統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字子厚，漢族，河東（現在山西運城永濟一帶）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稱“柳河東” “河東先生”，因官終柳州刺史，又稱“柳柳州”。柳宗元與韓愈並稱為“韓柳”，與劉禹錫並稱“劉柳”，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並稱“王孟韋柳”。
柳宗元一生留詩文作品達600餘篇，其文的成就大於詩。駢文有近百篇，散文論説性強，筆鋒犀利，諷刺辛辣。遊記寫景狀物，多所寄託，有《河東先生集》，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漁翁》 。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椸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鬥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
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臭數月乃已。
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恆也哉！
翻譯：
湖南省永州市有一家的主人，特別畏懼犯忌日。他認為他出生的那一年是子(鼠)年，老鼠就是子年的神，因此非常愛護老鼠，家裏不許養貓養狗，禁止僕人擊打老鼠；家裏的倉庫、廚房，全任憑老鼠放縱災禍不管，恣意橫行。
於是老鼠們就相互轉告，（別的地方的老鼠）也都來到他家裏，大吃大喝卻沒有任何災禍。這個人家裏沒有一樣完整的東西，衣櫃裏沒有一件完好的衣服；凡是吃的喝的東西，大都是老鼠吃剩下的。大白天，老鼠成羣結隊和人在一起活動，到了夜晚，啃東西，咬東西，打打鬧鬧，發出的聲音千奇百怪，鬧得人睡不成覺，而他始終不感到討厭。
過了幾年，這個人搬到別的州去了。後來搬進來另外一家人，但老鼠依舊鬧得還像過去一樣兇猛，認為這家人還跟以前的那家人一樣。新搬來的人看見了説："這些應該生活在陰暗地方的壞東西，偷竊打鬧得尤其厲害，是怎樣到達這樣的地步呢？"便借來了五六隻貓，關閉上大門，撤除磚瓦用水澆灌老鼠洞，僱用僕人到處搜尋追捕，殺死的老鼠堆得跟山丘一樣，老鼠的屍體被扔在偏僻的地方，臭味好幾個月後才散去。
哎！你們認為這樣吃飽喝足並且沒有災害的日子是可以永恆持久的嗎！
柳宗元重親情，一生都與親戚有密切的交往。至元和十四年死前，他姐姐崔氏諸外甥喪亡已盡，他寫的這類祭文和墓誌凸顯於《柳集》同類文字裏，讓人不忍落眼。柳宗元在《又祭崔簡旅櫬歸上都文》説：“君死而還，我生而留。”你死，還能回到老家去；我活着卻只能留在這荒蠻的地方。他又在《祭外甥崔駢文》裏説：“我自得罪，無望還都。”這是一種多麼悽苦的心境。乾隆《御選唐宋文醇》説，這是“樂死而哀生”。柳宗元為自己生不如死而悲哀。
柳宗元死時，留有兩子兩女，長子週六，四歲；次子周七；女無名。柳宗元死前，曾遺書託孤給劉禹錫，並把他生前寫的全部文章和詩篇都交給劉禹錫，請他代編成冊。當劉禹錫接到好友病死的訃告後，“驚號大叫，如得狂病。良久問故，百哀攻中，涕淚並落，魂魄震越。”劉禹錫作《祭柳員外文》﹑《重祭柳員外文》悼念柳宗元，並把柳宗元詩文編纂成集，還在集前寫序言。
據《韓集》舊注説，柳告後登鹹通四年（八六三）進士，如柳告為週六，此時已四十八歲，入仕可為晚矣。此後柳氏子孫再不見史書有隻言片語。柳告或是劉禹錫撫育養大的。柳宗元一生窮困，死時無錢歸葬，是他上司裴行立出錢，由其舅弟廬遵把他靈柩送回長安的。柳宗元舅弟廬遵，性謹慎，學文不厭。柳宗元遭貶，他一直隨侍身邊，至死不去。柳宗元對親戚友善，眾戚弟也對柳宗元一生情重。這在歷史上是非常讓人敬佩和羨慕的事。
805年（貞元二十一年）1月26日，唐德宗駕崩，皇太子李誦繼位，改元永貞，即順宗。順宗即位後，重用王伾、王叔文等人。柳宗元由於與王叔文等政見相同，也被提拔為禮部員外郎，掌管禮儀、享祭和貢舉。（此時，在王叔文周圍還有許多相同政見的政治人物，包括韓泰、韓曄、劉禹錫、陳諫、凌準、程異、陸質、呂温、李景儉、房啟等人，他們形成了一個政治集團）。[7] 王叔文等掌管朝政後，積極推行革新，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史稱永貞革新。 （主要採取的革新措施有，抑制藩鎮勢力，加強中央的權力；廢除宮市，罷黜雕坊、鶻坊、鷂坊、狗坊、鷹坊的宦官（稱為五坊小兒）；貶斥貪官污吏；整頓税收，廢除地方官吏和地方鹽鐵使的額外進奉，並試圖收回在宦官和藩鎮手中的兵權。）隨着順宗的病情加重，以俱文珍為首的宦官集團，朝臣聯合外藩聯合反對改革派向朝廷施加壓力，要其引退。
805年（永貞元年）4月，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立廣陵郡王李淳為太子，改名李純。5月，王叔文被削翰林學士一職。7月，宦官，大臣請太子監國。同月，王叔文因母喪回家守喪。八月五日，順宗被迫禪讓帝位給太子李純，史稱“永貞內禪”。李純即位，即憲宗。憲宗一即位就打擊以王叔文和王伾為首的政治集團。8月6日，貶王叔文為渝州司户，王伾為開州司馬，王伾到任不久後病死，王叔文不久也被賜死。永貞革新宣告失敗，前後共180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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