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條案告訴我：有的人一見他，你就會自卑；有的人一見他，你就會自傲。陳樂民叔叔和他夫人資中筠阿姨，每每見到，都讓我侷促不安，感到自己的矮小無知。
稱他們叔叔阿姨，我有些攀親附高，可和他們女兒陳豐友情篤甚，又覺稱其先生老師，似乎遠疏散淡，也就長期這樣攀着叫了。究竟起來，我算是陳豐的一個作者。她居法國生活二十年，在那博士畢業之後，就留在巴黎繁忙，其工作之一項，是在出版社做中國文學叢書策劃。緣於彼此對文學的同道，終於成了可以遞心坦誠的朋友，也就有機會到她家裏充做客人，見到我仰慕已久的學者資中筠阿姨。
資阿姨的學識與氣度，常常對我有一種震懾之功，每次和她相處———儘管她總是和善地微笑，也讓我覺得在她的善良與笑容中，有着正氣之凜然，反倒比那種被權勢支撐的威嚴，更有某種力量和征服感。對於陳樂民叔叔，並未那麼具體熟悉，只知他原是社科院的歐洲專家，英語、法語都極為練精，關於歐洲政治、外交、文化的著作，洋洋灑灑，約有十幾卷。還有，就是他在他家陝窄的客廳裏，坐在輪椅上，瘦削、潔淨、沉穩的面容，總讓人覺得，命運把一個思想奔放的人，固定在了牢籠般的空間裏，似乎把一個可以在世界圖書館中奔跑跳躍的健將，鋸去雙腿後，讓他只能流血低蹲在某個書架下或者書堆邊。
第一次見他時，他的腎病已經相當嚴重，必須每週兩次頻繁往復於醫院透析。這樣十年之後，彷彿一個樂觀於生命的老人，每三天一次，去上帝那兒求得一些吝嗇的日月，藉以居室的窗口和陽台上的日出日落，好和書籍、筆墨交流對話。史鐵生也是這樣的生活———在透析中思考生命與存在。和史鐵生相處交流，讓人感到生命的沉重和虛無。而陳叔叔在透析中和透析後，似乎思考得更多的不是生命，而是世界。史鐵生思考生命的世界；陳叔叔思考世界的生命。孰重孰輕，孰多孰少，彷彿生硬地比論石頭和樹，誰長得更好，更為有用一樣。
有一次，我陪陳叔叔去醫院透析，扶他上車、下車間，他望着北京崇文門那兒的樓廈變化，臉上平靜淡然，彷彿望着一隅失落的世界，説了一句悠長平靜的話：“變化這麼快，難説是好事壞事。”他的語調輕緩，近於自語，但從他的語句中，讓人體會到他對世事和世界綿長的擔憂。也就是那次透析，我與資阿姨約好，等大家合適的時候，一道去通州的高碑店一趟，為陳叔叔買一張他滿意的條案書桌。因為，他們終於搬了家。
終於，她家兩三處的碎房兑換成了一套大舍。所謂的大舍，只是那些小套的集中，有四間卧室，一個大廳。這對中國最為硬骨氣節的知識分子，終於有了相對寬敞的住處，有了他們各自的書房。
書房對於普通的讀書人，似與農民之於土地一樣。他們一生研究、著述、翻譯，家裏卻從來沒有過寬敞高大的書架；一生思考這個世界的境遇，卻永遠都在擁擠屈身的斗室之間。現在，他們各自有了自己的書房。尤其那個三十平米左右的客廳，雖然擺上餐桌、沙發和一排書架之後，並未顯得寬敞到天南地北，但在那客廳，已難離輪椅的陳叔叔，卻也有了一條輪椅的通道。
大家為這一處新居高興。為書架、多寶格、電視櫃擺在那兒更為節餘空間並恰如其分而再三商磋討論，併為可以滿足各自一生並未顯得不可或缺、但卻一生都掛在心上的某種基本的願念而感謝世界。
