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時候，我覺得書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了現實，多讀書可以更多維瞭解世界。讀這本書的理由很簡單，把現實和小説對比碰撞一下。近幾個月爆發的新冠疫情讓我們重新認清了這個世界，認識了自我。於是我翻看了這部經典小説《鼠疫》，簡單談一下自己的感想。
書中出現的那些人物在現實中有了完整的印證，而現實甚至更加有血有肉。裏厄醫生，每天忙碌奔波到深夜和鼠疫做鬥爭。帕納魯神甫，疫情期間大肆佈道，宣揚疫情是不信宗教導致的懲罰。塔魯，四處奔走，積極發動志願者組建隊伍協助抗擊疫情。朗貝爾記者，被困城中，到處打點關係想逃出封鎖的奧蘭城。還有人藉着交通中斷，倒賣物資，發着災難財，大賺一筆。而那些市民惶惶不可終日，在疫情初期仍然尋歡作樂，後期也是精神空虛消磨度日。這些人物，有沒有讓你對照到現實中的那些人物身上？
這本是一本虛構小説，現在卻成了現實主義寫照。作者對人性的洞察可以説是入木三分，有理有據。但是現實永遠比小説更荒誕，現實中存在着那些更加讓人匪夷所思的事情，連小説都不敢寫，寫了也會被屏蔽。所幸，這個社會上裏厄醫生、塔魯志願者這樣的人還是佔大多數。
發生的那些荒誕事件，也只是些讓人震驚的個例。世界本就是荒誕的，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現實本身沒有什麼可預測性。在這種不可預測性下，最重要的就是接受這一現實，然後想辦法去解決問題。沉着冷靜，腳踏實地去對抗這荒誕的。世界，對抗疫情。我們的國家正是如此去做的，我們的人民也是如此去做的。
《鼠疫》故事的最後，奧蘭城的人民戰勝了鼠疫，迎來了親人的相聚。但是，也有些人，面對已經走得空空蕩蕩的火車站台，沒有等來想見的那個人，忍受着生離死別的痛苦。痛苦、焦慮、絕望、鬥爭之後，戰勝疫情，或許會成為這一個時代的精神印記。
鼠疫最終只是一個象徵，人類歷史上面對的各種災難數不勝數，戰爭、疾病、地震等等。需要看清的是，幸福生活來之不易，而生活不止，鬥爭不止。
鼠疫爆發前，裏厄與妻子告別。他對她説“你回家時，一切都會好些。我們需要從頭開始。”現在鼠疫過去了，這正是從頭開始的時候。但第二天他就收到了妻子的死訊。
城門打開時，無數離人瘋狂地擁抱親吻彼此。人們總對重聚之後的情狀浮想聯翩，但當**帶來的激情遠走，他們迎來的不是重新開始，而是復歸原狀。
“真正體驗愛情”的時刻或許並不存在於世。轟轟烈烈的重逢，瘟疫後感情迎來嶄新的開端，可能只是言情小説裏泡沫般的幻想。血溶於水的情感總是默默的，也只是默默的，隨着時間而理所當然地順延，直到某一方離開人世，倖存的一方獲得默默回憶的權利。
解放之夜，萬人空巷，火樹銀花，狂歡一下子沖淡了故人逝去的悲傷，洗去了面對死亡的屈辱和流放感。歡呼聲經久不息，好像人們只需把記錄歷史的職責推給一座紀念碑，自己的創口就能自動復原。記憶被倖存的庸人美化成經歷，作為茶餘飯後的談資。“人永遠是一個樣，不變的是他們的精力和他們的無辜。”
裏厄大夫正是在一刻下決心編寫這個故事。
