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莫聽穿林打葉聲）
昭君怨（誰作桓伊三弄）
洞仙歌（冰肌玉骨）
浣溪沙（遊蘄水清泉寺）
西江月（頃在黃州）
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棗花）
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
行香子·過七裏灘
永遇樂（彭城夜宿燕子樓）
西江月·重九（點點樓頭細雨）
滿江紅（江漢西來）
滿江紅·懷子由作（清潁東流）
江城子
念奴嬌·赤壁懷古②
臨江仙（夜飲東坡醒復醉）
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
鷓鴣天（林斷山明竹隱牆）
望江南（春未老）
卜算子（缺月掛疏桐）
賀新郎（乳燕飛華屋）
阮郎歸（綠槐高柳咽新蟬）
蘇軾是一代文豪，後來因為“烏台詩案”入獄103天，出獄後被貶到了黃州，這個時候的蘇軾喜歡上了佛法。當時的黃州位於湖北江的北岸，與長江南岸的江西省廬山隔江相望，佛印那個時候就主持廬山的歸宗寺，於是蘇軾與佛印經常有來往。佛印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高僧，名聞全國，蘇軾與佛印很快成為了好朋友。
歷史上流傳下來的關於蘇軾與佛印的小故事有很多，下面小編就説一下蘇軾與佛印參佛的小故事。蘇軾非常的有才學，偶爾有一天蘇軾詩興大發於是寫了一首贊佛詩：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在這首詩中蘇軾將自己的心境寫了進去，暗喻自己的心境已經是“八風吹不動”，寫完之後蘇軾讓侍童拿着自己的詩去送給佛印，蘇軾覺得佛印一定會對自己大加讚賞。但是佛印在讀了蘇軾的詩之後卻在詩的下面批上了“放屁”兩個字讓侍童帶給蘇軾。
蘇軾看到佛印所書的“放屁”兩個字勃然大怒，氣沖沖的去找佛印，等蘇軾到了佛印那裏誰知道小和尚卻説，師父吩咐下來，今天不見客。蘇軾聽了火冒三丈，不顧小和尚的攔阻，徑直向佛印的住處闖去，到了佛印的住處卻看到房門上貼着一張字條：“八風吹不動，一屁過江來。”蘇軾見到這兩句話，幡然醒悟，我真的錯了，為了區區“放屁”兩個字就大動肝火，何來“八風吹不動”呢？於是蘇軾自歎自己的修行遠遠不及佛印。
蘇軾與佛印的交往對蘇軾在佛法上的修為大有好處，可以説使得蘇軾仕途上的不如意造成的鬱悶心情得到了平復，對蘇軾保持一個豁達的心境是非常有好處的。
《赤壁賦》主要抒寫作者月夜泛舟赤壁的感受，表現了他曠達的人生態度。選文中他從宇宙的變化説到人生的哲理。認為從變化的角度看，天地一刻也不會不變，人生短暫，自然可悲；但從不變的角度看，那就是天地與我同生，萬物與我為一，都會無窮無盡。況且天地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到大自然中去尋求精神上的寄託人世間的榮辱、得失、憂樂便不足為念了。
蘇軾在詞的創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種文體自身的發展而言，蘇詞的歷史性貢獻
又超過了蘇文和蘇詩。蘇軾繼柳永之後，對詞體進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終突破了詞為“豔科”的傳統格局，提高了詞的文學地位，使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轉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從根本上改變了詞史的發展方向。
蘇軾對詞的變革，基於他詩詞一體的詞學觀念和“自成一家”的創)本站○(作主張。
自晚唐五代以來，詞一直被視為“小道”。雖然柳永一生專力寫詞，推進了詞體的發展，但他未能提高詞的文學地位。這個任務有待於蘇軾來完成。蘇軾首先在理論上破除了詩尊詞卑的觀念。他認為詩詞同源，本屬一體，詞“為詩之苗裔”，詩與詞雖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別，但它們的藝術本質和表現功能應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將詩與詞相提並論，由於他從文體觀念詞提高到與詩同等的地位，這就為詞向詩風靠攏、實現詞與詩的相互溝通滲透提供了理論依據。
為了使詞的美學品位真正能與詩並駕齊驅，蘇軾還提出了詞須“自是一家”的創作主張。此處的“自是一家”之説，是針對不同於柳永詞的“風味”而提出的，其內涵包括：追求壯美的風格和闊大的意境，詞品應與人品相一致，作詞應像寫詩一樣，抒發自我的真實性情和獨特的人生感受。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其文如其為人”（《答張文潛縣丞書》），在詞的創作上自成一家。蘇軾一向以文章氣節並重，在文學上則反對步人後塵，因而他不滿意秦觀“學柳七作詞”而缺乏“氣格”。