資阿姨把她那總是處於角落的舊鋼琴處理加價，換了一台新的鋼琴。陳叔叔希望能有一寬敞的寫字枱，讓他擺上同生命一樣珍貴的筆墨紙硯。而且對這寫字枱的要求，不是老闆桌的現代式樣，而是那種帶有傳統古舊氣息的書桌。
這樣，我們就相約去了趟高碑店的仿舊傢俱街。
那是十月的一天。一家挨一家仿舊的傢俱店鋪，似乎把時光拉回到了明清時期。我知道，陳叔叔是非常“西化”的學者，對歐洲文化之通達，宛若一個人熟悉自己的指紋條理。可那天在明清古舊傢俱街上走轉時，他的神情一直興奮光彩，步履輕便，彷彿一個完全健康的老人。我們看書架，看書桌，算計新居空間的尺寸和傢俱大小的搭配吻合。整整在那條街上逛有兩三個小時，雖然最後終因他卧室的空間有限，沒有買到恰如其分的書桌，但把理想壓縮之後，還是看上了幾張可以取而代之的條案。且最為重要的，不僅是條案桌子，而且還有資阿姨望着陳叔叔不常有的輕便腳步，有些激動地説道：“他已經好多年沒有這樣興奮過了，好多年沒有到外邊走過這麼多的路了。”
1958年的陳樂民和資中筠
那一天，我在陳叔叔的身後，就像一個不會寫作業的孩子，跟在一個並不教國小的大學者的後邊，雖不敢多問一句有關學問的問題，卻是體會了一個西學甚好的老人，為什麼又那麼熱愛傳統，通達國學。為什麼愛喝咖啡又酷愛書法、繪畫，可以把自己的餘生，放在國學及書法和國畫上去。
“治西學者不諳國學，則漂浮無根；治國學而不懂西學，則眼界不開。”這樣對東西方文化的認識，怕是隻有他這樣東西達通的人，才能感悟和體味得到，才能寫出《文心文事》、《學海岸邊》、《臨窗碎墨》、《春泥集》、《陳樂民徜徉集》（三卷）等那些以西見認識中國，以國學感悟世界的真正文化、厚重的書籍。而如我這樣號稱為作家，有一大堆故事、文字的人，在他和他的學識與對中國與世界的見解面前，只有羞愧和沉默。
就在那次陪他去了高碑店的舊街之後，回到家裏，陳叔叔再次病倒了。為了讓他從醫院出來，在新居家裏看到新舍、新置，也看到他心儀的那張條案，資阿姨從往返家與醫院的空間，把看上的書架、飯桌等舊式傢俱，都儘快地運回擺好。自然，為了迎接他出院的喜悦，我們特意地再次去了高碑店的那條舊街，把反覆看過的那張棕色慄木條案，不由貴賤分説地買將回去，讓它在陳叔叔的卧室一側，得體安靜地立着等待最需要它的人，病癒之後，在它光滑暗亮的案面上寫字、繪畫，記下他對中國和世界的比較與思考。
條案如期所願地擺在了那兒，而它的主人———那位最需要它的學者，卻再也沒有從醫院走出來。他既沒有在那條案上擺下硯台，握着毛筆，寫一個書法漢字，也沒有在那條案上鋪開宣紙，創作一草半鳥，一隅詩界畫世，更沒有在那兒寫出一篇他滿腹中西經綸的思考文章。甚至説，他很快住進重症的監護室裏，就是親人也不能接觸言語，結果是，他連生前終於擁有了一張期待的條案也不曾知道。
現在，在那張他生命的最後終於擁有的那張可以書寫、繪畫的條案上，擺了他的遺像、骨灰和筆墨。一個少有的西學專家，永遠地和中國傳統的條案相廝相守在了一起。他們每天都在以他們的清寂交流、對談着各自的命運，對西方、東方的認識與理解，思考着一個民族在世界中的擴展與扭曲，舒展與未來。而留在條案上和周圍空白、清寂的疼痛，則每天每時，都在言説、記錄着一代知識分子對世界認識、表達的渴望和無奈。