鼠疫來臨時，即絕境和死亡逼近時，人們被迫直面生命的意義，無法不靠反抗荒謬來保存自身和他人的生命。荒謬本身以及對荒謬的思考是令人不適的，因此，當鼠疫離去而人們被鬆綁後，他們立刻拒絕反思，選擇遺忘，選擇哲學自殺。他們所逃向的看似合理的平靜的生活，本質上也還是荒謬的：人終有一死，就像鼠疫會再次喚醒它的鼠羣，使人們再度罹難。
因而，在死亡的脅迫過後遺忘和美化悲痛的記憶是愚蠢的，只有覆盤和記錄，銘記，警覺，和思考，才能一貫保持自覺，一貫堅持反抗，唯有此，鼠疫、死亡和荒謬才得以被征服。
加繆憑藉《鼠疫》榮獲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下面一段話摘自他的獲獎演説，表達了他對作家這一職業的認識，不妨當做裏厄作為倖存者寫作《鼠疫》的動機。
寫作之所以光榮，是因為它有所承擔，它承擔的不僅僅是寫作。它迫使我以自己的方式、憑自己的力量、和這個時代所有的人一起，承擔我們共有的不幸和希望。
或許，每一代人都自負能重構這個世界。而我們這一代人卻明白這是痴人説夢。但我們的使命也許更偉大，那就是要防止這個世界分崩離析。
法國作家加繆憑藉《鼠疫》這篇文章，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認為這本小説不負盛名，用一個關於鼠疫的故事給我們揭示了很多道理，每個人物都代表着一種人。
首先，主人公之一——貝爾納·裏厄。他是一位默默無聞的小大夫，妻子在外地療養，鼠疫捲過這座他身處的小城。他竭力抵抗着鼠疫，極富責任感，每天工作20小時，無暇顧及妻子。直到鼠疫離開，他接到消息妻子去世了。他代表着那些堅守崗位、不斷抗爭的人，是忠於職守的典範。
另一個重要人物是格朗，他是政府臨時的小員工。他薪水少，卻找不到合適的措辭申請加薪，日子過得非常清苦。
他無論當天再忙再累再辛苦都會寫作，這個小愛好他一直沒有放棄。雖然他也沒能寫出什麼，每天反覆改一句話。這難道不代表着一種美好的理想嗎？他有一段愛情，但他的妻子最終還是離開了他。
他每天和裏厄大夫一樣高強度工作，還要統計每天的死亡人數交給裏厄大夫。但是高強度的工作並沒有阻止他的寫作。
有一天，格朗也患上了鼠疫。裏厄大夫在他與他妻子訂婚的地方發現了他，他心裏一直想着離他而去的妻子。在醫院裏，他讓大夫把他寫的句子中的形容詞去掉，念給他聽。這代表着一種返璞歸真。格朗有自己的生活、愛情和愛好，但在鼠疫面前，他依然要抗爭。
還有一位塔魯，他一直是一位聖徒，儘量避免有人受到傷害，無論什麼原因。他代表着一種有慈悲之心的聖徒。他毫不猶豫地與和裏厄、格朗一起向病魔抗爭。
現在，你瞧，一個職責所在的大夫，一個默默無聞的普通人，一個慈悲的聖徒，在鼠疫到來之時都頑強與其抗爭。
我想這正是作者加繆想要表達的吧。當像鼠疫這樣荒誕的厄運來到，人無法控制的災禍降臨時，人們應該互相幫助，共同抗爭，這才是生命的意義。這並不是英雄主義，是做好本職工作，做好你能做的，返璞歸真，平淡是真。這，就夠了。
這本《鼠疫》，也許我並沒有理解作者的全部用意。但我想我明白了一點，與荒誕抗爭才是生命的意義。
