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稚暉，江蘇武進人，清同治四年二月廿八（即公元1865年3月25日）丑時生。1890年入江陰南菁書院，1894年入蘇州紫陽書院，曾為清朝舉人。1898年6月，吳稚暉到上海南洋公學（今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任教，1901年留學日本。
1902年10月，吳稚暉、蔡元培等人發起成立愛國學社，吳稚暉任學監兼國文教員。1903年起，愛國學社在張園發起演説會。吳稚暉等紛紛登台演説，《蘇報》將張園演説詞刊登出來。1903年夏，《蘇報》聘章士釗為主筆，章太炎、蔡元培為撰稿人，報道各地學生的愛國運動，推薦、發表了鄒容的《革命軍》和章太炎的《客帝篇》、《駁康有為政見書》、《革命軍序》等文，革命旗幟鮮明，一時歡迎如狂。清政府十分恐懼，並派人勾結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捉拿鄒容、章太炎、蔡元培、吳稚暉等人，吳稚暉被迫轉道香港，留學英國。
1905年春，經過孫鴻哲先生的介紹在倫敦與孫中山先生會面，逐步接受了三民主義的主張，並在孫鴻哲的勸説下，於是年冬加入同盟會。1906年在法國與張靜江、李石曾等創建世界社，發刊《新世紀》週刊。
1911年後，吳稚暉多從事新文化運動，提倡國語注音與國語運動。不過他積極投入的國語注音，説來一開始是為了自己不識字的妻子袁榮慶而發明便於書信交流的“豆芽菜”文字，今稱“注音符號”，仍於台灣及海外老華僑間通行。除了新文化運動外，他也為蔣介石的親信之一，更為蔣介石之子蔣經國視為老師，所推行政策部分出自其手。1915年參與組織留法勤工儉學會。1916年在上海任《中華新報》主筆。1918年11月，教育部正式公佈注音字母。發表《補救中國文字之方法》一文。
1918年起，擔任唐山路礦學校（即唐山交通大學，今西南交通大學）國文教員。30年代他曾評價在中國“真正能注重科學工程的學校，寥寥可數”，而其中就有北洋（今天津大學），南洋和唐山，尤其是後者，“才可算得純粹的一個科化的工校”，較前兩者也“尤專精”。並且為唐院親筆撰寫了院歌。他致信胡適邀其來唐山交大演講。（胡適《追念吳稚暉先生》：“我同吳先生見面時很少。有一次，30多年前，他在唐山路礦學校教書，邀我去講演。那一天，我住在教員宿舍裏，同他聯牀，談了好幾個鐘頭。那是我同吳先生單獨談話最久的一次。”）
1919年，吳稚暉和李石曾發起組織勤工儉學會，創辦里昂中法大學併發起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呼籲中國青年到海外以半工半讀方式留學，5月首批學生90多人抵達法國。學生中有周恩來、李立三、聶榮臻、陳毅等。
1922年任里昂中法大學校長。早年學習世界語，並在國內外刊物上竭力宣傳推廣，1923~1925年曾與蔡元培共同創建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並積極倡導注音識字運動。1924年，吳稚暉等人在上海創辦“中華粥會”。至今“中華粥會”仍在台灣運作，秉持着每月集會吃粥，以紀念吳稚暉。
1927年，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他認為中共與蘇俄的密切聯繫危害中國未來發展，並有破壞中華文化之嫌，因此力倡清黨。此後，在1937~1949年的漫長國共之爭中，參與殺害優秀共產黨員陳延年（陳獨秀之子）。
如果説甲午中日戰爭中國戰敗，使吳稚暉開始覺悟“中國不能不學西方工藝，那麼戊戌變法的失敗和八國聯軍侵華，進一步刺激他去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1901年3月， 吳稚暉離開財洋公學，東渡日本，進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讀書。不久，清政府開始實施“新政”，其中重要的一項內容就是辦新學堂。他便於這年12月從東京回到廣東。吳稚暉在廣東辦學招生，直接接觸到官場內幕，深覺與他個性格格不入，亟亟掩鼻搖頭而去。1902年他便帶了26個少年再赴日本，自己仍入高等師範。