徐正超在認識趙本山之前是一個自由撰稿人。2004年年底，他為遼寧電視台撰寫了兩個小品劇本，儘管這兩個小品最終都沒有被採用，但他的靈氣引起了趙本山的注意。2005年5月，趙本山把徐正超“請”到了本山傳媒集團任編劇。徐正超到了趙本山的麾下後，非常勤奮，有多部小品和劇本得到了趙本山的肯定，並搬上了劉老根大舞台。
2005年12月，徐正超再次被委以重任——為劉老根大舞台的情景劇《今日升堂》寫腳本。也許是壓力過大，他總覺得思路閉塞，有時坐在電腦前搜腸刮肚一整夜，卻敲不出一個字。趙本山一看，也挺着急，但他知道：創作是逼不出來、急不出來的。他決定給徐正超釋釋壓，一天夜裏，他拎着一瓶“二鍋頭”和幾包滷菜，敲開了徐正超的房門，笑着説：“老弟，今晚我們什麼都不幹就痛痛快快地喝酒。”徐正超一聽，連忙站了起來，愧疚地説：“趙董，我讓您失望了……”趙本山搖了搖頭，説：“創作這東西，不能逼迫自己，隨性自在才能出好作品。另外，以後別叫我董事長了，就叫我大哥。今晚，大哥是來找你喝酒的。”
隨後，徐正超小心翼翼地陪着趙本山喝起酒來。趙本山説到做到，一句工作上的話都沒有提，倆人只是天文地理、國內國際地神侃起來，讓徐正超感到從未有過的放鬆。説來也奇怪，那天晚上趙本山走後，徐正超茅塞頓開、靈感頻閃，一直在電腦前敲了大半夜。凌晨1點，他想到外面透透氣。推開門，頓時驚得目瞪口呆：趙本山居然裹着棉大衣，蹲在門外。看見徐正超，趙本山笑呵呵地説：“今晚是聖誕節，我擔心有人來打擾你，替你把把門……”徐正超一聽，一把摟住趙本山，禁不住熱淚盈眶。
或許正是受趙本山這種無聲的激勵，徐正超文思泉湧，後來創作了《策劃》《火炬手》《不差錢》等紅遍全國的小品，而張藝謀的電影《三槍拍案驚奇》，也由他編劇。但無論在什麼時候，徐正超都説：“趙本山是我的恩師。”
郭沫若不僅喜歡飲茶，還擅長寫茶詩，題茶字，就連劇本里都少不了泡茶的情節，11歲就曾寫下“閒釣茶溪水，臨風誦我詩”的句子，可見對茶的喜愛是從小就培養的。
他到全國各地考察工作，都少不了品茶的環節，遇到好茶，他一開心，忍不住就題首詩寫個字什麼的，結果，這詩一寫就不得了，那茶從此就紅遍全國了。所以啊，給他封個“茶大使”一點都不為過。
為了傳播茶文化，郭沫若連劇本都不放過，借主人公的口，説出自己的泡茶心得：“在放茶之前，先要把水燒得很開，用那開水先把這茶杯茶壺燙它一遍，然後再把茶葉放進這壺裏面，要放大半壺光景。再用開水沖茶，衝得很滿，用蓋蓋上。這樣便有白泡冒出，接着用開水從壺蓋上衝下去，把壺裏冒出的白泡沖掉。”真夠細緻的，簡直就是一部完整的百科全書。
籌拍電影《三槍拍案驚奇》時，張藝謀親自飛赴瀋陽，他抱着試試看的心態打電話給趙本山：“本山，我找你有點事，我想找你的徒弟拍電影。”沒想到，趙本山立即爽快地答道：“你的電影無論選誰，包括我在內，都是無條件的，隨叫隨到。”趙本山協調主演小瀋陽的檔期問題，還爽快地答應了在電影中客串一個只有幾十秒的捕快角色。
趙本山原計劃十月份進《三槍拍案驚奇》劇組拍攝，可是九月份在上海拍攝《鄉村愛情3》的時候，由於突發腦溢血住院治療。當張藝謀打電話關切地詢問他的病情時，他念念不忘客串事情，説病情好轉後一定如期趕去參加拍攝，讓張藝謀放心。張藝謀勸慰道：“身體要緊，你就安心養病吧，那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小角色，我再找個人就行。”趙本山特別認真地説：“做人不能言而無信，既然答應你了，哪有不演之理！”
