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目標：
中學生課外輔導的需要程度、課外輔導機構的特色及市場分析
調查時間：
20XX年7月至20XX年12月
調查對象：
長沙各大中學學生及其家長和各大課外培訓機構
調查方式：
問卷調查法和訪談法等
回憶中國小生活在農村那個年代，學校裏的領導安排學生補課非常嚴重，尤其是中大學聯考那一年，學校幾乎把我們的所有周末和早晚時間都“剝削”得乾淨利落，盡安排為學習時間。家教算是聽得明白，培訓機構充其量只認為是像學校一樣大的機構。自從教育部規定中國小不得補課後，家教就更加受眾多中學生家長的青睞了，同時課外輔導機構猶如雨後春筍般地成長起來，築就了中學生課外培訓市場。同樣，在長沙這樣的歷史名城裏，也不乏如此。中學生課外輔導機構已經名正言順地加入了教育業的行列，涉及到有鐵飯碗的學校教師，他們一直以來也都是地下黑作坊，未註冊而進行此類服務的各種特色培訓、文理科輔導等更是不計其數，隨着計算機網絡技術的發展，尤其是電子商務的推波助瀾，使得現在的中學生課外輔導可以通過電腦遠程進行，即便如此，中學生課外輔導這塊市場仍是很大的。論中學生課外補課，是否必要，這個問題對於老師、家長和學生來説，看法不一。
（1）在開學和臨近學期尾聲或家長會時期，長沙各中學校門聚集了不少各類培訓機構和師大或長沙理工家教中心的發傳單的人員。在家長會開完後，各家長心情不一，有的為自己的孩子這次考得好很開心，有的為自己的孩子的原地踏步而心情沉重，有的則為自己的孩子貪玩厭學而憂心忡忡。當家長們開完家長會後，或拿着孩子的優秀成績和獎狀愉快地離開學
校，或跟孩子的老師促膝長談，該怎麼提高孩子的成績，要求老師管嚴厲點，甚至有家長乾脆給孩子請長假，為孩子請個全職家教或直接放到某個培訓機構去，天天守着孩子學習，可謂父母不惜金錢，用心良苦。當前的90後可謂是豐衣足食，物質生活上無憂無慮，除了上學和玩，似乎城市的繁華沒什麼好玩的了，中學生很多就是上網了。中學生正值風華正茂的青春時期，他們的家長此時正努力為家、為孩子的未來在外賺錢，很多時候都沒足夠的時間關愛正在成長的兒女。
（2）在長郡、雅禮等這樣的百年名校裏，大部分學生成績都是不錯的，很多都不上課外培訓的，尤其是要考清華北大的學生，但這樣的學生是為數不多的。四大名校固然讓人夢想，但成績不好的學生仍然也有，因此他們需要補課，課外需要老師為其指點迷津，因其學校老師課外給學生補課是要冒丟掉工作的風險，因而也不惜花大錢上課外培訓班。在名校裏的學生成績是好，但競爭也是比較激烈的，學習上你追我趕那是肯定的，所以，尋求課外補課的這類學生就應運而生。市場總是這樣的：有什麼樣的需要，就會出現什麼樣的服務。中學生課外輔導就是如此。表一各類中學學生課外輔導的程度調查分析表
（3）孩子的成績永遠都是家長的心中的一塊大石頭，對於課外輔導機構，各機構招生方式眾多，其主要是通過在學校區域發傳單，仔細查看其傳單，上面主要都是吸引家長和學生去他們那輔導的內容，凡是家長所考慮到的，傳單上都給與了較詳細的解答，例如根據學生具體情況應上查漏補缺班還是上奧數班、精英班等，像辦的當然，不論是請家教還是上一對一的輔導班，一學期家長都是幾千塊甚至幾萬塊的花，像新東方、馬斯特、惟楚競才等的一對一，上一個小時一百多到兩三百不等，除了經濟條件好的家庭外，很多家長也只能是望而生畏，而事實上他們的教學質量也沒有足夠的保證，老師究竟來自哪裏，大部分培訓機構的諮詢員都説是一線老師，專門從事各科教學多年，教學經驗豐富，，能準確把握中大學聯考命題趨勢等等，口説無憑，當家長和學生要求其拿出教師有關證件時，都只是找借説不能泄口露老師身份，因而並不清楚老師的來歷，甚至有些機構找個在讀大學生或研究生來教學生，而其收費卻同真正的一線老師上課沒什麼差異。
（4）長沙市教育局的新聞發言人曾指出，長沙80％的培訓機構與在職、在崗教師、公辦學校相勾結，“社會影響很壞”。民進長沙市委建議“對介紹學生到民辦學校補習文化課而拿回扣的教師，按接受商業賄賂處理”。蔡鍔南路上，湖南長沙市最大的民辦培訓學校競才修業的總部，佔據了整整兩層樓，每層十多間教室。這裏是給中國小生作課外輔導的地方。來補課的孩子家境都不錯，有家長開奔馳、寶馬接送。幾條街外，是長沙第二大民辦培訓學校馬思特外國語學校的總部，同樣佔據了一棟商用大樓的兩層。出電梯就看到校長李桂與教育部某競才修業和馬思特每年各培訓數萬學生。聽很多學生説，他們中的很大部分，是被老師“賣”給培訓學校的。很多班主任每年因此能拿到10萬－20萬元左右的回扣，年級主任甚至能拿到30萬－40萬元的回扣。