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1636年[1]-1912年），從努爾哈赤建立後金起，總計296年。從皇太極改國號為清起，國祚276年。從清兵入關，建立全國性政權算起為268年。
1616年，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建立後金。1636年，皇太極改國號為大清。1644年，駐守山海關的明將吳三桂降清，多爾袞率領清兵入關。入關後20年時間裏，平定大順、大西、南明等政權。[12]後又平定三藩之亂、統一台灣，完成全國統一。康雍乾三朝走向鼎盛，在此期間，中國的傳統社會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成就。土地增墾，物產盈豐，小農經濟的社會生活繁榮穩定，綜合國力遠勝於漢唐。鴉片戰爭後多遭列強入侵，進行了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等近代化的探索和改革。1912年2月12日，北洋大臣袁世凱誘使清帝溥儀遜位，頒佈了清帝退位詔書，清朝從此結束。
清朝時期，統一多民族國家得到鞏固和發展，清朝統治者統一蒙古諸部，將新疆和西藏納入版圖，積極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乾隆年間，中國作為統一的多民族世界大國的格局最終確定。極盛時期的清朝，西抵葱嶺和巴爾喀什湖，西北包括唐努烏梁海，北至漠北和西伯利亞，東到太平洋（包括庫頁島），南達南沙羣島。包括50多個民族，國家空前統一。
期間中國古代的專制主義也推向了最高峯。清朝前期農業和商業發達，江南出現了密集的商業城市，並在全國出現了大商幫。在此基礎上，人口突破四億大關，佔世界總人口十億的近一半。
由滿州貴族建立起的大清王朝，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在康乾盛世時國力的發展也曾震驚世界，可這樣的盛世下卻藏着覆滅的危機，政治、經濟、文化上的矛盾都成了大清覆滅的隱患。
之後大清自以為天朝上國的閉關鎖國政策可以説是讓中國徹底落後於世界了，再加上慈禧太后對中國長達48年的統治，一度以軟弱的政策向英法等國不斷妥協，甚至想要再次垂簾聽政下詔立3歲的溥儀為帝，這樣的統治怎能不衰敗？
1912年2月12日，清朝最後一個皇帝也不得已宣佈退位，清王朝近300年的統治正式宣告結束，同時也是中國封建帝制的終結點。
在清朝亡國後，溥儀作為最後一任皇帝一樣被人操控了幾十年不得安寧，而那些籍籍無名的十多萬大清皇室貴胄又如何安身立命？
那些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阿哥格格們，只懂爭寵的皇后妃子們，從紙醉金迷般的奢靡生活跌落神壇，成了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曾無意翻過幾頁民國時期的報紙，王子皇孫死於城門外，公主貴婦墜入煙花院的花邊新聞屢見不鮮，這又是怎樣的一種悲劇。
1920年5月23日，上海的《民國日報》上曾刊登了一篇《今日之旗人生活狀況》，大致將清朝亡國後的滿州人的生活狀況分為了以下四大類：
1、貴官派，就是説那些享受《優待條例》的皇室宗親，這些人雖然有些家底，但是入不抵出，更是因為少不經事，“眾家丁分肥“，預計”將來不至窮死不止”；
2、謀生派，在皇室宗親之中也有勤求有強者，可以自立，“此派為旗族中之尚佳者”，逐漸可與其他各族同化；
3、勞動派，以漢軍旗人居多數，普通以人力車為謀飯之計，生活困頓但尚能自存；