從疫病來襲後，人們突然變得渴求信仰，變得虔誠，開始積極地望彌撒，唱聖歌，還懇請神父為他們佈道開惑中我得出世俗生活中的人是假的信徒，他們只有在面對無能為力的困難時才突然變得虔誠，希望這臨時的信仰能讓上帝庇佑他們，其實這不是信仰，而是他們的私慾，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為了順利渡過眼前的厄運而欺騙自己並欺騙不存在的上帝。
從鼠疫降落到一個無辜的孩子頭上這件事我得出神父所説的鼠疫之所以出現是為了警醒並懲戒那些不尊重上帝且犯下罪行的人們這句話是並不真實的。牧師神父等神職人員會嘗試解釋每一件事情使其變得有理有據可現實是上帝並不存在所謂的懲戒只是神父為了宣示上帝的神威並拉攏信徒去堅持信仰的手段罷了。上帝的使者親口説鼠疫是為懲戒罪人而來，可疫病卻帶走了一個無辜且純潔的孩子的生命。這更加證明了上帝並不存在，所以也不會告訴神父所發生的一切是為什麼。鼠疫不是上帝的武器，它僅僅是現實中的一場災難。
從裏厄醫生與眾人開會討論如何採取防範措施，採取怎樣程度的防範措施中我得出，重要的不是拘泥於形式，而是從實際出發，當眾人在爭論這是不是鼠疫的時候，裏厄告訴大家，不管這是不是鼠疫，我們都應該立刻採取行動，因為這和眾人的安危密切相關。當有一種傳染性疫病正威脅公眾的生命時，我們怎麼還能去細究它是不是鼠疫呢？當務之急是積極應對才是。裏厄直麪人生，實事求是的品質是值得學習。
從“這才是真正的不幸，習慣於絕望的處境比絕望的處境本身還要糟”這句話我得出，可怕的不是一時的失敗，一時的困難，可怕的是失去了繼續前進的勇氣。對一切苦難都逆來順受比苦難本身要糟糕的多，所以應該正確地看待所面臨的困境並努力打破厄運的枷鎖，從而追求光明與幸福。
“當一個鼠疫患者是很累人的，但是要想不當鼠疫患者就更累人了”這句話我得出，當疫病來襲時處於它魔爪之下的患者會發高燒打寒戰還會全身痠痛難忍地躺在病牀上痛苦地呻吟哀嚎。用盡僅剩的一絲力氣去與病魔鬥爭。而那些沒有患上鼠疫的人他們要日日夜夜地被疫魔那血紅的雙眼凝望着，這種不詳的凝望讓他們不寒而慄。一顆心最累的時候不是患上鼠疫的時候，而是清醒地認識到此刻健康的自己正被鼠疫惦記着的時候。所以我得出一場疫病爆發時，人們的苦難是雙重的，患者要承受疾病之苦，而健康的人則時刻為那未知的明天而忍受着煎熬。
習慣絕望比絕望本身更令人灰心喪氣。 ——加繆
瘟疫肆虐，隨之而來的，不是救助，而是令人絕望到發瘋的——封城。此時，你會怎麼做？當鼠疫的陰影已經滲透到生活的每一處避無可避時，你是默然等待死亡的來臨，還是奮起做些毫無用處的反抗？加繆在《鼠疫》中談到的，正是這樣一個命題。
“於是，在這些高峯和低谷間他們選擇了一條中間路線。他們在生活中漂過而不是生活其中，在沒有目標的時光和毫無結果的回憶裏，像本可以獲得實質的遊蕩的影子一樣，選擇了立足在他們不幸的土壤裏。”當等待中的人們終於認識到這座城市在也不可能響起車輪碾過鐵軌時響起的“咔咔”聲響，終於意識到遠行的親友再不可能踏入城門時，有的人妥協了。他們疲憊地認為他們再也沒了除與未來寂寞的時光和死亡的陰影相妥協之外的選擇，放棄了想象，放棄了回憶，也放棄了救贖的機會。
也有人，在鼠疫壓倒性的勝利優勢面前負隅頑抗。他們正如周國平所説的'那樣：“我們不倒下，僅僅是因為我們不肯讓自己倒下。我們以此維護了人的最高的也是最後的尊嚴——人在大自然面前的尊嚴。”然而儘管如此，這些勇士們卻仍產生了“從和幽靈般的記憶漫長而無聲的交流中，突然被拉進永恆的寂靜，不再有任何痛苦。這是幸運，還是不幸？”漫長而無盡的等待，毫無勝算的鬥爭，以及不得不保持十二萬分的精神來和鼠疫鬥智鬥勇最終還是打敗了他們。這座小城幾乎成了一座精神的死城。