而事實上培訓機構給他們安排的補課的老師很多水平卻是一般般，這些老師也是先由輔導機構的工作人員要求老師應跟學生講明哪些，以讓學生相信老師是一線老師。培訓學校送回扣給老師，在長沙的教育圈早已是公開的祕密。培訓學校瞄準了基礎教育市場，開始做中國小學科培訓。一開始，培訓學校只是給介紹生源的教師送數額不大的禮物或紅包。多位民辦教育人士提及，給教師送回扣，是2001年從時任競才修業校長的周發羣開始的——每個學生每報一科，班主任回扣20－30元，年級主任20元。憑藉這種新穎的營銷方式，競才修業一炮打響，其他培訓學校紛紛效仿，回扣逐漸流行。當時長沙培訓界老大是馬思特，為保住地位，馬思特開始和競才修業激烈競爭，互相抬價，你一科回扣給50元，我就出60元……20XX年，競才修業賣給安博教育集團，但送回扣的手法延續了下來。多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培訓業人士稱，在這一年前後，長沙的中學全面接受了回扣，培訓市場迎來了發展高峯。
有時候我甚至覺得，上大學就是把父母的血汗錢給糟蹋了！他們辛辛苦苦掙錢供我上學，可我念出來之後，不但養活不了他們，連自己都養不了。”一口氣説完這些話，小趙沉默了好一會兒。
“那你後悔上大學嗎？”
“後悔！”回答很乾脆。
一個月前，小趙從北京農業大學畢業，找到了一份工作——保安，每月800元。小趙説什麼也不甘心，他和其他三個準備考研的同學一起，租了一間不到20平方米的民房，白天忙着複習考研，晚上去麥當勞打工掙點兒錢。
“上了高中就要考大學，考了大學還得考研，但是實際沒學到什麼東西，就是拿了個文憑。”他無奈地笑了笑，“雖説後悔，但也是身不由己，像是一種慣性。我現在發現，要想有出頭之日只能接着考研。”
近日，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與騰訊網新聞中心聯合開展了一項調查（共有8777人蔘與），結果顯示，34。7%的在談到自己的大學生活時，都覺得“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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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有種流行的説法叫做“經營人生”。作為“經營者”，不少大學生對上大學的投入產出比表示了不滿。他們認為自己投入了過多的時間與金錢——四年的學習時間與高昂的學費，可收穫的是“沒學到什麼有用的東西”、“唸了四年，出來還是找不到工作”。
之所以會“後悔”，調查顯示，51。5%的人認為，自己在大學裏“沒學到什麼有用的東西”。幾年前，上海交通大學、清華大學博士生導師劉西拉教授，在兩校大四年級成績比較好的學生中進行的一次調查也發現，2/3的學生對大學前三年的課程“不滿意”，覺得“沒什麼收穫”。
“所謂的專業其實並不專，公共課要求很多，而且這幾年我花在英語上的時間佔了一大半。我真不知道為什麼古漢語專業對英語有這麼高的要求。”一名漢語言專業的大三學生説起這些，還是覺得“很鬱悶”。
對此，高等教→←育研究學者、上海交通大學的熊丙奇教授認為，我國的高等教育本身確實需要改革。“現在50%以上的大學生將經歷主要用在外語學習上，考四六級、考gre、考託福、考雅思等等。相反，他們對專業課投入的精力卻很少。另外，現在大學開設的很多課，都不是學生想學的專業知識，而是規定學、要求學的課程。”
調查發現，讓一些人覺得“後悔”的原因，還有“唸了四年，出來還是找不到工作”（39。2%）。據教育部公佈的統計數字，XX年全國高校畢業生人數為115萬，XX年，第一批擴招本科生進入就業市場後，畢業生人數超過212萬。到了XX年和XX年，高校畢業生人數分別增長到330萬與413萬。
伴隨着數倍於以往的畢業生數量，近年來，大學生找工作的難度越來越大，期望也越來越低。，擴招之前，應屆大學畢業生的目標月薪普遍在2500~3000元，而到了XX年，求職畢業生主動將月薪要求降至1000元、800元、500元，一些人甚至不惜“零工資就業”。
與此同時，大學的學費卻一路看漲。自1994年至今，國內大學學費從每年幾百元一路飆升至每年5000~8000元不等，10年間學費猛漲20倍。大學四年，學生的花費在4萬~8萬元。“大學質量和收費不符，特別是二類大學。”一名參與調查者留言説。和他一樣，19。0%的人因為覺得“學費太高，得不償失”而後悔上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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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儘管調查中只有47。6%的人明確表示“不後悔”，但被問到“如果重新選擇會怎樣”時，60。1%的人都説，自己仍然會選擇上大學。