時清駐日公使為蔡鈞，吳稚暉請求他保送江蘇、浙江、江西自費學生9人入成城學校， 那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預備學校，一年後即可升入士官學校，但蔡鈞不答應保送。吳稚暉與孫揆均帶着26個學生赴使館與蔡均爭論，吳稚暉伶牙利齒，據理力爭，其餘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亦廣為聲援，相持至一星期之久。蔡鈞惱羞成怒，竟叫日本警察以“妨害治安”罪名，驅逐吳、孫二人出境。吳稚暉氣憤異常，寫下了絕命書，憤而投水自殺，幸被警察所救而未死。在被迫登上法國郵輪迴國時，正在日本的蔡元培先生聞訊趕到船上護送他回國。吳稚暉由此次事件，認識到清政府的腐敗。回到上海後，便在歡迎大會上慷慨陳辭，痛斥清廷腐敗，喪權辱國，革命思想由此引發。
清末推行新政，然而文化教育界仍十分恐懼。結果，章太炎在租界被捕，鄒容主動投案，吳稚暉在親友的勸説下連忙離開上海，先坐船到香港，後轉赴英國。
1903年8月，吳稚暉抵達英國，他在英國積極為當地中國留學生排憂解難，在留學生中聲望很高。1905年春，孫中山赴歐洲，在倫敦拜訪了吳稚暉，這是兩位革命家相見之始。孫中山請他一起到老師康德黎家裏吃飯，殷殷相待。會晤給吳稚暉留下深刻印象，他事後回憶：“國父是一個很誠懇、平易近情的紳士。然而祗覺是偉大，是不能形容的偉大，稱為自然偉大，最為適當。世俗所謂偉大，都是有條件襯托出來的，或者是有貴人氣，又或者有道學氣，又或者有英雄氣，或者擺出名士氣，而國父品格的偉大，純出於自然。”是年夏，孫中山到日本，各大資產階級革命團體在東京聯合成立中國同盟會，以實現三民主義為奮鬥目標。是年冬，吳稚暉抱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決心在倫敦加盟。1907年，他與張靜江、李石曾在巴黎組織世界社，發行《新世紀》，並組織中華印字局，廣印書報，鼓吹革命。巴黎《新世紀》創刊於1907年6月26日，停刊於1910年5月21日，每週1期，共出121號，吳稚暉始終主持其間。《新世紀》成為革命黨的一大喉舌，與在東京出版的《民報》東西相呼應。
吳稚暉在主持《新世紀》其間，以雄健犀利的筆鋒論述了許多重大問題。他屢屢著論培擊清室，認為清賊不除，卟使四百兆人浮沉於進步之地位。欲爭起直追，能左右於優等之民族，同趨於公善，非破棄一切障礙不可。破棄一切障礙則以毀滅皇統為根本之圖，萬以毀滅滿洲皇統為根本之根本，故他説：“排滿革命，非種族上之問題，乃革命條件上之事類也。”他又屢屢著論痛斥滿清之所謂，立憲“決不能真”。因為真立憲就意味着清政府自割頭，喪失統治權。而由於清政府只會搞假立憲，革命也就必不能免。他又針對國人的麻木，作文鞭笞，甚而至於將昏睡的中國人譏諷為“豬生狗養”，話雖尖酸，卻能驚醒國人的靈魂，促國人毅然奮起。他又大談科學教育，學習西方工藝，認為要使中國真正走向富強，要造就一代新人，非注重教育不可。
吳稚暉在巴黎主編《新世紀》週刊時，正值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盛行之時。當時處於資本主義發展比較穩定的時期，出身俄國的克魯泡特金創立了互助論，宣稱自己是一個共產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者。他認為互助是生物界以及人在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人類通過互助即可進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吳稚暉在積極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反清鬥爭中接受了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宣傳無政府主義，鼓吹實現一個理想的大同世界：它沒有強權、軍隊、法律，消滅階級、去國界、毀政府，眾生平等，人我無界，無爭無優，怡然四海如春。在這個社會裏，物質文明十分發達，凡勞動都歸機器，每人每日只要工作2小時， 便已各盡其能，人們享用的東西，應有盡有， 使人各取所需， 全世界共用一種語言80%的經費用於教授人民生活科學知識，20%的經費教授人們的無政府思想。這個社會不再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區別，只有道德而沒有法律，人人正直無私，誠實守信。從吳稚暉的描述中不難看出，其大同思想與儒家的大同思想相聯繫，受克魯泡特金的思想影響，但又具有自己的特點。