擴大詞的表現功能，開拓詞境，是蘇軾改革詞體的主要方向。他將傳統的表現女性化的柔情之詞為擴展為表現男性化的豪情之詞，將傳統上只表現愛情之詞擴展為表現性情之詞，使詞像詩一樣可以充分表現作者的性情懷抱和人格個性。蘇軾讓充滿進取精神、胸懷遠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詞世界，改變了詞作原有的柔軟情調，開啟了南宋辛派詞人的先河。
與蘇詩一樣，蘇詞中也常常表現對人生的思考。這種對人生命運的理性思考，增強了詞境的哲理意藴。蘇軾雖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夢，但並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終保持着頑強樂觀的信念和超然自適的人生態度。
蘇詞比較完整地表現出作者由積極轉而矛盾苦悶，力求超脱自適而不斷追求的心路歷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個性氣質。繼柳永、歐陽修之後，蘇軾進一步使詞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與創作主體由分離走向同一。
蘇詞既向內心的世界開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詞所表現的生活場景很狹小，主要侷限於封閉性的畫樓繡户、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後，柳永開始將詞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關河、葦村山驛等自然空間，張先則向日常官場生活環境靠近。蘇軾不僅在詞中大力描繪了作者日常交際、閒居讀書及躬耕、射獵、遊覽等生活場景，而且進一步展現了大自然的壯麗景色。
蘇軾用自己的創作實踐表明：詞是無事不可寫，無意不可入的。詞與詩一樣，具有充分表現社會生活和現實人生的功能。由於蘇軾擴大了詞的表現功能，豐富了詞的情感內涵，拓展了詞的時空場景，從而提高了詞的藝術品味，把詞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學殿堂，使詞從“小道”上升為一種與詩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體。
“以詩為詞”的手法則是蘇軾變革詞風的主要武器。所謂“以詩為詞”，是將詩的表現手法移植到詞中。蘇詞中較成功的表現有用題序和用典故兩個方面。
有了詞題和詞序，既便於交代詞的寫作時地和創作緣起，也可以豐富和深化詞的審美內涵。在詞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於蘇軾。詞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種替代性、濃縮性的敍事方式，也是一種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蘇詞大量運用題序和典故，豐富和發展了詞的表現手法，對後來詞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從本質上説，蘇軾“以詩為詞”是要突破音樂對詞體的制約和束縛，把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蘇軾寫詞，主要是供人閲讀，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雖也遵守詞的音律規範而不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蘇軾作詞時揮灑如意，即使偶爾不協音律規範也在所不顧。也正是如此，蘇詞像蘇詩一樣，表現出豐沛的激情，豐富的想象力和變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語言風格。雖然蘇軾現存的362首詞中，大多數詞的風格仍與傳統的婉約柔美之風比較接近，但已有相當數量的作品體現出奔放豪邁、傾蕩磊落如天風海雨般的新風格，如名作《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在兩宋詞風轉變過程中，蘇軾是關鍵人物。王灼《碧雞漫志》卷二説：“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強化詞的文學性，弱化詞對音樂的依附性，是蘇軾為後代詞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後來的南渡詞人和辛派詞人就是沿着此路而進一步開拓發展的。
蘇軾對社會的看法和對人生的思考都毫無掩飾地表現在其文學作品中，其中又以詩歌最為淋漓酣暢。在二千七百多首蘇詩中，干預社會現實和思考人生的題材十分突出。蘇軾對社會現實中種種不合理的現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時宜”的態度，始終把批判現實作為詩歌的重要主題。更可貴的是，蘇軾對社會的批判並未侷限於新政，也未侷限於眼前，他對封建社會中由來已久的弊政、陋習進行抨擊，體現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識。