“因為現在找工作要看文憑啊！”小趙的想法代表了很多人對當今大學價值的認可與判定，“網上有一句話我非常贊同：上大學後悔四年，不上大學後悔一輩子。”
對此，熊丙奇解釋説，“上大學=好的工作單位=有保障的生活”，這在中國幾乎成了一條人人認可的社會定律。長期以來，人們總是認為，考上某大學，就意味着獲得這所學校的學歷文憑，也就意味着推開了通往成功的大門。換句話説，不上大學就意味着沒出路。而另一方面，長久以來，很多用人單位認為，招高學歷的員工才是硬道理，在高學歷的基礎上再考慮員工的工作能力。這就導致更多的學生一味追求高學歷，造成人才浪費。
調查發現，儘管67。2%的人贊成“擴招後大學生越來越不值錢了”的説法，但也有44。7%的人承認“上大學找不到工作，不上更找不到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28%的表示，如果重新選擇，自己會“上個高職，學門手藝”。有網友留言説：“當初我一心想上大學，可現在想起來，真應該聽父親的話，中學畢業去讀個高職。那樣的話兩三年就能出來工作了，有門手藝工作也好找。”
北京某技校機電一體化專業畢業生小陳，在北京經濟開發區一家合資企業實習一年後，順利留下了。和他一樣，大部分技校生都能找到實習單位並順利簽約。踏實肯幹、操作技能熟練、可塑性較強，願意從基層做起，且便於管理、穩定性強是技校生就業優勢所在。有資料顯示，近幾年，北京市技校畢業生簽約率均在95%以上。
根據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公佈的統計數字，截至去年年底，北京市至少缺口8萬名高級技能人才。也有數據表明，當下社會急需的、月薪超過5000元的“十大職位”中，高級技術工人佔了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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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論調也在蔓延——“考不上好大學=沒有工作=白讀書”。
為了上一個好大學，1999年，上海457名上線考生放棄大學聯考志願，此後幾年，放棄大學入學機會的學生有增無減，大學聯考復讀班的“錄取分”越來越高。對此，熊丙奇教授曾分析説，不少學生和家長都認為，上大學是投資。現在上不同層次、不同質量的大學，投資的時間和金錢幾乎沒有差別，可今後的就業前景、發展空間卻有天壤之別。筆者在採訪中也發現，越是非重點學校畢業的學生，“後悔”者的比例也越高。
對於“後悔上大學”的問題，一方面，大學自身確實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另一方面，公眾對於大學的期待，已經漸漸超出了“接受教育”本身，出現了功利化的傾向。調查中，24。6%的人認為“拿到大學畢業證書才是最關鍵的”，20。6%的人贊成“不上大學多沒面子”的説法。
熊丙奇説，我們有一種思維定勢：上大學是農村、貧困地區孩子的惟一出路。在這樣一種邏輯中，接受教育的目的是“跳出農門”，如果這個目標達不到，上學就沒有多少價值了。如果把這種邏輯再繼續下去，“新讀書無用論”——上大學學費太高，畢業了還是一樣找不到工作，還不如早點兒打工去——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對此，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葛劍雄教授曾談到，我們把過多的希望都與念大學聯繫起來，比如説離開農村、改變身份、提高社會地位等等。他認為，對一個人能力的評價，不能只看一張文憑。
就這次調查及其結果而言，我得到了我想要的，加入社團，端正態度是很重要的。我想，在解決好調查中發現的問題後，能夠促進社團更好的發展，更能讓大學生在活動中收穫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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