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學史》是胡適著名的代表作之一。這本書顛覆了文言文的正統，規範。胡適講述了本站將在中國文學史上開始一段新的里程碑。胡適以全面全新的思路和框架結構，揭露了中國文學發展的規律和特徵，《本站學》打破了前輩文學史中狹隘的框架，把視線延伸到更廣的文學領域，提高了中國文學史的內涵，它以全新的審美觀和價值觀審視了中國古代文學。
胡適的作品，另一本代表作《胡適文存》。這本書一共有四本四冊，《胡適文存》在1927年被推選為新文學十部傑作之一，並且排在第一位，這本書當時有很高的銷售量，被選為暢銷書。《胡適文存》表達了胡適思想的所有精髓，一代代青年人都被它所影響，如梁實秋、張愛玲等，他們都把《胡適文存》作為對自己影響最大的書之一。
直到胡適逝世以後，他的很多作品被後人發現後一直出版並且銷量很高。由此可見，胡適的作品都值得我們每個人去欣賞、閲讀，那會提高我們的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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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天剛亮時，我母親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從不知道她醒來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對我説昨天我做錯了什麼事，説錯了什麼話，要我認錯，要我用功讀書，有時侯她對我説父親的種種好處，她説：“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我一生只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丟臉聘書醜）她説到傷心處，往往掉下淚來，到天大明時，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學。學堂門上的鎖匙放在先生家裏；我先到學堂門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裏去敲門。先生家裏有人把鎖匙從門縫裏遞出來，我拿了跑回去，開了門，坐下念生書，十天之中，總有八、九天我是第一個去開學堂門的。等到先生來了，我背了生書，才回家吃早飯。
我母親管束我最嚴，她是慈愛母兼任嚴父。但她從來不在別人面前罵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錯了事，她只對我一望，我看見了她的嚴厲眼光，便嚇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時才教訓我。犯的事大，她等人靜時，關了房門，先責備我，然後行罰，或罰跪，或擰我的肉，無論息樣重罰，總不許我哭出聲音來，她教訓兒子不是藉此出氣叫別人聽的。
有一個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飯，在門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單背心，這時侯我母親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來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説：“穿上吧，涼了。”我隨口回答：“娘（涼)什麼！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剛説了這句話，一抬頭，看見母樣從家裏走出，我趕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聽見這句輕薄的話了。晚上人靜後，她罰我跪下，重重的責罰了一頓。她説：“你沒了老子，是多麼得意的事！好用來説嘴！”她氣的坐着發抖，也不許我上慶去睡。這是我的嚴師，我的慈母。我母樣待人最仁慈，最温和，從來沒有一句傷人感情的話；但她有時侯也很有剛氣，不受一點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個無正業的浪人，有一天在煙館裏發牢騷，説我母親家中有事請某人幫忙，大概總有什麼好處給他。這句話傳到了我母親耳雜裏，她氣得大哭，請了幾位本家來，把五叔喊來，她當面質問他給了某人什麼好處。直到五叔當眾認錯賠罪，她才罷休。我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極大極深的影響。我十四歲(其實只有十二零二、三個月）便離開她了，在這廣漠的人海里獨撲克混了二十多年，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
新文化運動指的是在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前後由當時一批接受了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進步青年所發起的一次“反傳統、反孔教、反文言”的一次思想革新和文學革命運動。這次運動的開端是在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誌》（之後改名為《新青年》），在雜誌上刊載文章，提倡民主和科學，反對封建和專制。這場運動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它在客觀上推動了現代科學在中國的發展，解放了大眾的思想。
