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句三首】 作者：杜甫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吏。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二十一人同入蜀。惟殘一人出駱谷。自説二女齧臂時，回頭卻向秦雲器。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翻譯：前年渝州刺史被殺，今年開州刺史被殺。盜賊四起比虎狼還兇，虎狼食人尚留下妻子。一家二十一口，逃難到蜀地，只剩下一人離開駱谷。説到兩個女兒被掠時生離死別的情景，不禁向天嚎啕大哭。禁軍兵馬可稱驍勇，施暴大略和党項羌、吐谷渾差不多。聽説在漢水殺了很多人，把婦女留在軍營。
“絕句”是詩的名稱，並不直接表示詩的內容。這種形式便於用來寫一景一物，抒發一瞬間的感受。詩人偶有所見，觸發了內心的激情，信手把自己的感愛寫下來，一時不去擬題，便用詩的格律“絕句”作為題目。杜甫用這一形式寫了一組詩，共四首，用“絕句”為總題。本課《絕句》是其中的一首。這首詩是他從家裏的窗口攝取的一幅優美的風景畫，表達了他寬闊的胸懷和悠閒愉悦的心情。 這首詩是杜甫重返成都後在他的草堂中寫的。他這段生活比較安定，心情也比較愉快，因此他能夠用閒適的心情去欣賞草堂附近的景色，寫出流傳千古的名篇。
詩人倚窗向外眺望，首先看到的是近景：屋外楊柳呈現一派青翠欲滴的色彩，柳枝迎風飄舞。兩隻黃鶯在柳枝間相互追逐，唱出了悦耳的歌聲。詩人給逗樂了，於是寫出了“兩個黃鸝鳴翠柳”這一有聲有色的詩句。再把視線投向天空，看到成行的白鷺在高空中自由自在地飛翔，好像要與青天相接的樣子。這很自然地會使詩人產生“一行白鷺上青天”的感受。這兩句由近及遠，視野遼闊。詩人的眼睛好像攝影機的鏡頭一般，又轉向對面的西嶺（即岷山）。這巍峨的`西嶺，盡是皚皚白雪，千年不化。它像一道雪砌的屏障，橫亙西部。西嶺雖大，但這個小小的窗口卻能把西嶺的雪景盡收眼底。詩人用“窗含”句來概括所看到的這幅積雪圖，氣勢非凡。接着詩人的目光又由山落到門前的岷江上，看見沿河停泊着許多商船。這些商船是經常往來於蜀地和長江下游吳地的。草堂附近有個合江亭，由蜀到吳去的人都由此登船。據歷史記載，三國時費偉出使東吳，孔明曾在此為費偉送行。他對費偉説：“萬里之行始於足下。”後人把附近的一座橋稱為“萬里橋”。杜甫當然熟悉這些掌故，於是把眼前景物與歷史事實熔鑄入詩，就得出了“門泊東吳萬里船”之句。
全詩四句，兩兩相對，剛好組成兩副對子。這兩副對子寫的景色遠近交錯，形成一個完整的、遼闊的、有聲有色的畫面。“千秋雪”使人想到宇宙的無窮，“萬里船”使人想到地域的廣大。這首小詩描繪出來的圖景，真是尺幅千里，容量極大，給讀者無限廣闊的思索空間。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
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
杜甫(712-770)，字子美，漢族，唐朝河南鞏縣（今河南鄭州鞏義市）人，自號少陵野老，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合稱“李杜”。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稱為“老杜”。
杜甫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被後人稱為“詩聖”，他的詩被稱為“詩史”。後世稱其杜拾遺、杜工部，也稱他杜少陵、杜草堂。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杜甫雖然在世時名聲並不顯赫，但後來聲名遠播，對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杜甫共有約1500首詩歌被保留了下來，大多集於《杜工部集》。
文學特點
詩文表述
語言
杜甫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沉鬱”的特點，語言和篇章結構又富於變化，講求煉字煉句。“沉鬱”一詞最早見於南朝，“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後來杜甫寫更以“沉鬱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對杜詩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關係。同時，杜甫處於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後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變，趨近現實主義。
意象
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雲、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塗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讚美”，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於“沉鬱頓挫”。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云：“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説：“凡人作詩，一句只説得一件事物，多説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説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説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説數百里，能説兩軍州，能説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風格
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鬱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他的創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敍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為是受到《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並論説：“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王安石表彰杜詩“醜妍鉅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陳善《捫蝨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註集成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
格律
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煉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築美”。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
內容
杜甫的詩歌的內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説法最早見於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 。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説。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證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説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有人認為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而詩有評人評事者，皆可“不虛美，不隱惡”，故號詩史。此説可取。另一説是，杜甫之詩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這種説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放《中山詩話》雲：“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
主要思想
用杜甫自己的話來説，“窮年憂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濟時肯殺身”，是他的一貫精神。他拿這些來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勵朋友。他表彰元結説，“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他對嚴武説，“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他對裴虯也説，“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正是這些進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種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堅忍不拔的頑強性格，和胸懷開闊的樂觀精神，使他成為中國歷史上政治性最強的偉大詩人。當然，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也是分不開的。