吳稚暉還進一步論證了無政府主義思想體系的理論基礎為“人性本善”。他認為“世界本善，人性亦本善”。只是接觸到環境的影響才使“本善”的人性發生了變化。世界的發展是善惡交替發展、鬥爭的結果。那麼，如何才能使人性接觸萬事萬物時能不受環境影響而達到善呢？他認為這有待於“理智”的“審查”，即通過理智的作用使惡制於善，使善善相續。吳稚暉一再宣稱，“人類向於進化，本由良德”，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人性之良心、良德不斷推動發揚的結果，無政府主義社會制度的建立不過是人性本善之善的實現。
吳稚暈又揭示了三民主義是實現無政府主義社會的必由之路。他認為，進入大同社會，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做到“天下為公”，使天下的人必須人人為公，不可為私，做到這一點，辦法有三條，即孫中山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其中重心是民生主義。實行民生主義，可以使地盡其力，物盡其用，人盡其才。生產力高度發展，人們用無需為了物質財富去你爭我奪，自然可以做到人人為公，社會進入無政府的大同時代。而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人們思想境界的提高，都離不開科學和教育，所以吳稚暉充分肯定了科學、教育在社會發展中意義，強調科學與教育是產現無政府主義的手段。
需要指出，吳稚暉的在流亡歐洲時開始接受無政府主義而逐漸服膺之的；在創辦《新世紀》時，他對無政府主義的宣傳是與反帝、反清、反封建主義和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相結合的；辛亥革命後，把無政府主義看作社會發展必然階段，認為共和制是現實的奮鬥目標。這一切都在歷史中起了進步的作用，表現了一個要求國家富強、人類幸福的思想家的胸襟。而在北伐戰爭以後，他鼓吹無政府主義主要是為了與共產主義思潮相對抗，反對階級鬥爭，而實質上，他已經把無政府主義束之高閣，並逐步擺脱其影響，背離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成為國民黨蔣介石統治的竭誠擁護者。
吳稚暉是國民黨的元老，字稚暉，常州武進人。小時候被他的外祖母帶到無錫後，在那裏長大，所以他的口音也帶有無錫話的特點。他曾經笑着説：我是無錫人也好，武進人也好，總之我是中國人。
吳稚暉書法寫得很好，尤其是篆書特別出彩。在他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書寫篆書，長大後成為了“民國四大書法家”之一。“雄勁整秀，純以籀隸之意行之，既論書法已足千秋”這是和他同時代的陳布雷對他的書法的評價。意思是説吳稚暉的書法筆力雄勁，佈局規整秀氣，風格全是按照古代篆書的筆畫肆意寫出來的。光是書法這一方面，他就可以在千年後留名了。而吳稚暉卻自己開玩笑説：他當時去科舉的時候，應該是考不中的。只是他在卷子上寫的都是篆體，可能那考官看不懂，但看他寫的字還不錯，所以就稀裏糊塗地給他中舉了。
吳稚暉書法名氣很大，他的為人有平易近人，所以當時有很多人都來向他求字。吳稚暉從早上起來，都要寫上三四個小時，才能完成當天的接件。一個月下來，差不多可以賺個五六萬塊錢。但是這樣可苦了他的裝裱店，每天的工作光是為他裝裱都來不及，有的時候只能把工作移交給同行做。但是儘管如此，由於吳稚暉性格豪爽，又比較清廉，所以他到台灣去的時候，還是身無分文。
當時國民黨總體蔣介石對他也極其最終，在重慶的時候，曾邀請他書寫《蔣金紫園廟碑》，碑文通篇有八百多字。當時吳稚暉已經77歲了，但他凝神貫注，花了兩天時間才寫完勸碑。當陳布雷看到吳稚暉的碑文書法後，連稱其為“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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