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原本叫《詩》，共有詩歌305首（另外還有6篇有題目無內容，即有目無辭，稱為笙詩），因此又稱“詩三百”。從漢朝起儒家將其奉為經典，因此稱為《詩經》。漢朝毛亨、毛萇曾註釋《詩經》，因此又稱《毛詩》。《詩經》中的詩的作者絕大部分已經無法考證。
《詩經》所錄詩歌多來自民間，據説，周朝設有專門的采詩官，採集民歌，以體察民俗風情、政治得失。《詩經》中大部分詩歌都出於此。另一部分則為公卿、士大夫向周天子所現之詩，歌功頌德、粉飾太平。其中，部分詩歌曾有人考證其作者，有臆斷者，有有理有據者，不過不很重要。至於《詩經》編撰者，有以為周公者，現在看來無法成立。另有孔子刪詩的説法，也沒有説服力。
《詩經》所錄詩歌時間跨度長，從西周初年直至春秋中葉，涵蓋地域廣泛，黃河以北直至江漢流域的都有。漢時，先有魯、齊、韓三家時，立於學官，後有《毛詩》。《毛詩》盛行後，齊、魯韓三家詩先後亡佚。歷代解《詩經》者頗多，較好的有宋朱熹《詩集傳》、清王夫之《詩經俾疏》、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王先慊《詩三家義集疏》等。
《詩經》存三百零五篇，分《風》、《雅》、《頌》三部分。《風》有十五國風，是出自各地的民歌，這一部分文學成就最高，有對愛情、勞動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懷故土、思徵人及反壓迫、反欺凌的怨歎與憤怒。《雅》分《大雅》、《小雅》，多為貴族祭祀之詩歌，祈豐年、頌祖德。《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頌》則為宗廟祭祀之詩歌。《雅》、《頌》中的詩歌，對於我們考察早期歷史、宗教與社會有很大價值。孔子曾概括《詩經》宗旨為“無邪”，並教育弟子、孩子讀《詩經》以作為立言、立行的標準。先秦諸子中，引用《詩經》者頗多，如孟子、荀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人在説理論證時，多引述《詩經》中的句子以增強説服力。後來，《詩經》被儒家奉為經典，成為《六經》（包括《詩》、《書》、《禮》、《樂》、《易》、《春秋》）及《五經》（無《樂》）之一。
《詩經》作品所涉及的地域，主要是黃河流域，西起山西和甘肅的一部分，北到河北省西南，東到山東，南到江漢流域。
成書過程
《詩經》中最早的作品大約成於西周初期，根據《尚書》上所説，《豳風·鴟鴞》為周公姬旦所作。最晚的作品成於春秋時期中葉，據鄭玄《詩譜序》，是《陳風·株林》，跨越了大約600年。
關於《詩經》的收集和編選，有“王官采詩”和“孔子刪詩”的説法:
王官采詩
《漢書·食貨志》中記載，周朝朝廷派出專門的使者在農忙時到全國各地採集民謠，由周朝史官彙集整理後給天子看，目的是瞭解民情。
孔子
這種説法見於《史記》，據説原有古詩3000篇，孔子根據禮義的標準編選了其中300篇，整理出了《詩經》。
現在通常認為《詩經》為各諸侯國協助周朝朝廷採集，之後由史官和樂師編纂整理而成。孔子也參與了這個整理的過程。
體例分類
關於《詩經》中詩的分類，有“四始六義”之説。“四始”指《風》、《大雅》、《小雅》、《頌》的四篇列首位的詩。“六義”則指“風、雅、頌，賦、比、興”。“風、雅、頌”是按音樂的不同對《詩經》的分類，“賦、比、興”是《詩經》的表現手法。
重章疊句
《詩經》
《詩經》的句式，以四言為主，四句獨立成章，其間雜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節拍的四言句帶有很強的節奏感，是構成《詩經》整齊韻律的。基本單位。四字句節奏鮮明而略顯短促，重章疊句和雙聲疊韻讀來又顯得迴環往復，節奏舒捲徐緩。《詩經》重章疊句的復沓結構，不僅便於圍繞同一旋律反覆詠唱，而且在意義表達和修辭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詩經》中的重章，許多都是整篇中同一詩章重疊，只變換少數幾個詞，來表現動作的進程或情感的變化。如《周南·芣苡》三章裏只換了六個動詞，就描述了採芣莒的整個過程。復沓迴環的結構，靈活多樣的用詞，把採芣苡的不同環節分置於三章中，三章互為補充，在意義上形成了一個整體，一唱三歎，曼妙非常。方玉潤《詩經原始》卷一雲：“讀者試平心靜氣，涵詠此詩，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於平原繡野、風和日麗中，羣歌互答，餘音裊裊，若遠若近，若斷若續，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則此詩可不必細繹而自得其妙焉。”
