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逐步深化的過程中，出現了一系列的新的社會矛盾和問題，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縣鄉基層的財政困難問題。造成我國縣鄉財政困難的原因很多，從根源上看是由於財權事權不對等所導致的，其解決就是尋求縣鄉政府間財權事權的合理配置。
縣鄉財政困難的現況
年建立的以分税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管理體制初步理順了中央與省級之間的財力分配關係。但同時出現許多地方縣鄉財政困難現象，財政收支矛盾尖鋭，實際債務負擔沉重，財政風險膨脹，這不僅影響了城鄉和區域的協調發展，而目。嚴重影響了地方的社會穩定和政府權威，進而影響經濟的高速發展。
因此，當前的縣鄉財政困難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建立一個有效的財政制度，緩解縣鄉財政的困難，再通過縣鄉財政支出促進地區經濟發展，這不僅關係到公共財政體系的建立，財政職能的實現，還牽涉到農村税費改革、政府機構改革等一系列改革的成敗。
縣鄉財政困難的根源：財權事權不對等
財權上收，縣鄉政府財源減少。
財力向中央集中是我國1994年分税制財政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之一。 中央75%，地方25% 的財政分配製度，實際上就是將地方財力通過二次分配上收中央。從結果來看，財力上收的效果明顯。地方級財政自給能力由1987年的1.O3降到2015年的O.59，以年均4%的速度下降，其中，省級為 1.6%，地市級為5.1%，縣級為3.4%，鄉級為4%。從鄉鎮、縣級、地市級到省級，層層需要依靠上級政府轉移支付資金 過日子 。這樣一來，在縣鄉財源減少和財權不斷上收的雙重衝擊下，縣鄉財政困難明顯。
事權下放，縣鄉政府事權負擔過重。
縣鄉財政事權負擔不合理主要表現為縣鄉政府承擔了許多本該由中央、省級政府承擔的事權負擔，如農村義務教育、公共衞生、社會保障這些大額支出事項，將這些事權責任都壓到縣鄉財政頭上，導致其沉重的負擔。由於行政集權體制及人事上的行政任命制， 我國高層級政府對下級政府享有絕對的權威，而上下級政府的財政卻是相互獨立的，上級政府很容易把各種事權責任儘量推諉到下級政府，即 事權下放 。
如中央只給承諾不給錢，將一些政策負擔轉移到地方政府的身上，形成所謂 中央請客，地方出錢 的情況。我國上級政府諸種 下放事權 的行為大大增加了縣鄉基層政府的財政壓力，對當前的縣鄉財政困難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解決縣鄉財權事權不對等的幾點思考
為了解決縣鄉財政困難問題，必須改革和完善現行財政體制，堅持事權與財權相結合的原則。從建立公共財政的角度，科學界定各級政府的事權，使每一級政府所擁有的財權與事權相對稱，支出與責任相統一，要事隨錢走，財力與責任掛鈎，從根本上改變上級層層剝奪縣鄉財力的狀況。
完善法治，以法律形式確定各級政府事權與財政支出範圍。
我國政府間的財政關係缺乏憲法和法律的保障，各級行政官員只重視上級政府的行政命令，而忽視本地民眾的實際要求，這必然導致我國政府間的財政關係缺乏內在的穩定性。
因此，應加快推動我國法制化財政的建設步伐，以法制來規範和監督財政。
要確保政府行為的規範，應科學合理地界定縣鄉政府的事權範圍，使之明確，並以法律形式確定下來，改變目前縣鄉政府集中過多的事權，與其掌握的財權嚴重不對稱的現狀，促進財政的法制化發展。界定政府之間的事權，應以公共產品的受益範圍為標準，屬於全國受益範圍的公共產品應由中央政府來提供，屬於地方受益的公共產品，再按受益範圍的大小由相應級次的政府來提供，跨區域的事務由中央協調，與受益地方共同承擔。
對於科學合理界定政府間的事權範圍，以對義務教育的支出為例，應該實行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共擔的辦法，切實減輕基層財政的負擔。目前，教育支出是地方財政支出中最大的支出項目之一，對大多數縣鄉財政而言，教育支出在財政支出中的比重至少在70%。目前，法律規定財政的教育支出要高於財政經常性收入增長的速度，而目前我國農村義務教育實行的是 在國務院領導下，由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 的管理體制，這種體制與其重要地位是不配套的。因此，應該把 以縣為主 改為 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資 ，這樣才能發展事業的同時緩解縣鄉財政困難。
保障縣鄉政府的財力，強化其財源建設。
目前來看，縣鄉政府通過可以發展民營經濟，利用民營經濟的優勢來增加財源。民營經濟因為產權清晰，主體明確，機制靈活，越來越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強烈的吸引力和極大的競爭力。首先，要引導規模企業實現規模發展，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施強強聯合，以龍頭優勢輻射帶動民營經濟整體水平的迅速提升，從上到下實現以大帶小策略。其次，要通過建立新型的農村互助組織，利用縣鄉政府的信息優勢，鼓勵支持更多的農户介入務工經商，壯大民營經濟羣體規模，擴大富裕面。
