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餘偉
單位：達州市通川區復興實驗學校
摘要：以百年黨史文化中提煉出的政治文化養分、思想文化養分、生活文化養分呈現給世人，以期他們在能量補充時懂得理性的取捨。
關鍵詞:政治文化養分（信仰至上、權力唯公、操守純正）思想文化養分生活文化養分
時值中國共產黨黨史100年交匯期，執筆，既是時間的選擇，也是心意早有的決然。這裏用“窺”表述，就不得不簡敍一下過往的一個小插曲：那是在1994年大學臨近畢業之際，為了給自己並不圓滿且已頗有污名的大學生涯找到一些漂白的東西，毅然決定從本系創辦以來首屆實行畢業論文並答辯上尋找突破口，所幸在那屆畢業生論文評選及答辯中，我成了唯一的兩名人選之一。我當時的論文題目是《政治生態建設芻議》。時隔多年後，我偶有翻看這篇文章，看一次自慚一次，覺得不好又具體説不出有哪裏不好。微感欣慰的是對“政治生態”這一概念的提出，當時沒有承襲任何文獻，就當原創吧。而近年來，這一概念竟然上升到國家層面被反覆提及，不由感慨：不經意間也可能觸碰到上層最敏感的神經。此處用“窺析”二字，大致可反映我此時的創作心意：一孔之見以窺斑見豹。
中共黨史的專門研究團隊，何止千萬，形成的理論成果用汗牛充棟來形容絕不為過。重複已有研究路徑再來一次細密的梳理，實在汗顏。於是乎只能截取在我長時間“窺”之餘揮之不去縈繞心頭的片段加以原味奉上，以期望更多的我輩中人在補充能量的時候，稍加註意這份營養大餐。
那就正式進入主題吧。
片段一：政治文化養分
中共黨史大體可分為兩部分：中國革命史、新中國建設史。前者從1921年7月中共的成立起至1949年10月新中國的成立止；後者從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起一直到現在，且還在延續。政治文化伴隨中共的成立而生，經歷過蹣跚學步的幼年期，到遵義會議後進入成熟期。（注：部編2017年版歷史教材八年級上冊第十七課《中國工農紅軍長征》這樣描述：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成熟的標誌。）在政治文化形成發展上我也有這種認同。其實，中共的政治文化一開始就顯示出了強大的生命力。
以幾組關鍵詞來加以説明。
第一：信仰至上。這種信仰絕對有別於歷史上任何一種諸如宗教、圖騰式的崇拜信仰。因為中共所確立的信仰關注的是羣體而不是個體，一下子拓展了人們的思維空間，進入到更高一層級的精神境界。試問：誰甘願於在狹小的空間度日呢？在政治中植入這種信仰無疑非常具有奠基意義。這使得中共早期的開拓者們總是具備超越時空、超越親情友情、超越生死的堅持，一次次在荊棘叢生的大地趟開一條條血路。最終細流成海，星火燎原。由此，我想起了1935年5月在獄中寫下《可愛的中國》的方誌敏——那份從容與淡定；想起了1935年6月走向刑場用俄語高唱《國際歌》的瞿秋白——那份灑脱與超凡；想起了1936年冬在書有《梅嶺三章》的石壁下的陳毅——那份自信與豪邁；更想起了早於他們的周文雍與陳鐵軍，在1928年2月面對敵人即將射來的子彈，莊嚴結婚時相擁而笑的甜蜜與坦然……，多麼偉大的生命！多麼崇高的堅持！這就印證了一條簡單定律：信仰無敵。
第二：權力唯公。這個“唯”字很特別，它泛指在任何情況下，無論哪一層級都是一個樣。它所指向的對立面是“私”。中共對權力的使用有着高度的自覺。早期可不象現在這樣有龐大而複雜的監督機制。這份自覺從上至下，總是那樣真實、那樣親切，隨處可見，如春風拂面。有兩個事例很小，但很生動，可説明這一點。一是紅軍長征中有位管軍需的幹部，名叫胡軍，職務不算高（軍需處長），但也算有職有權，他犧牲在長征的路上，犧牲原因是缺少服裝沒扛住寒冷的天氣。因為他的心思全放在“公”上，他要時時處處做到利“他”而無“我”。真真切切的因公殉職！二是在新中國成立初，湖南毛氏宗親進京懇請毛主席給予關照，對當時的毛主席而言，這是舉手之勞，輕而易舉之事，況且按人倫常理來説，他多少該還些人情債。可毛主席對所有凡涉及公權辦事的，一概予以拒絕。因為他心裏已揣着至高無上的“公”，寧肯揹負被血親、故交的誤解，甚至圈內長期的“污名”也不假公濟私。可見，我們的黨是多麼崇尚並踐行秉公用權。