在家人和醫生的精心照料下，趙本山身體康復很快。當他如約趕到片場時，所有的演職人員都感動不已，張藝謀更是激動得一把緊緊抱住趙本山，連聲説：“老大哥，謝謝你。真的非常謝謝你！”影片首映禮時，趙本山更是百忙之中不辭辛苦，從上海《鄉村愛情3》的片場趕到北京為張藝謀捧場。
後來，張藝謀在接受楊瀾訪談的時候，提起這段往事，動情地説：“本山大哥是一個真正值得深交的君子，能結交這樣的一個朋友是我一生的榮幸，在他面前我感覺自己是如此的渺小。”
陳之藩撰文《在春風裏》，卒章顯志：“並不是我偏愛他，沒有人不愛春風的，沒有人在春風中不陶醉的。”文中的“春風”特指胡適，這樣的春風乃是長者之風。
北大教授温源寧作名人小傳，稱讚胡適，上課時總記得為衣裳單薄的女生關緊教室的窗户，以免她們着涼。這個細節很細微，卻彰顯了胡適的紳士風度。
1948年，胡適將自己珍藏的《紅樓夢》甲戌本借給燕大學生周汝昌，他對周汝昌的品行一無所知，借後從未索還。周汝昌與其兄周祜昌錄下副本，然後寫信告訴胡適，胡適欣然贊同。周汝昌要做更深入的研究，為曹雪芹的原著恢復本來面目，胡適仍鼎力支持，他又將珍藏的《紅樓夢》戚蓼生序本借給周汝昌，周汝昌如虎添翼。
1954年，張愛玲從香港郵寄長篇小説《秧歌》給胡適，不免忐忑。胡適讀完後，通篇圈點且題寫了扉頁，將它寄還給張愛玲。她翻看時，“實在震動，感激得説不出話來”。張愛玲在美國定居之初，頗得胡適照拂。他們都喜歡《海上花》中精彩絕倫的蘇白（吳語白話），在文學上多有共鳴。胡適呵護晚輩，從不溺愛，而是慈中有嚴。女兵作家謝冰瑩請胡適題詞，胡適的哲語敲擊心坎，鼓舞精神：“種種從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莫更哀。從今後，要怎麼收穫，先怎麼栽。”
胡適愛才，惜才，獎掖晚輩，提攜後進，樂意做青年人的朋友，他常用易卜生的名言“最要緊的事情，就是把你自己鑄造成器”來激勵大家。“平生不解掩人善，到處逢人説項斯”，胡適對許多人都有知遇之恩，他不在意對方的政治立場，只留意他們的才華和學問。如季羨林、楊聯陞、沈從文、毛子水、鄧廣銘、千家駒、羅爾綱……不少才俊經胡適栽培，成為國家棟梁、文化精英。
胡適性情温和，但他的主見很鮮明。葉公超説：“有一時期，我們常常有所爭論，但是他從不生氣，不譏諷，不流入冷嘲熱諷的意態。他似乎天生有一個正面的性格。有話要主動地説，當面説，當面爭辯，絕不放暗箭，也不存心計……刻薄是與適之的性格距離最遠的東西。他有一種很自然的醇厚，是朋友中不可多得的。”
幫助同行，是胡適的習慣作為。林語堂到哈佛進修，由於官費未及時發放，陷入困境。他打電報回國告急，胡適傾盡私囊匯寄兩千美金，助其完成研究。林語堂回國後才知箇中情形，自然很感動。
唐德剛稱道胡適：“他可以毫不客氣地指導人家如何做學問，他有時也疾言厲色地教訓人家如何處世為人。但他從無‘程門立雪’那一派的臭道學氣味，被他教訓一頓，有時受教者還會覺得滿室生春，心曠神怡！”好一個“滿室生春”，誰不受用？