4、待死派，就是指那些註定“老死牖下”的赤貧者。
曾經不學無術的滿人貴族子弟，又沒有賴以生存的技能，日子過得更是舉步維艱，有頭腦有志氣的人學起了做生意，有的賣蔬菜水果、賣魚肉，有的街頭賣藝等，然而更多的人是流落街頭、沿街乞討、挖掘祖墳，餓死街頭的大有人在。
也會有一些善於謀算的，帶着錢財移居海外，而當時清朝的珍寶就這樣被他們帶走，流落海外。
改名換姓，定居故鄉的大有人在，滿洲的起點是在東北，在清亡後有近三萬的貴胄回到了故鄉，改名換姓重新生活。
富貴夢還沒醒，貪戀權貴的也有不少，想要繼續擁有錢權，甚至不惜通敵賣國以求榮，成為日本人的漢奸，這樣的人在我們中國人的歷史上畫上了醜陋的一筆，這不只是影響了他們自己，甚至影響到了子孫後代。
這羣滿族貴胄，不管曾經在清廷有着何等尊貴的身份，不管選擇了怎樣的生活方式，在清亡後，都歷經了很長一段醜陋黑暗的生活。
佔領中國(1644~1683年)
1644年後，中國南方先後出現了福王、魯王、唐王、桂王等多個抵抗政權(又稱南明)，此外還有李自成的大順、張獻忠的大西政權。李自成死後，餘部與明湖廣總督何騰蛟、湖北巡撫堵胤錫聯合抗清。1647年大敗清軍於全州，次年幾乎收復湖南全境。江西金聲桓和在廣州李成棟先後反正，出現了南明時期第一次抗清鬥爭的高潮。
但永曆政權不能團結對敵，給了清軍以喘息之機。1649~1650年，何騰蛟、瞿式耜先後犧牲。1652年，李定國率軍8萬東出廣西，下桂林，又攻入湖南、廣東，“兩蹶名王，天下震動”。劉文秀亦出擊四川，克復川南。東南沿海的張煌言等的抗清軍隊也發動攻勢，抗清鬥爭再次出現高潮。
不幸的是，這時孫可望同李定國之間矛盾爆發，破壞了大好形勢。孫可望降清後，雲貴虛實盡為清軍所知。1658年，吳三桂率清軍攻入雲南。南明政權的抵抗鬥爭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它的影響和意義是極其深遠的。
在清軍佔領全中國的過程中，無惡不作，激起江南人民的強烈反抗，特別是剃髮令強制執行，各地再燃抗清的熊熊烈火。清廷殘酷鎮壓，在揚州、嘉定、江陰、南昌、廣州等地進行了大肆屠城。
清軍在四川大肆屠殺，四川的人口從萬曆六年(1578年)口310萬(《明會要》卷五十)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估算的一萬八千零九十丁(嘉慶《四川道志》卷十七)，整整少了三百多萬人。為此，清朝御用文人編造了“張獻忠屠盡四川人”的謊言，而實際上在張獻忠1646年戰死後，清軍在四川尚有長達13年的征戰。
此後清軍各地“剃髮易服”，造成人口驟減，發生西南地區民生蕭條、萬里無人的景象。1659年，清軍佔領西南地區。並遷移湖廣人口填川，以補充勞動力的不足。
明將鄭成功在1661年攻下了當時為荷蘭殖民地的台灣，打起南明旗號建立台灣鄭氏政權，來做為抗清基地。1683年，清政府派施琅攻佔台灣。
清朝在人文精神上比前朝確有了很大退步。清朝初期和中期，推行民族牢獄式的統治。在經濟上把關外落後的奴隸制帶入中原，大力推行圈地投充等惡政，以供八旗子弟白白吃餉，他們常年寄生蟲般的生活造成了清朝武力的退步(乾隆視察八旗軍發現他們馳馬墜地，箭箭虛發)也使得滿清越來越依靠漢族軍兵。除了推行奴隸制外，由於中前期不斷窮兵黷武，儘管從越南引入了優良稻種，清朝還是到了乾隆年間才恢復到明朝萬曆年間的水平。在政治上，明代的君權依然鬆懈，而清朝又把封建專制推向了最高峯。為了鞏固其統治，製造了多起文字獄。最典型的就是明末可以和春秋時代相比的晚明思潮在清代終結。知識分子不敢發表獨立見解而是鑽進故紙堆去考究古書，這就是所謂的錢嘉學派。不單是哲學思想連文學也有很大退步。