第三：操守純正。在研學餘秋雨先生所著《中國文化課》的過程中，很贊同他對文化的定義，即：文化是一種成為習慣的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它的最終成果，是集體人格。我尤其在意最後四個字“集體人格”。放眼百年黨史，當目光再一次聚焦到那段崢嶸歲月，依舊能感受到那麼多由集體人格所形成的強烈的巨束光環的擁抱。究其原因，我始終堅信：是集體共同的操守成就了這一切。這個操守是從政治層面講的。若按照“政治”最簡單的定義“管理眾人之事”來劃界，集體人格中的這個“集體”僅限於參與管理的人羣。這裏先做一個縱向對比來領略一下人格、集體人格的姿態與驚人作用力。1800多年前的東漢末至三國時期，曹操的頭頂上貼上了權謀、淫威、霸術的標籤；700多年前的明朝初年，朱元璋的頭頂上貼上了“飛鳥盡，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的殺良害忠的標籤。再橫向看一下同時期的蔣介石國民政府，追名逐利、爭權鬥狠、相互傾軋、彼此拆台的鬧劇上演了一出又一出。這三則事例的背後，都深深打上了人格的烙印，有個體表現，也有集體表現，前兩則呈現出人格的扭曲，不可避免輻射到其對應的集體，導致整個集體人格失重，後一則呈現出人格上的泛小人化，上不了枱面，見不了陽光。且這三則都對各自的社會結構（政治生態）造成了長久難以修復的硬傷。而反觀中共，雖然也有過短時的陣痛，但並未傷及主脈。因為中共始終把個人修為與政治修為融為一體，兩者兼修，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沒有蠅營狗苟，沒有殺伐戾氣，始終以一種不斷自我超越的姿態，高標準、嚴要求待人處事以度己達人。職務升遷非我所意，功名利祿與我何干？正如習總書記在多種場合所言：我將無我，不負人民。你看：“無我”、“不負”四個字，即拉寬拉高了操守的維度。
片段二：思想文化養分
有很多關於思想層級的分類，什麼高貴、博大、先進、平庸、狹隘、骯髒等等，不勝枚舉。這中間又有許多概念既抽象又模糊。其實大可不必搞得這麼複雜，用“乾淨”和“不乾淨”、“實在”與“空泛”進行劃分，簡單明確，一目瞭然。百年黨史中的思想文化養分正是以“乾淨”、“實在”作為第一視覺衝擊呈顯出來的。還是先做一個橫向比較吧。比較的對象是與中共同時代的另一政治團體——蔣介石國民黨組織。需要説明的是在國民黨前加上蔣介石是為了區別國民黨左派，以規避所有國民黨都對號入座，另，此處比較與前文在個別概念上稍有重疊，但角度與意義大不一樣。比較的時空就放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那一段吧。當時的蔣介石國民政府多數官員喜歡在自己的辦公府邸懸掛蔣介石畫像，畫像兩側有兩列對稱排列的文字特別引人注目：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也有官員懸掛的是孫中山的畫像，而畫像兩側對稱排列的文字則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這畫像與文字其實就是為了起思想引領作用。可笑的是，眾多與蔣某人為伍的官員們卻把這樣的思想引領演繹成了另一道風景：養三妻四妾，法古今“玩”人；大道之行，天下為“功”。當然，也有在懸掛孫中山畫像中採用的是另一組排列文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可惜懸掛者也少有洞悉其中的真意。蔣介石本人很無奈，不過他無奈也屬正常。因為他自己就不是很“乾淨”、很“實在”，有剪不斷理還亂的家務事，揮不去抹不掉的江湖氣。1949年蔣大公子到上海的“打虎”之行最後以慘淡收場就是鐵證。反觀這一時期的中共羣體，以實事求是、守正創新為思想引領，毛澤東在完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後，實現了人生最重要的思想轉折性飛越，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上，創造性地提出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方案，那就是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中共高層，經過遵義會議，以極大的勇氣進行自我革命，為全黨全軍奠定了高度統一的思想基礎。實事求是和守正創新是一個既乾淨又明晰又具體可行的思想命題，既指向思想修為的方向，又提出了實踐路徑，比蔣介石國民黨懸掛的抽象條幅是不是要好很多呢？
除思想上的實事求是和守正創新之外，中共對另一思想理念的引入也至關重要，即平等思想。這一思想理念可以説具有顛覆性和里程碑式的意義。在當時的中國，能如此大膽地把傳統根深的等級觀念從腦海深處和具體日常範疇中進行徹底切割，實在是超智慧決策。我們的黨正是基於此迸發出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一次次化危為機、轉危為安。“朱德的扁擔”這一真實的故事情節即是對“平等”最好的註腳。而它也只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個縮影。可以想象一下，在紅軍長征時期，多少共產黨高層與普通士兵同餐共宿，一樣在飢寒交迫中頂風冒雪，徒步跨越一個個生命禁區之時，彼處的蔣介石敢相信嗎？恐怕他想的是若是他也處於那種境況，翻雪山過草地時，是兩人抬滑竿好呢還是四人抬轎子好。因平等使中共羣體空前團結，從而合力朝着既定目標，無遠弗屆，鏗鏘向前。