最後，要激勵中小企業在現有基礎上增強技術創新能力，發揮優勢，揚長避短，在某一產品、某一環節上做優做強，提高市場競爭能力。在這個過程中，基層政府可以利用集體土地產權收益、公共財政催化三種核心力量啟動農户自身和農村經濟發展的資本積累機制，促進財源建設的多元化發展。
儘快解決縣鄉財政債務問題。
首先，要明確縣鄉的債務規模，只有明確了才能有效控制。對於鄉鎮、村債務，要認真清理，分清性質，分清責任，不能將所有債務都由縣鄉財政償還。對賬外的非財政管制原因所造成的隱性債務部分，應該堅持 誰受益、誰負擔 的屠-貝0，清查現有政府債務，明確其規模、結構和責任人，落實到具體債務人、責任人等，主動科學地清理財政債權與債務。
其次，要加強對債務的監管，完善縣鄉財政管理辦法。認真清理核實縣鄉債權債務，將鄉鎮各項債權債務逐 登記報縣政府備案，有步驟地減少債務增量、控制債務存量。一是要建立債務預警機制，即不同的縣鄉及財政部門要根據自身債務承受能力，研究出正常的、可控的、能夠承受的負債臨界點，對可能出現的政府債務風險及早預警。二是建立債務化解長效機制，要通過深化改革，規範鄉鎮政府經濟行為，堅持實行村務公開，大力推行村級財務會計委託代理和村賬鄉代管等制度，控制政府和部門經費支出的增長，加快債務化解進程。
做好對財政體制運行過程中的問責，完善責任追究機制。
要加強財政立法和財政監督的力度，保證政府間財政關係的穩定性和嚴肅性，杜絕各級官員的不規範行為，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實施對財政體制運行過程的問責。通過問責，可以保證財政資金按照既定的方向和用途進行使用，避免人為因素干擾財政政策措施的運行，維護財政政策措施的準確性、效益性和及時性。
要想使得財權事權真正實現對等，就需要科學合理地界定縣鄉政府的事權範圍，並且以法律形式確定，落實法律政策的實施情況。在落實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問責，建立責任追究機制，要確保政府行為的規範。對於類似上級政府把各種事權責任推諉到下級政府等違反規定的行為，不僅要發現，更要通過責任追究機制及時糾正，落實到具體部門、具體人員，約束政府官員的不良行為，實現財權與事權的對等。
（一）珠三角地區產業特點
1、中小型企業佔絕對比重
2011年《中小企業劃型標準規定》，將中小企業劃分為中型、小型、微型三種，具體標準根據從業人員、營業收入、資產總額等指標，結合行業特點制定。以零售業為例，從業人員300人以下或營業收入20000萬元以下的為中小微型企業。其中，從業人員50人及以上，且營業收入500萬元及以上的為中型企業。[2]中小企業一直是推動珠三角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中堅力量。2009年，廣東省中小企業户數達到81.34萬個，居全國第二。[3]從企業規模來看，以200萬美元到500萬美元的中小型企業居多。[4]
2、形成鮮明的產業族羣
產業族羣指的是一種空間聚集現象。目前，珠三角有404個建制鎮，其中1/4有產業集羣特徵，包括以紡織和服裝產業聚集的佛山、中山、東莞，以陶瓷和建材產業聚集的佛山、潮州、雲浮，以電子信息產業集羣的深圳、東莞、惠州、廣州，以及以汽車產業集羣的珠三角汽車消費市場等。珠三角地區的彩電產量佔全國1/2強，家用冰箱產量佔1/3，紡織業居全國第二。
3、製造業、服務業比例高於內地水平
改革開放後，珠三角的製造業曾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一度帶動了整個區域經濟的騰飛。隨着國家經濟的深入發展和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珠三角逐步形成了獨特的產業結構，即《www．》第一產業比重明顯低於全國水平，第二、第三產業的比重則不同程度地高於全國水平。其中第二產業的高密度發展使其不僅遠高於全國水平，也是世界最高水準。
（二）珠三角產業發展現狀和未來趨勢
1、優化產業結構成為必然
早期的珠三角企業發展十分迅速得益於廉價的勞動力、原材料和較低的生產技術成本。第二產業雖然發達，但服務業發展水平較低，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較大。2008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對珠三角的外向型經濟打擊沉重，導致企業陷入困境，出現了大量加工貿易型企業破產和非正常撤資現象。因此，2011年成為了珠三角企業轉型升級的分水嶺，傳統代工企業、勞動密集型企業、犧牲環境的'污染企業逐漸遭到淘汰。發展科技型、服務型等中小企業成為時代的必然。
2、人才競爭愈加激烈
珠三角企業提高生產力水平，產業的轉型升級必然導致更高的勞動報酬，以及日益加劇的對高素質勞動力的需求。同時企業更加註重自身長遠規劃和內部的精細化管理。對珠三角中小企業而言，實現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型、從數量擴張型向質量效益型的轉變，使得企業人才競爭愈來愈激烈。通過對珠三角465家中小企業未來1-5年對管理人才需求的調查發現，未來供應鏈管理、生產運營管理和市場營銷管理是珠三角中小企業管理人才需求的重大缺口。
在珠三角地區，作為一門應用性很強的專業，高職層而的工商管理專業人才培養目標，是培養能夠掌握專業實用技能和工商管理前沿理論，通過運用有效的管理方法和手段進行基層決策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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