蘇軾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閲歷極為豐富。他善於從人生遭遇中總結經驗，也善於從客觀事物中見出規律。在他眼中，極平常的生活內容和自然景物都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題西林壁》和《和子由澠池懷舊》兩詩。在這些詩中，自然現象已上升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轉化為理性的反思。尤為難能可貴的是，詩中的哲理是通過生動、鮮明的藝術意象自然而然地表達出來，而不是經過邏輯推導或議論分析所得。這樣的詩歌既優美動人，又饒有趣味，是名副其實的理趣詩。“不識廬山真面目”和“雪泥鴻爪”一問世即流行為成語，説明蘇軾的理趣詩受到普遍喜愛。蘇詩中類似的作品還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飲湖上初晴後雨》、《慈湖夾阻風》等。蘇軾極具靈心慧眼，所以到處都能發現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蘇軾對沉浮榮辱持有冷靜、曠達的態度，這在蘇詩中有充分的體現。蘇軾在逆境中的詩篇當然含有痛苦、憤懣、消沉的一面，但蘇軾更多的詩則表現了對苦難的傲視和對痛苦的超越。
蘇軾學博才高，對詩歌藝術技巧的掌握達到了得心應手的純熟境界，並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對待藝術規範，縱意所如，觸手成春。而且蘇詩的表現能力是驚人的，在蘇軾筆下幾乎沒有不能入詩的題材。
以“元祐”詩壇為代表的北宋後期是宋詩的鼎盛時期，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陳師道等人的創作將宋詩藝術推向了高峯。就風格個性的突出、鮮明而言，王、黃、陳三家也許比蘇軾詩更引人注目。然而論創作成就，則蘇軾無疑是北宋詩壇上第一大家。在題材的廣泛、形式的多樣和情思內藴的深厚這幾個維度上，蘇詩都是出類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蘇軾具有較強的藝術兼容性，他在理論上和創作中都不把某一種風格推到定於一尊的地位。這樣，蘇軾雖然在創造宋詩生新面貌的過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詩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這兩個主要缺點。所以蘇軾在總體成就上實現了對同時代詩人的超越，成為最受後代廣大讀者歡迎的宋代詩人。
蘇軾的文學思想是文、道並重。他推崇韓愈和歐陽修對古文的貢獻，都是兼從文、道兩方面着眼的。但是蘇軾的文道觀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獨特性。首先，蘇軾認為文章的藝術具有獨立的價值，如“精金美玉，文章並不僅僅是載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現功能便是人類精神活動的一種高級形態。其次，蘇軾心目中的“道”不限於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規律。所以蘇軾主張文章應像客觀世界一樣，文理自然，姿態橫生。他提倡藝術風格的多樣化和生動性，反對千篇一律的統一文風，認為那樣會造成文壇“彌望皆黃茅白葦”般的荒蕪。
正是在這種獨特的文學思想指導下，蘇軾的散文呈現出多姿多彩的藝術風貌。他廣泛地從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藝術營養，其中最重要的淵源是孟子和戰國縱橫家的雄放氣勢、莊子的豐富聯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風格。蘇軾確實具有極高的表現力，在他筆下幾乎沒有不能表現的客觀事物或內心情思。蘇文的風格則隨着表現對象的不同而變化自如，像行雲流水一樣的自然、暢達。韓愈的古文依靠雄辯和佈局、蓄勢等手段來取得氣勢的雄放，而蘇文卻依靠揮灑如意、思緒泉湧的方式達到了同樣的目的。蘇文氣勢雄放，語言卻平易自然，這正是宋文異於唐文的特徵之一。
蘇軾擅長寫議論文。他早年寫的史論有較濃的縱橫家習氣，有時故作驚人之論而不合義理，如《賈誼論》責備賈誼不知結交大臣以圖見信於朝廷，《范增論》提出范增應為義帝誅殺項羽。但也有許多獨到的見解，如《留侯論》謂圯上老人是秦時的隱君子，折辱張良是為了培育其堅忍之性；《平王論》批評周平王避寇遷都之失策，見解新穎而深刻，富有啟發性。這些史論在寫作上善於隨機生髮，翻空出奇，表現出高度的論説技巧，成為當時士子參加科場考試的範文，所以流傳極廣。蘇軾早年的政論文也有類似的風格特點，但隨着閲歷的加深，縱橫家的習氣遂逐漸減弱，例如元祐以後所寫的一些奏議，內容上有的放矢，言詞則剴切沉着，接近於賈誼、陸贄的文風。
史論和政論雖然表現出蘇軾非凡的才華，但雜説、書札、序跋等議論文，更能體現蘇軾的文學成就。這些文章同樣善於翻新出奇，但形式更為活潑，議論更為生動，而且往往是夾敍夾議，兼帶抒情。它們以藝術感染力來加強邏輯説服力，所以比史論和政論更加具備美文的性質。