而把目光轉向當今，看一下《新形勢下地方領導幹部思想政治狀況調查報告》（《黨建大視野》下冊，高永中主編）一文中羅列出的許多黨員幹部普遍存在的九大思想問題：共產主義理想有所淡化；大局意識、憂患意識不夠強；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自覺性和堅定性不夠強；宗旨意識、公僕意識不強；作風不實，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比較突出；民主集中制貫徹過程中“兩少一突出”現象比較明顯；黨性修養和黨性鍛鍊有待加強；精神狀態不夠振奮；生活作風和生活情趣不夠健康。全是指向思想領域，分明是診斷把脈後開具的病灶合集。還好作者用語温和，説明病得不重，但已足夠透視出黨的肌體的健康狀況。究其原因，是思想不乾淨了。這些黨員幹部少卻了對營養東西的攝入，免疫力下降導致了邪毒入侵，因此在思想上清源固本已是現實切切需要。
片段三：生活文化養分
作為個體生命，生活不是全部，卻是很重要的部分。生活中的細節往往能折射出生活本身的質量與詮釋生命價值的最終意義。百年黨史文化中，中共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地域所呈顯出的全部生活細節，正是我輩時時需要進行能量補充的最佳養分所在。先從一個外國人陌生介入後的整體感受説起。埃德加·斯諾，一位美國記者，1936年來到延安，以其親身所見、所聽、所思、所悟寫成《西行漫記》，此書又名《紅星照耀中國》。這算是一部記實文學作品，但我更看重其中的史學價值。它有別於《馬可·波羅行記》，畢竟前者是親身經歷，後者難免有作者憑空想象的成份。此書中，埃德加·斯諾筆下有很多鮮活個體的生活畫面，包括中共高層的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也包括不知其名的普通一兵、普通一民。這種對人物生活細節的記實描述，非常有親切感，也有美學享受。不由使人聯想到東晉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愜意景象。只不過不同的是，陶公是侷促於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而延安的寫意生活多了一份超越自我的職責與使命擔當。在埃德加·斯諾看來，這裏沒有物慾的橫流，每一個生命的個體自得其樂於簡樸、簡單的生活節奏中。延安是那時最亮麗的名片，引無數熱血青年爭相聚集。相信那些浩浩蕩蕩奔赴延安的人羣，不全是為躲避戰亂，找尋一塊沒有鐵血的安身之所，也不全是奔着尋找馬克思主義的終極信仰，一定多是為那裏誘人的生活氣息所鼓動，需要迫不及待去親歷，感受它滋養迷茫生命帶來的心靈舒展和被壓抑軀體的全部釋放。
曾經有同僚和我探討一個話題：蔣介石為什麼會被毛澤東打敗。我戲謔地歸結為一句話：細節決定成敗。這裏所指的細節有很大層面是生活細節。你看蔣居住和辦公的地方，要麼官邸，要麼行營，要麼美廬，要麼總統府，全是高大上，且蔣多是在樓上，與地面總有一段距離；而毛主席總是在窯洞、普通民居之間輾轉，不是樓房，就在地面表層。因此“毛”始終比“蔣”更有生活品位、更接地氣。即使到了北京，毛主席依舊堅持把自己直接定位在可以隨時抬足便達的地上。兩相比較，便得出：接地氣者才會是最終的勝利者。
這個世界已經很精彩，但同時也夾雜着很多的無奈。我們只有在靜下心來的時候，反覆與自己的靈魂進行深度的對話與交流，這樣的感覺就會無比明顯。因“精彩”念想過多，因選擇困惑平添“無奈”。是該放棄一些執念了。《暗香》這首歌有幾句詞很有深意，“讓心在燦爛中死去 讓愛在灰燼裏重生 烈火燒過青草痕 看看又是一年春風”。放棄即獲新生。面對琳琅滿目的饕餮盛宴，我輩是否當謹記：別迷失在選擇的慾望糾結中，當特別留意百年黨史文化沉澱下來的精華，那才是真正有營養可助力生命強健的東西。還有什麼比主動吃壞肚子更悲催的低級失誤呢？那就擦亮眼睛，從學會理性的取捨開始吧。
2021年4月於本校
參考文獻：《中國文化課》（作者：餘秋雨）、《黨建大視野》（主編：高水中）、《紅星照耀中國》（作者：埃德加·斯諾）、《教育：突破重圍》（作者：王開東）
個人簡介：餘偉，男，漢族，中共黨員，1972年4月生，達州市通川區復興鎮人，1994年7月畢業於達縣師範專科學校（現四川文理學院）政史系，同年參加工作，一直任教於現所在學校，現兼任該校中共黨支部副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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