胡適對台北街頭關心政治的賣餅老人袁瓞語重心長地説：“社會的改造是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只能有零售，不能有批發……許多人做事，目的熱、方法盲，我們過去有許多人失敗的原因，也是犯了有抱負而沒有方法的毛病。”春風是愛物的，長者是愛人的，胡適愛人以德。
十二歲少年餘序洋患有糖尿病，他讀到陳存仁的《津津有味譚》，對名醫陸仲安治好胡適糖尿病的故事頗感好奇，便寫信去向胡適求證。胡適毫不怠慢，回信説明那個故事純屬謠傳，不足取信。在寫信和覆信這一點上，若論熱心程度，胡適與蔡元培難分伯仲。
健談者多半好客。南宋理學家朱熹喜歡與客人聊天，雖在病中亦不改積習，弟子勸他少見人少講話，他怒不可遏地説：“你們懶惰，也教我懶惰！”胡適富有人情味，他比朱熹温和，在好客方面，則有過之而無不及。胡適不願將人拒之門外，他有點像東晉名士和大臣王導，身上具備天然的親和力，應對周旋遊刃有餘，來者皆喜，滿座盡歡，無論對方是誰，居高位者如是，處底層者亦如是。
某日，我開車拉着葛優去北影，途中遇熟人叫停寒暄。熟人問葛優：“幹嗎去呀，葛爺？”葛優笑答：“拍戲呀。”熟人頓時面露驚愕，繼而豎拇指大讚：“葛爺真是太平易近人了！演戲您還親自去呀？”葛優正背詞默戲無心閒扯，點頭堆笑匆匆道別。車開出很遠葛優才反應過來，對我説：“這是誇我嗎？廁所我都親自上，演戲我還不親自來？”
戲外的葛爺待人友善，懂事，通情達理，沒架子。這些都是值得稱讚之處。但最可愛之處還在於他的“小富即安”，不貪。一切榮譽在他看來都是不留神抄上了，沒敢惦記。舉個例子。《大腕》拍完後，《紐約時報》的人想採訪他，葛爺推説有事一再謝絕。我們問他：“你有什麼事？”他説：“去大鐘寺給父母家的陽台買塊地板革。”我們説：“這事我們幫你辦了，你還是接受人家的採訪，《紐約時報》的影響力你又不是不知道，文章登出去對你在海外的發展非常有利。”葛爺説：“咳，我到海外發展什麼去呀？我連英語都不會説，我把中國的觀眾伺候好了就成了，讓他們省了這份心吧。”葛爺確實不貪，放在別人身上這叫目光短淺，而放到葛爺這兒就叫“知道自己幾斤幾兩”。恰恰就是這種不貪的心態，使他非常心平氣和，做起事情來就比較從容。對於葛爺來説，沒有什麼是志在必得的，因此待人接物也顯得自然大方，既不會被利益驅使過分地貼上去獻媚，也不可能因為失算了，彼此見面連招呼都不打。
《編輯部的故事》播出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羣眾見到葛優都親熱地叫他“冬寶”，就像我的女兒永遠管趙薇叫“小燕子”。葛優也因為在這部戲裏的精彩演出獲得了由觀眾投票產生的“金鷹獎”最佳男主角獎。
記得在紐約拍攝《北京人在紐約》時，有一個場景是在艾未未的家裏拍攝，那時紐約的華人里正在流行《編輯部的故事》。未未那裏也有一套，姜文發現後拍戲間隙拿出來觀看，輪到拍他的戲了，仍不肯放手，他説：“你要不讓我看完了，我心裏鬧得慌。”
看完一集，姜文對我説：“李冬寶這個角色的確非葛爺莫屬。我要當評委，評最佳演員這項獎時，條件只有一個，就是看這個演員演出這個角色是不是別人無法替代的。什麼叫‘最佳’？‘最佳’就是非他莫屬。”