胡適作為一個學識淵博，滿腹經綸的學術大師，較早地接受了西方先進思想的薰陶，使他對於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產生了極大的認同，他也是當時新文化中的主將和領袖之一。他對於新文化運動主要的貢獻有三點，先來看第一點：大力提倡本站，反對迂腐落後的文言文。他在《新青年》發表了多篇文章，比較有名的有《文學改良芻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談新詩》等，這些文章的共同點都是大力宣揚本站的好處和優勢，號召人們摒棄繁複難懂的文言文，多用本站交流和寫作，他的這種主張在當時起到了十分大的作用。
胡適的第二個貢獻則是出版了中國近現代史上第一本完全用本站寫作的詩集《嘗試集》，在這本詩集中，胡適拋棄了古體詩原本的種種束縛和規矩，寫出了完全不同於古體詩的白話詩，這一點為現代詩歌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第三個貢獻則是提出了“充分世界化”的主張，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舊思想和舊文化，具有積極的意義。
民國十年的春末夏初，高夢旦先生從上海到北京來看我。他説，他現在決定辭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的事，他希望我肯去做他的繼任者。他説：“北京大學固然重要，我們總希望你不會看不起商務印書館的事業。我們的意思確是十分誠懇的。”
那時我還不滿三十歲，高先生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他的談話很誠懇，我很受感動。我對他説：“我決不會看不起商務印書館的工作。一個支配幾千萬兒童的知識思想的機關，當然比北京大學重要多了。我所慮的只是怕我自己幹不了這件事。”當時我答應他夏天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去住一兩個月，看看裏面的工作，並且看看我自己配不配接受夢旦先生的付託。
那年暑假期中，我在上海住了四十五天，天天到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去，高先生每天他把編譯所各部分的工作指示給我看，把所中的同事介紹和我談話。每天他家中送飯來，我若沒有外面的約會，總是和他同吃午飯。我知道他和館中的老輩張菊生先生、鮑鹹昌先生、季拔可先生，對我的意思都很誠懇。但是我研究的結果，我始終承認我的性情和訓練都不配做這件事。我很誠懇的辭謝了高先生。他問我意中有誰可任這事。我推薦王雲五先生，並且介紹他和館中各位老輩相見。他們會見了兩次之後，我就回北京去了。
我走後，高先生就請王雲五先生每天到編譯所去，把所中的工作指示給他看，和他從前指示給我看一樣。一個月之後，高先生就辭去了編譯所所長，請王先生繼他的任，他自己退居出版部部長，盡心盡力的襄助王先生做改革的事業。
民國十九年，玉雲五先生做了商務印書館的。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商務印書館的閘北各廠都被日本軍隊燒燬了。兵禍稍定，王先生決心要做恢復的工作。高先生和張菊生先生本來都已退休了，當那危急的時期，他們每天都到館中來襄助王先生辦事。兩年之中，王先生苦心硬幹，就做到了恢復商務印書館的奇績。
我特記載這個故事，因為我覺得這是一件美談。王雲五先生是我的教師，又是我的朋友，我推薦他自代，這並不足奇怪。最難能的是高夢旦先生和館中幾位老輩，他們看中了一個少年書生，就要把他們畢生經營的事業付託給他：後來又聽信這個少年人的幾句話，就把這件重要的事業付託給了一個他們平素不相識的人。這是老成人為一件大多業求付託人的苦心，是大政治家謀國的風度。這是值得大書深刻，留給世人思念的。
高夢旦先生，福建長樂縣人，原名鳳謙，晚年只用他的表字“夢旦”為名。“夢旦”是在夢夢長夜裏想望晨光的到來，最足以表現他一生追求光明的理想。他早年自號“崇有”，取晉人裴1《崇有論》之旨，也最可以表現他一生崇尚實事痛恨清談的精神。
因為他期望光明，所以他最能欣賞也最能瞭解這個新鮮的世界。因為他崇尚實事，所以他不夢想那光明可以立刻來臨，他知道進步是一點一滴的積聚成的，光明是一線一線的慢慢來的。最要緊的條件只是人人盡他的一點一滴的責任，貢獻他一分一秒的光明。高夢旦先生晚年發表了幾件改革的建議，標題引一個朋友的一句話：“都是小問題，並且不難辦到。”這句引語最能寫出他的志趣。他一生做的事，三十年編纂國小教科書，三十年提倡他的十三個月的歷法，三十年提倡簡筆字，提倡電報的改革，提倡度量衡的改革，都是他認為不難做到的小問題。他的賞識我，也是因為我一生只提出一兩個小問題，鍥而不捨的做去，不敢好高務遠，不敢輕談根本改革，夠得上做他的一個小同志。
高先生的做人，最慈祥，最熱心，他那古板的外貌裏藏着一顆最仁愛暖熱的心。在他的大家庭裏，他的兒子、女兒都説：“吾父不僅是一個好父親，實兼一個友誼至篤的朋友。”他的侄兒、侄女們都説，“十一叔是聖人。”這個聖人不是聖廟裏陪吃冷豬肉的聖人，是一個處處能體諒人，能瞭解人，能幫助人，能熱烈的、愛人的、新時代的聖火。他愛朋友，愛社會，愛國家，愛世界。他愛真理，崇拜自由，信仰科學。因為他信仰科學，所以他痛恨玄談，痛恨中醫。因為他愛國家社會，所以他愛護人才真如同性命一樣。他愛敬張菊生先生，就如同愛敬他的兩個哥哥一樣。他愛惜我們一班年輕的朋友，就如同他愛護他自己的兒女一樣。