如明末話本小説所透露的生動生活氣息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枯燥的道德説教，只有看透世事的紅樓夢聊齋給了人一筆亮色。由於清朝統治者刻意製造滿漢之分，壓制漢族先進思想，閉關鎖國。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國的落後。清朝後期，成為了殖民主義者侵略擴張的新對象。西方列強先後發動了兩次鴉片戰爭。清政府被迫與西方列強簽定了一系列的不平條約。為了自強，晚清政府全國上下開展了洋務運動，“師夷長技以制夷”，然而當時只是看到了西人的外在所長(如船堅炮利)，卻看不到中西方本質的差距。所謂的同治中興不過是迴光返照，當然這為近代中華民族工業打下了一定基礎。1898年，鋭意改革立志變法的年輕光緒帝開始了“戊戌變法”。但與此同時，中國封建社制度已經走到窮途末路，以滿清貴族為主的保守勢力的阻擾新法，仍然叫囂着中國寧與友邦(洋人)，不與家奴(漢人)這樣的愚蠢狹隘的口號，結果變法失敗。
康熙鞏固和加強了祖國的統一。對內平定了三藩之亂；降服了控制枱灣的鄭成功孫子鄭克塽，使中國重新歸於統一；1675年，他派兵驅逐了盤踞在黑龍江流域雅克薩的沙俄侵略者，遏制了沙俄對華侵略的野心。1679年，他派代表與沙俄代表簽訂了《尼布楚條約》，劃定了中俄東部邊界線；平定了回疆、準噶爾等反動貴族的叛亂；自康熙時期至十九世紀中期，中國在北起外興安嶺，南至南沙羣島的曾母暗沙，西起巴爾喀什湖和帕米爾高原，東抵鄂霍次克海、庫頁島和台灣廣大而神聖的領土內，實現鞏固了全國的統一，加強了中央集權，成為當時世界上強大的國家。
? 康熙注意恢復和發展生產。採取了一系列有利於社會經濟恢復和發展的措施。鼓勵墾荒，從1671年起，陸續放寬墾荒起科年限，並規定墾荒有成績，據開墾多少，給予不同官職，這促進了墾荒的積極性，到康熙末年，全國荒地基本上得到開闢。1669年，康熙下令廢除圈地令，以後永遠停止圈地，並規定所圈土地應退還給農民。1685年，康熙又規定民間新墾田畝，“自後永不許圈”，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貴族旗主的經濟擴張，有利於自耕農民。康熙還下令將明朝藩王的莊田改為“更名田”。
康熙皇帝適應了歷史發展的需要，進行一系列統一戰爭，使局勢趨向穩定，清政府大為鞏固，又通過一系列的文治，促進了經濟、文化的發展，使中國人民過上了一百一十二年的和平生活。再經雍正、乾隆的努力，出現了康乾盛世的繁榮局面。
“永不加賦”的謊言
范文瀾等所著《中國通史》中：“新增人丁永不加賦”，是從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年)年開始實行的。它規定丁賦的徵收，以康熙五十年全國的丁銀額為準，以後新增人丁，永不加賦。……
丁賦和田賦，在攤丁入地以前，是兩個並行的徵課項目，田賦按畝徵收，丁税則計口徵收。由於丁税對農民是一個沉重的負擔，所以無地農民，為了拒納丁銀，往往被迫逃亡。這種因人丁逃亡而徵不足額的情形，從清初至康熙五十年間，始終存在。在“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詔令”中，康熙也承認有久、十丁之户，也只一、二人交納丁税。這説明，在頒佈“詔令”之先，丁税之未能足額，已經是既成的事實。為了達到足額徵收的目的，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年)規定編審人口，要“逐裏逐甲，審慎均平”，“如有隱匿捏報，依律治罪”。然而，即一直到康熙宣佈“新增人丁永不加賦”的“詔令”之前一年，各省編審人丁，仍然未將加增之數，盡行開報。地方官未嘗不力求足額，免幹罪戾。可是這樣的嚴攫遍索，而仍然不免於徵不足額，原因是很清楚的。那些沒有交納錢糧的餘丁，決不像康熙所説，實在“優遊閒居”，“共享安樂”，他們其實已經是“老幼無立錐”，“逃亡無蹤跡”。