除同一詩章重疊外，《詩經》中也有一篇之中，有兩種疊章，如《鄭風·豐》共四章，由兩種疊章組成，前兩章為一疊章，後兩章為一疊章；或是一篇之中，既有重章，也有非重章，如《周南·卷耳》四章，首章不疊，後三章是重章。
《詩經》的疊句，有的在不同詩章裏疊用相同的詩句，如《豳風·東山》四章都用“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開頭，《周南·漢廣》三章都以“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結尾。有的是在同一詩章中，疊用相同或相近的詩句，如《召南·江有汜》，既是重章，又是疊句。三章在倒數第二、三句分別疊用“不我以”、“不我與”、“不我過”。
《詩經·國風》中的疊字，又稱為重言。“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以“丁丁”、“嚶嚶”摹伐木、鳥鳴之聲。“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以“依依”、“霏霏”，狀柳、雪之態。這類例子，不勝枚舉。和重言一樣，雙聲疊韻也使詩歌在演唱或吟詠時，章節舒緩悠揚，語言具有音樂美。《詩經·國風》中雙聲疊韻運用很多，雙聲如“參差”、“踴躍”、“黽勉”、“栗烈”等等，疊韻如“委蛇”、“差池”、“綢繆”、“棲遲”等等，還有些雙聲疊韻用在詩句的一字三字或二字四字上。如“如切如磋”（《衞風·淇奧》）、“爰居爰處”（《邶風·擊鼓》）、“婉兮孌兮”（《齊風·甫田》）等。
語言風格
《詩經》的語言不僅具有音樂美，而且在表意和修辭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詩經》時代，漢語已有豐富的詞彙和修辭手段，為詩人創作提供了很好的條件。《詩經》中數量豐富的名詞，顯示出詩人對客觀事物有充分的認識。《詩經》對動作描繪的具體準確，表明詩人具體細緻的觀察力和駕馭語言的能力。如《芣莒》，將採芣莒的動作分解開來，以六個動詞分別加以表示：“採，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袺，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也。”（朱熹《詩集傳》卷一）六個動詞，鮮明生動地描繪出採芣莒的圖景。後世常用的修辭手段，在《詩經》中幾乎都能找：誇張如“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衞風·河廣》），對比如“女也不爽，士貳其行”（《衞風·氓》），對偶如“縠則異室，死則同穴”（《王風·大車》）等等。
《詩經》的語言形式形象生動，豐富多彩，往往能“以少總多”、“情貌無遺”。但雅、頌與國風在語言風格上有所不同，雅、頌多數篇章運用嚴整的四言句，極少雜言，國風中雜言比較多。小雅和國風中，重章疊句運用得比較多，在大雅和頌中則比較少見。國風中用了很多語氣詞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這些語氣詞在雅、頌中也出現過，但不如國風中數量眾多，富於變化。國風中對語氣詞的驅遣妙用，增強了詩歌的形象性和生動性，達到了傳神的境地。雅、頌與國風在語言上這種不同的特點，反映了時代社會的變化，也反映出創作主體身份的差異。雅、頌多為西周時期的作品，出自貴族之手，體現了“雅樂”的威儀典重，國風多為春秋時期的作品，有許多采自民間，更多地體現了新聲的自由奔放，比較接近當時的口語。
皆有曲調
詩與樂的關係密切，詩三百皆有曲調。《詩經》中的樂歌，原來的主要用途，一是作為各種典禮禮儀的一部分，二是娛樂，三是表達對於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看法。
明代大音樂家朱載堉《樂律全書》説：“《詩經》三百篇中，凡大雅三十一篇，皆宮調。小雅七十四篇，皆徵調。《周頌》三十一篇及《魯頌》四篇，皆羽調。十五《國風》一百六十篇，皆角調。《商頌》五篇，皆商調。”詩與樂的這種關係在上博簡《採風曲目》中得到了部分證實。馬承源先生認為：“簡文是樂官依據五聲為次序並按着不同的樂調類別整理採風資料中眾多曲目的一部分。每首歌曲絃歌時可依此類別定出腔調，如《詩經》那樣，而簡文所記約是楚地流行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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