寫《編輯部的故事》之初，飾演李冬寶的人選在我腦子裏就只有一個人——葛優。劇本出來以後，按説作為編劇我就算交差了，可當時的導演金炎打算從軍藝表演系物色飾演李冬寶的人選，聽到消息後，我的第一反應就是，他要找英俊小生，起碼也是文縐縐的那種。這和我們筆下的李冬寶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我知道沒有人比葛優更適合這個人物了。我找到北京電視藝術中心的主任鄭曉龍，一方面希望正在籌備《皇城根兒》的導演趙寶剛能和金炎聯合執導，因為寶剛是最瞭解我們創作意圖的人，也知道這齣戲裏的人物都應該是什麼“嘴臉”；另一方面我力主請葛優出演李冬寶。曉龍馬上就説：“必須這麼辦，你去找葛優吧。”
那時我和葛優不熟——不是不熟，是根本就不認識——只是因為看了他在影片《頑主》裏的演出，頓時覺得耳目一新，神交已久。我叫上王朔一起去找葛優，王朔雖然也和他不熟，但畢竟有過幾面之交。那時王朔也真是好説話，叫他去他抬屁股就去了。撂現在，如果不是他親自導演的戲，讓他去登門請演員是難以想象的事。
那是一個下午，我們按照王朔模糊的記憶摸到葛優住的那幢樓，到那兒才發現原來就在我曾經住過的樓的隔壁。因為不知道具體門牌號碼，也沒有葛優的電話，在樓裏幾經打聽才找到他住的單元。敲門，沒人應，再敲門，鄰居家走出一位女士，是葛優媳婦的嫂子。問明來意後，嫂子告訴我們，葛優外出，估計快回來了。
我們回到樓下坐在我的摩托車上等，印象中後來還下起了小雨。大約等了一兩個小時，王朔指着遠處走來的一個人影説：“來了。”
那是我第一次見到葛優本人，他穿一件咖啡色的風衣，戴一頂帽子，看上去很瘦，所以顯得風衣特別肥大，走起路來“踢哩突嚕”。
見到葛優我就想笑，迫不及待地一個箭步迎上去。他認識王朔，王朔把我介紹給他。和在《頑主》裏的神色類似，現實中的葛優也不是不熱情，但顯得很謹慎，你笑他不笑，一副莫衷一是的樣子。王朔不是急赤白臉的人，沒怎麼多説話。我急着要説明來意，他讓我們先等一下，在樓下的小鋪裏買了盒金橋牌香煙。
我們一起上樓，從等電梯到乘電梯到12樓，穿過漫長的走廊，來到葛優家坐定，我已經一口氣把來意説了個大概。之後，葛優表現出了矛盾的心情。
他説：“我已經答應了張曉敏，上她的《大沖撞》，正好和你們的時間衝突了。”我問他：“你在那部片子裏演什麼角色？”
他説：“就演一個賓館的經理，小配角。”
我説：“那我們這齣戲請你演的是主角，一號人物，劇本就是照着你寫的。”
他想了想又説：“能不能兩部戲協調一下，都上。”
我説：“這不大可能，天天都有你的戲，你一走了，全劇組就得趴窩。”
他真的為難了，説：“要不就算了，我都先答應張曉敏了，不上，就把人家得罪了。我也知道你們的戲有意思，咱倆初次見面不熟悉，王朔我知道，肯定寫得錯不了，可那也不能因為上一個戲得罪朋友啊。”
我趕緊説：“你對我是不熟，不算朋友，王朔得算你的朋友吧。你上我們的戲得罪張曉敏，那你就不怕上了她的戲得罪這撥朋友嗎？”
他忙説：“我也不願意得罪。”
我説：“那就好辦了，反正都是得罪朋友，那你就權衡利弊吧，兩害相權取其輕。上張曉敏的戲，你得罪了我們，卻只演一個配角；上我們的戲，你得罪了張曉敏，演的卻是一個絕對的主角，而且保證戲一出來就‘炸’了。主意你自己拿，我們等你的信兒。”