在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年)，户部議定的執行條例中，規定了“新增人丁補足舊缺額數”的具體辦法：一户之內，如同時有新增之丁和開除之丁，即以所增抵補所除，如新增之丁不足以抵補開除之丁，即以親族之丁多者抵補；又不足，即以同甲、同圖之糧多者頂補。這種辦法，就連為清王朝唱讚歌的人也加以非議，認為這是“丁倒累户，户倒累甲”，“在官謂之補，在民謂之累”。
可以看到事實是這樣子的，首先，條令實施之前，丁銀難徵已經是既成事實；官員虛報丁數，造成老百姓苦不堪言；而真正實施的時候，“永不加賦”卻成了“永不減賦”，沒有實際意義甚至比以前更糟。而繼“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之後不到十年，就開始試行“攤丁入地”，徹底將“滋生人丁永不加賦”變成了一句沒有意義的空話。
1、龔自珍
龔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字璱人，號定庵。漢族，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晚年居住崑山羽琌山館，又號羽琌山民。清代思想家、詩人、文學家和改良主義的先驅者。
龔自珍曾任內閣中書、宗人府主事和禮部主事等官職。主張革除弊政，抵制外國侵略，曾全力支持林則徐禁除鴉片。48歲辭官南歸，次年卒於江蘇丹陽雲陽書院。他的詩文主張“更法”、“改圖”，揭露清統治者的腐朽，洋溢着愛國熱情，被柳亞子譽為“三百年來第一流”。
2、納蘭性德
納蘭性德（1655年1月19日—1685年7月1日），葉赫那拉氏，字容若，號楞伽山人，滿洲正黃旗人，清朝初年詞人，原名納蘭成德，一度因避諱太子保成而改名納蘭性德。大學士明珠長子，其母為英親王阿濟格第五女愛新覺羅氏。
納蘭性德自幼飽讀詩書，文武兼修，十七歲入國子監，被祭酒徐元文賞識。十八歲考中舉人，次年成為貢士。康熙十二年（1673年）因病錯過殿試。康熙十五年（1676年）補殿試，考中第二甲第七名，賜進士出身。納蘭性德曾拜徐乾學為師。
3、袁枚
袁枚（1716年3月25日－1798年1月3日），字子才，號簡齋，晚年自號倉山居士、隨園主人、隨園老人。錢塘人，祖籍浙江慈溪。 清朝乾嘉時期代表詩人、散文家、文學評論家和美食家。
乾隆四年（1739年）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1742）外調江蘇，先後於溧水、江寧、江浦、沭陽任縣令七年，為官政治勤政頗有名聲，奈仕途不順，無意吏祿；乾隆十四年（1749）辭官隱居於南京小倉山隨園，吟詠其中，廣收詩弟子，女弟子尤眾。
4、鄭板橋
鄭板橋（1693-1765），原名鄭燮，字克柔，號理庵，又號板橋，人稱板橋先生，江蘇興化人，祖籍蘇州。康熙秀才，雍正十年舉人，乾隆元年（1736年）進士。官山東範縣、濰縣縣令，政績顯著，後客居揚州，以賣畫為生，為“揚州八怪”重要代表人物。
鄭板橋一生只畫蘭、竹、石，自稱“四時不謝之蘭，百節長青之竹，萬古不敗之石，千秋不變之人”。其詩書畫，世稱“三絕”，是清代比較有代表性的'文人畫家。
5、顧炎武
顧炎武（1613.7.15—1682.2.15），漢族，明朝南直隸蘇州府崑山（今江蘇省崑山市）千燈鎮人，本名絳，乳名藩漢，別名繼坤、圭年，字忠清、寧人，亦自署蔣山傭；南都敗後，因為仰慕文天祥學生王炎午的為人，改名炎武。