就算是鼠疫終於結束的時候，人們的內心也還有一種深切的不安定感，這種不安定將困擾他們的一生。當他們午夜夢迴，汗涔涔地從牀上驚坐而起，他們的靈魂仍然處於那片鼠疫的陰影之中，隨時感受着死神鐮刀的冰冷質感。倖存下來的人們，鼠疫沒有摧毀他們的肉體，卻以一種更可怖的方式摧毀的他們的精神，他們的靈魂。
由此便可以得出了，苦難的力量，從不在於物質上的毀滅，而更在於它對精神世界的破壞。
海明威説：一個人可以被毀滅，但不會被打敗。肉體的消亡不算什麼，只有精神的麻木，靈魂的終日惴惴不安戰戰兢兢不敢再直面生活，才算是真正摧毀了一個人，從肉體到靈魂，無一倖免。
網外，是空蕩的街道，把人情味連同呼吸一同吞嚥下的藍白口罩。網上，是發酵的恐慌和焦慮，輿論場喧囂而混亂，一切撲朔迷離。我們的科學武器已經遠比194X年強大，傳播信息的途徑被拓寬、通訊速度被催化着迭代。然而，與我們共同進化着的疾病威脅不減，我們也並不能像過去預期的那樣，離真相和現實更近一點。
帶着悲觀的情緒翻開《鼠疫》，本以為會讀到荒誕的世道、屈辱的死狀，合上書時，卻只感到慰藉和沉靜。全書以顯示的敍述方式成文，如實記載了鼠疫的全過程，既力求詳盡，也不誇大事實，旨在“使英雄主義恢復它應有的次要地位，從不超越追求幸福的正當要求而只能在此要求之後。”但再次精讀人物的對話，咀嚼動作與神態的細節，那被刻意弱化的英雄形象仍然呼之欲出。在兵荒馬亂的當下，去沐浴這些崇高形象四溢的陽光，筆者又獲得了平復內心，重振勇氣的力量。
裏厄是小説的敍述者，也是情節得以發展的中心人物。作為大夫，他與其他參與救治的市民不同，對生死有着基於職業的更冷酷和麻木的認識；作為加繆筆下的西西弗斯式的人物，他又與其他人共同推舉着不斷滾落的巨石；作為倖存者，他記憶，他敍述，他作證，他征服。
冷酷的悲憫
我們會理所當然地認為，行醫之人是富於同情、慈悲為懷的，而現實中他們通常並不如此。不必説診斷必須在客觀冷靜中進行，不能夾雜個人的情感、親疏與好惡，高強度的工作也早已消磨了他們對傷患的同情心，逼迫他們成為分析、決斷、行動的機器。
最讓他頭痛的是出診。一旦診斷為瘟疫就意味着要把病人立即送走……“可憐可憐我們吧，大夫！”勞萊太太一再説。她這話有什麼意思？他當然有憐憫心，但這樣做對誰都沒有好處……便開始對抗、流淚、勸説，總之是抽象活動。
裏厄也如此。與其他醫者一樣，他出於對患者的悲憫而選擇這個職業，而這個職業又要求他放下悲憫去做無情的聖人。
令人疑惑的是，裏厄雖然堅決不幫助朗貝爾出城，但他並不阻止他。如裏厄所言，他無法確保朗貝爾沒有攜帶鼠疫桿菌。若鼠疫越過了城門的封鎖，更多人將會因此死亡，這本質上與裏厄的信條相悖。與其説這是作者為了削弱裏厄身上的英雄光環而刻意為之，不如説這源於“理解”。就像他並不揭發嫌犯科塔爾一樣，未來的災禍輕於眼前人的痛苦，而他只活在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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