他的最可愛之處，是因為他最能忘了自己。他沒有利心，沒有名心，沒有勝心。人都説他衝澹，其實他是濃摯熱烈。在他那濃摯熱烈的心裏，他期望一切有力量而又肯努力的人都能成功勝利，別人的成功勝利都使他歡喜安慰，如同他自己的成功勝利一樣。因為濃摯熱烈，所以衝澹的好象沒有自己了。
高先生生於公曆一八七0年一月二十八日，死於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三日，葬在上海虹橋公墓。葬後第四個月，他的朋友胡適在太平洋船上寫這篇小傳。
一九三六，十一，二十六。
中國是個沒有宗教的國家，中國人是個不迷信宗教的民族。──這是近年來幾個學者的結論。有些人聽了很洋洋得意，因為他們覺得不迷信宗教是一件光榮的事。有些人聽了要做愁眉苦臉，因為他們覺得一個民族沒有宗教是要墮落的。
於今好了，得意的也不可太得意了，懊惱的也不必懊惱了。因為我們新發現中國不是沒有宗教的：我們中國有一個很偉大的宗教。
孔教早倒黴了，佛教早衰亡了，道教也早冷落了。然而我們卻還有我們的宗教。這個宗教是什麼教呢？提起此教，大大有名，他就叫做“名教”。
名教信仰什麼？信仰“名”。
名教崇拜什麼？崇拜“名”。
名教的信條只有一條：“信仰名的萬能。”
“名”是什麼？這一問似乎要做點考據。《論語》裏孔子説，“必也正名乎”，鄭玄注：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
《儀禮》“聘禮”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
《周禮》“大行人”下注：書名，書文字也。古曰名。
《周禮》“外史”下注：古曰名，今曰字。
《儀禮》“聘禮”的釋文説：名，謂文字也。
總括起來，“名”即是文字，即是寫的字。
“名教”便是崇拜寫的文字的宗教；便是信仰寫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
這個宗教，我們信仰了幾千年，卻不自覺我們有這樣一個偉大宗教。不自覺的緣故正是因為這個宗教太偉大了，無往不在，無所不包，就如同空氣一樣，我們日日夜夜在空氣裏生活，竟不覺得空氣的存在了。
現在科學進步了，便有好事的科學家去分析空氣是什麼，便也有好事的學者去分析這個偉大的名教。
民國十五年有位馮友蘭先生髮表一篇很精闢的《名教之分析》。（《現代評論》第二週年紀念增刊，頁一九四──一九六。）馮先生指出“名教”便是崇拜名詞的宗教，是崇拜名詞所代表的概念的宗教。
馮先生所分析的還只是上流社會和知識階級所奉的“名教”，它的勢力雖然也很偉大，還算不得“名教”的最重部分。
這兩年來，有位江紹原先生在他的“禮部”職司的範圍內，發現了不少有趣味的材料，陸續在《語絲》，《貢獻》幾種雜誌上發表。他同他的朋友們收的材料是細大不捐，雅俗無別的；所以他們的材料使我們漸漸明白我們中華民族崇奉的“名教”是個什麼樣子。
究竟我們這個貴教是個什麼樣子呢？且聽我慢慢道來。
先從，一個小孩生下他説起。古時小孩生下地之後，要請一位專門術家來聽小孩的哭聲，聲中某律，然後取名字。（看江紹原《小品》百六八，《貢獻》第八期，頁二四。）現在的民間變簡單了，只請一個算命的，排排八字，看他缺少五行之中的那行。若缺水，便取個水旁的名字；若缺金，便取個金旁的名字。若缺火又缺上的，我們徽州人便取個“灶”字。名字可以補氣享的缺陷。
小孩命若不好，便把他“寄名”在觀音菩薩的座前，取個和尚式的“法名”，便可以無災無難了。
小孩若愛啼啼哭哭，睡不安寧，便寫一張字帖， 貼在行人小便的處所，上寫着：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夜哭郎。
過路君子念一遍，一夜睡到大天光。
文字的神力真不少。
小孩跌了一交，受了驚駭，那是駭掉了“魂”了，須得“叫魂”。魂怎麼叫呢？到那跌交的地方，撒把米，高叫小孩子的名字，一路叫回家。叫名便是叫魂了。
小孩漸漸長大了，在村學堂同人打架，打輸了，心裏恨不過，便拿一條柴炭，在牆上寫着詛咒他的仇人的標語：“王阿三熱病打死。”他寫了幾遍，心上的氣便平了。
他的母親也是這樣。她受了隔壁王七嫂的氣，便拿一把菜刀，在刀板上剁，也一面剁，一面喊“王七老婆”的名字，這便等於刮剁王七嫂了。
他的父親也是“名教”的信徒。他受了王七哥的氣，打又打他不過，只好破口罵他，罵他的爹媽，罵他的妹子，罵他的祖宗十八代。罵了便算出了氣了。
據江紹原先生的考察，現在這一家人都大進步了。小孩在牆上會寫。“打倒阿毛”了。他媽也會喊“打倒周小妹”了。他爸爸也會貼。“打倒王慶來”了。（《貢獻》第九期；江紹原《小品》百七八。）
他家裏人口不平安，有病的，有死的。這也有好法子。請個道士來，畫幾道符，大門上貼一張，房門上貼一張，毛廁上也貼一張，病鬼便部跑掉了，再不敢進門了。畫符自然是“名教”的重要方法。
死了的人又怎麼辦呢？請一班和尚來，念幾卷經，便可以超度死者了。唸經自然也是“名教”的重要方法。符是文字，經是文字，都有不可思議的神力。
死了人，要“點主”。把神主牌寫好，把那“主”字上頭的一點空着，請一位鄉紳來點主。把一隻雄雞頭上的雞冠切破，那位趙鄉紳把硃筆蘸飽了雞冠血，點上“主”字。從此死者靈魂遂憑依在神主牌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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