因故居旁有亭林湖，學者尊為亭林先生。明末清初的傑出的思想家、經學家、史地學家和音韻學家，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稱為明末清初“三大儒”。
漢族自古以來就非常重視衣冠服飾。《孝經》有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漢人成年之後就不可剃髮，男女都把頭髮綰成髮髻盤在頭頂。滿族的髮型與漢人迥異，該族男子把前顱頭髮剃光，後腦頭髮編成一條長辮垂下。漢人的服裝漢服以交領、右衽、無扣等為主要特色，滿裝的主要特點是立領、對襟、盤扣等。
清朝由居於中國東北的滿族人建立。在入關之前，滿族統治者在關外已然推行“剃髮易服”政策。對被征服的漢人一律強令改變髮式、更換服裝，投降的明朝將士也必須剃髮易服，作為臣服的標誌。
清軍於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入關時曾頒發“剃髮令”，因引起漢人的不滿和反抗，於是公開廢除此令。1645年清兵進軍江南後，漢臣孫之獬受到其他漢大臣的排擠，惱羞成怒之下向攝政王多爾袞提出重新頒發“剃髮令”。於是，多爾袞下令再次頒發“剃髮令”，規定清軍所到之處，無論官民，限十日內盡行剃頭，削髮垂辮，不從者斬。其執行口號是：“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漢族人民為保護世代相承的文物衣冠進行了此起彼伏的鬥爭。清朝統治者對此進行了暴力鎮壓，例如1645年發生的嘉定三屠事件即與“剃髮易服”有關。此起彼伏的鬥爭歷經幾十年，最終結果是滿族封建統治者取得勝利，漢族大部分生者都剃髮結辮，改穿滿族衣冠；堅持不願改換衣冠者要麼被殺，要麼逃到海外，要麼遁入空門，帶髮修行。
清朝滿族統治者推行“剃髮易服”的原因：一般認為，滿族統治者希望通過剃髮易服來打擊、摧垮廣大漢族人民尤其是上層人士的民族精神；保持滿族的統治地位，保持滿族不被漢族同化。後來的歷史表明，滿族統治者的這一措施基本達到了預期效果。漢人逐漸淡忘本民族服飾，習慣了滿族的髮式和服裝。到辛亥革命推翻清帝國，號召民眾剪去辮子時，仍然有許多人不願意剪，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害怕剪去鞭子後被官府殺頭，可見“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剃髮易服”政策對漢族影響極深。
“剃髮易服”是清初主要的社會矛盾之一。針對當時各地漢人的抗爭此起彼伏的情況，當時的陳名夏曾説過：“免剃頭復衣冠，天下即可太平”。然而不久他就因為説了這句話而被滿門抄斬。
在我們的印象中，王朝的滅亡往往是因為昏君奸臣擾亂朝綱，從而引得天下百姓揭竿而起，而提到清王朝滅亡的原因時，史學界普遍認為是腐朽的封建制度以及統治者的問題。
可是近來，金一南將軍在一次宣講中，在談到清朝歷史時卻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他認為，清朝沒有昏君也沒有奸臣，之所以滅亡是因為他們生不逢時、沒有先進的裝備和生產力，所以打敗不了侵略者。
對此相信很多人會有疑問，為何金一南將軍會出此言論呢？
金一南將軍
金一南將軍他當時是這樣講的，他認為漢族王朝的規律是“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也就是開創基業的前幾世是勵精圖治的，但到第五世開始便會逐漸懈怠，直至王朝滅亡。而清王朝則不是這樣，從康、雍、乾盛世，到道、鹹、同、光衰世的轉換極快，中間只隔了一個嘉慶皇帝。