蘇軾的敍事記遊之文，敍事、抒情、議論三種功能更是結合得水乳交融。
由於蘇軾作文以“辭達”為準則，所以當行即行，當止就止，很少有蕪詞累句，這在他的筆記小品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如《記承天夜遊》，全文僅八十餘字，但意境超然，韻味雋永，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蘇軾的辭賦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辭賦繼承了歐陽修的傳統，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蕭散之氣，吸收了詩歌的抒情意味，從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創作了《赤壁賦》和《後赤壁賦》這樣的名篇。《赤壁賦》沿用賦體主客問答、抑客伸主的傳統格局，抒寫了自己的人生哲學，同時也描寫了長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駢散並用，情景兼備，堪稱優美的散文詩。
蘇軾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樣體現出行雲流水的風格，他在翰林院任職時所擬的制誥曲贍高華，渾厚雄大，為台閣文字中所罕見。他遭受貶謫後寫的表啟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體中難得的性情之作。
蘇軾的散文在宋代與歐陽修、王安石齊名，但如果單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則蘇文無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蘇軾婚後不久，應邀去黃庭堅家作客，才到那裏，僕人就趕來請他馬上回去，説夫人有急事。黃庭堅有心諷刺，吟道：“幸早裏（杏、棗、李），且從容（蓯蓉為一味中藥）。”這句裏含三種果名，一種藥名。蘇軾頭也不回，蹬上馬鞍就走，邊走邊説：“奈這事（柰，蘋果之屬、蔗、柿）須當歸（當歸為中藥名）。”歎，東坡居士的才思實在令人拜服。
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蘇仙。漢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屬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欒城，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畫家。[1] [2]嘉祐二年（1057年），蘇軾進士及第。宋神宗時曾在鳳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職。元豐三年（1080年），因“烏台詩案”受誣陷被貶黃州任團練副使。宋哲宗即位後，曾任翰林學士、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等職，並出知杭州、潁州、揚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黨執政被貶惠州、儋州。宋徽宗時獲大赦北還，途中於常州病逝。宋高宗時追贈太師，諡號“文忠”。 蘇軾是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並在詩、詞、散文、書、畫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詩題材廣闊，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獨具風格，與黃庭堅並稱“蘇黃”。詞開豪放一派，與辛棄疾同是豪放派代表，並稱“蘇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與歐陽修並稱“歐蘇”，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軾亦善書，為“宋四家”之一；工於畫，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東坡七集》、《東坡易傳》、《東坡樂府》等傳世。
閒來無事，蘇軾去金山寺拜訪佛印大師，沒料到大師不在，一個小沙彌來開門。蘇軾傲聲道：“禿驢何在？！”。小沙彌淡定的一指遠方，答道：“東坡吃草！”
久未與友謀面的蘇軾邀黃庭堅來家做客，小妹見兄長親自出門迎接，便出了個上句相戲，句雲：阿兄門外邀雙月。“雙月”合為“朋”字。蘇軾知小妹是和自己開玩笑，當即對道：小妹窗前捉半風。“半”對“雙”，“風”對“月”，甚為妥貼。有趣的是，“風”的繁體字“風”，半風即“蝨”，意思是説小妹在窗前捉蝨子。小妹氣得扭頭就走。
蒙田範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