事後，鄭曉龍開玩笑説：“他要不上咱們的戲，咱就封殺他。”
割葦子是生產隊的大喜事兒。葦子園在縣城東北角。發芽時是一眼看不到邊的嫩綠，繼而是塗了蠟一樣的翠綠，再而就是凝重的黛綠或墨綠了，這時的葦子園最有生氣，遠遠望去，就像海水一樣在陽光下湧動着，一會兒倒向西，又一會兒傾向東……
葦子園是小城的一景，讓清清河水綠了，讓河邊土地綠了，讓小城人心綠了，綠得水靈而厚重。夏秋之交，葦子園最美。葦因水而媚，水因葦而澈，自有許多的韻致。若是月夜，那風清葦動中便是滿目的婆娑之姿和朦朧的詩意。蛙兒在清晨或傍晚唱得最歡，如同金屬的奏鳴。看守葦子園的老人，在葦岸上壘一座坯屋，屋前的棚架上，爬滿南瓜、絲瓜和葫蘆青青的藤蔓。門前的石桌邊，總是蹲着那隻豎直了耳朵的老黃狗，時時都伸出好長的舌頭警惕着過往的行人。老人時常是巡視一番之後，就甩出長長的魚鈎靜靜坐了，讓悠閒的時間去逗那饞嘴的魚兒。這時，那綠葦紅日和土屋老人，就活脱脱一幅好看的畫兒了。
小時候常去葦子園裏掐水芹菜。水芹棲水而生，綿延茂盛，不一會兒就掐一大籃子，回家醃了就能下飯，比家芹的味道要烈一些厚一些。掐了水芹菜並不急着回家，總喜歡坐在老人屋前看飛來飛去的鳥兒。那鳥兒唧唧喳喳開音樂會似的。鳥兒站在葦梢上時，就隨風搖動起來，像盪鞦韆，一搖一擺中會撲扇着翅膀，或箭般衝上天空，就像藍天下一朵朵飛翔的音符……
葦子園裏有好多的趣事兒，但我記不大清了，記得最清楚的就只剩下割葦子了。
割葦子前好幾天生產隊就要下通知。於是，左鄰右舍都一片嚓嚓的磨鐮聲。這時，人們的臉上都一片喜色，連走路的腳步都比過去有勁兒，連彼此招呼的嗓門兒都比往日響亮，連那些彎着腰的，拄着枴棍兒的老頭兒老太太們，也都十二分地精神了。
於是，小街東頭那個鐵鐘噹噹一響，街道里就響起撲撲騰騰的腳步聲，一撥一撥兒湧向葦子園，繼而那高高胖胖的葦子就被鐮刀刷刷地放倒了。然後被一捆一捆運到路邊兒的大馬車上，一輛輛都裝得小山似的，車把式拿長鞭在空中“叭”一聲甩個炸響，再一聲“駕——”就有了“”的馬蹄聲。
這時候，生產隊部的大院裏已支起幾口大鐵鍋。鍋裏燉着肥豬肉肥羊肉，一溜的大案板前那幾個壯實的大嬸兒正擀着寬寬的面片兒，每個人的臉上都淌着汗水，也淌着快活的笑容。院子裏不一會兒就擠了一堆的小辮子，一堆的煤火蓋兒，一雙雙饞貓一樣的眼睛。於是，大嬸兒就朝這些娃娃們喊：“起起起，還不到吃的時候哩，急啥？一邊兒去。”話雖這樣説，可刀下卻刷刷刷幾下，一人一小塊肉就塞娃們嘴裏了……一到割葦子的人回來，那就真的是熱鬧了，全隊的大人小孩兒都拿着碗筷去會餐。這時候，人人都可以放開肚皮吃，沒有任何限制，一個個直吃得肚子溜圓，還不停地打着飽嗝兒。這時滿街都是誘人的香氣兒和快活的笑聲，説是比過年吃得都過癮，要是天天都這樣可就共產主義了。但這會餐只有兩頓兒。於是，割了葦子的人們就開始盼着來年割葦子的時候了。
割葦子，是我們生產隊的一件大喜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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