由於這種衰亡並不是傳統的幾世而衰，所以金一南將軍認為清朝的衰亡，統治者並沒有問題，因為皇帝並沒有明朝的某些皇帝一樣不理朝政，反而是各個都勵精圖治，包括幾個衰世皇帝也是如此。
康熙皇帝
按照金一南將軍引用著名學者柏楊的話來説，就是：
“清王朝將近三分之二的皇帝都很能幹，瞭解並努力完成他們的責任，三分之一的也都屬於中等才智，像明王朝那樣草包惡棍型君主，清王朝一個也沒有。中國還沒有一個王朝出現過這麼多具有很強能力而又肯辛勤工作的帝王。”
就比如幾個衰世皇帝，道光皇帝穿過帶補丁的褲子，皇后過生日時用打滷麪來招待客人，並且力排眾議、全力支持林則徐禁煙，但就是這樣的皇帝，因為軍事實力的薄弱，導致鴉片戰爭失敗，被迫簽訂了不平等條約。
咸豐皇帝繼位後，將“防三漸”作為座右銘：第一，防土木之漸（防止大興土木）；第二，防宴安之漸（防止大吃大喝）；第三，防壅蔽之漸（防上情不能下達，下情不能上達），可就是這樣的皇帝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時也失敗了。
鴉片戰爭
同治皇帝也繼承先輩遺志，勵精圖治，重用洋務派，光緒皇帝也同樣如此，為了挽救大清，甘願交出權力，實行君主立憲，變法維新，可就是這樣，該敗還是敗。
那麼為什麼清朝有這麼多能幹的皇帝卻還是打不過侵略者呢？金一南將軍把原因歸結為：對手太強大，他們的對手不再是那些落後的周邊鄰國，而是更加強勁的對手；他們生不逢時，倘若他們生在別的朝代，那都可能是英明君主。
金一南將軍
事實上，很多人對此都不能理解，但不得不承認，金一南將軍説的有道理，弱國無外交，自古如此，清王朝落後，就要捱打，這放在任何一個朝代都無法避免，所以對手太強大的確是清朝滅亡的原因之一。
但是我們還要思考為什麼清王朝會如此落後，要知道在明朝時，中國無論是經濟水平還是軍事實力都是世界上當之無愧的第一。
當時的北美洲還是一片蠻荒之地，歐洲還處於中世紀末期，一片混亂，可時隔兩百年，北美成了自由民主大地，歐洲有了日不落帝國，幾千人就能將清王朝打的落花流水。
這讓我們不禁有所疑問，這兩百年裏，清朝的這些“不昏之君”究竟在幹什麼？
清朝的確沒有昏君，但也沒有明君，也就是一個開明的君主。中國曆來提倡尊重“祖法”，但清朝尤甚。清朝與日本一樣，起初都是被列強欺負的國家，但日本善學習懂變通，於是日本強大了，強大到一個藩屬國去欺負宗主國。
而清朝呢？康有為上書求變法之時卻得到了“祖宗之法不可變”的答覆而不能面見皇帝。倘若有一個君主能夠推翻“祖宗之法不可變”這一言論，歷史又會怎樣發展？倘若有一君主能夠放下騎射的情懷，放下自大的心理，結局又將如何？
戊戌變法
清朝後期也的確沒有奸臣，但是權力不在大臣之手的同時，又豈在皇帝之手？慈禧手握大權，卻説出了“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這樣的話語，作為一個統治者卻如此賣國，這簡直比那些貪官污吏更加可惡。
而曾國藩、李鴻章等大臣忠的是清朝，而不是中國，他們不是中國利益的守護者，而是出賣者，這樣對於國家的錯誤認知，造成的後果是嚴重的，統治者讓他們做什麼他們才能做什麼，這樣的大臣也是可悲的。
皇帝不是糊塗皇帝，大臣也不是糊塗大臣，但最後還是滅亡了，為什麼呢？將其歸咎於對手實力強確實太過片面化了。國家不是一日便能富強，也不是一日便可衰弱，但兩百年的時間可以改變太多了。對手實力強確實是清朝滅亡的原因之一，但自己實力弱、自己實力為什麼弱、對手實力為什麼強更是不可忽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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