杜甫出生在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傳統的官僚世家，家庭給予杜甫正統的儒家文化教養和務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雄心。所以杜甫稱做官是他們家族的“素業”——世代相襲的職業，他的各種文化教養以及以後的種種行為都是在為追求仕途事業和為官行道相聯繫。如他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寫道“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就是一種企望入仕，在仕途大業中實現自己“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抱負，即渴望在社會實際工作中建功立業，兼濟蒼生。三十五歲以前，是杜甫的讀書和壯遊時期。正當開元盛世，杜甫的經濟狀況也較好，這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時期。從二十歲起，他結束了書齋生活，開始了為時十年以上的“壯遊”。在這長期的壯遊中，杜甫接觸到我們祖國無比豐富的文化遺產和壯麗河山，不僅充實了他的生活，也擴大了他的視野和心胸，為他早期詩歌帶來相當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望嶽》詩可為代表。“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正流露了詩人對一切事業（包括創作在內）的雄心壯志。但由於這種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現實，因此，作為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這只是他的創作的一個準備時期。
杜甫走向現實主義，是從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開始的。這是安史之亂的醖釀時期，當權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楊國忠，杜甫不僅不能實現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而且開始過着“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常挨餓受凍：“飢餓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懸百結。”在飢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經想到退隱，作一個“瀟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杜甫沒有迴避艱苦，還是堅決走上積極入世的道路。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漸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傑作。杜甫也曾有這樣的詩句“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又如“丈夫四方誌，安可辭固窮”等，這些詩句無一不反映出杜甫身上那種渴望濟世揚名，渴望建功立業的雄懷大志，但是杜甫的。這種理想和抱負建立在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及憂患意識之上的。十年困守的結果，使杜甫變成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這才確定了杜甫此後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的方向。
從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賊與為官時期。這是安史之亂最劇烈的時期，國家岌岌可危，人民災難慘重，詩人也歷盡艱險。安史之亂是帶有民族矛盾性質的，當時進行的戰爭乃是有關國家存亡的自衞戰爭。因此杜甫對待戰爭的態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對，而是積極號召。他哀悼那為國犧牲的“四萬義軍”，他告誡文武官吏要“戮力掃攙槍”，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還是勉勵人民參戰。由於深入人民生活，並投入實際鬥爭，這就使他寫出了《悲陳陶》、《哀江頭》、《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馬》和“三吏”、“三別”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愛國精神的詩篇，並達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峯。如他的詩歌《登岳陽樓》：“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在這首詩歌當中，詩人站在岳陽樓上，通過遠眺，想到了兵荒馬亂、戰火紛飛的社會狀況，從而憑依窗軒，胸懷家園，不禁涕淚交流。又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而在這首詩中，由於聽到朝廷收復失地的消息而驚喜若狂。這兩首詩都是杜甫流落漂泊之時所作。由於安史之亂，社會顯得一片狼藉，所以杜甫無時不期望着能夠平息叛亂，社會歸於安定。因此當他想到國家遭殃，戰火不熄，生靈塗炭的時候就流淚不止，而當聽説官軍收復了薊北，於是又喜極而泣，不能自抑。可見，杜甫的憂來自於國家，喜亦是來自於國家，這就是儒家知識分子身上所具有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759年七月，杜甫棄官於這年年底到達成都，在成都西郊蓋了一所草堂，開始他最後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經常過着“生涯似眾人”的日子。他愛和勞動人民往來，而憎厭官僚，所以説：“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還因為避臧介之亂而捱了五天餓。可貴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論怎樣苦，也不論漂泊到什麼地方，他總是在關懷着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時也從不曾忘記或放鬆自己的創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間，他寫了一千多首詩。《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遭田父泥飲》、《諸將》、《秋興》、《歲晏行》等都是這時期最優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帶有更多的抒情性質，形式也更多樣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創造性地賦予七言律詩以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內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年、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兩三年，770年冬，死在由長沙到岳陽的一條破船上。“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這是他對國家和人民最後的懷念。
兩隻黃鸝在翠綠的柳樹間婉轉地歌唱，
一隊整齊的白鷺直衝向蔚藍的天空。
我坐在窗前，可以望見西嶺上堆積着終年不化的積雪，
門前停泊着自萬里外的東吳遠行而來的船隻。
杜甫《絕句》
朝代：唐代
作者：杜甫
【原文】
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
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
【賞析】
“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兩個黃鸝在鳴，這就有聲音了。“一行白鷺上青天”，這就有一個行為、一個行動。一橫一縱，“兩”和“一”相對；一橫一縱，就展開了一個非常明媚的自然景色。這句詩中以“鳴”字最為傳神，運用了擬人的手法把黃鸝描寫的更加生動活潑。那麼接下來杜甫又講到“窗含西嶺千秋雪”，我的窗子裏包含了岷山千萬年累積的雪，西面的岷山，是千年的積雪的一個岷山。“門泊東吳萬里船”我的門口停着長萬里的船隻。這樣就形成了一迎一送，迎這個積雪的山頭來進入你的視野，送這個船到下游去。那麼這個“萬里船”能夠通行，也説明這個“安史之亂”已經進入了尾聲了，已經接近要平定了，這個時候那航船也可以通行了，做生意的人可以在這條江上來來往往了。 那麼這麼一首詩，它本身是非常有修飾之美的，在加之它四句都是對仗的。從六朝開始就有絕句，到了唐代以後絕句就形成了非常圓熟的一種藝術，我們很多著名的詩都用絕句。絕句就是四句，四句往往或者四句都不對仗，或者四句前面兩句寫景對仗後面兩句抒情不對仗，或者是前面兩句不對仗後面兩句對仗，那麼現在他這首詩四句都對仗，可以説是一首非常工整的、寫得非常認真的一首詩。杜甫有一個寫詩的時候讓人“語不驚人誓不休”，所以他就把這首詩千錘百煉。
【詩人簡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世稱“杜工部”、“杜少陵”等，漢族，河南府鞏縣（今河南省鞏義市）人，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被世人尊為“詩聖”，其詩被稱為“詩史”。杜甫與李白合稱“李杜”，為了跟另外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開來，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他憂國憂民，人格高尚，他的約1400餘首詩被保留了下來，詩藝精湛，在中國古典詩歌中備受推崇，影響深遠。759-766年間曾居成都，後世有杜甫草堂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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