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是（經典多篇）

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是 篇一

《詩經》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共收詩305首。

《詩經》裏的詩，包括風、雅、頌三類，大部分產生於西周時代。詩經以四言詩為主，重章疊句，自由押韻，運用賦、比、興等手法敍事抒情。

“風”有十五國風，大都是民間詩歌，計160篇；“雅”有“大雅”、“小雅”，多為貴族之作和周代史詩，計105篇；“頌”有“周頌”、“魯頌”、“商頌”，多為宴飲祭祀之歌，計40篇。

“風”是古代勞動人民在勞作生活中所創的詩歌，從性質上有敍事詩、抒情詩；內容上有諷刺詩、愛情詩、悲憤詩等。

諷刺詩以嘲諷、譏刺的手法，描述生活中落後消極、反動的事物，具有強烈的政治性和戰鬥性。如《新台》、《相鼠》。

悲憤詩是抒發詩人悲憤情感的詩歌，如《魏風？碩鼠》。

愛情詩是以愛情為題材的詩歌。主要描寫男女愛慕之情和愛情生活，以抒發青年男女由於相愛而激發出來的悲歡離合的思想感情。如“周南”、“召南”中就有許多優秀的作品。

現存的這部《詩經》是由孔子刪定的。大約於春秋末年，這部300多篇的《詩經》就成為流行的版本。

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是 篇二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紀）至春秋中葉（公元前六世紀）約五百餘年間的詩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詩”，有目無辭，不計在內），最初稱《詩》，漢代儒者奉為經典，乃稱《詩經》。

《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衞風》、《王風》、《鄭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檜風》、《曹風》、《豳風》，共十五《國風》，詩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頌》包括《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魯頌》四篇。這些詩篇，就其原來性質而言，是歌曲的歌詞。《墨子·公孟》説：“頌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意謂《詩》三百餘篇，均可誦詠、用樂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記·孔子世家》又説：“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這些説法雖或尚可探究，但《詩經》在古代與音樂和舞蹈關係密切，是無疑的。《風》、《雅》、《頌》三部分的劃分，就是依據音樂的不同。《風》是相對於“王畿”——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區——而言的、帶有地方色彩的音樂，十五《國風》就是十五個地方的土風歌謠。其地域，除《周南》、《召南》產生於江、漢、汝水一帶外，均產生於從陝西到山東的黃河流域。雅是“王畿”之樂，這個地區周人稱之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當時把王畿之樂看作是正聲——典範的音樂。《大雅》、《小雅》之分，眾説不同，大約其音樂特點和應用場合都有些區別。《頌》是專門用於宗廟祭祀的音樂。《毛詩序》説：“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這是頌的含義和用途。王國維説：“頌之聲較風、雅為緩。”（《説周頌》）這是其音樂的特點。《詩經》的作者成分很複雜，產生的地域也很廣。除了周王朝樂官制作的樂歌，公卿、列士進獻的樂歌，還有許多原來流傳於民間的歌謠。這些民間歌謠是如何集中到朝廷來的，則有不同説法。漢代某些學者認為，周王朝派有專門的采詩人，到民間蒐集歌謠，以瞭解政治和風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種説法：這些民歌是由各國樂師蒐集的。樂師是掌管音樂的官員和專家，他們以唱詩作曲為職業，蒐集歌謠是為了豐富他們的唱詞和樂調。諸侯之樂獻給天子，這些民間歌謠便彙集到朝廷裏了。這些説法，都有一定道理。各個時代從各個地區蒐集來的樂歌，一般認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樂官——太師那裏的。他們顯然對那些面貌互異的作品進行過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現存的《詩經》，語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體，韻部系統和用韻規律大體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現在異時異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盬”等）。古代交通不便，語言互異，各時代、各地區的歌謠，倘非經過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現上述情況。可以認為，由官方製作樂歌，並蒐集和整理民間樂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業之一，在《詩經》時代是不斷進行着的。《史記·孔子世家》説，詩原來有三千多篇，經過孔子的刪選，成為後世所見的三百餘篇的定本。這一記載遭到普遍的懷疑。一則先秦文獻所引用的詩句，大體都在現存《詩經》的範圍內，這以外的所謂“逸詩”，數量極少，如果孔子以前還有三千多首詩，照理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再則在《論語》中，孔子已經反覆提到“《詩》三百”（《為政》、《子路》等篇），證明孔子所見到的《詩》，已經是三百餘篇的本子，同現在見到的樣子差不多。要之，《詩經》的編定，當在孔子出生以前，約公元前六世紀左右。只是孔子確實也對《詩經》下過很大功夫。《論語》記孔子説：“吾自衞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前面引《史記》的文字，也説了同樣的意思。這表明，在孔子的時代，《詩經》的音樂已發生散失錯亂的現象，孔子對此作了改定工作，使之合於古樂的原狀。他還用《詩經》教育學生，經常同他們討論關於《詩經》的問題，並加以演奏歌舞（見《論語》和《墨子·非儒》）。這些，對《詩經》的流傳都起了重要作用。《詩經》中的樂歌，原來的主要用途，一是作為各種典禮儀的一部分，二是娛樂，三是表達對於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看法。但到後來，《詩經》成了貴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學習《詩經》成了貴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養。這種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語言的作用，特別在外交場合，常常需要摘引《詩經》中的。詩句，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意思。這叫“賦《詩》言志”，其具體情況在《左傳》中多有記載。《論語》記孔子的話説：“不學《詩》，無以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可以看出學習《詩經》對於上層人士以及準備進入上層社會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詩經》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義。《禮記·經解》引用孔子的話説，經過“詩教”，可以導致人“温柔敦厚”。《論語》記載孔子的話，也説學了《詩》可以“遠之事君，邇之事父”，即學到事奉君主和長輩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見（理應也是當時社會上層一般人的意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意思就是，《詩經》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總體上）是符合於當時社會公認道德原則的。否則不可能用以“教化”。這裏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論來推測當時人對《詩經》的看法，他們所定的“無邪”的範圍還是相當寬廣的。許多斥責統治黑暗、表現男女愛情的詩歌，只要不超出一定限度，仍可認為是“無邪”即正當的感情流露。第二，儘管如此，《詩經》畢竟不是一部單純的詩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項文化積累，又是貴族日常誦習的對象。所以，雖然其中收錄了不少民間歌謠，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與社會公認的政治與道德原則相沖突的內容。

秦代曾經焚燬包括《詩經》在內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於《詩經》是易於記誦的、士人普遍熟悉的書，所以到漢代又得到流傳。漢初傳授《詩經》學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個學派：齊之轅固生，魯之申培，燕之韓嬰，趙之毛亨、毛萇，簡稱齊詩、魯詩、韓詩、毛詩（前二者取國名，後二者取姓氏）。齊、魯、韓三家屬今文經學，是官方承認的學派，毛詩屬古文經學，是民間學派。但到了東漢以後，毛詩反而日漸興盛，併為官方所承認；前三家則逐漸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傳了。今天我們看到的《詩經》，就是毛詩一派的傳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